序言（1922）

把这些论文汇集成册出版，并不是想要使它们获得比作为单篇存在时更大的重要性。它们大部分是在忙于党的实际工作中，作为弄清作者本人及其读者头脑中的革命运动的理论问题的尝试而写出的。只有《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这两篇是例外，它们是在被迫赋闲时期专门为这个集子写的，不过它们也有先前的即兴之作作为基础。虽然这些论文现在作了部分加工，但是决没有试图抹掉写作它们时的特定环境的痕迹。在有些场合，如果要对一篇文章大加修改，就意味着要破坏它的真理内核。例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这篇文章中，我们还能感觉得到我们许多人当时关于革命的期限和速度所怀抱的过分乐观的希望。因此，读者不应该指望这些论文有一种系统的科学的完整性。

然而总还是有一定的实际联系。这也表现在这些论文的编排顺序上。因此读者最好按照这个顺序来阅读它们。不过，我想劝告不大熟谙哲学的读者先把论述物化的那一章搁在一边，等读完全书后再去读它。

在这里必须用几句话说明一下——对许多读者说来也许是多余的——为什么在本书中用这么大的篇幅来阐述、解释和讨论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我要说，不仅是因为罗莎·卢森堡是马克思的学生中唯一对他的终生著作无论在经济学内容还是在经济学方法方面都真正有所发展，并且还将它具体应用于社会发展的现状上去的人。当然，在本书中，按照我们自己提出的任务，最着重强调的将是这些问题的方法论方面。我们将不探讨积累理论的经济学内容以及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否正确，我们的讨论将只限于它们的方法论的前提和结论。反正读者会看得很清楚，本书作者对那些内容是完全同意的。对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之所以必须进行详细的分析，还因为它的富于成果的结论不亚于它的错误对俄国以外，特别是德国的许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存在。对于任何最初由这些问题引起兴趣的人来说，只有通过对罗莎·卢森堡的基本理论著作的批判性探讨，才能达到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既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就发现列宁的著作和演说在方法论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不打算在这里涉及列宁在政治上的成就。但是正因为我们的任务带有这种有意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些著作和演说就有力地提醒我们，列宁作为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他作为政治家的超凡影响，今天对许多人说来掩盖了他这种作为理论家的作用。因为他每次发表的意见对发表当时的现实的实际重要性总是如此之大，以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在实际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归根到底只能是因为他作为理论家的伟大、深刻和富有成果。他有这种影响，是由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发展到了以前从未达到过的清晰和具体的高度，是由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从一个几乎完全被遗忘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并且通过这一理论行动再一次把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钥匙交到了我们手中。

因为我们的任务——而这是本书的基本信念——就是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我们决不求在任何意义上“改进”它。如果说在一些地方对恩格斯的个别说法进行了论战，那么每个明智的读者都会看到，这是从整个体系的精神出发的。在这些个别的地方，作者相信，不管正确与否，他即使反对恩格斯，也是为了维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的学说，决不想偏离它、改进或改正它。这些论述的目的是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但是这个“正统”决不想要保存斯徒卢威先生所谓的马克思体系的“美学的完整性”（“ästhetische Integrität”）。相反，我们在这里的基本前提是相信，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中，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正确方法已经最终被发现了。这个方法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所以不言自明，它必须被经常运用于自身，而这就是这些论文的焦点之一。同时，这要求对现在的迫切问题采取实质性的立场，因为按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它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认识现在。由于这些论文主要关心方法论问题，就没有留下多少篇幅来分析现在的具体问题。因此，作者要借此机会明确表示，按他的观点，革命年代的经验已出色地证实了按正统（即按共产主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重要方面。战争、危机和革命，包括革命发展的所谓较慢速度和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在内，没有提出一个问题是不能用这样理解的辩证方法解决的，而且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对个别实际问题的具体答案不属于这些论文的范围。这些论文的任务是使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说明它是为解决不这样就难以解决的难题寻求出路的无穷源泉。

这也是大量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目的。有些读者也许可能认为这种引证太多。但是每一次引证同时也是一种解释。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许多很重要的方面，尤其是那些对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内容上理解这个方法带有决定性的方面，都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结果，要理解这个方法的命脉即辩证法，就变得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了。

要正确对待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若不比较详细地考察这一方法的创始人黑格尔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是办不到的。马克思关于不要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看待的告诫，甚至许多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未加以理睬。（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努力也未见成效。）然而马克思曾多次提到这种危险。例如他关于狄慈根这样写道：“他恰恰没有研究过黑格尔，这是他的不幸”（1868年11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在另一封信（1868年1月11日）中，他说：“德国的先生们……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条‘死狗’。就这方面说，费尔巴哈是颇为问心有愧的。”他在1858年1月14日的信中强调指出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他制定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帮了很大的忙”。然而这里重要的不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语文学方面，不是马克思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对他的方法的意义有何种看法，而是这种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之所以引证这些可以随意举出很多的论述，只是因为这种对黑格尔的关系的实际意义甚至一直被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这常常是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最后一次公开表述他与黑格尔的关系的那段著名的话所造成的。我这里指的决不是他对他们关系的真正内容的说明，对此我是完全同意的，并且曾试图在本书中予以系统地阐述。我指的只是那句关于与黑格尔的“表达方式”“调情”的话。这句话常常使得人们以为，对马克思说来，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修辞装饰，为了“科学的精确性”，应该尽可能坚决地把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彻底清除出去。因此，甚至像伏尔兰德教授这样一些在别的方面很认真仔细的研究者也误认为能够确切断定，马克思“只在两处”、后来又说还在“第三处”与黑格尔的概念“调过情”，而没有注意到，整整一系列经常使用的有决定意义的范畴都是直接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像直接性和中介之间的差别这样一种对马克思说来如此基本的差别的黑格尔来源及其实际的方法论意义。如果连这点都看不到，那么今天还能正确无误地说，黑格尔仍然被当作“死狗”对待（尽管他在大学中又受到欢迎，甚至成为时髦）。如果一个哲学史家在一个不管怎么批判和独创的康德后继者的著作中看不到譬如说“统觉的综合统一”出自《纯粹理性批判》，那伏尔兰德教授会怎样说呢？

本书作者想与这种观点决裂。他相信，今天在这方面回到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解释传统去具有实际的重要性（恩格斯曾把“德国工人运动”看作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他相信，所有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像列宁说的那样，成立“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

但是黑格尔的地位今天与马克思自己的地位完全相反。马克思的问题是要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理解他的方法和他的体系，并表明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必须加以保持。在黑格尔那里则正好相反，这里的任务是要把各种各样相互交叉而且有时是相互尖锐矛盾的倾向分离开来，以便把黑格尔思想在方法论上富有成果的东西作为对现在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拯救出来。这种富有成果和力量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大。在我看来，我们愈能够有力地把这个问题具体化，这种富有成果和力量就能看得愈清楚，当然为此必须更好地了解黑格尔的著作（需要补充这一点是有点过分，但必须作此补充）。不过，这种富有成果和力量已不再表现在他的完整系统中。黑格尔的体系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属于过去的事情。甚至这种说法也太不确切，因为按照我的看法，一个真正深刻的批评家将不得不得出结论，他所要对付的不是一个内部真正统一的体系，而是好几个互相重叠的体系。现象学和体系本身之间在方法上的矛盾只是这种不一致现象的一个例子。黑格尔必须不再被当作“死狗”对待，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必须砸碎那座以其历史形式存在的体系的“死”建筑，以便救出他的思想的最有现实意义的倾向，使它们在现在能够再次成为充满活力和有效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本人曾有过要撰写一部辩证法著作的想法。他在给狄慈根的信中写道：“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我希望无需强调指出，本书从未试图给这种辩证法提供一种哪怕是最概略的轮廓。它的目的是在这方面引起讨论，并从方法的角度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一有机会就指出这种方法论上的联系以便能够尽可能具体地说明那些黑格尔方法的范畴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方以及那些黑格尔和马克思分道扬镳的地方。希望这样来为对这个问题的非常必要的讨论提供材料，和如有可能的话，提供方向。这种考虑也部分地决定了在论物化的那一章的第二节中详细论述了古典哲学。（然而只是部分地。因为在我看来，在资产阶级思想得到其最高哲学表述的地方对这种思想的矛盾加以考察也同样是很重要的。）

本书的这种论述方式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满足对科学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合理的）要求，又没有提供通俗性作为补偿。我对这一缺点非常了解。我在这里说明这些论文的缘起和意图，与其说是为了辩护，不如说是想要促使（而这是本书的真正意图）把辩证方法问题作为迫切重要问题变成讨论的对象。如果这些论文为对辩证方法的真正富有成果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开始，或者甚至只是一个机会，使得辩证法的实质重新为大家所了解，那么它们就完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提到这种缺点时，我也许应该向不谙熟辩证法的读者指出辩证方法的本质中所固有的一个困难，即概念规定性和专门术语的问题。虚假的概念因其抽象片面性而遭到扬弃（zur Aufhebung gelangen），这属于辩证方法的本质。然而，扬弃的过程同时使得必须不断地同这种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概念打交道。这些概念获得它们的正确意义，与其说是由于界定，不如说是由于它们作为在总体中被扬弃的环节起作用的缘故。而且，在被马克思改进了的辩证法中甚至比在黑格尔本人的辩证法中更难为概念确定固定的意义。因为如果概念只是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那么这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就作为真正的统一体的环节属于这个真正的统一体本身。因此，黑格尔在《现象学》的序言中关于这个专门术语问题的论述甚至比黑格尔本人当时意识到的更加正确，黑格尔说：“就像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存在与思维等的统一体这个名词之不尽适当那样（因为客体与主体等等名词意味着在它们的统一体之外的客体与主体等等，因而当说它们在统一体之中时它们已不是它们的名词所说的那种东西了），同样，虚假的东西也不再是作为虚假的东西而成为真理的一个环节。”在辩证法的纯粹历史化中，这段话变得倍加辩证了：既然“虚假”是“真理”的一个环节，那么它就既是“虚假”又是“非虚假”。因此，当职业的“马克思征服者们”批评他“缺乏概念的严谨性”，说他使用的是“形象”而不是“定义”等等时，他们就和叔本华在他的“黑格尔批判”中企图揭露黑格尔的“逻辑错误”一样显得可悲：他们甚至连辩证方法的ABC也完全不能理解。然而，一个一贯的辩证法家将看出这种不能理解与其说是不同科学方法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由于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他就能同时辩证地驳斥它和扬弃它。

1922年圣诞节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