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导论 范围与方法

编者绪论

这本《经济分析史》是约瑟夫·A.熊彼特在其生命的最后九年所致力编写而尚未彻底完成的一部著作，是他力图移译、修订和增补《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的结果。《史略》是他为马克斯·韦伯于1914年出版的德文版《社会经济学纲要》第一卷所写的一篇论文。 ^[1] 这是一篇一百多页的长论文(约六万字)，分成四个部分或四章。查看一下目录就会发现，这四个部分概括地包罗了与这本1200页的《经济分析史》第二、三、四编相同的主题，不过这些主题在《分析史》中论述得远为详细而已。前面两部分关于(1)从哲学家著作与普通议论中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和(2)与重农学派、杜尔阁、亚当·斯密有关的经济学方面的发现，在本书中则合并于一编(即第二编：从开始到1790年)，第三与第四两个部分在这两部著作中的地位大致是相当的。《史略》中的四个大标题是：

I. 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的发展

II. 经济生活循环流转的发现

III. 古典学派体系及其分支

IV. 历史学派与边际效用理论

那篇旧论文已经绝版，也从来没有从德文译成英文；许多人都对它感兴趣，并敦促出一译本。熊彼特经过艰巨的辛劳，于1938年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经济周期》。他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只是为了松弛和休憩一下；他把这本书当作是一望而知的“通俗”读物，本想在几个月内完成。结果在1941年写成。与此同时，他在哈佛大学开了“经济思想史”的半课程半课程(halfcourse)。按美国学制，一个整课程指每星期上课三学时，连续两个学期。半课程即只讲一个学期。——译者

他原先的计划并没有多大雄心。他的确没有打算花费九年或十年的时间来写一部经济分析史。起初他也许只想利用空余时间，在几个月或一年之内写一本三四百页的小书。后来他想写一部六七百页的大著作。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从事理论著述，他计划在这个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他经常研习数学，因为他相信数学是现代理论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设想也许有一种理论将来能把动态经济学综合起来，就像瓦尔拉体系综合静态经济学那样。终于他修改了这一计划，改为先对这一理论写一个小小的导论，就像《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作为整个凯恩斯学派理论的导论一样。他阅读了最新的理论文献(大部分在期刊中)，研究数学，累积了卷帙浩繁的笔记。这一工作的成果反映在《分析史》的后面几编中，特别是总结现代发展的那些部分。

到底为什么这部《分析史》写得越来越精细，占用他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还很难说清楚。部分地是由于他的兴趣在不断地扩大，他发觉愈来愈难于很简略地论述那些对他具有吸引力的题目。(举例来说，经院哲学家和自然法则的哲学家，在四十年代初期，使他兴趣日浓。)另外，在这里他还可以把他的兴趣的所有线索——哲学、社会学、历史、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应用领域如货币学、经济周期、财政学、社会主义等等——交织在一起。同时我相信战争也有些关系。我记得他告诉过一两个朋友，他发现从事这部《分析史》的著述倒是战争时期的一种令人慰藉的消遣。这可以暂时使他忘掉那个使他伤透了心的阴暗的现实，因为他深信这场战争将毁掉他所钟爱的文明。

他照例亲手写出所有的东西，而且全部保存起来。因此就有可能看出他早先的论述到后来如何变得越来越精细。他可能是1941年开始写这部《分析史》的。在1942和1943年间，他似乎已经在打字机上打出了不少的章节，其中大部分以后又作了修改。早年写成而后来没有重写的重要部分仅有“重商主义文献”一章，于1943年6月份打出；“社会政策与历史方法”一章，其中一部分于1943年1月份打出，其余在1943年12月份打出；还有第三编第六章(普通经济学：纯理论)开头关于“西尼尔的四个公设”那一节。而这些部分，如果熊彼特能够活到完成这部《分析史》的话，也有可能会加以修改和重写的。偶尔也有早年稿本的几页并入后来的稿本内。这一过程将在附录中再作详细说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强调这是一部经济分析史而不是一部经济思想史。他在1949年初为英国出版商艾伦与昂温公司所写的一篇简短的说明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这本书将描述经济学这个领域中科学分析的发展和命运，从希腊—罗马时代直到现在，以社会与政治历史为适当背景，同时注意到其他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浮现于公众头脑中，或者可以归因于立法与行政官员的有关经济政策上的观念，不管是否体现在诸如自由主义或社会连带主义等等普通称为经济思想的精细体系之内，都只是作为背景的一部分写入书中。本书的主题就是叙述人们在描述和解释经济事实并为此提供工具方面所作的努力。

因为要像处理任何其他科学的历史一样来处理经济学史，在根本上是否可能，还存在着争论，所以本书第一编全部用来讨论这种做法引起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既然科学的经济分析与经济思想是互相影响的，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加以有效区分?然后第二编就叙述经济现象的历史的、统计的、与理论的知识成长，从它在古希腊的开端，到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学科而被承认，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出现了系统的论著，其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证明是最为成功的一部著作。

第三编包括1776年〔后来改为1790年〕到1870年这段时期。第四编为1870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第五编则旨在帮助读者把经济学的现状与过去的工作联系起来。从头到尾，本书都是力求使最重要的轮廓显现出来，又不致为了阐述的简明性而牺牲正确性。

我在一开始就曾宣称，熊彼特在其生命的最后九年中一直在从事《经济分析史》的撰写工作。扩大一点讲，他一生都在从事这一项工作。可能所有他的著作和所有他的教学工作都对这最后的成果有所贡献。举例来说，他1911年离开捷尔诺维茨时所作的演讲，题目就是《社会科学的过去与未来》。 ^[2] 这就是最初成为《史略》和最后成为《经济分析史》的一个简短纲要。1948年12月他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所作的演说——“科学与意识形态”——谈的就是他在《分析史》第一编中所谈到的某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他在哈佛大学所开的“经济思想史”课程，主要包括亚当·斯密到马歇尔这一段时期，重点是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体系。在“高等经济理论” ^[3] 课程中，他讨论了本书第四编第七章(均衡分析)和第五编中所写的许多问题。他在哈佛还开过“社会主义”的课程，有时也开“经济周期”和“货币学”课程。熊彼特在波恩大学曾主持“财政学”讲座，还办过一个研究班，主要是研究包括货币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并研究认识论。在耶鲁大学的一年，他讲授“国际贸易”课程。不仅他的课程，而且他在经济学每个方面的论文，他的无数书评，他的传记文章，以及他写的书——这些都是他撰写《经济分析史》准备工作的组成部分。甚至他消遣时读着玩的书籍——他爱读传记，尤其是那些多卷本的大部头传记——都有助于他取得有关人物、事件和背景的引人入胜的知识，这在《分析史》全书中都可以看到。对某些读者来说，这可以把经济分析中关于细微论点的冷静讨论，弄得更活跃一些。

原稿中没有一个部分是处于最后完成的形态，但也有些部分比其他部分较为接近于完成。主要的三编(第二、三、四编)除去附录中所指出的几点外，实际上等于已经完成。第一编导论与第五编结论都是最后才写的。1949年末最后写成的，看来是第五编末尾关于凯恩斯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章。当他到塔科尼克过圣诞节以及到纽约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时，这一章就留下来打字。开完会回来后，他就开始补写他的讲演稿“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和校阅《分析史》第三编的打字稿本。他留下了几页笔记，打算在修改这一编前面三章或四章论“古典学派”经济学时使用。1950年1月8日他逝世了，再也无法修改他的著作了。

全书初稿都是普通的手写本。有些部分，如早先论货币的一章(第二编第六章)以及论瓦尔拉均衡体系的许多资料(第四编第七章第7节)只有手写本，从未打字。有些章节甚至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手写本。另一些章节虽然打出来了，但未经作者校阅。还有一些打字稿已经校阅，用铅笔改正过，附有批注和问题以便以后修订。偶尔有若干引证尚待填写，熊彼特告诉我这些引证还需要核对。我曾对这项工作有所帮助。对此感兴趣的内行读者，可在全书的编者注释与编者附录中进一步了解到更详细的情况。

熊彼特写作本书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秘书的帮助。但确实有一些认得他字迹的人为他打字。偶尔他送出一大包完成的稿件去打字。他大部分信件都是自己手写的。这当然大大增加了他的工作负担，同时意味着他的材料从来没有能像有一个精干的秘书那样留底和归档。直到1948年夏天他担任了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同时担负其他所有工作以后，他才有了一个和别人合用的秘书。甚至在有了秘书以后，他也不愿花时间去好好指点她，因为要完成他打算做的全部工作——教书、咨询、看书、写作、通信——总觉得时间不够。

我认为我的编辑工作就是简单地把熊彼特实际所写的东西尽量搞出一个完整与准确的版本，而不是试图完成他没有写完的部分。整本著作并没有一个提纲，而且在他逝世以前我也不曾看过这本书，因为熊彼特希望我从导论读起，而这部分他当时正在写；然后按照顺序把全书看完。书稿是在很多地方找到的——有的在档案箱中，有的堆在书架上——在剑桥亚加西亚街的书房中，在塔科尼克的书房中，还有一小部分在黎塔尔中心他的办公室内。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发现分析史已接近完成，以后又有一段时间继续发现几节或几小节。由于原稿各页常常根本没有编号，打字稿没有从头连续编号，而是按照打字时一小包一小包地编号，因而我在最初理顺这些稿子时遇到很大困难。熊彼特仅把打字的第一稿送给出版商，从来不想费事留一个复写的副本供自己使用。幸而替他打字的那些人留下了一套复写的副本，这些副本都收藏在亚加西亚街家里三楼的一个房间内，其中有些——特别是1943与1944年完成的——都注有日期。我不断寻找，直到每份复写副本都找到了原稿与打字的第一稿。在许多情况下，复写副本就是最初的原稿，因为有些原稿后来被抛弃或部分地合并在以后的稿本之内了。当我反复阅读整部稿子时，我发现虽然他没有写出提纲或目录，这个提纲实际已经存在于全书正文之中。还有一个小麻烦，就是第二编原先计划写八章，后来压缩为七章，第四编原先计划写十章，后来压缩为八章，不过到了末尾，我在决定每节或每小节属于什么地方、或者在确定两种或更多的稿本中哪个是最后的定稿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些问题都在附录中详加讨论。

由于这本书篇幅很大，所以工作极其复杂。纵然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有一点编辑的经验，要把评介了这样多的经济学家、用了这样多的不同语种、在这样长的时期写成的一部巨著整理出来，也是不容易的。一般来说我是按照以下程序整理的：没有打字的手稿先把它打出来；然后各个助手从头到尾把手稿念给我听，让我改正打字稿；引证的地方都把它完成并加以核对；必要的地方加上标题和小标题；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把打字稿编辑好；以后我又一次地阅读一遍，检查一下改正的地方，添入相互参照的附注，并与作家卡片目录进行核对；最后各个助手把作者的稿本从头到尾念给我听，由我改正长条校样。每次校对中，愈来愈多的小差错和不确定的地方都得到了澄清。无疑这个过程还能不停地进行下去。但由于时间关系，只能适可而止。在这里应该对大卫·洛克菲勒的资助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款表示谢意；有了这些资助，我才有可能获得上述大部分秘书与编辑工作方面所需的帮助。

有一个困难也许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它特别适用于本书未完成的部分。熊彼特对于同一问题的处理，常常要开始好几次，又放弃好几次。他把所有这些尝试与他原先的笔记连同完成的手稿都保存在一起，所以要知道哪个是最后的定稿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有时一个引证的日期或一两页早先稿本的合并可以提供一点线索。另一个困难是他关于修改的计划或笔记常常是把英文、德文和速记混杂在一起。这种笔记有四页复印在附录中(第二编货币一章的计划与最后一页，第五编的两个提纲)。无论对于速记的修改部分还是关于修改的简短暗示，我都没有试图加以解释或付诸实行。我仅仅把明确肯定的修改部分并入打字的第一稿中。至于原先的手稿、几种可供选择的稿本、笔记以及打字的第一稿，连同熊彼特亲手所作的改正与关于修改的暗示，将全部存放于哈佛大学豪夫顿图书馆，以便有兴趣的学者查阅。

编者补充的资料只是为了使原文比较清楚或前后一致，这些补充都括在方括弧内。这特别是指标题和小标题、正文中的编者注和编者的脚注。开始熊彼特对各小节只编了号码，以后他才对节和小节加上了标题。偶然有些地方他留下了空白，因为他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编者补充的标题是根据正文内容加上的，也用方括弧标明。在方括弧内同时有作者的意见和编者的注释，但这两者几乎总是可以分清的。作者的意见通常在引文当中，而编者的资料则表现为注释末尾的完整句子，或者完整的脚注，或者是正文中以脚注形式印出的一个完整段落。在有混淆危险的地方，则注明“J.A.S.”[ZW（]即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姓名的缩写。——译者

熊彼特知道有些重复的地方，还有些注明“见前”或“见后”而实际上被遗漏的资料。在大部分情况下，我没有试图删去重复的部分，除非离得很近而且很为明显。有时同一篇文章在不同场合被引用好几次，或者同一思想在正文不同的部分表述好几次，我感到没有把握去掉哪些、保留哪些，虽然作者活着的话，自己会决定取舍。我在脚注中想提醒读者注意比较重要的遗漏，这都是由于这本书有些部分并未彻底完成的缘故。根据理查德·M.古德温的建议，我在脚注中还提醒注意与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的作者其余的一些著作，因为熊彼特本人无论在教学中、在写作中都极少提到自己的著作。其他人无疑可能比我能做得更好些，但别人没有时间一次又一次地翻阅这样长的一部著作。

偶尔有的字无法辨认，或者漏掉了字，或者一个句子不完整，我已尽自己最大努力处理了这些问题。他用的词汇非常广泛，有很多罕用字要到牛津大字典中去寻找。有许多引用的外国书名在哈佛大学任何图书馆都找不到，在国会图书馆的目录中也没有。通过使用各种外国图书目录，在本国与欧洲学者的帮助下，我终于能够把所有作者人名和书名差不多核对了一遍。

大部分情况下熊彼特很注意版本，凡是版本有重要关系的地方，他都注明了是第几版。但这方面偶尔也有些困难，因为作者在这样多的地方工作过这样长的时间，他引证的著作不可避免要使用不同的版本和印刷本。在他1932年来到哈佛大学以前，无疑使用了欧洲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和他自己大量的藏书来做笔记和进行写作。当时他把他的藏书装了箱，放在波恩附近的于利赫，战前没有运到美国，开始是因为没有房屋存放，后来又因为有些“实际困难”(也许想象的成分多于事实上存在的困难)。接着发生了战争，这些书被美国空军轰炸于利赫时烧毁，大概只有一百本书(大部分是英文写的传记)从废墟中抢救出来。1932年以后熊彼特利用了在美国弄到的应用书籍和我在塔科尼克的经济学图书室。战争期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哈佛工商管理学院的克雷斯工商与经济学图书馆默默地进行工作。(他也广泛阅读了专业性的期刊文献，以及各地学者送给他的各种语言的新书与油印资料。)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分析史》中对同一著作列出先后不同的版本，以及为什么我发现了《资本论》第一卷引证的页码是出于两种不同的英译本，还有卡尔尼斯的《若干主要原理》与凯恩斯的《货币改革简论》引证的页码同时出于英国和美国的两种版本。对杜尔阁的《考察》所作的最初评介，显然是在谢尔版本出版以前完成的。

我不打算提出一套和这本《经济分析史》有关的参考书目。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这部分析史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参考书的目录。不过，遇到使用的版本具有重要性而又未在每次使用时明确提到的情况下，我的确提出了一个常被引用的参考书目。熊彼特用的是马歇尔《原理》的第四版(1898年)，因为他和我都只有这一版。(他对此心中总感到欠妥，并考虑过是否应该换成以后的版本)。我搞的这个书目(标明了所用版本和印刷本)见本书末尾，紧接在附录之后。

读者对于本书第566页(指原书页码。——译注)以前排印时缩进去的资料是什么用意，也许会感到迷惑不解。必须立即承认这是一个错误，是以印刷商和出版商为一方、编者为另一方之间的误会所造成。所有这些缩进去排的资料本应排成脚注体的字(而不是缩进去排版)，因为一般读者也许对它兴趣不大。读者会记得熊彼特本想写一部能够以六七百页的篇幅装订为一卷出版的历史。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问题的处理愈来愈细，他已感到这本书写得太长了——而且他知道他正在处理那些普通读者不感兴趣的题材。因此他决定在两种不同的水平上写这本书：把多少带有技术性的材料，有关认识论与哲学的讨论，以及传略资料，用小号铅字排版，以便占的篇幅较小，可以不看就跳过去。他嘱咐打字时把这些材料和脚注一样以单行打出，以示区别。印刷商为本书选好了适当的字体以后，认为小号字或脚注体的字数太多了，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仍用和正文一样的字体排这些“次要”材料，不过缩进去一些。殊不知这样一来正好违背了作者的意图，把不重要的材料反而弄得突出了。不幸的是，他们这个办法没有对我说清楚，而这本书已经差不多排了一半，我才看到校样。全部重排将会增加大量费用和推延很长时间。因此我让它大部分维持原状，只把那些不完全的或非常技术性的讨论的若干小节以小号字重排。只要看一看414—418，449—452，464—469页讨论康德、穆勒的逻辑、朗菲尔德、杜能、约翰·雷的部分，就可以明白打算列入次要的材料是什么性质。我不敢说他认为重要或不重要的地方总是正确的，特别是关于人物传略的引证，对于大部分读过的人都很有吸引力。

在本书的其余部分(第三编的最后两章、第四编与第五编)，我把这些“次要的”资料分别用正文字体与脚注字体排版，只有两三处“哲学性的”讨论像前面一样缩进去排版。至于传略材料，其中有的相当长，几乎都用较大的字而不是照原来的想法用小号字。我这样做是因为别人劝我，如果要阅读这样大量用选好的非常小的脚注字体排版的材料，那是很困难的；虽然这样一改，当然违背了我打算尽量遵照熊彼特写作时的原状出版的初衷。从放在豪夫顿图书馆的原稿和打字的第一稿，可以看出作者当时在这方面的设想。

有很多向我提出宝贵意见或提供帮助的人，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将本书编辑出版。在这里我只能提到少数几位。阿瑟·W.马吉特是第一个看完全书打字稿的人；关于未完成的各节他向我提供了意见，并且和我讨论过一般的编辑方针。他还编辑了第二编关于价值与货币的一章。这一章以前从未打字，手稿也没有编过页码，而且有少数地方前后的次序有些不确定。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也看过大部分打字稿，帮助我核对了模糊不清的引证以及任何使我感到困难的理论问题。保罗·M.斯威齐看过全部校样，提出很多宝贵建议，而且发现几处我忽略了的差错。理查德·M.古德温首先替我把第四编第七章和第五编的资料收集在一起，这些都是熊彼特尚未完成而且在临死以前还在加工的部分。这是关于均衡分析和现代最新发展的重要资料。艾尔弗雷德·H.康拉德看过一些打字稿和许多校样，并核对了数学公式。威廉·J.费尔纳看过一些打字稿，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看过一些校样。弗里达·S.厄利恩在查考不出名的作家时，想了不少办法，而且是不厌其烦的。安娜·索普在这本书的每一个阶段都帮助了我，从许多年前的早期手稿的打字，直到帮助我校对和编制索引。她对熊彼特有些难认的字迹和他的工作方法比较熟悉，这就帮助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对于这些人和所有其他这样或那样帮助我编辑这部《经济分析史》的人，谨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JY，3]

[JY，2][HT5”SS]康涅狄格州塔科尼卡 1952年7月

附注： 从熊彼特教授逝世，到熊彼特夫人长期卧病的最后几周为止，她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筹备这部书的出版。当她逝世时，作者索引已接近于完成，但主题索引的编制工作才刚刚开始。罗伯特·库恩博士承担了编制主题索引这项困难而浩繁的工作任务；他也完成了作者索引，并把两项索引协调一致起来。

出版者对于瓦西里·列昂惕夫教授协助这本书的出版，深表感谢。。他开这门课程，始于1939年秋季，止于1948年春季；除去1940年休假外，每年都开这一课程。这项教学工作也许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既然他又一次地来讲授这门使他经常感兴趣的学科，很自然地他就会想到在这方面有所著述。他当然要翻译、修改和增补他的“史略”。在开始的时候，他对于课程中所讨论到的以及他所写到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纯粹属于分析性的成分，并不十分注重。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给我的印象是，他是在写一部经济思想史。或“Ed.”(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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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经济学纲要》，第1编，《经济和经济科学》，第10—124页，由J.C.B.莫尔(保罗·西贝克)出版，蒂宾根，1914年；第2版，1924年。

[2] 该文经过修改和增补，1915年由东克尔-洪布洛特公司出版，收入《捷尔诺维茨社会经济大学联合会论文集》。

[3] 在他为1948—1949年秋季所开的这门课程(经济学203a)开列的参考书目的开头，有下面一段简短的叙述：/br-line/本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训练学生掌握一种技术，能概括经济过程的显著特点，但是对个别问题的讨论将使学生能够对大部分新老传统理论作批判性的复习。本学期的计划包括：一、初步考察某些基本概念，特别是决定性(determinateness)与稳定性(stability)；二、经济总量(economic aggregates)的一般动态理论；三、家庭与厂商行为的一般理论。虽然最好有一点微积分与微分方程的知识，但并不强调纯数学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