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自由贸易与对外关系

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对他们来说，那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智慧；拒绝接受它的人就是一个傻瓜或是一个坏蛋，或者两者都是。但是，正如已经多次指出的，英国的特殊历史情况——它清楚地表明了应当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对于英国的转变也许比自由贸易论中的一般真理因素关系更大。这样的一种希望，即一个光辉的范例也会促使其他的国家转变，也可能起过某些作用。可是，决定性的因素和理由，是同任何这样的希望完全无关的。1840年英国工业所占的优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受到挑战的。而比较低廉的原料和食物，对于这种优势有百利而无一弊。这些并不是幻想：英国是如此满足于它所认为是这一政策造成的结果，以致在八十年代的萧条以前，批评几乎完全止息了。甚至在几十年中，上述的希望也没有落空。虽然英国一直是全心全意拥护自由贸易的唯一大国，但所有其他国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都表现了自由贸易的倾向。例如，普鲁士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从1818年颁布“普鲁士关税税则”起，到1891—1894年签订各项卡普里维条约为止，是在一条从来没有同自由贸易原则离开很远的路线上前进的。 ^[30] 1860年的英法条约(科布顿—舍伐利埃条约)标志着法国的一般说来是保护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即使是短暂的——中断。可是应当注意，自由贸易或半自由贸易政策在大陆上从来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受到舆论的强烈支持：它是由官僚政府——如在德国——或统治者——如拿破仑三世——所强加的，后者在这种事情上是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那些像法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那样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从公众那里得到的反应是不多的。在美国也是一样，除了在经济学家——而且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方面，自由贸易从来就不受欢迎。国家情况的不同自然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这种不同情况也使得我们能够对于这些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给以比热心的自由贸易论者惯常所给予的更为有利的解释。英国转向自由贸易的戏剧性的故事无须在此重述了。但它有两个方面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第一，从一种议会的观点来看，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完全是保守党的功劳。以自由贸易为方向的最初的一些有效的步骤，是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前由谢尔本勋爵和小皮特采取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时，赫斯基森重新采取了向自由贸易前进的步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由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保守党政府实行的，较为困难的一点——废除谷物进口税——也包括在内。虽然他的内阁和政党遭到困难垮台了，以下一点依然是真实的：一个主要是由地主组成的政府，执行了显然不但同他们与之有密切联盟关系的阶级——农民——的经济利益相违背，而且同他们本阶级的经济利益也相违背的政策。对于此事你爱怎样解释都可以，但是不要忘记，对于政治社会学上的这一个最有趣的现象要多想一下。至于提供政治上的动力的制造业家和商人，那是另外一回事。这里应提到1820年的“商人请愿书”，因为它是由这个时代的主要的科学经济学家之一——托马斯·图克起草的。而这是我们仅有的机会，在一部分析史中提到“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位英雄——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 ^[31]

但是，第二，自由贸易政策的含义，远远不是仅仅限于在对外贸易问题上采取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事实上，可以认为：这是它的最不重要的方面；一个人即使很少想到主张自由贸易本身的纯粹经济的理由，他也可能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很容易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自由贸易政策同其他的经济政策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不仅由于经济上的理由，而且也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没有自由贸易政策，那些其他的政策是难于实行的，反之亦然。换言之，自由贸易只是一个广泛的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一个要素，决不应当孤立地去加以讨论。不仅如此，要提出的真正重要之点是：这种经济政策体系决定了某种更具广泛性的东西，并且是被这种东西所决定的，这就是在国内和国际生活的各个部门中表现出来并且的确可以同功利主义联在一起 ^[32] 的一种一般的政治与道德态度或眼光。被其敌人称为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即自由贸易主义〕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是科布登和布赖特的态度。在它的许多表现中，殖民政策和对外政策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获得殖民地的唯一目的，常常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去实行统治和剥削，并排斥其他国家去做同样的事情。从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来看，这样做甚至在经济上也是没有理由为之辩护的。在政治上就更没有理由了。殖民地是为它们自己而存在的，就像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是为它自己存在一样；它们应当是自治的；它们不应当给予宗主国任何特殊的商业利益，宗主国也不应当给予它们任何特殊的商业利益。所有这一切也不是停留在哲学或运动的范围以内的。朝着这个目标已经有了某些实际的进展。英国的加拿大政策，如在“德勒姆报告”中所略述的，此时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33] 自然，有着许多倒退的事实。

对于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不论是“神圣同盟”时候的还是以后的，不能简单地加以分析。可是，就英国来说，我们可以举出少数的事实，它们虽然不足以代表通行的做法，却表明存在一种同自由贸易的较广的含义相适合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谷物法”的第二届皮尔政府的实际做法：它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稳健的和负责的态度，它的拒绝承认在地球上任何一处所发生的任何事件中都有英国的利益存在，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采取这样的原则(坎宁)，即同“正当地为自由而斗争”的国家，甚至同争取全国统一的国家(在德国的情况则略有保留)站在一边，因为民族主义当时还不具有它在后来所获得的含义，它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者比自由主义还左一点的东西(马志尼)的同盟者而不是它的敌人。其次，这个时期中虽然也发生了几次战争，其他的战争却为这种新态度所防止了：在“南北战争”时期英国同美国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最重要的是，通过激起一种侵略的或者怀疑的情绪来散播战争种子的企图——这自然一直都在继续着——也一直受到批评：作为举例，我提一提科布登为争取更好地了解法国而作的非常独特的斗争，以及他同厄克特 ^[34] 所作的同样独特的斗争。在议会中，格拉德斯通变成了——并且一直是——这种新态度的最有力的代言人，他的演说把这种新态度赞扬备至。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