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完全竞争
第三章 选择理论与交换理论
现在，我们从历史的和批判的考察转向真正的理论构建。我们已经知道，从历史上看，主流经济学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假设为依据的，但是这一假设的准确性却没有得到完全的表述，也从未进行过充分的系统阐述。我们并不会批评早期的经济学家为了简化和分析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采用了抽象假设方法，但我们主张，应该将实际上已经提出的假设及其重要意义呈现出来，加以强调。我们已经说过，之所以要将理论推理的内在假设前提公开摆出来分析，是为了解释利润的问题，而存不存在利润这一问题是理论的经济社会与现实的经济社会之间根本区别之所在。这一解释将直接采用对“不确定性”进行全面探究的形式，不确定性之存在与否将显示出理论被迫假设的条件和现实中存在条件之间最为重要的内在差异之所在。 [1] 本章以及以下两章将致力于对完全竞争进行定义和分析。其内容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扼要阐述，尤其重在对古典理论中未予强调并极易逃过读者视线的假设及其含义进行分析。除了这些特别值得强调之处之外，本书的观点将极大地不同于J.S.穆勒的著作，并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也略有区别。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以人类行为的原理为其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把对控制经济生活的人类行为心理的某些观察作为研究起点。准确而言，经济分析研究的是“行为”(conduct），在斯宾塞意义上适应于目的的行为，或行为对目的的适应，而与一般意义上宽泛的“行为”(behavior）正相对。这一理论假设，人的行为受有意识的动机所支配，更一般的说法是，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欲望的满足” [2] 。因为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经济行为，只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具有这种性质，［经济］科学从一开始就受制于相当多的约束因素。大多数的行为多多少少具有冲动性和多变性。只要人的经济活动是理性的或有计划的，通常人们就要承认，经济理论的结论一定会受制于该前提条件。
这种局限性从范围和重要性上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大一些。它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人类行为在什么范围内可由科学方法进行探讨。在这一点上，笔者属于极度的非理性主义者。按照这种观点，把人类生活只解释成为获取任何真正想要的东西而采取的行动，是很肤浅和不真实的。诚然，如果时间很短的话，这种描述对一个在给定时间和地点活动的个体来说，还是适用的。这是一种我们想象的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是为了行为或经历本身，而是为了某种别有意味的目的。然而，如果这种目的只是偶然的和暂时的，那么，这种“需要”对于解释一种遥遥期待的经济过程几乎没有作用。笔者相信，这种行为观，就算是行为主体本人采取的观点，充其量也是一种肤浅的观点。看来，认为文明人用相对较少部分的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欲望的看法，唯独没有看到的是当时行为主体的心中存在冲动这一事实。
大多数人类动机趋向于细察，以使自身符合游戏的精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让自己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做打算的时候要有某种目标，我们多多少少是随意地抓住和建立我们自己的目标——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掌握某种技艺，赚钱或是诸如此类。但我们一旦给自己树立了要实现的某种目标，这一目标就成了具有绝对价值的目标，并使之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化在生活里了。这就好像是在玩一个游戏，在游戏中，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抓住对方的某个部位，或带球越过某一位置，或无论什么可能的目标——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但实现这一目标，是暂时的目标，也是人生的目标。生活通常也像游戏一样，社会环境中也提供了很多驱动力，虽然许多人可能对独处(solitaire）兴趣日浓。
行为科学的基础必须要由行动的基本原则以及持久而稳定的动机来决定。然而让人产生疑问的是，这是否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人类想做的事情与其说是想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还不如说是想要富有意趣的经验。事实似乎是，我们对事物感兴趣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一个始料未及的因素，一个让人新奇的因素，让人惊异的因素。我们必须留心一种诱惑的存在，即我们总想通过我们对行为的思考来评价我们行为的性质。当然，对行为的思考是对行为的理性化，换一种更好的说法，这至少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思考”。逻辑思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手段，一种掌握和利用周围环境的工具。或许，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缺点，即人们趋向于将决定了我们巨大物质成就的思维习惯扩大到我们的个人生活范围。笔者大胆推测，如果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极限，那也正在接近极限。对我们外部成就的狂热(fever）现在主导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可以预期将会让位于一种更为明智的享乐主义的观点。人类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更多地依据思想、美和快乐等来思考，而较少依据什么事情值当做、什么事情可以做或用它可以获得什么之类来思考。 [3]
经济学，如我们前面所说，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种确定的组织形式的科学。组织这一事实仍然极大地限制着对人类活动指向满足欲望的理性主义观点进行讨论的范围，欲望被认为是确实而持久的存在。行为本身必须具有预见性，而有组织的行为更是如此。任何一种组织机制都意味着相对来说更多地进行思考，因为组织的发展需要时间，组织的运作也需要时间。经济组织的最基本特征正如它的存在一样，是它对一段长时期甚至更长时期的生产时间内，消费者欲望的预期；这种预期意味着欲望本身具有稳定的特性。
想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清楚的看法，需要特别强调作为一门组织体系的科学的经济理论的这一特性。人类活动相对来说可能是无组织的，或者也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组织。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的进步以及组织形式变化的历史。组织与劳动分工几乎是同义。在有组织的活动中，各个个人完成不同的任务，每个人都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因此组织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任务的分派，一是报酬的分配。在无组织的行为中，每个个人都要从事所有的工作，各人从自己完成的工作中获取利益，报酬就是他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直接的实物收益。然而，只要人们在一起工作，就一定要有某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让每个人从事各自的工作，并决定他能得到的他人劳动成果的量，以及他将给予他人的、他本人生产的量。
现代产业社会，即“现存的经济秩序”，主要通过私人之间的自由协约和自愿交换来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经济理论就是对这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简化的科学目的出发，将这种机制视为是人类关系的唯一形式。如果我们追溯一下中世纪或美国开发边疆的时代，我们将会发现，除了两性之间和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以外，合作活动相对较少。因战争、宗教等原因而存在的组织，则不是按自由交换的方式出现的组织。但是，不同地区之间也一直存在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往来在很大程度上也一直是通过交换达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发现，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组织的发展，尤其是自愿和自由的交换形式的发展，当然，政治国家的职能也随之发展了起来。我们可以想象，产业进步或许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对一个复杂的技术文明来说，任务和报酬的分配问题，通过专制、神权或军事所致的生产秩序和配给来加以解决，在这种生产秩序和配给中，个人哪怕在最小的细节上，也不会对其工作或享乐拥有任何发言权。 [4] 或者，我们还可以从形形色色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再举出一种来。某些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想象过，组织无需交换关系或者中央权威，只需简单地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就可以实现了。然而，组织从来就是并且主要是通过竞争的自由契约而产生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这种机制，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现存制度的首要实质在于，它将两个基本问题合起来一并予以解决。这种制度的解决方法是个人主义的；它通过对报酬的比例分配来分派任务；它是一个自发的(automatic）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各个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每一方而言，都是通过追逐私利而决定的。这一过程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个人自由的同义语。个人对自己的能力(power）的所有权和对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之间，原则上不存在差异(越往后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例子）。所有权的实质是这两种因素的统一或结合：(1）对投入要素的控制；(2）对投入要素产品的处理权。当代社会(在经济方面）是根据下述理论组织而成，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将为生产资料找到最佳用途，并将生产资料投入进去，因为只有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回报。因此，这一制度与这一前提相关，即就算在一个复杂的组织里，每一种单独的生产要素的单独贡献都能得到确定，自由竞争关系会将每一种要素的具体贡献作为它在生产活动中预期的回报，归于每一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只要这一制度能运转，我们就能保持经济秩序不出混乱，但我们必须对这种前提条件给出证明。
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可以分三步或三个阶段设想一下组织的任务：
1. 社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实体，必须决定不同消费种类相比较而言的重要地位，并以此作为引导生产的根据。与这一任务紧密相关，并与这一任务一起进行的，是为了满足现有欲望，对现有的商品储备，即过去生产的产品进行比例分配。这两方面的问题天天都在消费市场上产生。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构成了经济科学的最主要部分，即市场价格理论。
2. 社会实际上必须组织生产。就成功的制度而言，每一种可资利用的生产要素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其他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并被分派以特定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一方式将使生产要素对社会可分配额做出最大可能的贡献(即商品的分配额从量上与消费品市场确认的价值的比例相等）。引导生产资料从事于不同用途的机制是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形成的。对其运行方式的研究，是经济科学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又分成两个子部分，即短期分配理论和长期价值理论。 [5] 为了这一研究，生产资料的供给必须视为是固定的，而且还要能满足它们将要满足的需求。事实上，消费品价格和分配份额都会受到包括两个其他问题在内的第三个一般性问题的极大影响。
3. 这一社会在使用现有资源来满足现有欲望的同时，还要拨出一部分现有资源来增加这些资源本身的供给，还要开发出更好的生产方法，以改进这些资源的使用效果，并且还要通过为净增人口提供生存资料，通过教育和培训，从人口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增加社会的成员。因此，这里还存在另一方面的相对重要的组织问题，这就是人们必须决定，要从当前的消费中转移出多少社会收入，以用于社会的进步，这笔转移出来的收入如何才能尽可能有效地应用于这一目的。第一部分的问题通过当前物品的竞争及其投资的预期收益在市场上得到了解决，但引出了一个资本化率或利息率的问题；第二部分的问题是通过储备产品间对不同的使用机会的竞争解决的。 [6]
理论推理必须采取长远的人生观(long-run view of life）这一事实，导致了分析人类欲望的一大难题，欲望正是多数混乱的源头。我们的欲望有种周期性反复的特征，在短期内，欲望可以通过所想要的相对少量的东西得到满足，接着我们便转向满足一些其他的欲望。但是，如果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又卷土重来，那么，从长期的观点看，这种欲望的满足就呈现出持续性的特征。如果我们预先考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间，长到足以包括一个“完整的周期”，那么，任何一种情况下的欲望与满足之间的周期性和替换性，以及相继出现的不同欲望之间的支配性地位，都会消失不见。这种长期性观点，是一种必须要用有计划的满足欲望的规划来达成的观点，很显然，我们在某一时刻的活动不会受到我们碰巧在此一时刻所“渴望”(hungry）的事情的影响。我们进入商店购物的时候，就任何特定的需要来说，不会考虑一时的欲望或餍足，而以我们现有的眼光来看，欲望的长期重要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因此，欲望满足的问题就是一个比例或者相对率的问题。这一问题不是指这种东西或那种东西绝对是多少，而是指有多少时间或收入——即多大一个份额——被专用于各种需求或活动，以及每年要多少时间，或某一时间段要多长才足以摆脱波动的问题。想象一下我们不得不在1月初为一年的生计作出计划，并按周详的计划度日，我们就能理解这种看法。在作为直接欲望的动机的影响之下，依据成果或满足欲望的“量”或二者之间任选其一来进行经济学讨论，不免失之简略，而且多少也有些危险。准确地说，经济学上的量应该是比率(rates），直接呈现在意识中的是动机而不是欲求，是对需要或价值的独立判断。
关于欲望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欲望与欲望之间有一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事实上，从一种有意识的欲望的实质看，冲突似乎是绝对必要的。除非我们处于一种必须进行选择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处于一种不得不选择一种行为方式而摈弃另一种行为方式的条件下，否则，欲望作为行为的自觉动机能否存在，都是值得怀疑的。欲望必须与需求区别开来，需求并不是我们设计的生命序列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碘化物和维生素，以及无数其存在完全被人类忽视的东西；但我们对它们并没有“欲望”，原因是它们并不会引起冲突，因此不会有“行为”。冲突的一般基础，或许我们说的是欲望的存在，在于满足某些冲动或需要之手段的有限性。一旦某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在量上受到限制，致使我们必须对它的使用作出计划，打算增加它的供给，那么，这一手段就进入了行为领域，我们就有了欲望。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冲突是我们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需求，其次涉及到在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中，作为辅助物使用的一些有限的物质投入要素或工具。当然，我们个人的力量绝对是有限的，事实上，由于费心费力会让人变得不快的趋势，这种有限性会有条件地进一步深化，从而产生出一种避免这种费心费力的“欲望”。 [7] 这欲望，准确地说，与自觉的、有计划的行动相关的欲望、对选择的权衡以及假设的需求或对眼前事实的抽象解释之类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必须加以避免的混淆状态。
满足自觉欲望的能力，或是被需要的性质，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效用与“支配行为的能力”意义相同。当然，效用也必须具备与欲望相同的基本属性或维度(dimensions），因此，效用不是任何简单意义上的一个量，而是具有一定强度或等级的一种属性(quality）或一个比率。我们谈到过一个事物的定量的效用，但这种说法也比较晦涩；事实上心理变量就是某一等级物品消费的效用级别。因为欲望与冲突相关，效用与有限性相关，而欲望的强度又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供给比率有极大的关系，而且每种欲望都与另一种欲望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作为一种用来满足任何欲望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对它的使用使它丧失了效用的等级或强度，而对它的争夺性使用才能使它获得(一定程度的）效用。 [8] 欲望与需求或具有欲望的假设性理由之间的混乱，在于把经济效用归于“自由”物品，而这些物品过于丰富的效用领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混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这种商品与行为方式没有因果关系，在行为科学中也没有它的位置。这种混淆毫无疑问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世界中有许多诸如空气和水之类的东西，在某些条件下，会具有支配行为的能力，或是具有效用，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不具备这种能力。这一事实，即如果切断或限制它们的供给，它们就会具有极大的效用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地让我们意识到了它们的潜在效用，但是，也只有在它们不是自由物品的时候，它们才具有效用。
效用递减在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科学的指称，这一指称是指，任何一种相对其他欲望来说被满足了的欲望 [9] ，其效用的强度会递减，或者，从满足手段的角度看，是指一种效用的丧失与他种效用的获得。冲突与效用相对性的基本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因满足的中介“手段”的存在，甚至是一系列这类手段的存在，而有点含糊。但是，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将会表明，如果没有重大的例外，我们真的怀疑现实世界是否一直存在最终手段从一种用途向另一种用途的转换；其实，这是一个二者选其一的事情，一种欲望或满足之所以成了另一种欲望或满足的替代品，其根据就在于满足手段的一般性和有限性。
由于渴求与满足像波浪般交替，所以欲望的周期性倾向于让人产生一种效用递减的错误概念。这和常见的谈论孩子们不停地吃橘子或在席间拈食无关。严重的错误来自这样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给人的印象是，供给品不同部分的效用之间，存在差异。正像大家将会看到的，如果我们对这样一种情况和长时间存在于供给方面的情况之间的差别，预先做片刻的思考(甚至对一次普通的购物作一思考），对于澄清思想来说十分关键。任一单位的效用，从它对行为的作用来说，其实与任何其他效用一样，仅仅是一个相应的考虑因素。其本质在于，由于存在相对较多的单位，所以每一单位的效用或任一单位的效用就相对少一些。
相对性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通常轻易就会忘记相对性。每一种评价都是相对而言，我们没有绝对效用的概念或效用的绝对标准。价值概念除非涉及到二者挑一的选择，否则就毫无意义。不仅效用要通过另一种效用进行量度——所有的事物都要以同类事物作为标准进行量度——而且效用的存在也取决于可供选择的其他效用的存在，就像物理世界中的力一样，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力会与一个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的力或阻力相分离。
经济分析中最为关键的效用冲突的情况，就是常见的，是选择以努力为代价来享受效用，还是选择为了摆脱努力而牺牲效用。从一种反向的、实证的意义上说，“劳动”通常被视为是无效用(disutility）。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即采用这种用法不仅有充分的实际理由，而且，没有种类的区别，就选择的一般原则来说，实际上也不存在例外。如果没有选择，就没有牺牲，也就不会有动机、评价或任何种类的“问题”。实际上，痛苦和缺乏快乐之间的行为是没有区别的，它只不过是在二种可供选择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即一种“偏好”选择而已。快乐—痛苦问题专属于内在意识领域的问题，与经济学意义上的这类问题无关。 [10] 要对不同的抉择以及对我们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下专注于所选择的某样东西，在另一种情况下却避开某样东西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我们在稍后将更为详尽地指出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对选择进行量度感兴趣，而且，如果生产(可量度的量的）商品的劳动还没有进行，我们也能对所用时间和劳动的量估计个八九不离十，而不是无法确定生产商品中用了多少时间和劳动。
现在，在与我们的研究目的相关的范围之内，用广义的“选择法”对完整的行为理论作一总结，这一选择法则就是：在面临选择，即面临具有量的可变性的行为或经验时，我们倾向于按这样的比例将它们组合起来，即每一种自然相关的量或程度，对选择者来说，效用相等。 [11]
选择原理的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表述，或许更好地强调了可供选择的行为的选择性基础，即人们不仅必须放弃更多的这种选择才能获得更多的另一种选择，而且从量的意义上说也是这样，即放弃了一个既定的量，才能换回另一个既定的量。其原因我们已经从这种条件中找到，即两种满足都要依赖于某些共同的“手段”或“资源”。因此，我们可以用以下这种方式将行为的基本法则重新阐述一遍：在竞争性的使用领域对有限资源的利用，是所有理性行为活动的形式，我们倾向于以这种方式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公开分配资源，即在所有领域中，等量资源获得等量回报。
这种系统表述可能更为清楚地表达出，这一基本原则是对理性计划之目的的真实表述。因为很清楚，如果一种既定资源的一个既定单位，在一种用途上产生出的欲望满足，大于同一资源在他种用途上产生的欲望满足，那么，这种资源的产生可以通过将某些这类资源从第二种用途转移到第一种用途、 直至一种用途重要性增加而另一种用途重要性减少、达至均衡来获得增加。 [12]
很显然，效用曲线如通常所描述的那样，作为一种绝对的、独立的量值，它表示的是递减的效用和递增的牺牲，要将不同的效用归因于接连增加的商品单位(和努力的无效用），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重大的修正或是重新解释，如果我们以前的推理站得住脚的话。如果效用是相对的，而且本质上是一种对比，那么，这条曲线只能表示用另一个变量量度的一个变量，或者说，每条曲线都以其他已经绘出的曲线为先决条件。在这一过程中，货币的作用就是趋向于进一步复杂并混淆这一阐述。
如果我们如经济分析中惯常所做的那样，用一个在可供选择的条件下进行选择的简单问题为例开始分析，那么，上面这种用一般术语表达的原理就可以与这一主题的流行分析方法和具体事实联系起来。马歇尔有一个男孩采摘草莓和吃草莓的例子， [13] 我们以此为例，但条件是重新阐释必须使［马歇尔的］解释更准确地适用于一种广泛的、长期的、计划行为条件下从选择之间(即选择的组合）进行选择的情况。我们很难设想，这个男孩会作出类似绘出曲线或对效用与负效用的程度作出估算的智力运算。就他在可选择范围内的思考而言 [14] ，关于他的“商品”的连续的量，他所做的是思考每一个增量抵付其“努力的成本”的效用，并对其正的或负的最终结果进行评估，要么具有促进这一单位的生产和消费的联合行为的特征，要么就不具备这一特征。很明显，“努力的成本”实际上就是对努力的某些选择性使用或多种使用的牺牲。即使这种仅能称为懒散的难以描述的行为也仍然是一种行为，一种任选的动机，从属于效用递减规律或其他相应的比例。然而，一旦我们用批评的眼光来审查，我们必须承认，在经历过的非效用递增和往昔的效用递增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区别，只有“心理”上的差异；起码对我们在金钱上的老于世故来说，不存在行为上的差异，只有意识上的差异。
如果需要以图表的方式来表示这种情况，而又不至于对各个单独的绝对变量进行对比的含义产生误解，我们可以省略掉附有数字的商品轴。OY曲线只是用来表示垂直方向上的“偏好”的增加。商品数量如图中所示，是用相同比例的刻度来衡量的，但这种刻度完全不适合用于效用。如果我们让表示所期望商品的曲线为U，表示努力的曲线为E，那么，随着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增加，U曲线将显示出价值的(相对）下降，E曲线将(相对）上升。图中，不管向上倾斜的曲线是否被看成是牺牲或明确的劳苦，不管将精力从有问题的用途中转移出去的不断增长的动机是否被设想成为诱惑还是排斥，都无关紧要。图中的交点表明，在某一点上(商品的刻度上）将发生转换。
除了这一点之外，图中的两条曲线仍然意义不大，其原因在于，E曲线实际没有表示出什么确定的东西，而只是任何一种无论是什么的选择。如图所示，它们只表示出对这种具体的活动曲线的急剧递增的压力。曲线并没有表明任何种类的绝对价值，但曲线之间的垂直间距却有自己的含义，每一条直线都是另一条直线的“基础”。这一间距表示的是，与所有可供选择的行为相比较，人们所称谓的不断采摘草莓和连续不断地食用草莓的“净效用”。
对这一事实的一个同样简单但更为明确的表达方式是，我们也可以在笛卡尔平面上绘一条单独的“净效用”曲线作为补充。这条曲线将在某一点上与X轴或商品轴相交，在这一点上，某种其他的选择变成了人们偏爱的选择，穿过该点之后，曲线迅速下降，进入“负效用”区域。我们可以发现，Y曲线的价值在数量上表现极为含混不清。这个男孩不仅不问多少牺牲与多少草莓的价值相当，他仅仅知道，这些草莓值这些牺牲；他甚至不问“按多少计算”这些草莓等值于“这些”牺牲。这里并没有涉及相关的准确心理数值，这里涉及的只是被量度或能被量度的商品。从偏好程度上讲，这里还存在对数值变化的某种感觉，这样的曲线并不完全与意识的事实不符。很显然，曲线上唯一的决定点是零点，但让人怀疑的是，这一点可否用来解释两个相对的刺激行为之间的数量均衡，或仅仅是都缺乏刺激而达成的均衡。 [15]
从心理变量的非数量性或量的不确定性马上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完全不现实的话，我们马上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16] ，即“剩余”这一在经济学讨论中颇出风头的概念，是一个非常模糊且难以捉摸的概念。如果上面讨论的曲线的纵坐标并没有确定的含义，那么，曲线下方的区域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含义。如前所述，我们已预先对事物之相对重要性作了评估，因此，剩余这一靠不住的概念，自然是出自于暂时的饱和(momentary satiety）与正确立场间的混淆。在效用递减阐述中滥用“席间拈食”的例子，也显示了相同的错误。一般来说，我们不能过于主张这一观点，即人们不能比照即时消费某样东西的瞬间渴望，来决定自己收入的开支。一个在糖果店里的孩子也不会这样做。从这种角度看，一个商品的不同单位中存在着心理差异，这一差异就有可能成为证明剩余学说的根据。但这并不是经济推理的角度，因为只要人们做了计划，那么根据这种计算，他们就不会花销掉自己的收入，就能固定物品的价格，并决定社会资源的利用以及竞争性经济体系的完整结构。 [17] 如果我们对价值问题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比如就像我们上文主张的那样，将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必须预先决定是在一年或是五年中分摊自己的资源的位置上——我们就能对此问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这样，从收支平衡表的两边看，较早的单位与较晚的单位就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一直到某一个点上，收支表都是正数，过了这一点就突然成了负数，但只要收支平衡，借方和贷方就是相等的。这是一种适用于每样东西的爱默生式补偿原则(Emersonian principle of compensation）；即每一样东西都等值于其成本，反过来，成本也就是它的所值。
我们完全不能据此证明，生命的快乐正好与生命的痛苦相等。这一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无关，我们的分析用不着在此节外生枝。要在“快乐单元”或任何其他单元确定生命的价值，不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我们要根据行为的一般原则及社会状况的基本事实，弄明白决定商品价格和社会经济进程之方向的规律。 [18] 因此，满足的量，甚至满足的程度，或无论何种绝对值，都不是我们所考虑的(虽然语言的局限迫使我们时不时使用这些词汇），我们要考虑的是对可加以选择的选择方案的比较意义作出纯属相对的评价。那么，对行为来说，任何东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必须靠努力或牺牲才能得到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两样东西，每一样都可以任意通过牺牲另一样东西而获得，从这一角度看，除了说它们同样重要以外，想象不出还能说些什么，在这里谈论剩余也就毫无意义了。这种情况在固定价格的交换体系中尤为清楚，因为在这种体系中，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由买方和卖方根据已知价格随自己的意愿进行转换。我们认为，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显然不能把这些东西设想为行为的动机，而不是已确定的折换比率或置换比率。
要理解评估的心理，有两点是同等重要的：(1）从逻辑上讲，所谓选择，是按照上面所阐述 [19] 的理性程序规则，比较可供选择的二者和结合可供选择的二者的问题；(2）在普通情况下，在两种选择之间，还是存在着实际的差异。这一差异或许与我们的痛苦和快乐这两种感觉之间的区别相关，但在本质上，它和可供选择之物的数量属性相关(在其物理方面，而不涉及心理状态）。在刚才考察的有关男孩和草莓的例子中，其差异明显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用可供选择的草莓来量度可供选择的安逸。我们谈到了一定量的草莓，谈到了与之相应的被牺牲的选择，而没有谈到一定73量的独立决定的选择。“麻烦”、“努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从其自身讲都是不可以量化的，这个量是由草莓来量度的；努力等等的“量”是与可量度商品的具体的量相关的。正如上文所说，这种结果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种”选择事实上并不是某种特指的选择，而是任何选择；这种选择不仅不能量度，而且是异质的，完全不可确定的。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为了理性化这一审慎思考的过程，而回到了“资源”概念上，并使其具有了量的可比性；也正是这一事实，使努力的“时间”量度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从任何真实意义上说，时间都不能对选择或牺牲进行量度，而且如我们所知，时间的任何一种使用首先是一种牺牲，仅仅是因为时间还存在其他的用途，这才是真正的牺牲；然而，就像谚语中所说的，要给行将淹死的人扔根救命稻草一样，时间的可量度性以及我们的知识，都迫使我们要有某些定量的东西作为依靠。
因此，尽管痛苦和快乐只具有相对的属性，尽管所有行为选择的动机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生产活动中对收入的“经济”效用与通常(表示）非经济、非特指的选择的牺牲掉的(资源）进行区分，对效用与非效用，或商品与成本进行区分，实际上很有必要。这种意义上的“成本”就像人的偏好一样，是“劳苦的成本”或“机会成本”；这两种成本之间在含义上没有真正的差异。
正如在交换关系领域所表明的研究基本原理的方法那样，通过这种冗长但显然必要的对心理评价之基础的讨论，我们可以对某种程度上更为复杂的情况继续进行思考了。我们将假设在大量“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进行一次个人选择，除此之外，还有对这些商品的非生产性选择，但其时间等因素被放到了“非经济”用途上。这是身处荒岛的鲁滨逊的处境，很多经济学家都用过这个例子。这里，我们仍然遵守以前提到的相同的选择原则，任意两种选择之间或所有选择之间都是自由的，某人将选择这样的数量，或以这样的比例在这一数量上分派他的时间和“资源”，以致实际上的选择或所有相关的量，在他来说都是同样称心的。唯一的差别在于，这里可供选择的东西比之男孩和草莓例子中的选择品，要复杂一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种多少不同的属性；尤其是涉及具体的、可量度的满足来源的一些经济选择品的存在，是重要的。
如果鲁滨逊试图在他现有的条件下获得满足的最大化，毫无疑问他脑子里可能已建立了某种价格体系或价值尺度。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自己“睿智地”使用自己的机会。他必须首先确定比率，即他想要获得的不同商品的比率，在主观上与“努力”相应的牺牲之比率，与此相同，他还要按商品对自己的相对主观重要性，形成对商品的评价，并还要努力将这两组比例合二为一。但是，一组等价比率或财货的等量尺度是一个价格体系的核心。交换是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财货可以方便地以确定的量相互转换或相互牺牲，实质上，在鲁滨逊经济中，在不同的生产间进行选择得出的是相同的结果。很显然，与这种计算相关的量是财货的量，不是满足的量或任何心理数值。
“资源”观念和“成本”概念的作用，在鲁滨逊条件下也具有其特有的形式。评价每件事情是依据其他所有事情来进行的，其中的精神劳动必然会竭力求助于对“努力”的大致量度，把努力作为共同的价值标准或调和比较的“交换媒介”(大概如此）。很清楚，这只是一种“工具”，而且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实际上”，这纯粹是一个综合性选择的问题，在综合性选择中，有那些未经确定的“非经济”事务，比如到岛上探险、与鹦鹉饶舌、做任何吸引人的运动或消遣，或者“悠游于山水之间陶然忘忧”。但是，这些新事物模糊不清、杂七杂八和不确定的性质，以及作为对它们所形成的论题进行大致评价的基础的“时间”上的便利，使时间成了经济问题，并把时间的利用当作了选择的共同标准。认为以相同时间生产出的所有东西都会是等价的，并不正确，因为这里还必须考虑到“厌倦”之类的因素。鲁滨逊的价值尺度或许就是以时间这一“首要估算因素”，连同对所考虑的其他因素的精神补偿为基础的。
既然这样，量度关系始终也是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用努力来量度其它东西，等于是用其他东西来对努力进行评价。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数量上的支出成本的概念，意指超出了任何牺牲了的选择品的某种东西。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用“资源”一词来阐述选择物的一般规律时，成本这一概念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独立含义；“一旦有人坚持要求”，我们就会用已有的实际选择物来重新阐述资源的成本或努力(或货币）的成本；但作为一种媒介，一种工具概念，成本仍然是一个有用且通用的概念。然而，谈论支出成本和价值回报的可能的偏离，谈论类似从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利润”，是没有理由的。
在连续进行的复杂的选择中，还有许多中间阶段尚须讨论，这些中间阶段也有助于了解经济关系的不同方面；但就当前的目的来说，我们最好马上转到一群人为了在自由市场进行交换而生产财货的例子。大多数从事满足欲望的活动的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他与别人的“冲突”，即不同个人之间相同欲望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共同的直接的满足手段，而这些直接的财货又几乎完全取决于普遍适用的最终生产性资源。交换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多方面的，而且极大地复杂了对任何个人提供的可能的选择。个人在这里是自由的，他不仅可以对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作任何可能的组合，而且还可以用任何消费组合来组合某种生产——通过已经确定的交换比率平等地进行，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为了首先研究交换关系的最基本特征，我们有必要用一种“大胆”的抽象过程尽可能对条件进行简化。因此，我们对这个想象社会的特征，明确地作出下列假设：
1. 假设这个社会的成员在先天遗传和后天养成的性格方面，都是正常人类，他们之间的差异在方式和程度上，都为现代西方社会所常见——是当代工业国家人口中的“随机样本”。
2. 我们假设，这个社会中成员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理性的含义并不是指这些人是“能分清善恶的天使”；我们假定的是普通人的各种动机(有保留地在下文里表明），但我们假定他们“明白他们想要什么”，并且“明智地”进行追求。他们的行为(behavior）就是我们在前文已经作了定义的全部品行(conduct）；他们所有的举动，都是对现实、意识以及稳定而持续的各类动机、意向或愿望的反应；这不是什么变幻无常或实验性的事情，每一件事物都经过深思熟虑。我们还假定，在他们从事某项工作时，他们绝对知道行为的后果，他们就是根据结果而从事工作的。
3. 人们正常情况下能自由地按他们在财货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中所产生的动机而行为。他们“属于他们自己”；任何个人都不会受到其他个人或“社会”的约束；每个人带着期望这些活动能为他个人带来收益的看法控制着自己的活动。每个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福祉和利益的绝对的和终极的评判人。 [20]
4. 我们还必须假定，对于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执行和改变计划，完全不存在有形的障碍；这就是说，经济调整过程必须是“完全流动”的，在活动或变化中不涉及成本耗费。我们还要承认这一设想，即所有构成经济计算的要素——努力、商品，等等——必须具有持续可变性和无限可分性。生产行为一定不能形成习惯、偏好或厌恶，也不能发展或是减少从事生产的能力。另外，生产过程必须是持续而连贯的完整过程，不存在由于突然的重新调整而被打断或是造成过程不完整的经营周期。每一个个人都在连续不断地生产一种其消费速度与生产速度一样快的完整的商品。商品的交换实际上是瞬间完成的，并且没有成本。
5. 根据第4条的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存在完全竞争。在社会所有个体成员之间，一定存在完全的、持续的、无成本耗费的相互交流。 [21] 每一个潜在的商品购买者都确切地了解所有潜在的商品出售者所提供的商品，并从中进行选择，反之亦然。每件商品都可以分为数量不定的单位，分别为人所拥有，相互之间还存在有效的竞争。
6. 社会每个成员的行为都只能是一种完全独立于所有其他人的个体行为。为完整体现其独立性，他必须不受社会欲望、偏见、偏好或厌恶，或是其他完全不能在市场交易中显示的价值的约束。成品的交换，只是个人之间关系的唯一形式，至少，这里不存在其他影响经济行为的形式。在个人与个人的交换中，我们不涉及人们之间、群体之间的交换利益，不论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个人行为的独立性也不包括所有形式的串谋，以及各种程度的垄断或垄断的趋势。
7. 我们还正式地将个人相互之间的所有掠夺排除在外。除了生产和在公开市场上的自由交换以外，再没有其他获取财货的方式。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从第2条和第3条推出的结论，而第2条和第3条已分别排除了诈骗或欺骗以及盗窃和抢劫，但这一点应该明确提出。
8. 劳动分工和交换的诸种动机肯定会出现和起作用。这些动机在经济学文献中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分析，尽管从柏拉图以降，无数著者在论及社会问题时多多少少对这一论题进行过讨论。重要的条件是与生产能力或生产配置的专门化相关，或是与生产活动的范围的自然局限性相关的欲望的多样化。现实世界中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事实是，地球各种资源的空间分布以及人类流动方面的局限性。另外，生产过程的物的属性也经常要求若干经营活动同步进行。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头两个条件就是充分限制了每个个人，使其只能在任一给定时间内，从事一个单个商品的生产。(参见第11条）
9. 所有给定的因素和条件，目的都是为了本章和下一章的讨论，在明确提出相反的含义之前，这些因素和条件都绝对保持不变。而且，这些因素和条件不受周期性的或进步的改良以及非常规波动的约束。这种说法与第2条(完全知识）的联系是清楚的。在静态条件下，每个人如果不是早就明白，也会马上明白他所处的环境中的每一件事，以及影响他的行为的周围环境。
上述假设，尤其是前8条，是现实中或多或少存在的一种趋势的理想化或完美化。它们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第9条，就像已经证实的那样，基于一种有些不同的基础。它的结论是，完全知识只有在变化发生时才会出现(第2条有说明），才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除了这些仅在程度上才存在的与实际生活的差别外，为了眼下分析的方便，我们还必须作出两条与事实相反的进一步的假设。
10. 首先我们暂且假定，社会中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生产性财产。每一种生产要素或生产能力，都是社会某些成员个人禀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产中所使用的物质工具，要么就因为存在大量的供给，因此是一种自由财货，要么就完全与其所有者结合在一起(不需要租或卖），并且不容易增加或减少。当然，后一种属性，如果不是不可分割的那种属性，事实上暗含着对静态条件的特别说明。在这里，我们也一定会明确地说出，个人的诸种力量，在量和质的方面同样是固定的。生产性财货在个人之间转换的社会结果，尤其是通过“投资”而增加的生产性财货，将在稍后作进一步讨论，现在我们必须通过对不存在这种情况的社会的初步研究，将这一问题分离出来。
11. 第二种“分析性”假设也包含在前面“理想化”归类中。在第8条中我们曾表明，劳动分工会延伸到每个个人都只生产一种单一商品的地步。当然，在当代产业社会中，分工已走得更远了。但重要的是要独立研究一个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生产是通过制成品的交换组织起来的。 [22] 稍后，我们会对所谓二度劳动分工的组织化的进一步发展之特殊问题，进行讨论。
一旦生产诸要素协力从事一种单一商品的生产，产品的分配就成了非常复杂的问题，单一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再也不可以直接予以识别了，从这一事实出发进行思考，这种分离尤为重要。当然，分离多种要素协作生产的单一产品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所熟悉的技术意义上的“价值估算”(imputation）或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核心问题。
上面罗列的诸项假设和人为抽象过程确实有点让人望而生畏。虽然罗列这些假设的意图实际上是必要的或有用的，但它绝没有减少假设的虚构程度，以及假设条件与我们实际经济生活条件的差距。这些假设的绝大部分，尤其是前8条和第9条的大部分内容，其实在经济学文献中，在很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如果我们提出来了这些假设，而且这些假设是必要的，或者，我们提出了这些假设而不管它们是否必要，都不会贬低对其进行抽象的重要性，以及彰显其非现实属性的重要意义。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为以这种方式运转的社会勾勒出一幅图画，以期发现均衡的条件或在这一社会中运行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自然结果。因此，我们打算设想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处于我们所描述的这种环境中，在满足自己欲望的企业中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每个人接受了这种大概的处境，都会从事某种商品的生产，并期望通过与他人的交换，来获取满足自己多种欲望的手段。一段时间过去后，每个人都会积累起一小部分自己生产的具体财货的存货，我们可以设想，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到一个中心市场去碰面，并相互交换东西。
现在呈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即一组人有一定的存货需要出售的情况 [23] ，在经济学讨论中是耳熟能详的，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叙述在所有商品中建立固定的交换比率的过程。 [24] 一旦这一过程完毕，所有商品将被简化为一种单一而同质的等量交换的资金或价值。我们也不必操心资金的表现形式和处理这种资金的方法；实际上，一定会有某种标准的交换媒介凸显出来，但就现在的目的来说，是有一种货币还是有与商品种类一样多的种类的货币，都无关宏旨。
如果相互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是完全的，交换就只会按单一价格进行。 [25] 我们可以设想这一价格是通过询问这种方式一一决定的。由于每个人根据其他所有东西，都了解自己所拥有的每样东西的价值，因此实质上，每个人与那些在销售价格已由销售者固定且加以公示的市场上花费一定的货币收入的人一样，都处于相同的地位。个人手中的财货代表的是一种交换能力，一种“资源”，他将按照选择法则，在所有可能的用途上对它们进行分配，这样，每一单位的财货都可以换来等量的效用，欲望的满足，或是任何“重要的东西”。
表明价格尺度如何产生于这一事实，即个人如何按照选择原则，在价格给定的条件下，分配自己的购买力的行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市场价格理论的任务。在任一给定价格条件下(为另一财货而牺牲一个财货的比率），为了另一商品而耗费的购买商品越多，用每一单位商品所购买的满足欲望的量就越少(相对于满足欲望的能力来说，要不就放弃这一财货，要不就放弃可以用来进行交换的任何其他财货）。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财货的价格越高(相对于其他财货，包括购买财货），个人对其的购买将越少。 [26] 因此，从理论上讲，我们就有了为任何人根据其他商品的价格条件将会接受的任一商品的量画出表格或曲线的可能，再通过所有这些个体的量的相加，我们就可以画出社会总量的近似表格。然而，在任一给定的较短时间内，每一适合出售的财货都有一个固定的量，这个量都必须以一种价格售出。因此，在一个完全市场中，每一个商品都拥有一个确定的价格，这一价格是现存所有存货可以售出的(包括被现场所有者带出市场的存货）最高的统一价格。
市场价格均衡的图解表述既简单又明晰。在下图和分析中所涉及的效用关系，可运用于前述之男孩和草莓情况下的分析。 [27] 交换的情况可见附图。图中，横线为价格。“需求”曲线D表示，任一个人或社会整体，按照已有的价格标准，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的潜在购买。用于销售的量，是一个固定的实物量，这个量独立于价格，由一条切过垂直线或商品轴某一点的水平线来表示。水平交点的价值决定了现有条件下的市场价格。 [28]
这里特别要注意，全部分析中所涉及的所有的量，是实物的量，不是心理的量。如果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个人意识中的效用不是一个真实且可量度的量值，那么很明显，从任何社会意义上说，与个人效用升华为一种“社会”评估相关的效用，就是一种完全不可接受的假定。实际上，社会效用的概念仅仅是一种分析的替代品。全部问题是要明确地展示出这一点，即一个客观的、统一的价格如何从主观的、可变的个人偏好中产生出来。通过展示现实市场上个人讨价还价的相互往来，我们一定能做到这点。 [29] 事实上，我们对于任何个人的绝对效用或任何个人所购买的绝对量，是一无所知的。对产生于完全竞争的这种调整，我们所能说的一切都可以由以下三点来表达：(1）在(可供选择的价格已被固定）这种条件下，每个个人按照选择法则，在各种可供选择物中分配自己的资源，并以他特定的购买力资源(不管是什么），最大化可能满足的欲望，以达到理性行为的目的；(2）这一条件本身，即价格或交换比率，对所有个人都是相同的，相对效用就是据此而调整为均衡，由此可见，所有财货的相对效用(即任何个人真要购买）对每个个人都是相同的；(3）交换比率将因此被调整成这样的比率，在此比率下，没有哪一个人会愿意用他的所有物来与他人的任何所有物进行交换。
之所以在这里着重说明，是因为当前对完全竞争结果的利益，存在着含糊其辞甚至实际上是相互混淆的结论。将这一结果称为是全社会最理想的或最佳的可能结果，还涉及到与这一过程本身的运行相关的所有理论条件以外的假设 [30] ，即初始条件，也就是交换开始之前的财货的分配，就已经是最佳的可能结果了(即，要么绝对理想，要么绝对超出人类的改造力量之外）。所有这些之所以正确(坦白地说，简直就和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样），是因为自由交换有助于财货的再分配，因此最能满足经由多方自愿同意而获得的任何方面的需求。
在理想的交换条件下所交换的量，在价值上是相等的，这里没有为诸如“利润”之类的东西的出现留下机会，这是不证自明的。
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交换的主要条件之所以没有实现，是由于“完全的相互交流”没能实现，这就是说，对所有交换者正在做的事情之完全知识没能得到相互交流。 [31]
在我们的现实制度中，中介人在不存在垄断的条件下确定的价格是其对理论价格的最佳估算——刚好分配完可得到的供给——并且，他们可以时时根据出售价格所指示的价格太高或太低来改变价格。由于明显存在着不完全交流的缘故，在一般市场领域中，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里可能具有不同的价格，这是为我们所熟悉的事实。还有一些因素在干扰理论调整过程的同时，也加重了不确定性的后果：(1）由于习惯、漠不关心以及数字的取舍等等而形成的价格的惰性或无弹性；(2）“商品”的不同形式(以及并不存在的不同形式的欺骗性表象），这两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具体货物上，更通过附加的额外效用、销售地点的便利或时尚、华丽的包装、商品名称以及销售者的个性等等体现出来；(3）消费者的投机性；消费者并不会为当前的需要而持续进行购买，而是根据他们对市场的预测，储存货物或推迟购买。
我们一旦确定了合适的术语，并对商品的实际差异也做了考虑(包括上述第2条的所有因素），同一商品倾向于具有确定而且统一的价格之趋势，不仅增强了，也更明显了，一般来讲，也更接近于这一结果。当然，相对于这种标准化，商品中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小麦和棉花是一个极端，艺术品是另一个极端。
在我们所设想的这个完全竞争的社会中，一旦交换过程完成，商品被消费掉了，每个个人都要重新开始从事生产。但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所从事的行当进行选择，现在每一个商品都会有一个相对于其他商品的已确定的价格尺度。按照这一价格尺度，每个人当然会依据制定决策时的选择原则，做出自己的努力并评估努力的强度。已生产出的商品将被简单地认作通常意义上对财货的购买力，因此当前的选择很简单，就是生产“财富”和不生产财富的选择，其含义是指，做什么或什么也不做(这也意味着在做“什么”）完全在量的比较之外，而眼下是指在市场范围之外。因此，每个人都会像鲁滨逊或采草莓的男孩一样，使自己的努力付出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效用和负效用——“真正”牺牲了的效用，但属于没有特别说明的非数量性的那种——从相互选择的量上来说，是同等重要的。
随着生产的进行以及财货在我们经济人(homines oeconomici）手中的积累，财货将会与以前一样，被用来进行交换，并根据选择法则在交换活动中进行分配，交换活动通过相同的过程，不断调整，以保持在使每件商品暂时的效用比率能够与价格比率达成相等的那一点上。但是，这一调整和再调整过程也有一种趋向于均衡的趋势；对这一趋势的研究，即对于所有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将会达于一个不变比率的状况的研究，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第二大分支——即规范价格理论(normal price）的研究范围。 [32]
在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情况中，由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继续，商品的价值尺度或均等数量体系，就比一个人的鲁滨逊经济中的情况更为客观和明确。已公布的交换比率尺度的固定存在，以及按此交换比率运行的完整组织的产生，都必定会对经济活动的“理性化过程”产生巨大影响，也使人们对其数量特性产生深刻印象，并迫使人们进行精确的计算和比较。其结果是，所有的商品都被简化成了一个同质的集合体，或各种价值单位的储存。这笔储存的价值，作为解决选择问题的中介，当然让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将每个人的经济过程划分为两个部分或两个阶段。他所生产的财货只被认为是用于交换的一定量的价值，生产中组合各种选择的问题，如我们上文所谈到的，出于只考虑两种选择的必要，而被分离和简化。同样，人们也对消费问题进行单独考虑，消费问题表现为交换中的消费价值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根据理性选择原理或竞争性用途中各种资源的分配，按照自身的利益加以解决。这样，关于支出方面的交换价值，变得类似于鲁滨逊的努力的概念，成了一个没有本体论内容的工具性概念，但这一概念对解决选择问题却极为有用。由于实际生活中交换价值的积累，生产以积聚为目的来抵御未知的意外风险，而根本不考虑所生产物品的任何特定用途，经济问题两个部分的分离趋势更加严重。由于财富的生产倾向于失去与消费效用概念的所有关系，并且采取了一种竞争的形式，在这一竞争中，交换价值仅仅是成功的一种尺度，竞赛中的一个筹码，所以，财富生产的分离趋势更进一步增大了。
价值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客观化也与对生产性牺牲或“努力”的更为确切的评估相关，事实上，人们放弃了可供选择的“非经济性”职业转而从事生产劳动。虽然在我们现在的讨论条件下(只讨论独立的个人劳动），生产性劳动实际上还没有进入市场并进行交换，但评估是依据交换中的价值来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性劳动成了一般的价值储备。对生产努力的评估，即根据业已建立的经济选择的等量程度，在数量上或价值意义上，为“支出成本”的概念提供了相应的实质性内容，毫无疑问，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会在人们的脑子里起作用。
在这里指出以下这点尤为重要，即在建构假设的这一阶段，我们首先设定了一组条件，在这组条件下，一个特定商品的支出成本，并不必然且理所当然地与商品本身的价值相等。因为，在趋向于规范价格或均衡条件的重整过程出现的同时，劳动的“价值”片刻间会由市场价格状况所决定，而劳动生产出的产品的价值，将在稍后时间里决定，因此，两者之间通常存在某种差异。生产性努力的价值，是用于生产商品以前具有的价值，而实际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商品进入市场后的另外的东西。一个商品的价值与其耗费(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都等同于“利润”。差额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必须以过去的条件为自己的行为依据，以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测为行为依据——这个未来又基于过去的条件，而不是基于与他们确实相关的实际未来条件。一旦人们准确无误地发现哪些物品在生产出来之后会值钱，他们将据此而使用他们的生产能力，而利润之差额将随之消失。因为这是他们一直努力去做的事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所以，价格体系将趋向于这种均衡调整，在这种均衡调整条件下，没有利润存在。
规范价格调整理论之所以与市场价格理论极为相似，是因为通过在交换中牺牲另一种物品来购买一个物品和通过在生产中牺牲另一种物品的生产来“购买”物品之间，原则上(只是一个复杂些）没有什么差别。规范价格理论和市场价格理论不过是一种基本选择规律的必然结果而已。
就双重选择的生产方面而论，任何物品的效用或重要性，就是物品的购买力，物品的价格越高，对该物品的生产就越多，出于同样的原因，鲁滨逊将会更多地生产更想要的物品，或者，市场上的个人将会更多地购买类似的物品。但是，任何物品的价格越高，卖出去的这一物品将越少。这样，由于已生产的数量和已卖掉的数量大体上是相同的，物品的价格将会趋向于一点，在这一点上，平常的生产数量和以这一价格出售的数量是相同的。如图所示，我们仍然以价格为横轴，向上倾斜的曲线代表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相对于其他物品）的生产(比率）或供给，向下倾斜的曲线代表销售(比率）或需求。曲线的交点是确定的价格。
用一种略为不同的方式来考虑相同的问题，将会使我们对个人动机的概念更为清晰，并且揭示出价值—成本思想的含义。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或者将轴线换一个角度，需求曲线实际上就成了生产成本曲线。任一价格水平上产出的量(单位时间的生产率），就是在该价格水平上所能生产的既没有利润也没有亏损的量。因为，如果任一给定价格条件下产生了利润，资源将被转入这种物品的生产；如果有了亏损，资源将会从这一物品的生产转出。因此利润的真实含义非常简单，即用于生产其他物品(以及其他价值）的资源的使用，将比该物品原来的生产产出更多；同理，损失意味着，用于当前物品生产的资源，在其他用途上的(它们的价值由最优使用的价值决定）所值更多。根据这一观点，需求曲线表明的是不同供给水平的可能销售价格，均衡的条件是指成本和销售价格的均等。曲线的交点表明了一个轴线上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比率，以及另一个轴上的均衡价格。不用进一步的详细解释，这种根据选择法则进行推论的完整分析方法的特征，就很清楚了。 [33]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对这些重要原理作更多的考察，我们必须允许保留上面这种简洁的、或许在富有争议的问题上多少带点教条化的分析方法。由于这种分析很难弄明白成本与价值之间因果关系问题的真正含义，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争论一直很激烈。在竞争条件下，我们可以非常直接和确切地观察到，一个等量成本的价值和一个等量价值的成本(因为这纯粹是按照二者相等的方式进行相关选择的问题），因此这二者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看待相同现象的不同措辞而已。成本是体现在一件东西上的资源的价值，这就是说，这样东西对他们有某种有用的价值。这种用途可以是“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可以量度并可供出售或相反），然而，如果某种“资源”不存在一种竞相争夺的诱惑力，就根本不成其为“资源”，正如同一件东西本身无人想要，这件东西就没有(交换）价值一样，并且，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件东西根本没有效用，如果该词也作了恰当界定的话。
上面所有的内容只不过是对选择法则(效用原理的正确形式）的一种详细阐述，可供选择物间的偏好比(preference ratios），通过按必要比率对可供选择物的组合，将首先在市场上，然后在生产中，与外部给定的实物等价率相等。这种大部分可以在生产中相互替代的“物品”，就是我们具有的一种经济秩序——即在自由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从事满足欲望活动的组织——的条件。接下来，我们将转而考察在制作单一商品时，从多个生产要素的组织中产生出的更为复杂的竞争状况。
[1] 对垄断的研究除外，可以参见第六章。
[2] 这里只是想阐述一下历史事实，不是对必然性或必要性下武断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从任何其他种类的行为准则中，我们都能发现非常一般的适用性，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用的结论，即这种准则没理由不包含在纯理论的假设前提中。另一方面，假设我们所分析的所有行为，都一定具有从属于大部分行为的特征，并以此作为对现实的初步接近，毫无疑问是一种适当的开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单独了解这些行为，我们都必须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即抽象的分析方法），将它们的各种基本趋势分离出来。在这里，我们对探究本能的和内省的经济学的可能性不感兴趣，更遑论要建立这门科学。我们的研究只是依据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的思考部分已经对我们称为“品行”(conduct）的行为方式的一方面作过研究，并且，我们根据我们的主要目的，指出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的相对局限性。再要坚持认为局限性不能令人信服地用来反对一种理论(对那些还没有领会关键之处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或许这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条件——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局限性，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
[3] 沿着这一思路以求证明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按此思路所做的一些思考在帕特里克·格迪斯的讲稿《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约翰·罗斯金》中已经提出过(圆桌系列讲座）；还可以参见H.W.斯图尔特教授的论文《经济利益的诸方面》，收录于杜威教授等人编撰、题为《创造性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一书中。还可以参见威斯利·C.米切尔的《人类行为与经济学》，载《经济学季刊》，第二十九卷，第1页起。
从另一个极端看，我们可以从T.N.卡弗教授的文章中发现，经济学呈现出一种不加批评的理性化，了无生气到了近似于化学提纯的地步。以往的经济学家审慎而明智地使用经济人的概念，卡弗则真的是一个平常人。
[4] 据说，已灭绝的墨西哥文明，尤其是秘鲁文明，就具备这种特征。
[5] 完整的阐述请参见第五章。
[6] 这里绝不能理解为我们主张或假设，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完美了，或是通过组织的自由交换制度，用一种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解决了。尤其在第一和第三个问题中，社会价值尺度的形成，以及资源在进步中的使用，资源的使用方式和结果，都极易受到尖锐的批评。但我们并不认为，实际上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我们的任务只是分析和描述与组织的根本任务相关的一种纯自发的、个人化的、竞争性制度的运作。
[7] 试图对欲望进行详细的分类，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可能碰巧注意到区别真正不同的需求和满足同一需求的不同手段的困难。比如，我们可能谈到过对食物的欲望，或者，对不同食物的种种欲望；在有限范围内，一种东西可以充当另一种东西，但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做到这点，最终，对不同东西的需求本身，会成为一种欲望。按我们的看法，欲望必须按经济学的要求，根据商品的实际市场分类来进行分类。我们没有必要装成要去考察作为欲望基础的心理学问题。我们的讨论涉及的是与品行(conduct）有关的东西，这里不关注是否我们想什么东西，或我们期望从中找到什么意识状态，还是别的什么，只要行为本身和行为引致的物质变化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就行了。
[8] 情况似乎如此，或许也有其叙述与事实不符的例外；情况似乎如此，就是说，绝对欲望基于绝对有限性，而不是基于由满足手段的冲突性需求所引起的有限性。然而，这些意义在经济学上肯定无足轻重，通过仔细探究，已经出现了丧失“欲望”的特征的趋向。我们很难弄清楚一门学科如何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富有成效地处理这些变化无常的现象。当然，科学要在承认它们存在、在理论的完整性上构成有限性的意义上来处理这些现象，但很难用理论本身来加以考虑。
[9] 我们使一些欲望得到完全满足，因为这些欲望耗费的努力较少，少于那些需要精确计算出一旦临近绝对满足限度的临界点时，何处停止努力最为合意的欲望，例如进食面包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事实有助于表明完全“理性”的生活态度实质上是“非理性”的。我们最重要的一种“欲望”就是摆脱计算或作出近似评估的烦恼。参见J.M.克拉克：《经济学与当代心理学》，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1期与第2期。
[10] 即使对愉悦与无痛苦以及相反感觉之间的差异“意识”来说，情况虽然真实，但仍具有一种“偶然的”、难以捉摸的特点；我们无法系统地阐述两个系列之间的区别或对它们之间的经验进行分类。同一件事对一个人来说是快乐的，对另一个人却是痛苦的，甚至根据人所处的环境，尤其是根据人的期望，对同一个人在一时间是快乐的，在另一时间却是痛苦的，这太显而易见了，无需讨论。一旦仔细考察，这一区别就会逐渐消失。一笔上十万的遗产，突然降临到一个毫无准备的人身上，对这个人是一种快乐，但如果此人期望的是一千万，那这笔遗产带给他的只能是极大的悲伤。一项蹲监狱的判决，对一个原以为会被判绞刑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快乐之源，我们不妨说它“实际上”只是逃脱了更大的痛苦，或者，继承的是一份对更大愉悦的剥夺。可供选择物的比较和偏好的存在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愉悦和痛苦却是偶然而任意的事情。
[11] “均等效应”一词，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与无差异选择这一事实相关，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数量的比较。我们避免使用“边际”效用一词，是因为它意指同一供给的不同部分所存在的不同的重要性。然而，说到供给的效用，一些可以区分每单位效用和总供给效用的词，有时候也是有益的。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将用“特定效用”(specific utility）一词来表示每单位的效用。
采用选择原理作为经济推论的起点，并在比较意义上对“效用递减”进行分析的一般方法，在威克斯蒂德那儿运用得相当地道，令人折服(《政治经济学常识》），费特在其近作(《经济学原理》）中也采用了这一方法。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有关这门学科的心理学就是行为主义学派理论；他们也认识到，一名经济学家不需要是一名享乐主义者(尽管杰文斯和埃奇沃思是），经济学家甚至也不需要考虑选择的对抗性(rival）心理问题。参见米切尔《经济理论中货币的作用》一文，见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第二十八届年会《论文集》。效用和价值的相对性原理同样抑制了动机理论。B.M.安德森(在《社会价值与货币价值》一书第一章中）提出了一种绝对社会价值理论，并像我们所做的，将价值定义为激励行为的推动力量。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没能看出这一概念与其他任何概念一样是相对的，事实上具有最为明显的相对性。行为的动机意指“这种”行为而不是某些其他行为，抛开必须在何种比较和选择之间作出选择的情况，显然是无法想象的。达文波特也坚持在经济推论中相对效用的重要性，将效用本身作为一种绝对量值进行分析(《企业经济学》，第七章）。笔者发现，不可能设想出这样一种实体。
[12] 严谨的考察令人产生疑问，即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能为组合选择原理增加了多少实实在在的解释价值。在我看来，我们所称的“资源”并不是因为它是资源，而只是因为我们能指出它的用途和它的量的方面，有多少资源，很明显只有依据其用途才能确定。但是，起码资源这一观念，正如我们习以为常地使用资源这一事实所揭示的，有助于我们在思想上调和两种对立的效用在量上具有的可选择性。与牺牲或“成本”相关的纯精神病态，事实上有一些令人费解。如果我们想知道一样东西所值几何，我们往往喜欢用货币或努力等词语，即用“资源”来回答；但这样说时，我们就喜欢研究后者，而且反过来用这种资源所拥有的一些其他效用来评估这一资源。资源概念的“实体化”似乎是“工具性概念”的一个说明，但没有它我们很难继续进行讨论。
[13] 《经济学原理》，第五篇，第二章，第一节。
[14] 实际上，这走得并不远。我们也不能对这孩子有任何指责。恰恰相反！显然，这里所做的理性的事情是非理性的，因为慎思和评估的成本超出了它们的价值。这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人们还常常(或许是）一如既往地行为，但这种做法并没有使经济推论无效到我们想象的地步，因为这些非理性(不是理性的就是非理性的！）趋向于相互抵消。在特殊情况下，一般行为“理论”对特定个人的适用性，其效果就像给风格怪异的画作加个边框一样，但总体上(en masse）在长期内就不能这样做了。市场行为就像人们在作出自己的选择时，通常都要极为准确地进行算计是一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可避免地按规矩盲目地生活着，但结果一般说来却相当接近理性。
[15] 这一讨论假定，可供选择物品之间的数量关系保持不变，选择了另一个就以相同比率牺牲了这一个，或者说，两者内含的“资源”可按相同比率转换。实际上，这也只是一种罕见的可能；一般来说，随着供给的变化，不仅已知的可供选择物品的量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变化，而且随着供给最初的增加，为了获取一定量的其他物品而必须牺牲的一种物品的量，也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说，除了效用递减规律以外，“生产率递减规律”(同样也仅仅是一种比例规律）也开始产生作用(并向相同方向运行）。
帕滕教授对效用分析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消费也需要时间，这一时间必须保留在生产运行之外。(参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院刊》，1892—1893年，第726—728页。另参见埃奇沃思《数理心理学》，第68页。书中对消费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作了考察。）然而，将除了实际满足体验之外的每一件事情都包括在生产中，似乎在逻辑上更为准确，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反对意见就失去了力量。按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其视为是在可供选择物品(即选择物的组合）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物品也只是被简单地看成为无论何种东西，这样，整个问题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16] 与其用技术术语将其说成是“序数的”，还不如说成是“数量的”。它们是可变的，但不可量度，可以进行排列，但不能添加。如果我们暂时考虑一下任何简洁感，作为一种感觉，这一属性的本质将失去其神秘性。我们很容易就能说出这一盏灯比那一盏灯亮，但我们说不出亮多少。灯光的亮度其实可以由科学来进行“量度”，但也可以通过与上文讨论效用的基本原理相类似的方法做到。我们可以移动一盏灯的距离，以使灯光的亮度渐渐与标准相等，这段距离是可以测量的。很显然，这种做法完全不涉及对感觉的量度。同样，温度计不能对热的感觉进行量度，或者说，秤不能称出重量的感觉。对序数变量更好的说明可以在美学(当然是另一种形式的“价值”）领域中找到。我们可以说，这首诗或这幅画比那首诗或那幅画好，但没有人会认真地提出对这个优势进行量度。当然，我们在学校里和竞赛中，可以凭借百分制检查这些事情(甚至于举止风度）的“品级”变动，但没有什么人的观点有资格对这种信以为真的结果施加特别的影响。
[17] 在很大程度上，购买其实是基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基于对相对长期的重要意义的评估，当然，随着“反社会”的橱窗装饰艺术、广告宣传和推销术的发展，这种冲动购买不仅实实在在存在，或许还在增加。在经济学的进步将这种现象归纳为一般规律并将其纳入演绎体系前，这是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现实情况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参见前面第52页及脚注，亦参见第61页脚注。）在大数法则条件下，其效用与近似的理性不相上下。
[18] 剩余学说是马歇尔理论中笔者所不赞成的少数几个观点之一(见《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125—133页，尤其见第129页脚注）。然而，这一问题与“范围和方法”有关，而不是与事实或逻辑有关。我根本领会不到这一概念对理解人类行为或解释经济现象有什么作用。我确信正是这种观点的混淆导致了严重的错误并据此推导出了完全不相干的结论。而且，求助于“简单常识”似乎也完全不可能证明这一现象的存在。比如说，一个人宁可为“第一片”面包付出一千美元(无论是哪一片），也不愿没有这片面包，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他付出一角钱获得了一块面包的时候，他获得的免费满足值999.90美元，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很多思想家都察觉到了这些所谓剩余的神秘性质，我希望上述观点将表明错误的根源，并使其更容易识别和避免。
[19] 第64页，第65页。
[20] 社会从属成员一定完全依附于社会中某些特殊的个人。这样，任何从属成员的欲望只能由他的监护人代表他感觉到他的欲望来起作用，所以我们完全不必对其加以考虑。我们只需关注那些对其家人等等具有正常关怀之心的社会独立成员，但每个人都要在相互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经济生活。
上述假设的含义并不一定是对人们及其关系的完整描述。这只不过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强调我们在这里只考虑他们的市场行为，他们的市场行为才被假定为符合这些描述。
[21] 不言而喻，我们设想的这个社会是“孤立的”。每个有事情可做的人，都是在这一社会里做，所做之事与其他所有的事都是等价的。
[22] 我们可以将这个社会描述为与“企业”制度相反的“手工业”制度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熟练工人失去了其重要地位和人生乐趣，并不是因为他只生产和出售一种商品，而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产服务出售给了企业主。
[23] 我们将全部存量视为只供出售而没有储蓄的量。财货所有者对构成了保留价格的他们自己的财货的需求，事实上与其他人的需求没有什么区别，由于他们的分配问题与将要建立的价格体系无关，所以这种情况最为真实和有意义地集中反映了与给定的分配相对应的给定的财货量。当然，我们必须将眼前这位所有者的需求列为对每种财货的需求的一部分；这是由财货本身，而不是由手中所掌握的与结果无关的其他财货所作的“支持”(backed up）。(参见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五章，第48页以下。）
[24] 完全市场问题最好用数学(即用符号）进行分析，数理经济学家对此问题作了出色的讨论。参见埃奇沃思《数理心理学》第40页以下；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附录六，以及数学附录和注12。
[25] 可以用证明其反方不能成立的方法轻松地予以证明。如果交换被认为是在不同价格条件下发生的，那么，面临较高价格的买者，和面临较低价格的卖者，这些人将会在一个中间数字上取得一致意见。
[26] 这两种主张在经济学讨论中常常是同等对待的，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如此简单。为了从第一个主张证明出第二个主张，我们假设，在任一给定价格条件下，每个个人都要确定合适的购买量。(由于经济状况的相似，我们不考虑物品的买卖，只考虑对用没有商品价值的货币所购买的两个商品进行比较。）现在，我们让一个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另一个商品上升。如果这个价格上涨了的商品是非常重要的商品，或许人们会为此商品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资源。但他不会购买用物理单位计量的尽可能多的商品。因为这样做的话，他就必须相应减少在其他可供选择的物品上耗费的资源，要少买其他的商品。但他如果在这件商品上购买的量与以前相同，在其他商品上购买的量减少，两者之间的效用比将会被推翻(因为效用比以前是处于均衡状态的），一个已知的资源的量购买的效用越少，在所购买的物品上花费的资源量就相对更多，资源将因此而从这种物品向其它物品转移。这就是说，他将更少购买价格(相对）上升的物品。证毕。
[27] 第66页以下。
[28] 尽管我们没有必要使问题复杂化，但在需求曲线上标出其他人的需求，而不是面前这位商品所有者的需求，在考虑到面前这位商品所有者的保留价格的同时，再绘出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以代表不同价格水平上的出售，也是可以的。无论使用何种方法，相同的数据都将给出相同的价格，正文中所描述的情况是对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描述，因为，在保留价格和需求价格背后的原因或动机上，不存在实际的差别。
[29] 塞利格曼的分析(《经济学原理》，第179页以下及第192页以下）是组织谬误的一个显例。B.M.小安德森的《社会价值》也有相同的错误。安德森明显混淆了个人评判背后的社会影响，以及带有社会评判的偏好和本来意义上的偏好之区别。当然，个体是一个社会的产物，但是意识仍然是一个个体的现象，经济学家所考虑的与此相关的行为就是这样。除非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以某种其他方式而不是通过经济学探讨的那种个体间自由交换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内，否则，确定价格的，只能是个体的买和卖，不能是社会的买和卖。
[30] 参见第76—80页。
[31] 如果价值没有发生变化，货币的使用并不能影响到理论，流通信用的使用也不会使讨论失效。
从一个方面看，实际情况与理论相比极其简单；从另一方面看，差异也会减少。通常，这一过程的连续性和公布的价格的稳定存在，意味着除非卖者愿意接受现有的牌价(或更高），否则他就不会进入市场；买者除非愿意按此价格或更低价格支付，否则他也不会进入市场。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明白，商品的供求将如何使价格下降或上升直至达于均衡。也就是说，真正的实际的问题与价格的变化相关，与价格的确定无关。这一问题远不如后面的问题复杂。
[32] 另一个理论分支是静态条件下的分配理论，但在我们现在的假设条件下，因为不存在合作生产，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33] 应该注意，这里的成本曲线是一种递增成本曲线。这是唯一一种从当前角度考虑问题而出现的情况。在分析的稍后阶段，在更为复杂的条件下，才会引入递减成本的问题。很显然，要增加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都涉及到资源从其他物品的生产的转移，这一过程将会在降低前一个物品的价值的同时，提高后一物品的价值。其原因是，资源是按照最适合的用途来确定价值的，这就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加，成本也在增加。在讨论的现阶段，我们不讨论任一单位商品的成本或任一单位生产要素的产出，因为，在制造任一商品的过程中，我们只使用了一种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