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卡尔的档案：《历史是什么？》第二版注释
R.W.戴维斯 [1]
在卡尔于1982年11月去世之前的最后几年里，他一直在为新版《历史是什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他勇敢地面对人类进步所遭受的挫折，这是该书于1961年出版第一版以来二十年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卡尔在序言中宣布，新工作的意图是“提出一种主张，如果不是一种对未来乐观主义的看法的话，无论如何也是对未来明智的、更加和谐的看法”。
但卡尔仅仅写完了这篇序言。不过，在他的文献中，有一个大盒子，里面塞满着与1961年版本有关的评论和通信，还包括半打褐色的大页书写纸的文件夹，上面写有这些标题：“历史——概括；因果关系——决定论——进步；文学与艺术；革命理论与暴力；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显然，他打算在完成第二版之前要做更多的工作。文件夹中包括许多著作与文章的题目，他还没有来得及在上面做笔记。但是，它们也包含已经部分地仔细研究过的材料：在杂志抽印本和杂志上撕下来的文章上做标志，在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碎片纸屑上有众多手写的简略笔记。与艾萨克·多伊彻、以赛亚·伯林、昆廷·斯金纳 [2] 以及其他人交往关于历史哲学和历史方法论的信件也包含在这些文件夹里，显然有为新版本利用这些材料的意图。那些不时出现的打印笔记和手写笔记显然是各种话语或段落的第一份手稿。我们不能得到卡尔打算出新版本的计划，但卡尔在一个简短笔记上写道：
历史的混乱
统计学的威胁
心理学
结构主义
文学的混乱
语言学
乌托邦等
[另一张纸片上写道：
“最后一章
乌托邦
历史的意义”]
显然卡尔打算撰写新的部分或章节来处理那些在第一版中被忽略的话题或没有充分展开的话题，也打算扩展《历史是什么？》中已有的章节来回应批评者，以补充材料来说明他有时也修正他的观点。有时候，一部完全崭新的、关于我们当前不满的、我们要为这个世界奋斗的书似乎正挣扎着从卡尔涉猎广泛的笔记和注释中涌现出来。确定无疑的是，他打算提供最后一章或几章，或许第六讲“扩展中的视野”之完全重写的版本，这讲里表达的是卡尔本人关于历史意义的看法，关于未来的看法，与当前的政治关注更加密切，而不是与卡尔先前任何著作更加密切。
显然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会让卡尔修改他第一讲、第二讲中的观点，即关于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历史学家与社会 [3] 的观点。正如经验主义者研究历史方法的错误主张这个事例一样，卡尔引用了已故杰出海军史家罗斯基尔 [4] 的话，罗斯基尔赞扬“现代历史家学派”，他们“把自己的作用认为仅仅是小心翼翼精确地与公正地聚集和整理他们所研究历史时期的事实”。在卡尔看来，假如这类历史学家的行为真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将类似于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Borges，翻译为《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短篇小说中的英雄，富内斯从不会忘记他所看见的、听到的或经历的任何事情，但是也承认所带来的结果是“我的记忆是一个垃圾堆”。富内斯“非常不善于思考”，因为“思考就是要忽略差异、要概括、要抽象”。1卡尔详细说明并摈弃了这种历史和各种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即“相信所有的问题能够运用某些科学的、价值中立的方法来解决，即有一种客观的、正确的方法和达到这一问题的方式——科学之假设的观念可以转移到社会科学中”。卡尔指出，兰克是经验主义历史学家的护身符，卢卡奇 [5] 认为兰克在这种意义上是反历史的：他呈现的是事件、社会和制度的收集品，而不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前进过程；卢卡奇写道，“历史成为异国情调轶事的收集品”。2
卡尔的笔记为猛烈抨击这类经验主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吉本（Gibbon）相信最好的历史只能由能够从一系列相互关系中辨别出支配这些关系的事实的“历史家哲学家”撰写：3他宣称自己从塔西佗那里受益匪浅，把塔西佗当作是“第一位把科学哲学应用到事实研究中的历史学家”。4维柯把il certo（实际上是正确的东西）与il vero（事实）作了区分；il certo是意识（coscienza）的可能目的，特别是关于个人的；il vero则是科学（scienza）的目的，是有关普通的或一般的。5卡尔把“近来英国政治、历史著作如此轻薄、如此缺乏深度”归结于历史方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极其不幸地把马克思与英语世界的思想家区分开来”：
英语世界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事实自身会说话。一个特别的问题要“依据自身的价值”进行争辩。根据一些没有明确宣布的、或许是无意识的意义标准，主题、情节、时期是孤立于历史研究的……所有这些对于马克思来说似乎是令他厌恶的事。马克思绝不是一位经验主义者。研究部分而没有考虑到全局，研究事实而没有考虑到事实的意义，研究事件而没有考虑到原因或结果，研究特别的危机而没有考虑到一般的情况，这对于马克思来说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研究。
差异自有其历史根源。英语世界仍旧保持这样顽固不化的经验主义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一个根基非常稳定的社会秩序里，没有谁希望怀疑社会秩序的信用度，经验主义非常有效地履行着修补的任务……19世纪的英国就为这样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标准的范本。但是，一旦每一个根基都遭到挑战时——在没有任何指导方针的情况下，我们从一个危机挣扎到另一个危机——经验主义还是不够的。6
在任何情况下，所谓经验主义的面纱都适合于隐蔽无意识的筛选原则（Principles of Selection）。卡尔写道，“历史是一种特别的概念，它构成了人类理性：每一位历史学家，不管他是否知道这点，都应该拥有这样一种概念”。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特别关注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历史学家选择事实和解释事实所带来的影响，自学生时代以来，人类环境这个问题就一直使卡尔着迷。卡尔为新版准备的笔记则进一步以历史知识的相对性为例说明问题。希罗多德发现了雅典在波斯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道德理由；这场战争一方面说明了爱思考的希腊人必定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促使希罗多德把他的探询范围扩展到其他民族和地区。7阿拉伯人的历史观就深受同情游牧生活方式这种态度的影响。他们把历史看作是连续或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住在城镇和绿洲的人被来自沙漠的游牧民族击垮抢夺，抢夺者定居下来，然后反过来又被来自沙漠的另一波更新的游牧民族打垮抢夺；在阿拉伯历史学家看来，定居生活滋长了奢靡，削弱了与野蛮民族关系密切的文明民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世纪英格兰的吉本，他并不把历史视为循环的过程，而是当作一个胜利的前进过程：以他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每个时代一直在增加着的，并且仍旧在增加着的是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或许还有人类的美德”。吉本是从生活在长久建立的、稳定的文明中自信的统治阶级优势角度来看待历史的。他坚信欧洲能免受蛮族侵袭，因为“在蛮族能够征服欧洲之前，他们必定已经不是蛮族了”。卡尔评论说，革命的各个时代会把革命的影响施加到历史研究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像革命一样可以在历史中引起这样的兴趣”。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这样的胜利背景下出现的。法国革命破坏了那种“启蒙时代的非历史观，这一观点建立在人性不变这一概念基础之上”。在变化如此快速的时代，历史知识的相对性被广泛接受。当麦考莱（Macaulay）宣称“对1789年革命、1794年革命、1804年革命、1814年革命和1834年革命持有极其相同观点的人，他不是一位受神灵启示的预言家，就是一个固执的傻瓜”时，8他仅仅对他的同辈陈述显而易见的道理。
假定历史知识的相对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客观的历史是存在的呢？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辩论道，虽然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声称自己的价值具备超越历史的客观性，“客观的”历史学家可以说是“有能力超越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给他视野带来的局限”，“有能力把他的视野投入到未来，以这样的方法可以使他具有一种更深入、更持久地洞察过去的能力”。一些《历史是什么？》的批评者强烈反对这样看待“客观性”，他们捍卫传统的观点，认为客观的历史学家就是在证据的基础上形成判断，而不管历史学家自己的预见。卡尔并没有把这当作是严肃批评。他的《苏俄史》所表现的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经常是非常强烈的，这为其他历史学家经常支持与卡尔相左的解释提供了证据。但是，卡尔把这类意识当作是出色历史学家的必要职责，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研究证据的方法不受其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影响。
然而，卡尔准备承认——有点小心谨慎地——进步既发生在历史研究中，也发生在社会发展中，历史知识的进步和不断增加的客观性有着联系。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承认过去两个世纪里历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称赞我们的视野由过去的精英历史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以一代代历史学家对俾斯麦成就的评价作为参考，卡尔辩解（或许承认）“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学家比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于客观判断；今天的历史学家比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学家更接近于客观判断”。但是，卡尔接着又限定了历史学家客观性标准中对绝对因素的这种简单接受，坚持说，“历史中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经常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很显然，当卡尔完成《历史是什么？》之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仍一直在困扰着他。在笔记中，他虽然摈弃“绝对的、永恒的客观性”为“一种不真实的抽象”，但仍写道，“根据一些为历史学家所接受的客观性原则或客观性标准，历史要求对过去的事实进行选择和整理，这必定包括解释的因素。没有这种因素，过去会衰减为一堆大量的、孤立的、毫无意义的事件，历史也就根本无从写起”。
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接近历史客观性这个问题（尽管在上下文中没有使用“客观性”这个词）。他检查了历史和自然科学之间在方法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相似性证明要大于差异性。科学家也不再视自己为从观察的事实中归纳出普遍规律的人，而是通过假设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而从事发现的人。历史同自然科学一样，并不像有时有人设想的只关注独特的事件，而是关注独特与一般之间相互的作用。历史学家忠诚于概括，实际上“并不真正对独特性感兴趣，真正感兴趣的是独特性中一般性的东西”。
卡尔为该书新版本收集了大量有关科学方法论的笔记。他的思想倾向出现于他的简短笔记中，我有选择地再现这些思想，尽量不把自己的看法施加到卡尔还没有写就的观点上（我在每一个单独的简短笔记上各自标注了号码）：
1.科学真理的正式标准或逻辑标准；波普尔相信“真正的”科学是与永恒的理性原则相区别的……
库恩 [6] 排斥一种单一的科学方法，而赞成连续的、相对的方法……
从静态科学观到动态科学观的转变。从形式到功能（或目的）的转变。
相对论（非单一的“科学方法”）促使费耶阿本德 [7] 《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1975）对理性主义的彻底排斥。9
2.柏拉图在《美诺篇》（Meno）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可能把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东西当作探询的对象呢（Para 80d）。
“仅在吾人按‘潜藏吾人心中理念之暗示’，浪费无数时间，以杂乱情形收集材料之后，且实在吾人以技术的形态长期间集合材料之后，始使吾人能更明晰认知其理念，以建筑术的形态与理念相合规划一全体，此诚不幸之至”。 [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第835页
波普尔的论题是，假设如果是不可能测试的结论，这种假设就没有意义，也不能维持下去（自然选择）。
（参阅）M.Polanyi, Encounter, January 1972从此以下（也是）选自……
爱因斯坦在1925年向海森堡 [9] 评论说，“你能够观察一样事情，不管你是否依靠或不依靠你所使用的理论。正是理论决定着可以观察到什么”。
3.（卡尔在维斯科普夫 [10] 的一次演讲上所做的标记）
“我们可以全面理解由地壳的构造活动而引起的这类（山）脉的形成，lxiii但是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布朗峰（Mt.Blanc）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特殊形状，我们也无法预测在下一次火山爆发中，圣海伦斯火山（Mt.St.Helens）的哪一边会凹陷下去……”
“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自然规律遭到干扰”。
4.斯图伊克 [11] 的《数学简史》（Concise History of Mathematics）表明数学的社会根源牢不可破。
5.那种宇宙以某种随意的大爆炸方式开始的理论，也注定要融入黑洞的理论是这个时代文化悲观主义的反映。随意是一种对无知的崇拜。
6.只要你相信获得性特性是通过遗传得到的，对遗产占优势的重要性的信仰也是进步的。
当这种信仰被抛弃的时候，对遗传的信仰也就成为反动的了。
参阅罗森伯格 [12] 著作《没有其他神灵：论科学和美国社会思想》（No Other Gods: On Science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1976，特别是第10页）中的论点。
从这些简短的笔记中可以看出，卡尔显然得出结论，科学知识的相对性比他先前曾经表明的要大得多。时间和空间对自然科学家的理论、实践施加了很大影响。自然科学中的假设和具体物质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加类似于历史中的概括与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效的科学假设不必拥有精确预言的能力，人们时常把这种能力归结到这种假设上；在一些自然科学中，科学的假设更类似于历史学家的概括。
在《历史是什么？》论“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一讲中，卡尔更加仔细地检查了历史概括的本质。历史学家面临着历史事件的大量因果关系，要寻求建立“某种顺序，确定这些原因在这种顺序中的彼此关系”。在为新版本准备的笔记中，卡尔引用了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孟德斯鸠写道，因果“变得更少独断性，只要这些因果有着更加一般的效果。因此，我们懂得是什么赋予民族某种特性比懂得是什么赋予个人的特殊精神要多……我们懂得形成那种包含生活方式的社会精神的东西比懂得形成个人特性的东西要多”。10关于托克维尔的“古老的、一般的原因”和“特殊的、最近的原因”之间的区别，11卡尔评论道，“这是有判断力的；一般的等于是长期的；历史学家主要对长期的事情感兴趣”。
就实践中的历史学家而言，他试图根据长期的、一般的或有意义的原因解释历史事件，就立即会引起偶然事件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承认偶然事件能够改变历史进程，但是辩解说，这些偶然事件不应该进入历史学家的有意义原因的序列之中。列宁早亡这一偶然事件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史上起着作用，但并不是那种意义上所发生事情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意义上，原因便是合理的、有历史意义的解释，能够应用到其他历史情境之中。在《历史是什么？》发表之后，卡尔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在笔记中写道，“事实上，历史从属于十足的规律性，这使得它成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尽管这些规律时不时被一些外在的事件所干扰”。
偶然事件问题特别说明了在处理偶然事件的特殊情况、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卡尔不停地返回到这个主题上，这当然凸显了他本人对斯大林当政时代苏联发展的研究。卡尔的“历史中的个人”这一文档把这一问题置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卡尔暗示对个人的崇拜是“一种精英原则”，因为“个人主义仅仅意味着把个人的动因放在客观的大众背景下”。对个体自由绝对权利的极端支持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广泛的支持。20世纪20、30年代这种观点最主要的英国支持者是奥尔德斯·赫胥黎， [13] 他在其题目诱人的《如你所愿》（Do As You Will）中宣称“生活的目的……是我们赋予生活目的。生活的意义，不管你喜欢把它的意义称为什么，……是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就是生活哲学的主要前提”。12在20世纪30年代，萨特影响巨大的著作《存在与虚无》区别了“自为的”存在（the being ‘for-itself’）——个人的纯粹意识、绝对的自由和责任和“自在的”存在（the being ‘in-itself’），——物质的、客观的、无意识的世界。在这个阶段，萨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萨特思想中从不缺乏这种东西）”。在20世纪60年代，尽管《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声称承认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时代的终极哲学”，但事实上，根据卡尔的看法，“萨特的存在主义、彻底自由、个体性和主观性的标签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同样，阿德诺（T.Adorno）虽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想把个人从对技术统治论、官僚机构这样世界的彻底服从中拯救出来，从对封闭的哲学体系彻底服从这样的世界中拯救出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弗洛伊德看来，个人自由并不是文明的产物；恰恰相反，文明的作用是要限制个人。13
受到社会约束的个人应该从这些约束中解脱，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与下列这种说法同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冲突，同样这一看法也是经历很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即个人实际上可以不受社会约束而活动，这一看法后来经常以坚持说历史上的伟人有着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一形式出现。安德鲁·马维尔 [14] 非常卖力地称克伦威尔所起的这样的作用：
他是打破时间契约的力量
并且很快时代的事务又运转了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塞缪尔·约翰逊 [15] 宣称：
世人所求非常简单
但却操控在法律或帝王手里
但是，约翰逊仅仅是一种“后卫行为”，卡尔写道，“反对那种认为帝王和法律可以引起因果或消除邪恶的信仰”。
那些声称个人意志有决定作用的人，认为意志独立于社会或不受社会干扰的，马克思对此加以反对并辩论说，这种“把孤立的人当作是其出发点的”观点是“荒唐的”（abgeschmackt）。人“首先以种属的人、群居动物出现”，“通过历史的过程使自己个体化”，“自身交换是这种个体化的主要因素”。14麦考莱在论述米尔顿（J.Milton）时说，“依照比例而看，当人们知道得越多，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他们就越少看重个人，越发看重群体”。15并且，托克维尔在1852年对这种概念进行了经典的描述——个体政治家的行为由外在于政治家的力量决定：
在所有开化民族中间，政治科学所创造的，或者至少说所形成的一般概念；从这些一般概念形成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政治家必须尽责对付的问题，他们也同样创造他们想象的法律。政治科学形成一种知识气氛，这种气氛不仅为社会上的统治阶级所呼吸，也为被统治阶级所呼吸，两者在无意之间都从中汲取他们行动的原则。
托尔斯泰（L.Tolstoy）对个人在历史上扮演重要作用的观点始终如一地持有这种极端的表达。他在《战争与和平》结尾部分的草稿中，强硬地陈述“历史上的要人是他们时代的产物，出现于当代事件与先前事件之间的连接上”。16他的这种观点到1867年已充分形成：
郡县议会（zemstvo，俄罗斯地方政府）、法庭、战争或没有战争等等，全都是社会组织的表现形式——那种群体的组织（就像蜜蜂一样）：任何人都能够表现它，事实上，最好的表现形式是那些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人——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果总是一种统一的活动，这种情况最符合于动物规律。士兵的、皇帝的、出身名门的元帅或农夫的动物性活动是这类活动中的最低级形式，在这种活动中——唯物主义者是正确的——没有独断专行。17
三十年以后，在布尔战争（The Boer War）爆发时，托尔斯泰写道，和“张伯伦们、威廉们”生气是毫无好处的；“所有历史仅仅是全部这些政治家的一系列这类行动”——源于极力获得新市场来增加少数人巨大的财富——“同时，大量民众则被艰辛的劳作消耗殆尽”。18
卡尔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马克思、托克维尔的方法。他指出，“个人在历史上是有‘作用的’；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作用比个人更加重要”。卡尔评论拉姆齐·麦克唐纳 [16] 说，他的“摇摆不定的政策与其说是个人性格之结果（就此而言，性格的重要性对他来说是适合领导角色），不如说是工党代表的所有群体基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之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卡尔主张与其关注评估个体政治家，不如“分析那些铸造人们思想的群体利益和态度”。卡尔写道，个人思想思考的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好的方法是“较少依据有意识的个人行为来看待历史，而是更多依据下意识的群体环境和态度来看待历史”。卡尔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挖苦评论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以把一切事情都归结到希特勒个性为开始，以谈论魏玛政权的不稳定和无能为结束”。19
但是，卡尔并不赞成托尔斯泰的极端立场：作为一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的历史学家，他的辛苦劳动不断迫使他回到“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这一问题。评论历史中偶然事件这个问题“仍旧吸引并困惑着我”，卡尔在笔记中再次坚持，就像他在《历史是什么？》中所说的，虽然列宁之死应归于与历史无关的原因，但还是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卡尔继续补充说，“即使你坚持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每一件事情都将证明是极其相同的，但着眼于当前，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毕竟造成很大的不同”。和《历史是什么？》中对历史偶然事件的讨论相比，这里所强调的重点有很大的转变。这是卡尔在完成《苏俄史》后接受佩里·安德森 [17] 采访时对列宁、斯大林作用的惊人评价的序幕。卡尔坚持认为，“列宁，假如他可以再活20年和30年，并在他的同事中间发挥充分的影响，将会面临着极其相同的问题”，也将从事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运动，也将从事快速工业化运动，控制市场、控制并指导劳动。但是，他将能够“降低和减轻高压政治的因素”：
在列宁领导下，历史的进程或许并不会那么完全一帆风顺，但是，它将不和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样。列宁将不会容忍虚假的记录，而斯大林沉溺于这类事情……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也不会变为，用西里加 [18] 的话来说，“充满谎言的土地”。这就是我的推测。20
卡尔在这里把偶然事件的重要作用应用于苏联历史的关键时期上。这是一个口头的陈述，而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不过，他在《苏俄史》中的语言就比较适当了，他写道，“斯大林的个性混杂着俄罗斯官僚主义的原始传统与野蛮传统，从高高在上的位置把这种特别野蛮的特性灌输到革命之中”。21广义上说，这种“来自上面的革命”是由长期的原因所决定，这也是历史学家必须重点思考的问题，但是实施高压政治的程度则是历史中的一个偶然事件。
在文件夹各式各样的笔记和信件中，卡尔评估了历史研究的当前状态。他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过去六十年里一个主要的新趋势：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对历史著述的影响非常强烈。实际上，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写就的所有严肃历史著作都由这种影响铸造而成。这种变化的症状，就一般的看法便是过去作为历史的重要话题的战争、外交纵横、宪法辩论和政治阴谋——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史”——被研究经济因素、社会状况、人口统计和阶级的兴衰所代替了。社会学不断盛行是同一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人们有时试图把历史当作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已经注意到社会学对历史的积极影响，他评论说“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在为新版本准备的笔记中，他更加坚定地宣称：“社会史是根基。要单独研究根基是不够的；这将变得单调乏味；或许对于年鉴学派来说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够省略掉社会史。”
在认识到这些积极发展的时候，卡尔根据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一般或正在流行的趋势，坚持认为这些学科也处于危机之中。他指出“使历史学趋向狭隘的专业分化”是肤浅的经验主义行为（他把这贬低为“一种自我毁损的形式”），也指出历史学家隐藏在方法论中的趋势（他评论说，“对‘计量’史学的崇拜，使得统计材料成为全部历史研究的材料来源，或许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带到荒谬的意义上去”）。并且，历史本身内部的这种危机也伴随历史迁移到社会科学中去了，卡尔把这当作是保守甚至是反动的趋势：
历史充满着变化的基本过程。假如你对这些过程很反感，你就应该放弃历史，在各种社会科学中寻找隐藏的地方。当今，人类学、社会学等等非常繁荣。历史处于病态。不过，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也处于病态。
他也指出，“当然，‘隐藏’也发生在各种社会科学内部——经济学家隐藏在经济计量学中，哲学家隐藏在逻辑学和语言学中，文学批评家隐藏在风格技巧分析中”。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社会学家在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子，他“把抽象概念携带到这么远，以至于失去了与历史的任何联系”。
卡尔对结构主义（或“结构功能主义”）也给予了大量关注。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评论说，结构主义者至少有着把过去当作整体来研究的优势，避免了过度专业化的缺陷。但是，他相信，从整体上看，结构主义对历史研究施加了有害的影响。他比较结构主义的方法（或“水平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垂直的”）方法，即“总是以社会各组成部分或方面的功能或结构的内在关系来分析社会”和“依据社会来自哪，它将向哪去来分析社会”。卡尔建议，“每一位有判断力的历史学家都会赞叹这两种方法都是必需的”（潦草地写在一小片纸上的评论则更加直率，“叙述历史和结构历史之间的区别是虚假的”）：
但是，结构主义制造很多差异，这使它吸引着（历史学家的）兴趣和眼光。毫无疑问，这部分不仅是因为依靠历史学家的气质，而且部分地是因为依靠历史学家工作的环境。我们生活在把变化主要当作是每况愈下的一个社会，恐惧这种状态并喜欢“水平的”观点，这种观点仅仅要求较小的调整。
卡尔在别的地方也评论“前面那种方法是保守主义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它观察的是静止的状况，后面这种方法是激进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它开启了变化”：
不管LS（列维-斯特劳斯）会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的目的引用马克思……我猜想结构主义是保守时代那种盛行一时的哲学。
卡尔的笔记包括几个条目都论述列维斯特劳斯，特别是在《世界》（Le Monde）的一次访谈中，这次访谈的标题似乎要确认卡尔最坏的猜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历史的一个诡计。”22
卡尔对历史研究当前状况的批评可谓影响深远，从总体上来看也是负面的评价，与之相伴随的是凭借历史科学自身资格而获得的这个科学重要性的积极断言。他宣称需要“总体史”（general history），总体史可以把法律、军事、人口、文化和历史其他方面的分支集合在一起，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样，他也坚持历史不是社会科学纯粹的女仆，一方面为历史自身理论而求助于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科学提供材料：
我认为当今许多历史学家毫无生气可言，因为他们缺乏理论。但是，他们缺乏的理论是历史理论，而不是从外部输入的一种理论。需要的是一种双向的沟通……历史学家必须向经济、人口、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学习。但是，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等如果只在只能由“一般”历史学家提供的比较广泛的历史模式内进行研究，他们也将走投无路。困境在于……历史理论天生就是一种变化的理论，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只愿在一种稳定的历史环境中想接受或勉强接受次要的或“特殊”的变化。
不过，卡尔当然相信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取决于社会环境；他也不指望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自己的建议将会受到哪怕一小部分激进历史学家或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的欢迎：
对当前社会环境充满混乱观念的社会是失去了对未来信仰的社会，过去的历史似乎是一堆没有意义的毫不关联的事实。假如我们的社会恢复对当前状况的控制，根据相同的方法，这个社会对未来的看法也将更新它对过去的洞察。
这段话写于1974年，就在英国保守主义学说处于顶峰、对保守主义未来拥有新的信心时期的前几年。自那时以来，自卡尔去世以来，对于未来信心的缺乏、对于与之相伴随的经验主义的信心缺乏已经出现了可供选择的办法，这就是先前在英国历史学家中非常盛行的正统方法。保守主义政治家、历史学家做了极大的努力，通过把爱国主义历史恢复为历史课程的中心地位来鼓励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教育部长基思·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在休·托马斯勋爵（Lord Hugh Thomas）支持下，要求学校对英国给予更多的关注，而要少关注些世界史。埃尔顿（G.R.Elton）教授在其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就职演说中谴责社会科学对剑桥大学历史教学带来有害的影响，坚持说英国史研究在剑桥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考试中应占主动地位。英国史将表明“这个社会以这样的方法通过不断变化来使自身的权力与秩序文明化”；“为虚假信仰和预言家的不断革新所困扰的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特别需要知道它的过去”。23这些事件在卡尔看来将是病态社会的一种症候，这种社会在回忆辉煌的过去中寻求安慰，也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内涵丰富的实例，历史学家可藉此反省社会中正在盛行的趋势。
卡尔打算出的新版《历史是什么？》将在我们时代更广泛的社会危机和知识危机背景下考虑历史研究的危机。为这个目的，他就文学与艺术问题收集了一个文件夹的资料，这个话题在先前演讲中没有作为单独的话题来讨论。文件夹所包含的笔记不仅有关于文学本身的，而且有关于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这项工作还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卡尔的辩论思路就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就像历史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铸造。在卡尔的笔记中有两条对比强烈的引语特别引人注目。当奥威尔 [19] 宣称“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活动”时，24马克思却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中警告说——马克思本人关于社会对艺术的影响留下了许多笔记——“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绝不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因而也绝不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25
在卡尔的评价中，马克思的异议并不适合主要为悲观主义、怠惰、无望所特征化的20世纪。就卡尔而言，哈代（Hardy）是“无病呻吟的世界性意义上的小说家，基本是背离正道的，不是已经走入歧途或能够被纠正的错误，而是世界性永恒的错误和世界性的永远没有感觉——因此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豪斯曼（A.E.Housman）评论说，“假如我不是相当沮丧的话，我很少写诗歌”，26艾略特（T.S.Eliot）则怜悯地评论说“我相信我能够理解那句话”。卡尔则犀利地评论说，“两人都写‘病态的’诗歌，没有一人是叛逆者”。卡尔笔记中的一系列引语都生动地说明了艾略特对希望的缺乏和悲观。虽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98首是对四月的称颂，而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则视四月为残酷的月份。艾略特在1920年写的《小老头》（Gerontion）中抱怨，历史“以野心勃勃的流言蜚语来欺骗我们，以不切实际的东西来引导我们”。27《荒原》把穿过伦敦桥的成群工人当作是无趣味的人，而温德曼·刘易斯 [20] 笔下的“死气沉沉的人”，这些人的消亡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28失败的预言者卡夫卡在遗嘱中，慎重其事地命令毁灭他的著作； [21] 卡夫卡曾说，我们的世界是上帝“心情不好”的一个产物；我们世界以外的地方存在“大量的希望——为上帝准备的希望……不是为我们准备的希望”。29根据卡尔的说法，甚至奥威尔“像艾略特一样在相同的位置结束，对人类深感绝望，特别以不喜欢下层阶级的形式——一种精英主义的形式”。两部现代经典著作在题目上有着重要的一致性，卡瓦菲 [22] 的诗歌“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和贝克特（Beckett）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两者都表现出“无助期待中的无为”。对赫尔曼·黑塞 [23] 的崇拜表明卡尔赞扬一位这样的作家，卡尔把他描述为“从他不再相信的世界中逃离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流亡者”。
更进一步的一组笔记讨论的是把20世纪文学批评放在它的社会背景中。利维斯 [24] “复活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关于客观的知识分子是构成社会花朵并处于社会之上的阶级观”。新文学批评“开始于理查兹， [25] 他区分了文学中的客观（科学）因素和主观（感情）因素”；他的继承者“尽力把文学批评家和科学观察者等同起来，把客观的标准应用于文本之中，并忽略派生物或上下文的全部问题”。关于这些发展，卡尔评论说：
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形式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结构主义者所寻求的是把文学孤立为“纯粹的”实体，这个实体局限于预言的范围内，不为任何其他实体所污染。
但是，文学批评不能惟一地根植于文学之中，因为批评家本身是外在于文学的，在他身上带有其他领域而来的因素。
至于“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用词不当，因为就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它是从哲学中分溢出来的），就像“为艺术而艺术”一样，它对任何思想都不承担义务。30它不应用于伦理学或政治学，对历史学也不关注：“甚至那种词语改变自身含义的观念也是缺乏的”。
在卡尔打算写的新版本的最后一些章节，和近年来盛行的悲观主义相反，卡尔再次断言从整体上看人类的过去是一部进步的故事，并宣称他认为未来充满希望。在《历史是什么？》中，卡尔注意到由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者开创的进步史观在英国人的自信和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也达到了最大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西方文明的危机已经导致许多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摈弃了这种进步的假设。在为新版本准备的笔记中，卡尔区分了进步时代的三个阶段：世界的扩张，开始于1490年；经济的成长，或许开始于16世纪；知识的扩张，自1600年以来。意识到世界扩张的伊丽莎白时代是第一个辉煌的进步时代。最伟大的辉格派历史学家麦考莱把历史描述为胜利的进步，这种进步在选举法案改革（Reform Bill）中达到顶峰。31卡尔的笔记很清楚地表明，他打算在《历史是什么？》新版中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从医学到其他领域的进步主要取决和源于一代代人获得性技巧的传输。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信仰历史为进步的观念已越来越不流行了。绝望下降到这样的深度，有时只是些琐碎的不成熟的看法：“卡尔·克劳斯 [26] 以戏剧般的夸张手法庆祝奥匈帝国的崩溃，称之为《人类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Mankind）。”但是，随着20世纪的逐渐到来，对于过去进步的怀疑态度，对于未来前途的悲观精神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也越来越肯定了。波普尔在25年前曾发表题为“我们时代的历史：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看法”的演讲，1979年他又作了更深一步的演讲，其中评论道，“事情如此发生，以至于我不再相信进步”。32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进步的观念是一个过时的笑话了：理查德·库伯 [27] 论述勒费弗尔 [28] 说，“他是一位非常天真的人，相信人类的进步”。33
卡尔相信人类在过去的进步，而且“对过去的理解……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提高了的对未来的洞察”。卡尔因此赞同霍布斯（Hobbes）“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构成我们未来的概念”。34但是，他补充了重要的评论，“相反的说法将几乎更加真实”：我们对于未来的看法影响我们对过去的洞察。恩斯特·布洛赫 [29] 在《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里得出的结论是最有说服力的格言：“真正的起源不在开端而在结尾。”35
卡尔认为疑惑和绝望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他是特别重要的时刻，这时他可以检查和测定自己对当前的理解和未来的看法。在先前的四十多年里，卡尔一直争辩说，乌托邦和现实（reality）是政治科学的两个基本方面，并且“合理的政治思想和合理的政治生活将发现只能在那里有它们存在的位置”。36在这期间，卡尔获得了现实主义者的称号。但是，大约在去世前几年准备的简短自传回忆录中，卡尔评论：“或许世界是在愤世嫉俗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之间划分的，前者在任何事情中都发现不了意义，后者在一些意义重大、无法核实的有关未来的假设基础之上理解事物的意义。我喜欢后者。”在卡尔的文件夹中有一个标题为“希望”的简短笔记上，他评论说：“乌托邦的作用在于使白日梦具体化……它将使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调和一致。真正的乌托邦有别于没有价值的（动机不明的）乐观主义。”
在卡尔看来，英国古典资本主义两位最伟大的学者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他们对社会的洞察与一种重要的乌托邦混合在一起：
写过《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30] 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隔绝了“把实物交易和物品交换”当作人类活动主要推动力的倾向。
这是天才般的洞察力，并不是洞察人类本性这样的东西，而是洞察社会的特性，这种社会特性将在西欧（并且也在美国）得到发展；就其本身而论它促进了那种发展。
相同的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洞察，资本主义将在工人拒绝忍受陷入其中的剥削程度的重压而崩溃。
但是，斯密的乌托邦世界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马克思的乌托邦世界是无产阶级专政，一旦尝试要在实际中实现这两种乌托邦，就会产生一些黑暗面。
早在1933年，卡尔就把马克思当作拥有“一种主张的人，被认为是19世纪最有观察力的天才，历史上最成功的预言家”。37卡尔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马克思主义与未来”的文件夹中包含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著名追随者的笔记，这些笔记明显地表明，卡尔打算把自己对当前和未来的评估建立在仔细评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卡尔在最近的几篇文章中已经表明，同他的朋友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一样，他相信“在当今的西方，无产阶级——其含义就像所意味的那个术语，工业中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并不是革命的力量，或许甚至是反动的力量”。38卡尔指出，对无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统治的怀疑导致了“托洛茨基最终重新陷入悲观主义的境地”，39对无产阶级的负面评价支撑着马尔库塞的悲观主义：
《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否定的力量具体表现在无产阶级之中。
对个性解放的兴趣来自压抑的社会——弗洛伊德。
（在马尔库塞的）的《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中——对无产阶级将产生一种没有压抑社会这种能力的怀疑。
《苏维埃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苏联历史表明苏联无产阶级在产生非压抑社会方面是失败的——失败是由无产阶级在先进国家中的失败造成。
《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表明，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被吞没于工业社会，结果在原则上，社会变得无法改变了。
结果是极端的悲观主义——左派理论脱离了现实：“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相会的地方没有根基。”40
总的来看，卡尔接受对马克思这样的批评，但并没有得出这类悲观的结论。在自传回忆录中，他宣称：
事实上，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为西方社会预见什么，像西方社会目前的状况，任何展望都只能是衰落和腐败，或许仅仅不必要以戏剧般崩溃而结束。但是，我相信新的力量和新的运动正在表面之下，在这里或别的地方产生，尽管我们还不能猜测它们的形式。这是我的无法证实的乌托邦……我想应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我也是这个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定义社会主义的内容，只是有一些乌托邦式的词语为例外；因此我也不能够定义。
那么，卡尔本人又如何评价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与腐朽呢？他已经察觉出了什么样的“新的力量和新的运动”呢？他的答案部分由笔记中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份粗略的草稿给出，这份手稿大约写于1970年。尽管不是完整答案，在发表之前也肯定会再三深思熟虑，但这也清楚地表明卡尔对当前与未来看法的精神状况：
因此，世界的形式已经从过去五十年里认知的情况中变形出来。西欧列强先前的殖民地——印度、非洲、印度尼西亚——已经宣布彻底独立。拉丁美洲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和古巴采取了革命道路；但是，别的地方经济发展所指引的方向是更加彻底的独立。这一时期最壮观的事件是苏联的兴起——先前的俄罗斯帝国——最近则是中国的兴起，占据了世界强国和世界重要性的位置。由这些变化所造成的不确定的感觉——变化的后果仍旧存在于未来——和19世纪相对平静、安全的世界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不安全的气氛中，诞生了对新社会的当下观点。
最具重要意义的事实是，俄国革命——以及之后的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都宣称自己的革命是基于卡尔·马克思学说之上的革命。马克思是19世纪资本主义体系衰亡的最有力的预言家，当马克思进行写作的时候，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顶峰。那些寻求挑战这种体系的人为资本主义的衰落而高兴，也将诉诸马克思的权威性，这是自然的事情。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必然是乌托邦式的；马克思论述未来的著作是缺乏的，在特征上也属乌托邦式。他的一些预言已经证明是失败的，或者为无效，并且在追随者中间导致了矛盾和混乱。但是，马克思分析的力量是不可否认的；能够描述出来的，虽然带有玄想成分的未来社会的任何画面都必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包含马克思主义的观念。
马克思是通过使用技术最发达的形式以生产力、工业化为手段过渡到生产力最高形式、工业化最高形式的预言家。自《共产党宣言》以来的马克思著作都充满着对资本主义成就的赞美，资本主义从封建束缚中解放了生产力，通过现代技术的发展、经济的扩张使世界运动起来。但是，马克思相信自己通过描述已经表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Bourgeois Capitalism）——以个人私有企业为原则基础的——正通过资本主义的成功形成新的约束，这些约束将使进一步的生产扩展停滞下来，将控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无法控制的生产，以工人本身替代一些社会控制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并强化生产力的扩张。马克思提供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少有几个画面之一是，在那里“财富之源更将汩汩地流出”。
在一个大多数民众甚至仍旧不能分享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最基本物质利益的世界里，这些学说将对新社会的普通观点产生强烈的影响，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同样也不令人惊奇的是（尽管这与马克思所期待的相反），这些学说将更具令人信服的吸引力，但不是在发达国家——这里的人民分享了过去年代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甚至要让他们相信这种制度的潜力必将耗尽，也是困难的；而是在落后的国家里，这里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根本不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或压迫的力量的结果，或者作为一种外来的或压迫的力量的结果。俄罗斯革命发轫于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在这里几乎没有开始发生经济和社会向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转变；这场革命的第一个作用，就如列宁所说，是要在这场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革命已经传播到资产阶级革命甚至还没有开始的国家。未来社会的景象——正在跨越现在已经过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革命——将取得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更高的生产力，与之相配的是——通过某种形式对产品进行社会的、计划的控制——它会支配当今西欧国家以外的整个世界。
卡尔继续补充说，“然而，这种景象之政治的方方面面仍旧是模糊的、难以捉摸的。马克思主义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为工人所统治的社会概念在俄罗斯证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里的无产阶级太少了；在不发达的国家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里并不存在无产阶级”。不过，这些国家的革命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制度终结，为实现卡尔的“不能证实的乌托邦”提供了可能性：
我认为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这种假设（他在1978年9月宣布），（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世界性的革命是历史发展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这场革命将彻底断送资本主义制度，也将证明殖民地人民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名义起来反对资本主义。41
——————————————
（1） J.L.Borges, A Personal Anthology (1972) pp.32-33.
（2） G.Lukacs, The Historical Novel (1962) pp.176, 182.
（3） Edward Gibbon, Essai sur l’étude de la literature (1761).
（4）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Bury (ed.), (1909) ch.9, p.230.
（5） G.Vico, Principj di scienza nuovo (1744) Books I, IX and X, translated as New Science of G.Vico (1968), paras.137, 321.
（6） 这段话语以打印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卡尔的笔记中，见Carr关于Lukacs的文章，刊From Napoleon to Stalin（1980），p.250。
（7） The Greek Historians, M.I.Finley (ed.), (1959) Introduction, pp.4, 6.
（8） G.Macaulay, Works (1898) viii, 431 (from an essay on Sir James Mackintosh).
（9） P.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1975)，从“历史提供的丰富材料来看”，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适合各种环境和时代的原则：“万物流变”， p.27。
（10） ‘An Essay on Causes affecting Minds and Characters’, in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ed.D.W.Carruthers (1977) p.417.
（11） 参阅A.de Tocqueville, De l’ancien régime (trans.S.Gilbert, 1966), II, III, especially p.160.
（12） A.Huxley, Do As you Will (1929), p.101.
（13） S.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975) p.32；卡尔的另一个笔记中则观察到，“弗洛伊德的下意识是个体的；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是无关的”。
（14） Grundrisse (Berlin, 1953) pp.395-396
（15） Works (1898) vii, 6.
（16） L.Tolstoi,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xv (1955) 279.
（17） Letter to Samarin, 10 January 1867, in Tolstoy’s Letters, R.F.Christian (ed.), i (1978) 211.
（18） Letter to Volkonsky, 4/16 December 1899, ibid., ii, 585.
（19） 这指Sebastian Haffner的The Meaning of Hitler（1979）。
（20） From Napoleon to Stalin (1980) pp.262-263 (interview with Perry Anderson, September 1978).
（21）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1978) xi, 448.
（22） Le Monte, 21-22 January 1979.
（23） 见G.R.Elton之The History of England: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26 January 1984（Cambridge, 1984），特别是第9-11、26-29页；也可参阅他在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4 June 1984）上对家庭史的攻击。
（24） G.Orwell,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1968) I, 448 (originally appeared in Inside the Whale ［1940］).
（25） Translated in K.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C.J.Arthur (ed.), (1970) p.149.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113页。
（26） A.E.Housman, The Name and Nature of Poetry (1933) p.49.
（27） T.S.Eliot,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 (1963) p.40.
（28） D.B.Wyndham Lewis, Blasting and Bombardiering (1937) p.115.
（29） Max Brod, Kafka: a Biography (1947) p.61.
（30） 参阅J.Sturrock, Structuralism and Since (1979).
（31） Works (1898) xi, 456-458 and cf.489-491；但是，卡尔也问道，“麦考莱关于新西兰人的观点（Essay on Ranke’s History of the Popes）是与对进步的信仰不可调和的吗？”麦考莱想象一位未来的新西兰人站在伦敦桥破旧的海湾边、写生圣保罗大教堂的废墟情景，几乎在同一个段落里，提到新世界伟大的未来（Macaulay’s Essays,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H.Trevor-Roper［1965］ p.276）。
（32） Encounter, November 1979, p.11；然而，在这个演讲中，波普尔仍旧坚称是一位乐观主义者。
（33） A Second Identity (1969) p.100.
（34） Thomas Hobbes on Human Nature, Works (1840) iv, 16.
（35） Ernst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1956) iii, 489.
（36）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1939).
（37） Fortnightly Review, March 1933, p.319.
（38） From Napoleon to Stalin (1980) p.271.
（39） 参阅Knei-Paz,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1978) p.423.
（40） H.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1968) pp.11-12.
（41） From Napoleon to Stalin (1980) p.275.
[1] 戴维斯（R.W.Davies）曾和卡尔合著《苏俄史》第9、10卷《计划经济之基础》（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译者
[2]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著有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2 vols, 1978）、Machiavelli（1981）、Meaning and Context（1988）、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1996）、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1998）、Visions of Politics（3 vols, 2002）等。——译者
[3] 应当是“社会与个人”。——译者
[4] 罗斯基尔（Roskill），指Stephen Wentworth Roskill（1903-1982），著有Naval Policy between the Wars、White Ensign: The British Navy at War, 1939-1945、Admiral of the Fleet Earl Beatty: The Last Naval Hero: An Intimate Biography、The Strategy of Sea Power : It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The Navy at War, 1939-1945等。——译者
[5] 卢卡奇（G.Lukacs，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译者
[6] 库恩（T.Kuhn，1922-1996），美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译者
[7] 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1923-），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因其观点趋于极端，维护和论证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提倡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所以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哲学中的最大异端。——译者
[8] 译文据蓝公武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7页。——译者
[9] 海森堡（Heisenberg），指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译者
[10] 维斯科普夫（W.F.Weisskopf），理论物理学家。——译者
[11] 斯图伊克（D.Struik，1894-2000），荷兰科学史家。——译者
[12] 罗森伯格（C.E.Rosenberg），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有Cholera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in 1832, 1849, and 1866（1987）、The Trial of the Assassin Guiteau, Psychiatry and Law in the Gilded Age（1968）、The Care of Strangers: The Rise of America’s Hospital System（1987）等。——译者
[13]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著有Antic Hay（1923）、Point Counter Point（1928）、Brave New World（1932）、Eyelessin Gaza（1936）、The Doors of Perception（1954）等。——译者
[14] 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英国玄学派诗人、讽刺作家。——译者
[15]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译者
[16]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1924、1924-1935）。——译者
[17]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英国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译者
[18] 西里加（Anton Ciliga，1898-1992），共产主义时代，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译者
[19] 奥威尔（Orwell），指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作家，其极富想像力的小说猛烈攻击极权主义并表示出对社会平等的关注。著有Animal Farm（1945）、1984（1949）等。——译者
[20] 温德曼·刘易斯（Wyndham Lewis，1886-1957），英国作家、画家。——译者
[21] 卡夫卡在短暂的一生中（1883-1924）写下了大量小说，还有许多书信、日记、随笔、箴言等，但他对作品大多不甚满意。因而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销毁他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并永不再版已发表的作品，但布洛德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整理出版。可惜很多作品在此以前已被他的女友Dora Diamont烧毁了，其余没有烧毁的部分，于1933年纳粹搜索Dora在柏林的公寓时，被盖世太保全部焚毁。——译者
[22] 卡瓦菲（Cavafy），指Constantine Cavafy（1863-1933），希腊诗人。——译者
[23]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德国小说家、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译者
[24] 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英国文学批评家。——译者
[25] 理查兹（I.A.Richards，1893-1979），英国文学批评家。——译者
[26]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讽刺作家。该剧作写于1918-1919年间。——译者
[27] 理查德·库伯（Richard Cobb，1917-），英国历史学家，擅长法国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著有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French Popular Protest 1789-1820（1970）、Reaction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1972）等。——译者
[28] 勒费弗尔（Georges Lefèbvre，1874-1959），法国历史学家，擅长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译者
[29]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译者
[30] 原文误为Theory of Modern Sentiments。新版《历史是什么？》中有不少排版错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已逐一改正，除非必要，不再一一说明了。——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