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第一丑

——京剧名宿张金梁访谈录

 

因为张春彦、金仲仁、马富禄、赵桐珊傍戏严谨，是各班社争取的硬里子，被内行奉为“四大金刚”。现居山东的张金梁先生是张春彦之子，对丑行的表演及脸谱艺术颇有研究。我于2008年9月18日采访了张金梁老师。

 

封杰：张老师，您好！您毕业于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可在山东却生活了几十年。

张金梁：我家祖辈在北京通州务农，祖父少时来到虎坊桥一带学习裁缝手艺。由于所处地点多居住京剧界人士，像杨小楼、王瑶卿等人做服装都将裁缝叫到家中量身材，做成后再送到家。这样我祖父就与京剧界的人接触多了，彼此也熟识了。后来是王瑶卿先生见我们家生活困难就建议将我父亲和叔父送到长春科班学戏。我父亲进科班后取艺名张春彦，先学老旦，后习老生。叔父是张春禄，先习花脸，后改京胡，曾一度在荀慧生先生的留香社为二牌老生王文源操琴。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建校之初，程砚秋先生就提出了改革科班旧的教学方式，一是男女合校，二是培养女旦角，三是学习文化课。像我自小就知道出将、入相，可程砚秋先生却改为边条幕，净化舞台去掉了检场的。中华戏校请来的教师有王瑶卿、蔡荣桂、冯蕙林、曹心泉、律佩芳、诸茹香、郭际湘、阎岚秋、吴富琴等。程砚秋先生虽然演出多，但同样为我们上课，学校还派学生到杨小楼、王瑶卿、马连良等先生家去学戏。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幸运，入了这么好的一个学校。

封杰：您是入校就开始学的小花脸吗？

张金梁：1930年，我刚入校先练习基本功，后被分配到花脸行跟张春芳先生学唱“将酒宴摆置在分金厅上”。可我不喜欢花脸，就找到校长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门前斗胆喊道：“报告！”

“谁呀？”这是焦校长严厉的声音。

“我是张金梁。”

“什么事？进来！”

“校长，我想改行。”

“你刚考进来就想改行？！”

“不是，我是想改小花脸。”

“你以为唱着玩哪，这都是老前辈定的。”

“我从小就随父亲到梅兰芳先生的承华社看戏，就喜欢看萧长华师爷和诸茹香先生表演的‘三小戏’。”数月后，经过重新的划分，我被训育处通知归入了丑行。我喜欢丑行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小时候曹二庚先生到我们家见到我说：“小子，我教你一段【数板】吧。”焦菊隐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对学生从来没有过笑脸。他规定我们在学戏的同时，还要学会历史、地理和英语、法语等文化课。那时我们学戏都是工尺谱，对钢琴课的五线谱非常反感，我们都笑称是“炒豆芽”。其实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培养我们的多种技能，培养有理想和有作为的新型京剧演员。

郭春山先生是小荣椿科班出身，按梨园行的规矩我尊称他为师爷。因我父亲的关系，自然郭师爷对我也是另眼看待。记得，郭师爷叼着烟袋，坐在椅子上教戏，我和赵德普、陆德昌、王德普等几位学小花脸的师哥站成一排。学虽然在一起，但演出是以他们为主。像演《打砂锅》我就在里面跑个龙套。我学会的“三小戏”有四十一出，其中包括“八打”的《打面缸》、《打杠子》、《打砂锅》、《打樱桃》、《打城隍》、《打灶王》、《打花鼓》、《打钢刀》。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仅培养的丑行演员就有宋德林、陆德昌、黄德坤、王德普、赵德普、王德寅、张和元、于金骅、张金梁、冯玉增等，都是郭春山师爷教授出来的。《张三借靴》、《醉皂》、《疯僧扫秦》、《花子拾金》等昆曲戏锻炼了我在韵白和地方白的功夫。像郭春山师爷给我单讲的《荡湖船》中的苏白，就不能完全照搬苏州话，之中要略加点京音。出场念：“一心忙碌碌两脚走奔波，区区李君富爹娘养下我，一份家当传给我，被我吃喝嫖赌弄得一塌糊涂。无奈何只好荡荡回姑苏。有理，有理，走了！”那时，我有个唱花旦的同学曹和雯，她的母亲就是苏州人。只要她母亲来学校看她，我就抓紧时间坐在曹伯母身边听她说苏州话。

封杰：在中华戏校的几年里，一定有许多值得您回忆的事情吧？

张金梁：1936年，我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曾在华北燕京电影公司摄制了三部电影，张冠珠的《御碑亭》、王铁瑛的《孔雀东南飞》、吴素秋的《十三妹》，京剧总导演是王瑶卿先生。1937年，程砚秋先生还计划到法国演出，由于老先生都有不良嗜好，程先生就决定挑选一部分学生随行。特定制了服装、皮鞋，还买好了手表，我们还学会了扎领带，一切都准备齐整。不料，“卢沟桥事变”爆发，此事也就泡汤了。1938年，我毕业到社会上搭班唱戏很难。原因是中华戏校供的不是唐明皇，而是孙中山。可由于我父亲张春彦在程砚秋先生的班社里担当硬里子活，所以，我就跟着唱戏。1940年，由翁偶虹先生写出《锁麟囊》剧本，在上海进行了首演。程先生回到北京后和大家一起商量角色的分配。剧中为“薛湘灵”配戏的文亮臣、曹二庚、吴富琴、侯喜瑞和我父亲，他们与程砚秋先生既是亲密的合作者，又有金兰之谊。其中有许多丑行应工的人物，我饰演梅香，北京首演是在长安大戏院。之前，我也曾陪着程先生演过《风流棒》，但初次演《锁麟囊》还是有些紧张。当程先生唱完【四平调】后我去搀“薛湘灵”，他看出了我的状态，对我说：“别紧张，跟着我走。”他平时向武术名家高紫云学习太极拳，我问他：“您学这个干什么？”他答道：“小子，我个子高，学这个可以练习存腿。”

1940年，日本人企图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收编，程砚秋、金仲荪等几位校董商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无奈之下只好宣布解散学校。

封杰：郭春山先生教您的戏现在有的恐怕已经失传了，您还记得哪些？

张金梁：《卖饽饽》是全部《宝莲灯》中一折，是演刘彦昌之子沉香打死人，把老师魏虎发配到四川绵阳的故事。三个角色是旦角、解差和魏虎。解差：“魏虎，走动啊！”

魏虎唱【吹腔】“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魏，蒋沈韩杨”。

发配途中，魏虎肚内空虚，见路旁有一食摊便拿饼来充饥，卖货妇人见状责怪魏虎，唱富有川味的腔调，魏虎念苏白，剧情比较风趣调侃。《变羊记》也就是《狮吼记》，是演苏东坡令巫婆前来除妖，要边念边打太平鼓。我饰演的巫婆在装神弄鬼中说扬州话。我每年都参加由萧长华、马富禄、叶盛章、小翠花组织的“丑角大会”的演出，排在第三。第一是《祥梅寺》，第二是《定计化缘》，第三之后是叶盛章先生的《盗甲》，萧长华、马富禄的《戏迷传》。

《醉打山门》的酒保唱苏白山歌：“卖酒，卖酒，久离山田做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你看那顺风吹动了乌江的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法门寺》的故事出自陕西，刘公道的念白自然带点怯口，但唱腔中是京音，【流水】“刘公道在马上珠泪双掉，尊一声二公差你细听根苗，自幼儿为读书当过乡约地保……”后来刘斌昆先生将其唱腔改成了怯口唱法。

封杰：有一年，梅兰芳先生到武汉演出，您在《金山寺》中还配演了小和尚。

张金梁：梅兰芳先生到武汉演出《花木兰》、《霸王别姬》、《西施》、《金山寺》等戏，特请萧长华师爷同行。我有空就到萧师爷的住处请教，当时他已经留起了“白髯口”。他对我说：“《金山寺》的小沙弥你来吧。”我连忙回答：“和梅先生演出，可不行！”

萧师爷又说：“没事，那边我说了算。你先来一遍我看看。”

遵照萧师爷的话，我走了一遍。念道：“来了，来了，什么人在山门外支吾百叫我去看看。原来是二位娘娘，你们可是烧香的？一不烧香，二不还愿，可是来看我小和尚的？”这段词念苏白。

后来，荀慧生先生来武汉演出，丑行是朱斌仙先生，可朱先生到了后身体不适就由我替演。他为了鼓励我将一张彩旦专用的跷鞋式样图给了我，就是丑行前辈刘赶三老先生那张骑着驴拍照相片露出的“小脚”，很可惜式样图在“文革”中被烧了。

演彩旦的演员必须有跷功的基础，像八本《梅玉配》的黄婆子，《凤还巢》的程雪雁，《拾玉镯》的刘媒婆，《十三妹》赛西施的脚步都不同，如刘媒婆是大脚片往外趔。

封杰：程派剧目中有一出戏虽然程砚秋先生没有演过，但它具备了程派的艺术风格。

张金梁：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非常崇拜程砚秋先生，喜爱程腔。所以程先生早期的剧目我们学校都演过，侯玉兰、李玉茹是学习程派艺术最好的代表人物。只有《孔雀东南飞》程砚秋先生没有演过，但我们是按照程派风格演出的。当初，陈墨香先生写完剧本后，与王瑶卿先生商议由程砚秋先生首演。可巧程先生当年要出国考察，就将剧本给了我们。由王瑶卿先生代劳按程派演唱风格设计唱腔并担任总导演。王瑶卿先生对我说道：“你饰演的焦母是个封建家庭的老太太，表演要稳重，演出她的身份来。”后来，《孔雀东南飞》流行开了，许多演员都在演，但焦母念的词各有不同。如出场“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不要妈”或是“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不要娘”，这些俗语都是明清之后的词。而我们那时的词是“儿子无能媳妇傲”，刘兰芝再接着念，具有时代性。

封杰：翁偶虹先生是编剧大家，他写出的剧本与众不同。那么，您后来是怎么定居在山东的呢？

张金梁：我们学校有位好老师，翁偶虹先生既票戏又写戏，还将老剧本中不文明之词做了修订。比如，翁偶虹先生在新编《三妇艳》中写出了一个面对李玉茹饰演的开朗活泼，侯玉兰饰演的只知吃斋念佛，白玉薇饰演的封建思想重三个不同性格儿媳妇的婆婆。我这个彩旦要演出她的无奈。

翁老的思想很进步，他写出来的剧本绝无有污秽之词。人物鲜活、剧情精彩，我们学生都爱演。因为他不光写出人物的唱词，甚至连动作、脸谱都给设计好了。像《美人鱼》中王玉让饰演的周浔，就是翁老重新设计而成的。当然他给程砚秋、李少春等大家们写剧本应另当别论。他给我们上脸谱课都事先向教授花脸戏的老师打招呼。这些老先生因为缺乏文化知识，对翁先生讲授脸谱知识非常支持，彼此互相尊重。我们学校有个成绩展览栏，谁的字写得工整或绘画画得逼真就展出来。从那时起，我的画作就经常展出，也培养出了我画脸谱的兴趣。我先请张春芳、霍仲三老师指点，但他们只能在脸上画。

后来，我们毕业由李玉茹领衔组织起了班社，在商榷班名时我提议叫“如意”，从此我们如意社到上海演出，剧场效果非常火爆。上海观众就以遵从老例 “四大金刚”，将小生储金鹏、老旦李金泉、老生郭和涌和丑行的我称为了“四小金刚”。

1947年，我和王永昌、刘文奎、李雪舫、陆玉兰曾应菲律宾华侨公会之邀去演出京剧。第二年在香港与张和铮以教票友唱京剧为生。之后，高百岁邀我参加武汉大舞台的演出。可巧，顾正秋派人找我参加他们到台湾演出，由于档期冲突我未能成行。1948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了。我们剧团被军管后，派来的负责人是崔嵬。他身穿灰色纱网的褂子，拿把蒲扇命令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排演了《兄妹开荒》、《三打祝家庄》、《红娘子》、《闯王进京》等延安的戏。可我放心不下北京的亲人，就找到崔嵬要求回家探亲。他说：“你这不是胡闹吗，现在交通不便，又在排新戏，不能走。”过了一段时间，我正在排《闯王进京》就听有人说，剧团门口有个妇人带着孩子找我。我跑到门口一看是我爱人带着孩子，几经周折才找到我。她说：“每月收到你的汇款才知道你在武汉。”可我根本没有往家寄过钱。这时我才明白崔嵬叫我安心工作的内情，是他为我解决了后顾之忧。1950年，马连良、张君秋由香港回到祖国，先落户在武汉。见了面，他们问我：“你说实话，解放军怎么样？”我如实地向他们做了介绍。后来，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以武汉演员为班底组织成立中南联谊京剧团进行巡演。演到青岛，正遇见马少波领导的山东实验京剧团在当地演出，主演是我的师哥宋德珠。在校时我就常陪着宋德珠师哥演出《小放牛》、《打花鼓》、《小上坟》、《锔大缸》等戏。这些戏宋德珠师哥得益于阎岚秋先生的传授，我随着也就学会了配演的活。他找到马连良先生说想借我陪他演几天戏，张君秋对他言道：“过几天我们要到北京集中，准备参加第一届赴朝慰问演出团。”这样，我从此留在了山东。

封杰：一出现代版的“秦香莲寻亲”，不过结果却大相径庭。

张金梁：作为一名合格的丑行演员除了要学习应掌握的京剧内功之外，对保定、天津、山西、山东、安徽、扬州、四川等地方的语言特性也应熟练。戏曲要发展就不能一味地“复印”前人的艺术，要有所创新。像程砚秋先生的嗓子不属于明亮的，可他通过王瑶卿先生的辅导和学习西洋音乐开创出了程腔。

丑行人物的“豆腐块”脸谱是比较大众化的谱式，但根据剧情和人物特性又要有所创造和发展。举蒋干的例子，萧长华先生演蒋干就画“豆腐块”，而马富禄先生就画成“窝头”型。另外，像昆曲《议谏》演曹操刺董卓的故事。这时的曹操还不是大花脸，而是元宝脸勾点红色。我听翁偶虹老师讲，当初设计这个脸谱说明曹操此刻还具有爱国和忠义之心，富于正义感。 曹操逃到陈宫处再唱《捉放曹》时，曹操就成大白脸了。

封杰：与您交谈使我获益匪浅。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