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自由主义的失败
大体说来，工商阶级在这整个时期内，至少是到本世纪初为止，一直依然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这种情形在美国远比在欧洲为甚。但它对于放任主义的好处所抱的那种从容的信心已经消逝了，而它的纯洁的良心也在丧失。敌对力量正在缓缓地集结起来，它必须与之妥协。更加重要的是，它愈来愈愿意妥协，并接受其敌人们的看法。 [14] 经济自由主义 [15] 就这样被各种限制弄得千疮百孔，有时竟不得不放弃它的原则。政治自由主义，从八十年代起，比从表面上看来远更迅速地失去了对选民的控制：只在几个国家，如像德国和奥地利，真正的自由党——就本书所用这个名词的意义来说——在选举中遭到了公开的失败；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原有政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力量，大得足以使其能依赖激进纲领获胜。 [16] 这一切为什么在美国有所不同，以及不同到怎样的程度，其理由是无须——希望如此——加以解释的。可以把一个会是冗长的分析总结成为这样几句话：除了若干集团和运动——没有一个是强大到足以显著地影响国家政策的——之外，普通的美国激进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这对经济学家也适用——对“大企业”的敌视（“制止垄断”）。
在试图研究上述一切怎样反映在公共政策内我们主要感兴趣的那些部门之中（第3节）以前，我们必须大略地看一看上面所说的、在这个时期逐渐得势的、同资产阶级的放任主义敌对的那些政治力量。正统的社会主义是最明显的一种。但在这个时期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种。无论如何，可以假定它的历史是如此为读者所熟知，以致为了我们的目的只要作几点评论便够了。 [17] 第一，在这个时期内差不多在所有各国都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兴起。但即使
其中最成功的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有才能的人和党员的人数众多，它是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还是抱着不参加政府的原则， [18] 因而把它的实际影响——即使是对社会立法事项——远远地降到了应有的程度以下。除了奥地利的党以外，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一个是人数众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在各处接近于参加或实际上参加了政府，这些政党的色彩各不相同，一直到非社会主义的劳工组织为止，它们对于同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实行合作是不感到内疚的。这些事件——它们引起了辩论得很多的米勒兰主义 [19] 问题——以及1906年英国议会中工党的出现，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的重要性暂时还只是象征性的。对于那些随时留意观察未来事变的人来说，另外一个征兆更加富有意义——它比那些最华丽的革命演说更有意义得多。固然，有许多只要听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就习惯地大发雷霆的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同情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且在比普通所认识到的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用各种方法给予这种理想以实际支持，虽然并不总是公开地。自然，非社会主义者投社会主义政党的票，在许多场合下，只不过是表示一种暂时的愤懑罢了。但却有愈来愈多的人赞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或者赞同社会主义政党的当前目的，或者两者均赞成，尽管他们仍然宣称自己不是社会主义者。
资产阶级激进派别和激进政党的成长，此刻具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它们在类型上和纲领上是极其不同的：其中既有各种旧式的自由主义派别，它们已接受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社会改革计划，又有一些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派别，它们是古代哲学激进论者的后代，与爱德华·伯恩施坦（后面，第五章，第8节）这样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较先进的激进派别在政治上显示的力量，之所以和它们在议会中的实力——或者，像英国的费边主义者那样， [20] ，在议会中根本就没有席位——完全不成比例，是因为政府在危急关头常常需要它们的支持，不论是在激进派组成了自己的政党的地方，还是在它们形成一个具有不同色彩的较大政党的左翼的地方，均是如此。这种情况正是这个时期的特色。
可以把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看作仅仅是社会主义成长中的一个副产品。而后者毫无疑问地是放任主义社会的产物：一个人不一定要是马克思主义者才能认识到，私营企业制度势必朝着一种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发展。因此，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些事实，不管对资产阶级的事物秩序可能是怎样的不祥之兆，却正是这种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从这种意义说是十分“自然”的。但也有一些事实是不能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图式或逻辑中去的。其中有一些分析起来也没有任何困难，但另外有一些在分析时的确感到困难。
关于第一类，我们实际上很容易理解：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会引起受到它的威胁而又不能使自己适应一种新的生存形式的那些阶层的反抗。这就是欧洲的农民——也是英格兰的，特别是爱尔兰的农场主——所处的境地，而在欧洲大陆上，则是独立的手工匠所处的境地。地主们当然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极其自然地，他们吵吵闹闹地要求保护性的立法——这就必然要违反经济自由主义的教义——并且支持那些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却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派别和政党。 [21] 可是，即使在这些现象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肯定这就足以说明一切。在这些派别的代言人中，许多人并不觉得自己同特别困难的经济形势有牵连；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者不同，他们觉得，整个自由主义的图式，包括它的法律方面和道德方面，都是根本错误的。
第二类包含这样一些情况，即：同样的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朗，也更加令人难于理解，这是因为它不是那么明显地和某一特定的经济困境连在一起的。在官僚机关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并且——如在德国——它在前一时期曾经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那些国家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现在虽然还没有采取明确的敌对态度，但官僚机构却已经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工商阶级——认为它是必须加以控制和管理而不能听之任之的东西，就像今天的美国官僚机构所认为的那样。人数迅速增加的白领阶级和另外一些开[KG-*9]始被称为“新中产阶级”——“旧中产阶级”包括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集团，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反感。但是信奉经济自由主义或政治自由主义（按照我们的意义）的少数派，从人数上说，并不比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少数派多许多。其余的人则有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改革计划。最后，所有一切阶级中的个人和小集团，都放弃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虽然通常还保留着这个标签。尽管他们在利害关系上和文化偏见上无疑有所不同，他们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赋予“国家”和“民族”即“民族国家”以中心地位或支配地位。因此，这种趋势通常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新重商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但是这些以及其他的用语虽然表明了一种态度——对之既难下个定义，也难加以说明——的个别方面，却没有表明它的整体。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些简单的公式，可以把这些现象纳入他们的图式之中——最简单的也许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或“最后一张牌”）。通俗社会心理学则有另一些简单公式。我一个公式也提不出来，而只能说：我们一直在观察现代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
与此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但同样敌视我们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是另一种运动，解释这种运动要容易得多，因为它自己已经给自己作了解释。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采用它的一个常见的但不免引起误会的名称：“基督教社会主义”。同样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只来谈它的罗马天主教的分支，这是唯一的组成了许多独立大党（如“德国中央党”）的一支，这些政党有一个独特之处：它们仅仅是由于党员们在宗教上的忠诚而结合起来的，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些人在经济利益上和政治态度上的不同达到了极
点——从极端保守主义到极端激进主义，各色各样应有尽有——然而他们还是合作得很有成效。
在整个这一时期，天主教会在欧洲大陆上成了怀有敌意的政府和议会从立法和行政上攻击的目标——在英国，这种敌视仅限于激烈谈论“梵蒂冈主义”——在一个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中，这原是可以料想得到的事。没有料想到的，是这些攻击在各处均以退却而告终，并且这些进攻使得天主教会比过去多少世纪以来更为强大了。从宗教天主教的复兴中，产生了政治上的天主教。回顾过去，我们不仅看到从未放弃天主教立场的人重新申明了他们的这种立场；我们还看到在已经放弃了这种立场的人中间也在改变态度：在1900年左右，人们通常可以看到，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中，年老的和长一辈的人是俗人，是自由主义者，而年青的一代则是信徒，是“牧师”。这在我们的图画中是最富有意义的色块之一。但对于本书的目的来说，另外一个事实更为重要一些。政治上的天主教从一开头就是赞成社会改革的。我除了提到德·曼、冯·凯特勒、冯·福格尔桑这些人的名字以外，不能作更多的说明。 [22] 天主教会对于劳工状况的这种关切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是使古老的传统适应于当时的问题罢了。 [23] 但到这个世纪末了时，发展了某种可以称为新的东西，即一个明确的社会组织纲领，它利用以集团为单位进行合作的现存因素，想象出一个在伦理信条的规范以内通过自治的职业团体来起作用的社会——和国家。这就是在教皇“通谕”（1931年）中所简略描述的“组合”国家。既然这是一个规范性的纲领而不是一项分析，在本书中就不再多加说明。我只想加上一个人的名字，他对于这种社会概念所做的贡献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多：S.J.海因里希·佩施。 [24]
最后，经济学家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经济学界也被那些激动了各种政治团体的论争所分裂了。坚持自由主义的信念一点也不改变的人还是相当多的，在美国尤其多。并且还有绝对自由主义者的派别——在欧洲，巴黎集团（参阅后面，第五章，第3节）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是马歇尔却宣称赞同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且不加解释和不加限制地谈论“不平等的罪恶”；他还从理论上第一个证明，即使有着完全的竞争和不存在那些不平等的罪恶，放任主义也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福利；而且他赞成和真正的自由主义不相容的高额赋税。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均是如此。如果我们把他们列为“自由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坚决拥护自由贸易，也许还由于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上面所讨论的英国自由党信条的变质。大多数德国经济学家都是 社会政策的柱石，是完全不喜欢“斯密主义”或“曼彻斯特主义”的。 [25] 大体说来，所有各国的经济学界在政治上都是拥护同自由主义相反的趋势的，而不是拥护依然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趋势。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的联盟——以及，除了一些例外，经济学与功利主义的联盟——已经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