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1967）
在过去一份提纲性的自传中（1933）， [1] 我将我的早期发展称为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收集在这一卷 [2] 中的著作带有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特征。在重印这一时期（1918—1930）最重要的文献时，我想要强调它们的试验性质，而决不要使人认为它们对当前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具有现实的意义。由于今天对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和持久的内容和永久性的方法还极不确定，理智的诚实要求我明确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批判性地仔细考察这些著作以及当前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在今天的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尝试中仍将具有某种史料价值。因此，这些著作并不仅仅说明我个人的思想发展阶段；它们同时也表明一般精神发展的道路，并且，只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对待，它们对于了解今天的情况和以此为基础的继续前进是不会没有意义的。
当然，不简短地提及我的早期思想发展，我就不可能正确描述1918年前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份提纲性的自传中强调的那样，还是在文科中学学习时，我就已经阅读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以后，在1908年前后，为了给我的关于现代戏剧的专著 [3] 奠定一个社会学基础，我研究了《资本论》。当时，引起我兴趣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我通过在很大程度上由西美尔和麦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去观察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再次着手研究马克思，不过这次已经是为我的一般哲学兴趣所驱使：主要不再是受当时的精神科学学者，而是受黑格尔的影响。当然，黑格尔的这种影响也同样是很矛盾的。因为，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我的早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就在战前几年我在海德堡的时候，我甚至打算写一篇文章，论述他对黑格尔的批判。另一方面，我社会政治观中的矛盾使我在思想上与工团主义，尤其是G．索列尔的哲学建立关系。我力图超出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但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特别是考茨基的解释）又使我厌恶。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内左翼反对派的精神领袖萨博·埃尔温使我注意到索列尔。大战期间，我又了解了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高度矛盾的理论混合物，它在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头几年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认为，如果我要把这一时期的显而易见的矛盾从“精神科学的角度”将其统一起来，并构造一种有机的内在精神发展，那就背离了事实。如果我们允许浮士德的胸中藏有两个灵魂，那为什么一个常人，当他在一个世界性危机中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时，就不能肯定他的内心不会泛起各种彼此冲突的思想潮流呢？至少，我觉得，就我能够追忆的那些岁月来说，我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
当我读到我在那个时期写的论文时，我觉得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当我回想起当时写的数量不很多并且不很重要的文学性质的文章时，我感到其中那种直言不讳、自相矛盾的唯心主义成分往往比我更早时期的作品还要多。然而同时，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在飞快继续着。如果现在我把这种不和谐的两重性视为我那个时期的思想特征的话，那么它决不包括对立分明的极端，决没有黑白分明的画面，仿佛革命的善在同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斗争中已经把这种对立的动力耗尽了。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直接与其敌对的阶级的转变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现在，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从黑格尔那里获得来的伦理唯心主义带有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因素，对我在这场危机后关于世界的看法还是起了革命积极的作用。当然，要成为一个新的、首尾一贯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它不得不失去自己至高无上的（甚至平等的）地位，并从根本上得到改造。事实上，或许应该在这里指出，甚至我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熟悉，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新的综合中的积极因素。我从来没有犯过那种我经常在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看到的错误——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仇恨和蔑视，使我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思想的混乱并非总意味着一片混沌。暂时地，它可能加剧内在的矛盾，但长远地看，它将导致这些矛盾的解决。这样，我的伦理观要求转向实践、行动，从而转向政治。这反过来又使我转向经济学，转向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缓慢的、不平稳的。然而，我所选定的方向甚至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战争期间就已开始明朗起来。《小说理论》正如我在它的新版序言中描述的 [4] ，是我还处于一种普遍绝望的状态时写的。因此，毫不奇怪，现存的一切在其中表现为费希特所说的那种绝对罪孽的状况，任何希望和出路都带有纯粹海市蜃楼的空想性质。只有俄国革命才真正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口；沙皇的倒台，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崩溃，使我们见到曙光。当时，我们关于这些事变本身以及它们的基本原理的知识不仅十分贫乏，而且非常不可靠。尽管如此，我们——终于！终于！——看到了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当然，即使在谈到这种激情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将过去美化。我本人——我在这里只能谈我自己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直到做出我的最终的、最终正确的选择之前，我还在犹豫不决，妄图用抽象和庸俗的论证来进行自我辩解。但是，最后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短文《策略和伦理》揭示了作出这种决定的内在人性的动机。
我没有必要浪费许多笔墨去论述写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建立时期的那少数几篇论文。在思想上，我们没有作好准备（我可能比其他人更缺乏准备），去完成我们面临的伟大的任务。热情企图勉强地代替知识和经验。我只需提到一件，而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事实：我们对于列宁的革命理论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领域内所取得的极其重要的进展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只有少量论文和小册子被翻译过来并能读到，而那些参加过俄国革命的人们，有的（如萨穆埃里）没有什么理论才干，有的（如库恩·贝拉）则在思想上受到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强烈影响。我只有在维也纳流亡期间才有可能详尽研究列宁的理论。因此，在我当时的思想中也包含着矛盾的二重性。这一部分是我对当时政治中的灾难性的机会主义错误，例如关于农业问题的纯粹社会民主党式的解决方案，未能采取原则上正确的立场。一部分是在文化政治领域中，特殊的思潮使我走上了抽象的乌托邦主义的方向。今天，在近半个世纪以后，我发现我们当时在这个领域获得的成果相对说来不算少，感到不胜惊奇。（在理论领域中，我愿意指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这两篇论文的第一稿在这一时期就已写出。在收入《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做了修改，但基本方向仍旧是一样的。）
流亡维也纳是一个学习时期的开始。首先，这意味着进一步熟悉列宁的著作。不言而喻，这种学习一刻也没有脱离革命活动。当务之急是要使匈牙利的革命工人运动获得新的生命，并使其继续下去：必须提出新的口号和政策，以使这种运动在白色恐怖期间能够生存和发展。必须驳倒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无论它来自纯粹的反动派，还是来自社会民主党人。同时，必须开始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此外，在维也纳，我们被卷进了国际革命运动的潮流之中。当时，匈牙利流亡者可能是人数最多、分裂最严重的侨民，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侨民。还有许多来自波兰和巴尔干国家的侨民，或者临时、或者长期地住在这里。加之维也纳是一个国际中转站，我们与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经常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杂志应运而生，是毫不足奇的。一段时期内，这家杂志成了第三国际中各种极左思潮的主要机关报。波兰、匈牙利的侨民和奥地利共产主义者们构成了刊物的内部核心和经常撰稿人，此外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同情者，如意大利的极左分子波尔迪加、特拉契尼，荷兰共产党人潘涅库克、罗兰-霍尔斯特等等。
在这种环境中，上面谈到的我的发展倾向的二重性不仅达到了顶点，而且凝聚成为一种奇特的新的实践和理论形式。作为《共产主义》杂志的核心成员，我积极参与制定了一条“左的”政治和理论路线。它基于一种当时普遍流行的信念，即伟大的革命浪潮将推动整个世界，至少是欧洲一直到达社会主义，它决没有因为芬兰、匈牙利和慕尼黑起义的失败而中断。像卡普暴动、意大利占领工厂、波苏战争、甚至三月行动这样的事件，都加强了我们关于世界革命即将到来、整个文明世界必将被彻底改造的信念。当然，在讨论二十年代前期的这种宗派主义时，我们决不能认为它与在斯大林主义实践中所看到的宗派主义有任何相似之处。后者首先是要保护既定的权力关系，使之不受任何改革的侵犯；它的目的是保守的，它的方法是官僚主义的。而二十年代的宗派主义则有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抱负，它的方法是与官僚主义尖锐对立的。这两股潮流只是名称相同，骨子里却分别代表着两个彼此敌对的极端（当然，甚至在第三国际中，季诺维也夫和他的门徒们就已经采用了官僚主义的方法，同样，列宁在其重病缠身的晚年就一直渴望解决如何能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克服苏维埃共和国日益增长的、自发产生的官僚主义化的问题。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过去和现在的宗派主义的区别。我关于匈牙利党的组织问题的文章就是针对季诺维也夫的门徒库恩·贝拉的理论和实践的）。
我们的杂志竭力通过在一切问题上都提出最激进的方法，在任何领域都宣布同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机构和生活方式等实行彻底决裂，来宣传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义。在我们看来，这将有助于在先锋队，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培养起一种未被歪曲的阶级意识。我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论战文章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遭遇——受到列宁的批评——使我能够迈出脱离宗派主义的第一步。列宁指出了决定性的差别，甚至是矛盾，即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一种机构可能过时了——例如，苏维埃已经判定议会过时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出于某种策略的原因而参加它。我马上认识到这一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它迫使我对自己的历史观点做出修正，使其更加灵活，更少僵化，以适应日常策略上的迫切需要。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我的观点变化的开始。然而，这种变化是发生在一种还基本上是宗派主义的世界观之中。这在一年以后就表现出来了，当时，尽管我也批评了三月行动的一些策略上的失误，然而对整个三月行动却毫无批判地、以宗派主义的精神表示了赞同。
正是在这里，我的政治和哲学观点中的客观内在矛盾公开化了。在国际舞台上，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思想热情倾注于革命的救世主义之中。但在匈牙利，随着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逐渐萌生，我发觉，不得不由自己做出决定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有的是全局性的，有的只与个人有关；有的涉及长远的目的，有的则关系着我无法忽视的当下的结果，这种结果同时构成了我的下一个决定的基础。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中，我就已经处于这种境地。当时，无论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中还是在我负责政治领导的那个师中，我都不得不经常撇开救世主义观点，做出合乎实际的决定。这时，面对现实、对探寻列宁所说的“下一个环节”的需要，变得比我一生中以往任何时候都无可比拟地更加迫切和强烈。正是因为这些决定的内容似乎带有纯粹经验性质，它对我的理论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这种理论立场现在必须适应客观的情况和趋势。如果我希望做出一个原则上正确的决定，那就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直接事态的思考。我将不得不找出那些造成这种事态的、经常隐蔽着的中介物，尤其是，我将不得不对那些可能由这种事态造成并将决定未来实践的中介物做出预见。因此在这里，生活本身迫使我采取了一种往往与我的革命救世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尖锐对立的思想立场。
由于当时在匈牙利党的实际领导中站在对立方面的是一个现代官僚主义式的宗派主义集团，即季诺维也夫的门徒库恩·贝拉的集团，我的左右为难的处境变得更加尖锐。在纯粹理论上，我本来可以把他的观点当作假左派的东西加以抛弃。但在实践上，他的建议却只能用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的内容来加以批判，这些生活联系着世界革命的伟大前景，但又与这种前景有着相当的距离。像我一生中常常遇到的情况那样，这时我又交了好运：反对库恩·贝拉的斗争由兰德列尔·耶诺领导。这个人不仅具有渊博的、首先是实际的知识，而且对理论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解力，只要这些理论问题与革命实践有联系，不论这种联系是多么间接。他深信不疑的观点是由他与群众生活的密切联系决定的。他在反对库恩·贝拉的官僚主义和冒险主义计划时提出的主张立刻使我信服，因此，在宗派斗争开始以后，我总是站在他一边，这里，我们不可能对党内斗争的那些哪怕是最重要的细节加以论述，尽管其中有些饶有理论趣味的事情。就我而言，这些争论意味着我思想方法上的裂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裂：在重大的国际革命问题上，我继续支持极左思潮，而作为匈牙利党的领导成员，我成了库恩·贝拉宗派主义的最激烈的敌人。1921年初，这一点变得特别明显。在匈牙利方面，我追随兰德列尔，主张一种坚决的反宗派主义的路线，而同时在国际方面，我却从理论上支持了三月行动。因此，我思想中对立倾向的冲突达到了顶点。随着匈牙利党的分歧日益深化，随着匈牙利激进工人运动开始增长，我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由此产生的理论思潮的影响。然而，尽管列宁的批评动摇了我对于三月行动分析的根基，但是在这一阶段，这些思潮仍旧未能在我的思想中占得上风。
《历史与阶级意识》诞生于这个转变时期的危机之中。它写作于1922年。它一部分是经过修改的早期文章；除已提到的写于1919年的那两篇外，还有1920年的论文《阶级意识》。两篇关于罗莎·卢森堡的论文以及《合法性与非法性》在新集子中未做重大改动。只有两篇文章，也是最重要的两篇，是全新的，它们是《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后者是在《革命运动的组织问题》一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此文曾于1921年3月行动后不久发表在《国际》杂志上。）这样，《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我从大战最后两年开始的发展时期的最后结算。自然，这种结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包含有向更清晰状况转变的趋向，尽管这些趋向不可能真正成熟起来。
对立的思想派别之间的冲突并未结束，我们也不容易将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标签贴在它们头上，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也仍旧难于对这本书作出首尾一贯的恰当评价。但是，至少必须简略地强调一下占主导地位的论点。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与作者的主观意图相反，它在客观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所有各种表现形式，不论它们的哲学根源和政治影响是如何极不相同，也不论它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我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的倾向。甚至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像麦克斯·阿德勒和卢那察尔斯基那样迥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共同维护过这类观点。在今天，我发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这类观点再次出现，特别是在法国存在主义和它的思想圈子之中。我的书在这一问题上持有很明确的立场。书中许多地方主张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而全书的要旨就是要表明，只有关于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知识才与哲学有关。这种倾向的众多代表人物的名字说明，它决不是一个真正的流派。我本人当时只得悉卢那察尔斯基其名，并且总是将麦克斯·阿德勒当作康德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加以反对。尽管如此，细加考察就可以看出他们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一方面，可以证明，正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造成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世界观之间真正彻底的区别。回避这一点，就会模糊哲学上的争论，例如，就会妨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做出清晰的阐述。另一方面，这样在方法论上对社会诸范畴做明显的抬高，会歪曲它们真正的认识论功能。它们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特征被削弱了，它们真正高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常常被无意识地取消了。
这里，我自然只局限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提出批评。但是，这并不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背离，在有着相似观点的其他作者中就少一点。在这部书中，这种背离对我在那里提供的经济学观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导致一系列根本性的混乱，因为无可置疑，在这里经济必须是核心。的确，曾试图用经济基础来对所有意识形态现象作出解释，但是，尽管如此，对经济还是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我的基本态度既然如此，产生这种结果也是很自然的。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不见了，从而，这种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不言而喻，这意味着，作为这种物质变换基础的自然的本体论客观性必须消失。这也意味着，以真正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的劳动与劳动者的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消失。这样，马克思的这一伟大思想，“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资本主义剥削就失去了它的这种客观革命作用，下述这种情况也没有被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 [5] 结果，我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论述都不自觉地带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
上述错误也影响了我对书中的核心概念——实践——的理解，它遭到歪曲，并变得狭隘了。在这一问题上，我同样想把马克思作为出发点，企图把他的概念从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歪曲中解放出来，并使它们适应当前伟大革命高潮的需要。当时我首先确信的是：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纯粹直观性质。因此，在这本书中，革命的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我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是有足够理解的：我抨击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思潮，它们极力推崇一种貌似客观实则完全脱离任何实践的认识方法；我正确地反对过度夸张和过高估价直观的作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更加强了我的信心。然而，我没有认识到，如果不以真正的实践为基础，不以作为其原始形式和模型的劳动为基础，过度夸张实践概念可以走向其反面：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当时，我想要勾画出正确的、真实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它与经验主义的“民意测验”（这个术语当时自然尚未流行）区别开来，并赋予它一种无可争辩的实际客观性。然而，我未能越出“被赋予的”（zugerechnet）阶级意识这样一种观念。这里我是指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的同一内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与自发产生的工团意识不同，它是“从外面”，也就是“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的。 [6] 这样，我主观上所想达到的东西，以及列宁对社会总体内的实际运动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获得的东西，在我的说明中，却成了纯粹思想的产物，从而成了某种直观的东西。所以，这种“被赋予的”意识在我的表述中竟变为革命的实践，从客观上来说，只能使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那种本身是正确的愿望之所以会走向它的反面，仍是由于刚才提到的那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这一点从我对恩格斯所作的——又是并非完全错误的——批评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恩格斯认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而把实验和工业看作是证明这一点的典型事例。从那时起，我逐渐认识到，恩格斯的论点在理论上是不完全的，因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实践的领域（在不改变其基本结构的情况下），在发展过程中已变得比单纯的劳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并以更多的过程为其中介。由于这个缘故，单是生产一种对象的活动，的确可以成为对一种理论假设作出直接地正确理解的基础。在这一限度内，它也能够成为检验上述假设正确与否的标准。然而，恩格斯想用直接实践来反驳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的任务却远未解决。因为劳动本身很可能仍旧是一种纯粹操作的过程，自发或自觉地回避了“自在之物”的问题，并且全部或部分地忽略了它。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实例：在某些时候，正确的行动却是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恩格斯的意义上，这些实例意味着未能把握自在之物。的确，连康德的理论也丝毫不否认这类实验是客观的、并且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知识。他只是将它们归之于纯粹的现象领域，在那里，自在之物本身仍旧是未知的。现代新实证主义打算将所有关于现实（自在之物）的问题统统剔除于科学的范围之外，它将所有关于自在之物的问题当作“非科学的”东西而加以排斥，同时，又承认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所有结论。恩格斯想用实践来驳倒康德的“自在之物”，这是正确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实践必须超越上述那种直接性，并且在继续实践的同时，发展成为一种内容广泛的实践。
因此我当时对恩格斯的解决办法的反对，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因为如此，我的论证也就更错误了。认为“实验是纯粹的直观”，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自己的说明就驳斥了这一点。因为创造一种环境，使自然力能够在观察下“纯粹地”，即没有外来干扰和主体观察错误的影响下发挥作用，这一点完全与劳动的情况相同，劳动同样意味着创造一种有目的的系统，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系统。所以，在本质上，实验是纯粹的实践。否认工业是一种实践，认为它“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同样是错误的。包含在这句话中的部分真理——充其量也只是部分真理——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总体。但是它与这样一个事实并不矛盾：在工业生产中，每一单个的活动不仅代表着一种有目的的劳动行为的综合，而且它本身就是这种综合中的一种有目的的，即实践的行为。由于这种哲学错误，《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不是以劳动，而只是以发达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作为出发点。这意味着，从哲学上解决诸如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决定性问题的前景，从一开始就落空了。
在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成问题的前提中，我们看到了未能对黑格尔遗产进行彻底唯物主义改造，从而——在双重意义上——予以扬弃的影响。我想再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ä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当时，我不知道列宁正沿着同一方向前进。（《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九年后，《哲学笔记》方才出版。）然而，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我的努力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因为我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统治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这种方法论上的谬误由于下述情况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总体被视为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思想体现。“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
毋庸置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以后思想界的影响中，这种方法论上的谬误起了并非不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进步的作用。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的传统。伯恩施坦就曾希望以“科学”的名义把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切遗迹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而他的理论上的对手，首先是考茨基，也不过是要维护这种修正主义传统。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哲学对黑格尔正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一任务甚至变得更加重要。当然，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从未能一方面使黑格尔与康德在哲学上的决裂成为他们分析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在狄尔泰的影响下，企图在理论上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现代非理性主义联结起来。《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不久，克隆纳便将黑格尔描绘成一切时代中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而在勒维特稍后的研究中，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又成了从黑格尔主义解体中出现的两种平行的现象。只有与所有这些发展相对照，我们才能看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提出的问题是多么迫切。从激进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因为普列汉诺夫等人过高估计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的作用，而这种观点在这里则被抛到了一边。当然，只有在稍后的时候，在关于莫泽斯·赫斯的论文中（比列宁后期哲学著作的发表早几年），我才明确提出了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这一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一立场早已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许多论述的基础。
在这个必须简短的总结中，不可能对这本书所提出的全部问题做出具体的评判，即指出它对黑格尔的解释哪些成了混乱的根源，哪些具有指导意义。有能力进行批评的当代读者肯定能够找到说明两种类型的例子。在估价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以及今天可能具有的意义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比任何细节问题都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异化问题。它在这本书中，从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而且它的理论史的和方法论的根基被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这个问题当时正在酝酿中。几年以后，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的问世，它成了哲学争论的中心。甚至在今天，主要是由于萨特及其追随者和反对者的影响，它仍旧没有失去这种地位。吕西安·戈德曼把海德格尔的著作解释成在某种程度上是直接对我的回答（但没有明确地这样提），首先由他提出的语文学问题在此可以暂且放在一边。说异化问题在当时正在酝酿中，这在今天是完全恰当的，特别是因为不可能在这里深入讨论这种情况的原因，以便阐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法国如此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观念的混合，这种提法显得更为恰当。在这里，谁起头，谁影响谁的问题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且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右派还是左派思想家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知道，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正是被这一事实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的。毫无疑问，这一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问题是由一位共产党人重新提出的事实，是这本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党派界限的原因之一。
至于对这一问题的实际讨论方式，那么今天不难看出，它是用纯粹黑格尔的精神进行的。尤其是，它的最终哲学基础是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当然，在黑格尔那里，它是以一种纯粹逻辑的和哲学的方式提出的：通过消除外化，自我意识向自身的返回，并由此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绝对精神在哲学中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然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个过程表现为一种社会—历史的过程，当无产阶级在它的阶级意识中达到了这一阶段，并因而成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时，上述过程也就达到了顶点。这看起来的确已经“使黑格尔以脚立地了”，似乎《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形而上学结构已经在无产阶级的存在和意识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这一点好像又反过来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并结束人类“史前史”的历史转折提供了哲学基础。然而，这里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不是比纯粹形而上学的构造更真实呢？真正同一的主体—客体能为自我认识（无论怎样充分，怎样真正基于对社会的全面认识，也就是无论怎样完美）所创造吗？只要我们精确地提出问题，便会看出，对此必须作出否定的回答。因为即使当认识的内容被归结为认识的主体时，这也不意味着认识活动因此便摆脱了它的异在的本性。正是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正确地拒绝了在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问题上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观念，拒绝了谢林的“理智直观”，而要求采取一种哲学的、理性主义的解决方式。他的健全的现实感使这一要求仅止于要求而已；他的包罗万象的体系的确在这种实现的前景中达到了顶点，但是他从未以具体的方式表明这一实现的要求怎样能够达到。因此，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
黑格尔之所以这样小心谨慎，是由于他的基本概念含糊不清。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异化问题第一次被看作是生存于世界并面对着世界的人的地位的根本问题。然而，他在外化这一术语中却包括了任何一种形式的对象性。这样，在逻辑上，异化便最终与对象性合为一体。因此，当同一的主体—客体扬弃异化时，它也必须同时扬弃对象性。但是，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客体，即物，仅仅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物而存在，使其返回主体将意味着客观现实即一切现实的终结。《历史与阶级意识》跟在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用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使用的术语）。这个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成功肯定起了极大的作用。如上所说，在哲学上对异化的揭示当时正在酝酿之中，很快它就成了那种旨在探讨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状况的文化批判的中心问题。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文化批判说来（我们只要看一下海德格尔就可以了），将一种社会批判升华为纯粹的哲学问题，即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异化转变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状况”（这是一个后来才产生出来的术语），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很明显，《历史与阶级意识》迎合了这种观点，虽然它的意图与这种观点不同，而且的确是对立的。因为当我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时，我是将它看作一种社会范畴——社会主义将最终消除异化——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它在阶级社会中的不能消除的存在，特别是由于它的哲学基础，它就同“人类状况”的说法相去不远了。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经常把两个对立的根本范畴错误地等同起来的缘故。因为对象化这种现象事实上是不可能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的。如果我们记住，在实践中（因此也在劳动中）客观物的任何外化都是一种对象化，每一种人类表达方式包括说话都使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对象化，那么很清楚，我们这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交往方式。既然如此，对象化就是一种中性现象；真和假、自由与奴役都同样是一种对象化。只有当社会中的对象化形式使人的本质与其存在相冲突的时候，只有当人的本性由于社会存在受到压抑、扭曲和残害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到一种异化的客观社会关系，并且作为其必然的结果，谈到内在异化的所有主观表现。但《历史与阶级意识》并未认识到这种两重性。这正是它在其基本哲学史观点上出现很大偏差的原因。（顺便提一下，物化Verdinglichung现象与异化现象有着紧密联系，但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概念上，两者都不尽相同，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两个词却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
这种对基本概念的批判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但即使在这个如此简短的说明中，也必须提到我对认识是反映这种观点的拒绝。这有两个根源。首先是我对机械宿命论的极端厌恶，在机械唯物主义中，宿命论总是同反映论休戚与共。我思想中当时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关于实践优先性的观点都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种抗议又不是完全错误的。其次，我知道劳动怎样成了实践的起源和根基。最原始的劳动，例如原始人挖掘石头，就包含着人对他所处理的现实的正确反映。因为，如果没有对他所处理的客观现实的映象，无论这种映象有多么粗糙，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是无法进行的。只有基于对现实的正确反映，实践才能使理论得到实现并成为它的检验标准。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论战的细节，至于拒绝在流行的反映理论中把认识类同于摄像的看法是如何有道理，不值得在这里详细记述。
这里，我专门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消极方面，同时，我也强调，不管怎样，这本书在当时还是并非不重要。我相信，这两者并不矛盾。所有列举在此的错误，其根源与其说是作者本人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那时流行的、往往是错误的思潮。单是这一事实就赋予这本书以某种代表性。当时，一场重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努力寻找一种理论表述。即使一种理论未能说明这场巨大危机的客观本质，它仍旧可以提出一种典型的观点，并因而获得某种历史的合法性。我今天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情况正是如此。
然而，我并不打算谎称，书中的所有观点无一例外都是错误的。事实确实不是这样。例如，在第一篇论文的引言中，我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现在我认为，这个定义不仅在客观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处于马克思主义复兴前夜的今天能够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我指的是这样一段话：“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
我相信，还有许多同样正确的思想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我这样说并不觉得自己过分不谦虚。我只需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我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放到他的世界观的完整画面之中，而在我这样做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只愿意把它们仅仅看作是马克思个人发展的历史文献。至于在几十年后，这种关系发生了颠倒，青年马克思被看作真正的哲学家，而成熟时期著作则受到忽视，那么，这不能责怪《历史与阶级意识》，因为在那里，不管正确与否，我始终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作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同样不想否认，在书中许多地方，我试图对辩证范畴的真正本质和运动作出描绘，这会导致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例如，对中介范畴就是这样描述的：“中介的范畴作为克服经验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不是什么从外部（主观地）被放到客体里去的东西，不是价值判断，或和它们的存在相对立的应该，而是它们自己的客观具体的结构本身的显现。”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对辩证范畴的起源与客观历史的关系的探讨：“只有当，一方面人类存在借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而不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同一过程的因素。范畴的顺序和内在关系因而既不构成一种纯逻辑的次序，也不是按照纯历史的事实来安排的。”这条思路合乎逻辑地与马克思五十年代进行的著名方法论考察中的一段话完全吻合。像这种预示着对马克思思想作出真正唯物辩证的重新解释的段落，在书中并不少见。
如果我在这里把注意力集中于批判我的错误，这主要是由于实际的原因。《历史与阶级意识》过去对许多读者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甚至今天还继续产生这种影响，这是事实。如果是正确的论点产生了这种影响，那么一切都很好，作者的反应完全无关紧要和毫无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据我所知，事实是这样的：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政治理论的作用，这本书中那些我今天认为在理论上错误的部分往往影响最大。由于这个原因，在四十多年后重印这本书时，我认为自己有责任首先指出这本书的这些消极倾向，并告诫读者注意错误，这些错误在当时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今天早已不是这种情况了。
我已经说过，在相当确切的意义上，《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对我始于1918—1919年的发展时期的概括和总结。以后的岁月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首先，这个时期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越来越失去现实的（甚至是看起来现实的）基础。列宁于1924年逝世。在他逝世之后的党内斗争越来越集中在关于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生存的问题上。当然，列宁很久以前就谈到过从理论上抽象地讲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似乎近在咫尺的世界革命的前景，当时曾使得这种断言的理论的和抽象的性质显得特别突出。列宁逝世后对现实的、具体的可能性进行讨论，证明在这些年代里世界革命还不能被认为迫在眉睫。（只是随着1929年的萧条，世界革命才有时作业一种可能性出现。）而且，1924年以后，第三国际已经将资本主义世界的现状正确地规定为“相对稳定”。这些事实意味着，我必须重新考虑我的理论立场。在俄国党的争论中，我站到斯大林一边，赞成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在一国建成的理论，这很清楚地表明在我思想发展中已开始发生决定性的转变。
然而，决定这一转变的更直接和主要的东西，首先是匈牙利党工作的经验。兰德列尔集团的正确政策开始结出了果实。在严格的非法条件下活动的党，逐步扩大了它对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影响，结果是，在1924—1925年间，这一翼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并成立了一个激进然而依旧合法的工人党，这个党是由共产主义者非法领导的，它所选择的战略目标是在匈牙利建立民主制。它的最高纲领是要建立一个共和国，而非法的共产党本身则继续坚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旧战略口号。我当时在策略上同意这种做法，然而，关于如何在理论上论证这种立场的大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越来越为此感到痛苦。
这些思考开始动摇我在1917—1924年间所形成的思想基础。加之，世界革命发展速度的明显降低，必然导致各式各样左翼运动合作起来抗击日益增强的反动潮流。在霍尔蒂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对于合法的和左翼激进的工人政党说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甚至在国际运动中，也存在着相同的趋向。1922年发生了进军罗马事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德国的国社党也得到了增强，它成了所有反动势力日渐增大的集合中心。这就将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问题不仅必须在战略和策略上，而且还必须在理论上加以讨论。而且我们已经不能指望第三国际来提供什么创造性的意见，它正越来越强烈地受到斯大林主义策略的影响。在策略上，它摇摆于左派和右派之间。斯大林本人在理论上灾难性地介入了这种摇摆之中。1928年前后，他将社会民主党人描绘成为法西斯分子的“孪生兄弟”。这就完全关死了建立左派联合阵线的大门。虽然在俄国党争论的中心问题上，我站在斯大林一边，但在这一问题上，我却深深厌恶他的观点。但无论如何，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党内的大多数左翼集团都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我对它始终持反对态度），这丝毫没有妨碍我从自己早期革命年代的极左倾向中逐步解脱出来。当然，如果我反对路特·费舍尔和马斯洛夫对德国问题的态度（对这些问题我始终极其关心），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观点。为了廓清我自己的思想，也为了获得一种政治和理论上的自我理解，当时我极力寻找一种“真正的”左翼纲领，它应该提供一种不同于德国对立两派观点的第三种选择。然而，这种从政治和理论上解决转变时期矛盾问题的想法，被注定成为空想。我从未得到一种令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这一时期，我没有在国际范围内发表任何理论的或政治的作品。
在匈牙利的运动中，情况是另一种样子。兰德列尔于1928年逝世，1929年，党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我接受了为会议起草政治纲领的任务。这使我面对面地碰上了匈牙利问题中的那个使我困惑的老难题：一个党能否同时提出两个不同的战略目标（合法地是共和国，非法地是苏维埃共和国）？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党对政府形式的态度能否是一种纯粹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即非法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是真正目的，而合法党的前景只是策略上的手段）？对匈牙利社会和经济情况的透彻分析，使我越来越确信，兰德列尔当年提出共和国的战略口号，已经本能地接触到了匈牙利正确革命计划的核心：即使霍尔蒂王朝已经遭受了如此深刻的危机，以致为一种彻底的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匈牙利仍旧不能直接转变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因此，争取共和国的合法口号必须按列宁的精神具体化为他在1905年所说的工农民主专政。今天大多数人难以想象，这一点在当时听起来是多么荒唐。虽然第三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确提到这是一种可能性，人们仍旧普遍认为，由于匈牙利早在1919年就存在过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所以，从历史上讲，采取这种后退的步骤是没有可能性的。
这里不是讨论所有这些不同观点的地方。特别是因为这份提纲的内容，尽管对我个人说来起了改变我以后全部发展方向的作用，但作为一份理论文献，今天已经很难被认为具有什么重大价值了。加之，我的分析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具体细节上都是不充分的。这部分地是由于，为了使提纲的主要内容更易于接受，我对问题作了过于一般的处理，没有对具体细节着力加以发挥。但即便如此，它仍旧在匈牙利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库恩·贝拉集团把提纲看作是最纯粹的机会主义；我自己集团的支持则是很不坚决的。当我从可靠的来源获悉，库恩·贝拉正打算把我作为“取消主义者”驱逐出党时，由于十分清楚库恩在国际中的威信，我放弃了进一步的斗争，并发表了“自我批评”。尽管我当时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我也知道——例如从卡尔·科尔施的命运中知道——被驱逐出党意味着不能再积极地参加反对正在逼近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我把这一自我批评理解为参加这种活动的“入场券”，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在匈牙利的运动中继续工作下去了。
对这一自我批评是如何不能认真看待，下述事实可以说明：我世界观中的根本转变构成了勃鲁姆（Blum）提纲的基础（然而，提纲并没有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将这一点表述清楚），从那时起，这种转变就决定了我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毋庸赘言，这里不是对这些情况作出哪怕十分简短说明的地方。为了证明我的说法不是作者的主观设想，而是客观事实，我可以引证党的主要意识形态专家列瓦伊·尤若夫在1950年对勃鲁姆提纲所作的有关评论。他认为，我那时的文学观点直接渊源于勃鲁姆提纲。“每个熟悉匈牙利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卢卡奇同志在1945—1949年间持有的文学观点是与他更早得多的时期的政治观点紧密相连的，这些政治观点是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匈牙利的政治发展和共产党的战略决策的背景上形成的。” [7]
这一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而且对我说来是更重要的方面，它为记录在此的转变划出了更加明确的轮廓。正如这些论文的读者所了解的，我之所以决定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我丝毫也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中，我将成为一个政治家。这是环境造成的。1919年2月间，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被逮捕了，我再次认为我有责任接受在为取代它而建立的半合法的委员会中的职务。从此，一系列戏剧性的结果便接踵而至：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红军的政治委员，在布达佩斯的非法活动，在维也纳的党内争论等等。只是此时，我才重新真正面临着两种抉择。我就勃鲁姆提纲进行的内在的、私下的自我批评，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像我坚信的那样，很明显是正确的一方，但又仍然无法避免如此轰动的失败，那么，我一定是严重地缺乏实际的政治才干。因此，我感到可以问心无愧地退出现实政治的舞台，再次集中精力于理论活动。我从未对这一决定有所后悔。（1956年，我再次担任了部长职务，这一事实与我的决定也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在接受此职之前，我就做过声明，自己只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极度危急的关头接受了任命，一俟形势趋于稳定，我将立即辞职。）
至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的我的狭义理论活动的分析，我在叙述中已经跳过了整整五个年头，现在才能回过头来稍微详细地谈谈这些著作。这种与正确的年代顺序相背离的叙述方法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我毫不怀疑，正是勃鲁姆提纲的理论内容构成了我的发展的隐秘的目标。只是当我直接面对着一个特殊的、交织着最复杂问题的重要课题时，我才真正开始克服那种自大战后期以来一直构成我的思想特征的矛盾的二重性。也只是在此时，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才可以被认为是结束了。现在，我可以指出那些标志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论著作，并以此勾画出自己直到写作勃鲁姆提纲为止的整个发展线索。我想，预先确定这条线索的终端，可以使叙述变得更容易些。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以下的情况，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即在这一时期，我的精力首先是放在匈牙利运动的实际问题上，因此，我的理论贡献主要只是一些即兴之作。
这些作品中的第一篇，也是最长的一篇，是企图为列宁画出一幅思想肖像，这是一篇名副其实的即兴之作。列宁刚一逝世，我的出版人就要我写一部关于他的简短专著，我答应了，并在几星期之内完成了这篇短小的东西。比之《历史与阶级意识》，它有了某种进步，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必须全神贯注于我要描绘的伟大人物，这促使我在实践概念与理论之间建立起一种更清晰、更正确、更自然、更辩证的关系。当然，我关于世界革命的观点是属于二十年代的。然而，部分地由于我在这段短暂的间隔时间中的经历，部分地由于需要全神贯注于列宁的思想品格，《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最明显的宗派特征开始消退，并为其他更加接近于现实的内容所替代。在我最近为这本小册子再版而写的跋 [8] 中，我试图对这本书的基本论点中我仍然认为健康和现实的部分做出比初版本身更为详尽的阐述。首先，我设法看到列宁既不是一个简单地、直接地踩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脚印走的人，也不是一个天才的、实用主义的“现实政治家”。我的目的是要阐明他的思想的真实本质。简单地说，列宁的这幅肖像可以描绘如下：他的理论力量在于，无论一个概念在哲学上是多么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人类实践之中的现实含义，同时，他的每一个行动总是基于对有关情况的具体分析之上，他总是要使他的分析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就理论家和实践家这两个词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位深刻的实践思想家，一个热情地将理论变为实践的人，一个总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变为实践、实践变为理论的关节点上的人。当然，我过去的研究仍旧带有二十年代的痕迹，它使我在描绘列宁的思想肖像时，做出了某些错误的侧重。特别是，比之他的传记作家，我在对列宁的评论中更深地探究了他的后期阶段。然而，由于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客观上与1917年革命的准备工作及其必然后果密不可分，我的著作的主要部分本质上依旧是正确的。在二十年代聚光灯的照耀下，我为说明这位伟大人物的独特品质而进行的努力，使他显得稍微有点陌生，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辨认。
我以后几年写的一切，不仅外表是即兴之作（大部分是书评），而且内容也是。因为我正在自发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并且试图使自己的观点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以此廓清未来的道路。就其本质而言，关于布哈林的评论可能是这些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我愿意为今天的读者顺便提一下，在1925年，当我的这篇作品发表的时候，布哈林是俄国党领导层中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在三年以后才发生的。）这篇评论最积极的部分在于，我关于经济的观点变得具体化了。这首先表现在我对当时广泛流行于庸俗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实证主义者中间的观点的激烈抨击。这种观点认为，技术是一种主要的因素，它在客观上决定着生产力的进步。这种观点明显地导向历史宿命论，导向对人和社会实践的取消；它导致这样一种观念：技术起着社会的“自然力”、“自然规律”的作用。比之《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大部分有关内容，我的批判不仅在更加具体的历史水平上取得了进展，而且在同上述机械宿命论的抗衡中，我也很少使用唯意志论的思想砝码。我试图表明，经济力量决定着社会的过程，从而也决定着技术的进步。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我对魏特福格尔的著作的评论中。两处分析有着共同的理论缺陷，即都将机械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视为一种统一的、没有区别的思潮。尽管前者的确从后者吸收了许多内容，但毕竟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
我对拉萨尔书信新版本以及莫泽斯·赫斯著作的更为详尽的讨论，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这两篇评论都具有这样一种倾向：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比，它们更为具体地将社会批判连同对于社会进化的理解根植于经济状况之中。同时，我试图利用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去扩充我们已经获得的理论知识。这就是说，我再次拣起了青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那些宣称已经驳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在于，这些思想家们主观上相信，他们已经超过了黑格尔，但在客观上，他们不过是复活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例如，黑格尔思想的保守方面在于，他的哲学史只是为现存事物的必然性提供了证明。这样，从主观方面看，费希特的历史哲学后面的动力就肯定有某种革命的因素，因为这种哲学将现在规定为插在过去和它声称已在哲学上认识的未来之间的“绝对罪孽的时代”。在关于拉萨尔的评论中，我已经指出，费希特哲学的这种激进性纯粹是想象的，只要一涉及对历史的真实运动的认识，黑格尔哲学就立即显示出比费希特哲学高出一筹。这是因为在黑格尔体系中，各种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中介因素的运动造成现存的一切，比费希特仅仅寄希望于未来的做法要更真实，更少抽象性的思想构造物。拉萨尔对费希特主义的思想倾向充满同情，是与他的纯粹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密切相关的。他并不关心那种基于经济之上的历史观以及由此而来的世俗观点。为了着力表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差别，我在评论中引用了拉萨尔的一段话。他在与马克思的一次交谈中曾经说道：“如果你不相信范畴的永恒性，那么你必须相信上帝。”我对拉萨尔的这种哲学思想倒退所作的尖锐刻画，同时也是在理论上抨击了社会民主党思潮。因为，与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相反，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它将拉萨尔与马克思相提并论，把他们看作是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共同奠基人。我没有明确提及这些人，但把这种倾向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偏见加以反对。这使我在某些问题上能够比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更加接近真正的马克思。
关于莫泽斯·赫斯第一部论文集的讨论没有如此直接的政治现实性。然而，由于我再次接受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我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他的同时代人提出我的反对意见。这些人就是在黑格尔哲学解体时期出现的左翼，以及常常与之紧密相连的“真正社会主义者”。这也促使我着力将对经济及其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哲学具体化的倾向放到突出的地位。当然，我仍旧未能摆脱对黑格尔所持有的非批判观点。像《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我对赫斯的批判也没有将对象化与异化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与早期观点相比，我此时的理论进步似乎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形式。一方面，我强调黑格尔哲学中那些认为经济范畴是社会现实的倾向，以反对拉萨尔和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另一方面，我因为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非辩证的批判态度，而对他作了尖锐的抨击。这后一方面引导出过去已经提及的那个观点：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同时，前一方面又使我想要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作出更加准确的说明。举一个有关《精神现象学》的例子，在这里，我强调了黑格尔的经济和社会辩证法的世俗基础，这种辩证法与各种类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正相反对。同样地，异化既不是被看作“一种思想的结构，也不是被视为一种‘应受到指责的’现实”，而是被规定为“直接既定的存在形式，在其中，现存事物以在历史过程中克服其自身的方式而存在”。这一思想连接起了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发展而来的客观线索，它涉及到社会进化中的间接性和直接性问题。上述思想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要求：要从事一种新的批判，从而寻找一个明确的方向，使之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沟通起来。一旦我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整个内容的错误之处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根本的认识，这种寻找就变为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即要对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作出考察。早在三十年代我就第一次试图将这一计划付诸实现。在莫斯科和柏林，我写了关于青年黑格尔的著作的初稿（直到1937年秋，才最后完成）。 [9] 只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试图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目前，我正在从事这一工作。
在写作关于赫斯的论文与勃鲁姆提纲之间的三年中，这种倾向有何种进展，由于没有任何文献，我不能确切地说。我只是认为，在为党所做的实际工作中，我需要经常进行具体的经济分析，这不会不对我的经济理论观点产生任何影响。无论如何，在1929年，我的体现在勃鲁姆提纲中的重大观点发生了变化。正是带着这些新的观点，我于1930年开始了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这里，我交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好运：《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手稿正好全部被辨认出来，我可以阅读它。同时，我结识了米哈伊尔·里夫希茨，而且这是一种终生友谊的开端。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被一扫而空。毫无疑义，我本来可以从以前读过的马克思著作中发现那些与今天使我在理论上如此震惊的思想相类似的东西。然而，事实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显然是因为我一直是根据我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阅读马克思的。因此，只有一篇全新的著作才能产生这种振聋发聩的效果。（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我已经通过勃鲁姆提纲，动摇了那种唯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无论如何，时至今日，我仍旧记得马克思关于对象性是一切事物和关系的基本物质属性的论述对我产生的惊人印象。接着是这里已经提到的思想，即对象化是一种人们借以征服世界的自然手段，因此既可以是一个肯定的、也可以是一个否定的事实。相反，异化则是一种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特殊的变种。这就完全动摇了那种构成《历史与阶级意识》特点的东西的理论基础。正如我早年的著作在1918—1919年间所遭到的命运一样，这本书现在对于我也变得完全陌生了。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要使现在浮现在眼前的这些理论观点成为现实，就必须再一次完全从头开始。
当时，我曾打算发表一篇论述我的新观点的文章。我的计划失败了（这份手稿已经丢失）。由于当时我正陶醉于这种新起点的前景，对此并未十分介意。然而，我也意识到，在能够希望从思想深处有能力纠正《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错误，并对那里提出的问题作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以前，我必须从事广泛的探索，走许多曲折的道路。我已经提到过这样一条曲折的线索：它从黑格尔研究开始，经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的考察，而达到我今天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尝试。
与此同时我还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利用我关于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的知识，去建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这是我同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合作的开始。在多次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逐渐看清了，甚至像普列汉诺夫和梅林这样最优秀、最有才干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未能足够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的普遍性质。因此，他们不明白，马克思也给我们提出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系统美学理论的任务。这里不是描述里夫希茨在哲学和语文学领域的重大成就的地方。就我自己而言，我写作了一篇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就济金根问题争论的论文。 [10] 这篇论文虽然还是局限在一个特殊的问题上，但是这种体系的轮廓已经变得清晰可见了。这种观点起初受到顽强的抵抗，特别是来自庸俗社会学家方面的抵抗，后来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所广泛接受。然而，这里无需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我只想指出，这里描述的我的世界观中的根本哲学转变，在我1931—1933年间在柏林作为批评家的活动中表现得很明显。不仅是模拟问题成了我注意的中心，而且那时我首先批判了自然主义倾向，并且还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因为一切自然主义都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摄影式”反映的观点之上的。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未曾强调过现实主义同自然主义之间的区别。然而，对于辩证的反映论，从而对于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美学理论来说，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虽然这些意见严格说来并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然而为了说明我由于意识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建立在错误的假定之上而实现的那种转变的方向和内涵，是必须提到它们的。正是这些内涵使我有权利说：这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从而我的全部青年时期的发展最终结束的时刻。现在还需要做的，只是对我那篇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遭到许多非议的自我批评作出一些说明。我必须在一开始就承认，我若一旦抛弃我的某部著作，我就终生对它不感兴趣。例如，在《心灵和形式》发表后一年，我曾给玛加蕾特·苏斯曼写信，感谢她为这本书写了评论文章。我在信中说道：“这本书和它的形式对我说来已变得完全陌生了。”对《小说理论》也是如此，现在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也同样是如此。当我在1933年重新来到苏联时，当那里展现出从事富于成果的活动的前景时——1934—1939年间《文学评论》在文学理论问题上所充当的反对派角色是众所周知的——从策略上讲，我必须公开同《历史与阶级意识》保持一段距离，因为只有如此，我对官方和半官方的文学理论的真正游击战才不会被挫败。在我看来，无论我的对手们思想如何狭隘，实行反击总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当然，为了发表一份自我批评，我必须采用流行的官方行话。然而这是我当时所作声明中唯一的违心成分。它也是对后来从事游击战的“入场券”：这次声明同我早些时候关于勃鲁姆提纲的自我批评的区别“只是”在于，这一次我真诚相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错误的，并且直到今天我还这样认为。以后，当这本书中的错误被改造成时髦的观点时，我抵制了那些想将时髦观点与我的本来看法等同起来的企图，今天我同样仍然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自从《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四十年过去了，在争取真正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斗争中，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我自己在这一时期也写出了新的作品，这一切也许都许可我现在采取一种不那么明显片面的观点。当然，确定《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某些构思正确的倾向对我以后的活动、甚至对其他人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真的造成了富于成效的结果，这不是我的任务。这里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我可以平静地留给历史去做出判断。
1967年3月于布达佩斯
[1] 载《卢卡奇七十诞辰纪念文集》，建设出版社，柏林1955年版，第225—231页；后又收入《卢卡奇意识形态和政治著作集》，P．卢兹编，卢赫特汉特出版社，新维德（西德）1967年版，第323—329页。
[2] 《卢卡奇全集》第2卷，新维德1968年版。这篇序言就是为这一卷写的，那里除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外，还收有以下著作：《策略和伦理》、《在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法制和强权》、《道德在共产主义生产中的作用》、《论议会制问题》、《共产党的道义使命》、《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工团主义在意大利的危机》、《论教育工作问题》、《群众的自发性——党的主动性》、《革命倡议的组织问题》、《再论幻想政治》、《列宁——对他的思想的联系的研究》、《伯恩施坦的胜利》、《N．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拉萨尔书信的新版本》、《K．A．魏特福格尔：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莫泽斯·赫斯和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O．斯班：范畴学说》、《C．施密特：政治的浪漫》、《勃鲁姆提纲》。
[3] 《现代戏剧发展史》，共两卷，1911年在布达佩斯用匈牙利文出版。
[4] 新维德卢赫特汉特出版社1963年第2版、1965年第3版，第5页。
[5]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6卷第2分册第124、125页（以后提到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时简称《全集》）。
[6] 《怎么办？》，《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卷第75页。
[7] 列瓦伊·尤若夫，《文学研究》，狄茨出版社，柏林1956年版第235页。
[8] 卢卡奇，《列宁》，新维德，卢赫特汗特出版社1967年版，第87页以后几页。
[9]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全集》第8卷，卢赫特汉特出版社，新维德1967年版。
[10] 载莫斯科《国际文学》杂志1933年第3卷第95—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