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讲 ^[1]

先生们，在上一个学程开始时，我不得不确定它的主题并说明我选择这个主题的动机。现在我可没有这种事要做。我们研究的主题是已知的；路线也已经划出。我尽力使你们看到在两个最早的民族治下的法国文明的来源；我打算通过它的盛衰兴废的全过程，在其直到我们时代前夜的漫长而光荣的发展进程中探索它。因此，我现在要再接着谈我们上次谈到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从十世纪末，卡佩王朝诸王治下谈起。

正像我几个月前在上一讲结束时对你们说的，法国文明正是在那里开始的。直到现在为止，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已经谈到过高卢人的、罗马人的、高卢－罗马人的、法兰克人的、高卢－法兰克人的文明；为了比较全面地说明一个没有统一、没有固定性、没有完整性的社会，我们曾不得不利用那些不属于我们的外国名字。从十世纪末起，就再也没有这一类事了；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法国人和法国文明了。

然而，先生们，正是在这个时代，一切民族的统一和政治的统一都从我们的土地上消失了。一切书籍都说到这一点，一切事实都证明这一点。这个时代正是封建制度，亦即人民和权力的瓜分达于极盛的时代。十一世纪时，我们称为法国的这块土地上，有着许许多多几乎互不熟悉、几乎各自独立的小国家和小君主。甚至一个中央政府、一个一般的国家的影子都似乎已经消失了。

真正的法国文明和法国历史怎么会恰恰在几乎不可能发现一个法国的那个时候开始的呢？

这是因为，在各个国家的生命中，外部的可以看得见的统一，即名称和政府的统一，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最实在的东西，并不是真正构成一个国家的东西。有一种更深刻、更有力的统一，这种统一并不是由于同一个政府、同一个命运而造成的，而是由于社会成员的相似，由于制度设施、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语言等的相似而造成的；这种统一寓于社会使他们联合起来的那些人们自己之中，而并不寓于他们汇合的种种形式之中；实际上，精神上的统一远远优越于政治上的统一，只有这种统一能使统一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好啦，先生们，这个已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独一无二的、同时又是复杂的存在物的婴儿时期应该放在十世纪末。它需要经过许多世纪和长时期的努力来解脱自己，并在它的质朴和宏伟方面扩展自己。然而在这个时期，它的各种成分已存在，我们已能开始瞥见它们发展的作用。我们在上学期研究的那个时代，即五至十世纪时，例如在查理曼治下，外部的政治上的统一往往比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时代强大。但如果你们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深入到人们本身的精神状态中去，你们便会发现，那里完全没有统一。各种人之间有深刻的差异，甚至是互相敌对的；各种法规、传统、生活方式和语言同样是互相不同甚至是冲突的；种种情况、种种社会关系既无普遍性也无固定性。在十世纪末和十一世纪初，没有一种政治上的统一，如查理曼的那种政治上的统一；但各种人开始合成一体；按照不同的血统而制定不同的法律已不再是一切立法的原则。社会情况已稍固定；各种制度设施虽不相同，但到处都是相似的，封建的制度和设施在一切土地上盛行或几乎如此。为了取代拉丁语和日耳曼语的根本性的不可磨灭的差异，开始形成两种语言，即南方的罗马语和北方的罗马语；毫无疑义两者是不同的，但仍然是属于同一个来源、同一个性质的，而且命定有一天会合成一体的。差异也开始从人们的灵魂上、从人们的精神生活上抹去。日耳曼人已不太醉心于自己的日耳曼传统和习俗；他们逐渐使自己摆脱过去而去适应目前的处境。罗马人也是如此；他已不太想到古老的帝国、想到它的崩溃、想到它在他身上引起的情感。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双方共同体验到的种种新的、实际的事物日益对双方发挥更多的影响。总之，政治上的统一几乎是不存在的，实际的区别还十分大；可是在深处，比起过去五个世纪中曾经有过的来，已有更多的真正的统一。我们略看一下一个民族的各种因素的情况，就足以证明，从这个时代起，所有这些社会因素的联合、同化并使自己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的倾向，也就是说希望达到全国一致并从而达到政治上统一的倾向，已成为法国文明史的主要特征、伟大事实和我们一切研究工作将绕着它转的普遍而经常的事实。

先生们，这个事实的发展，这个倾向的胜利已构成法国良好的命运。它之所以能在文明事业方面超过欧洲的其他国家，尤其是靠着这一点。请看看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德国：它们缺乏的是什么？它们向精神的一致、向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的进展的速度远比法国为慢。即使在精神的一致已经形成或几乎已经形成的那些地方，如意大利或德国，其转变为政治的统一，即产生一个总的政府的工作却都被放松而呈呆滞状态，或几乎完全停止。更可喜的是，比较迅速、比较完全地达到那双重统一的法国，并不是各国达到强盛和宏伟的唯一源泉而是它们达到强盛和宏伟的唯一保证。正是在十世纪终了时，它可以说开始向这重要的结果前进。因此，法国的文明实际上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正是在那里，我们可以开始以它的真实的名字来研究它。

封建时代，即封建制度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要事实的时代，将是本课程的主题。

它包括从于格·卡佩到瓦卢瓦的菲利浦的这段时期，即包括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

这些便是封建制度的真实的界限和经历，我想，这是易于确定的。

封建主义所特有的一般特性，正如我刚才重复说的和大家知道的那样，是人民和权力被分裂成为许许多多的小国家和小君主；既没有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也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让我们看看容纳这一事实的界限。这些界限必然将是封建时期的界限。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可以根据三种征兆来辨认出它们。

1.封建主义死于怎么样的敌人的手里？在法国，谁反对封建主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王族，另一方面是平民。靠着王族，在法国成立了一个中央政府；靠着平民，建立了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这个国家使平民团结在中央政府的周围。

在十世纪末，王族和平民都是看不见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很难看到的。但在十四世纪初，王族是国家的头儿，平民是国家的主要部分。封建制度死于其手中的这两种力量，当时实际上还没有达到它们的全盛时期，但已占决定性的优势。根据这个征兆，于是我们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封建时期，在那里已经终止了，因为没有任何幅员广大的国家、没有任何统辖一切的中央权力机构，是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

还有第二种征兆，它给封建时代指定了这种同样的界限。

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那时是历史的主要事件的战争，至少是大部分战争，都有这种特征。它们都是内部的战争，是内战，仿佛是在封建主义本身的内部进行的。力图取得其封臣的领土的是一个封建主；封臣们之间则常常为了某部分领土而发生争执。我们觉得，除了宗教战争之外，几乎所有的战争，胖子路易的、菲利浦·奥古斯特的、圣·路易的和美男子菲利浦的战争，都是如此。它们的因与果都来自封建社会的本质。

战争的性质随着十四世纪的终结而改变了。于是开始了对外战争；再也没有一个封臣反对封建主的战争，也没有封臣反对封臣的战争，只有国家反对国家、政府反对政府的战争了。在瓦卢瓦的菲利浦登上王位时，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多次大战——英国国王们的主权要求并不对着任何具体的封地，而是对着整个领土，对着法国的王位——这些战争一直继续到路易十一世。它们已不再是封建的战争，而是国家与国家的战争了；这个确凿的证据表明封建时代已在这个界限上终结了，另一种社会已经开始了。

最后，如果我们致力于研究第三种征兆，如果我们去查询那些我们惯于并合乎情理地把它们看作封建社会的结果和表现的那些大事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全都包括在我们所谈到的那个时代之内。十字军，这个封建主义的伟大壮举及其盛大的荣誉，已随着圣·路易和十三世纪而结束了，或者几乎结束了；我们后来只听到它们的一个琐细的反响。骑士团，这个封建制度的富有诗意的产物，这个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的完美的典型，也同样被圈在这种界限之内。在十四世纪时，它正在衰落之中，一个游侠骑士已经似乎是一个可笑的人物。传奇文学和骑士文学，行吟诗人、叙事诗派诗人，总之，可被看作封建主义的成果和侣伴的一切制度设施、一切事物都同样属于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因此，那显然是封建时代；当我把它圈在这个界限之内时，我决不采取一种任意的、纯粹是传统的分类方法；它是事实。

那末，先生们，我们如何来研究这个时代呢？采取什么方法能使我们最好地了解它呢？

我希望你们会记住，我已把文明看作两大事实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个人发展的结果。因此，我向来总是小心地同时回顾外部的文明和内部的文明，社会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人类关系的历史和人类思想的历史，政治的历史和智力的历史。

我们在这里将遵循这同一种方法，我们将根据这种双重观点来考察封建时代。

从政治的观点，把我们的眼光局限于社会的历史时，我们将发现，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正像五世纪到十世纪那样，两个社会是紧密地互相接界的，仿佛是用鸠尾榫互相接合起来的，然而两者基本上是截然不同的：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教会和国家；我们将各别地研究它们，正如我们迄今所做的那样。

世俗社会首先应在构成它的和能说明它的过去历史的种种事实中加以考察，其次应在从它中间发生的并打有它的特征烙印的那些立法运动和政治运动中加以考察。

封建时期的三大事实，其本质和关系能概括这三个世纪的文明史的三大事实是：1.封地的所有者，封建社团本身；2.处在封建社团之上或近旁、与其保持密切关系但植基于其他原则而致力于创立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王族；3.处在封建社团之下或近旁、也和它保持密切关系、也植基于其他原则、但尽力使自己独立的平民。这三个事实及其相互作用的历史，在这个时代，就是世俗社会的历史。

关于流传下来的书面文献，主要的有四种：两部近代学者称之为法典（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的法规集子和两部法学家的著作。两部法规集子是：1.法国国王们的法令、特别是圣·路易的《机构》的集子。2.奉戈弗雷·特·布永之命编写的关于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王国的《基础》的集子，此书比任何其他文献更全面、更忠实地描绘了封建社会的形象。

两部法学家的著作是：1.博马努瓦尔写的《博韦人的习惯法》。2.皮埃尔·德·封丹写的《法国人的古代立法原则；或给一个朋友的建议》。

我将和你们一起来研究这些关于封建立法的文献，像我研究蛮族法律和宗教会议法规那样仔细分析它们，并尽力彻底领会其内容、确切了解其性质。

我们将从世俗社会转而谈到宗教社会，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来考察它。1.就其本身、就其特有的和内部的组织，2.就其与世俗社会和国家的关系，3.最后，就其与全世界教会的外在的政府即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来考察它。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社会历史的研究就将这样完成；接下去我们就要研究人类思想的历史。在这个时代，它存在于两大事实中，即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里：1.一种学人的文学，用拉丁文写的专供有学问的人士（世俗人士或教会人士）阅读的文学，它包括当时的神学和哲学。2.一种民族的通俗的文学，完全用通俗的语调写的供全社会、特别是闲散的人和下层阶级看的文学。谁忽视了这两种事实中的任何一种，谁不彻底了解这两种文学，谁看不到它们并肩前进、难得互相靠拢、难得互相起作用，但两者都很强大而据有重要的地位，谁看不到所有这一切，那他对这个时代知识界的历史、对人类思想的状况和进程，只能有一个不完全的甚至错误的概念。

先生们，总的说来，这就是本年的课程表。

这里肯定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广大的领域。这里有足够长的时间来激发和培养学术的好奇心。

但是，我们历史上如此伟大的一个时代——处在它发展进程中最粗野的决定性时刻的法国——总之，中世纪，对我们来说，难道仅仅是一个学习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好奇心的对象吗？难道我们没有最广泛、最迫切的兴趣去彻底了解它吗？难道过去的事除了供博学鸿儒研究而外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吗？难道它对今天、对我们的生活已完全变得不相干了吗？

两个事实，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两个当代可以看得见的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

今天人们的想象力显然都乐于回到那个时代去。它的传统、它的生活方式、它的惊险的经历、它的古迹，对公众都很有吸引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查询一下文学与艺术；我们可以翻开我们时代的历史、传奇、诗歌。我们可以走进古家具店、古玩店去，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中世纪的东西被人栽培、复制。它耗费人们的思想，使有时间用于智力上的需要和悦乐的那部分公众的嗜好得以满足。

与此同时，某些开明的可敬的人，学识和人类进步的真诚的朋友，对这个时代及其使人回想起的一切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反感。在他们看来，那些在那里寻求灵感或纯粹诗意的悦乐的人是在使文学倒退到野蛮状态去；在他们看来，那些从政治观点出发企图在大量错误和恶行中找出任何善的、有益的东西来的人，不论他们是否想要它，他们都是喜爱专制和特权的制度的。中世纪的这些不屈不挠的敌人对于公众中那些乐于仅仅在想象中回到野蛮时代去的人的盲目性深感惋惜，并且似乎在预言，如果这种专制主义继续下去的话，一切当时沉重地压在各国人民身上的荒谬的事、一切恶事都将回来。

这清楚地证明，中世纪对我们来说，完全不是一个学问的问题；它更符合于那些具有实际的、直接的关系的人的利益，而对从事于历史研究和历史评论的人的关系较少；它符合于更普遍、更充盈着生命的感情，而与单纯属于好奇心的感情的关系较少。

对此，我们怎能感到吃惊呢？我说到过的这个双重事实恰恰正是中世纪的两个基本特征，亦即使中世纪在我们文明史中据有如此重要地位并如此有力地影响其后代的两个事实的结果，或者可以说是它们的新的形式。

一方面，我们决不可看漏这个事实，那里是近代社会和近代生活方式的摇篮。下列这些都是从那里开始的：1.近代语言，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语言。2.近代文学，尤其是其中与一切纯粹的学问、与一切对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模仿无关的真正本民族的富有独创性的文学。3.大部分近代遗址，许多世纪以来人民就不断地在其中集聚着教堂、王宫、市政厅、艺术作品和各种公用设施。4.几乎一切历史上的家族，这些家族都曾在我们命运的各个阶段起过作用并留下它们的名字。5.大量全国性的大事件，这些大事件其本身就很重要，而且在一个很长时期里是家喻户晓的，例如十字军、骑士团；总之，几乎一切曾在许多世纪中注满并煽动法国人民的想象力的事物。

这显然是近代各国——其中也包括法国——的英雄时代。还有什么东西比它的富有诗意的富裕和吸引力更自然的呢？

然而在这个事实的旁边，我们遇到了另一个同样无可争辩的事实：中世纪的社会状况经常是难以忍受而丑恶的，特别在法国是如此。一个民族的发祥地决不会用这样一种反感来激发它。封建制度、它的种种设施和原则从未得到过各民族常常给予社会组织的极坏的制度的那种毫不迟疑的支持，即习俗的成果的支持。法国为了躲开它们、为了消灭它们，经常进行斗争。无论谁狠狠地打击了他们，不管是国王、法官、教会，都会被赞许而成为大众欢迎的人。当专制主义本身一旦看来像是一种可用以摆脱它们的手段时，就会被作为一种恩惠而接受。

十八世纪和法国革命对我们来说是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能说明我们历史的这个事实的阶段。当它们爆发时，中世纪的社会状况早已改变、衰弱而溶解。但这个大震动的实现在一般人的思想和意向中是违反其结果和回忆的。当时消亡的社会正是日耳曼入侵在西方建立的那个社会，而封建主义就是这个社会的第一个和基本的形式。事实上，它已不再存在；然而革命是针对着它的。

但是先生们，正是因为这个事实，正是因为十八世纪和这场革命是全国人民对中世纪社会状况的反感的决定性爆发，两件事情必然命定要发生，而且事实上果真发生了。1.当它们强烈反对对中世纪的怀念和中世纪的一切残余时，十八世纪和革命必然不会公正地对待这个时代，也不会承认可能在其中遇到的好的东西。2.它同样会看漏它的富有诗意的性质、它的优点、它的作为民族生活中某些因素的摇篮的吸引力。在批判精神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即那些专门从事于挑剔和破坏的人占支配地位的那些时代，一般都几乎不理解这个富有诗意的时代，那时人们都自鸣得意地专心致力于推进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周围的事物。他们更不理解他们所反对的这个时代里还有什么真实的和有诗意的东西。打开十八世纪的那些著作，至少那些真正具有这个时代的特性的并有助于当时已实现的这个大革命的那些著作，你们就会知道，在那里，人们的思想表明它自己对跟他们当时设想和奉行的那种生活大不相同的任何社会生活的富有诗意的优点简直一无所知，尤其对那些未开化的粗野时代，包括中世纪时的富有诗意的优点更是如此。在这方面，《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是这时代的普遍倾向的最忠实的映像，在那里找一下中世纪的历史，你们就可以知道，伏尔泰不断地致力于选取这个时代中一切粗野的、荒谬的、丑恶的、灾难性的东西。他对这个时代所作的权威性的判断以及他在消灭其残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但这只是他所了解的关于它的一切；他在其历史著作，亦即其论战性评论著作中想到的只是判断和消灭其残余；因为伏尔泰除了批评以外已做了另外一些事。伏尔泰也是一个诗人，而当他沉湎于他的想象、沉湎于他的富有诗意的天性中时，他发觉得到的印象竟与自己的判断大不相同。他除了在《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外还在其他地方谈到中世纪，那末，他对它说了些什么呢？

伏尔泰把这古老时代的富于诗意的方面称为错误（erreur），这是错误的；毫无疑义，诗在那里是与许多错误联系着的；但它本身是真实的，虽然这种真实与哲学上的真实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它符合于人类天性的十分合法的需要。然而，这个附带的意见并不很重要；必须指出的是，在诗人伏尔泰与批评家伏尔泰之间存在着异常的反差。诗人从中世纪那里敏锐地得到的印象，批评家对它却完全是陌生的。前者哀叹这种印象的丧失，后者却致力于毁灭这种印象。肯定地再也没有任何事物能更好地表明十八世纪时缺乏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政治上的公正和诗意的共鸣了。

我们现在正处在对我们上一个时代的倾向的反动之中。这个事实已在至少大部分历史研究和遵循公众口味的一般文学著作现在所采取的方针以及孤傲的十八世纪党徒的义愤中得到证明。这种义愤是合理的吗？这种反动所预告的危险竟这样大吗？究竟有没有什么危险呢？

按照一种书本气的观点，我不会绝对否认它。我不会说，在想象力的这种倒向中世纪去的运动中没有某种夸大、某种狂热的东西存乎其间，而好的见识、好的爱好没有丝毫受到它的损害。我觉得，这种进行得颇有才能的反动，整个说来，是一种探索，而不是一种再生。我认为，它是从一些非常著名的人士，有时是受到过真诚的教养的人那里发出来的，但这些人常常在寻找中乖离一个好气质的人而并不乖离那些已找到一个而正在信心十足地说服他的人们。但实际上，在社会和人们思想的实际状况中，祸害决不会十分严重。宣传和评论，在文学界岂不是也像在政界那样始终在手边、始终准备在任何地方提供这种服务，来警告、来约束、来战斗，总之来防止我们落入一个排外的小圈子的独占统治下吗？他们并不吝惜新的学派；而真正的、一般的公众，虽然慷慨地接纳了它，但看来并不乐意受它的支配。它评价它，有时甚至相当粗暴地指责它。因此，我觉得，没有迹象表明野蛮风尚行将重新支配全国人民的情趣爱好。

此外，我们必须取得生命，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出现；必须取得风，不管它从哪里吹来；必须取得才能，不管老天爷高兴在什么地方赐予。因为我们在文学界现在最需要的是才能和生命。我们在这方面遇到的最恶劣的事是呆滞而没有生气、贫乏而枯燥无味。

对政治公正的危害难道就是他们所哀叹的反动的特性吗？这一点必须绝对加以否认。公正决不是一种人民大众的倾向、群众的错误；它们是受单纯的排外的思想和激情支配的；不用担心他们对中世纪和中世纪的社会状况作出过于美好的判断。目前的利益、民族的传统在这方面如果不是保存着它们的全部力量、至少也保存了足够的影响力来防止一切过度行为。所谈到的公正性将很难渗透到科学和哲学讨论的领域下面去。

然而在这些领域、和那些对此最自夸的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它是否用任何方法促使他们趋向于中世纪的学说？趋向于赞许中世纪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状况？丝毫不是如此。近代社会所依据的一些原则，理性和人类自由的进步和需要，肯定没有比坚持历史的公正的人这样更坚定更热心的保护人了；他们首当其冲，比任何其他人更容易遭到敌人的打击。他们毫不尊重这些古老的方式，这种对封建法国的盲信的、专横的分类方法，以及为了改革花了好长时间和大量劳动如此艰难地作出的有力的工作。他们所要求的是对国家的这一过去情况作充分而自由的判断。他们不认为这完全是由于缺乏效力、自由或理性，也不认为我们有资格为了它的错误和在事业中跌落下来而轻视它，因为在这个事业中，即使在今天，在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和如此多胜利之后，我们自己也是进展得如此费劲的。

在那里，对人的思想自由或对社会的良好组织显然都没有任何危险。

另一方面，在这种历史的公正、这种对古代法国的富有诗意的共鸣中，不可能有巨大的利益吗？

首先，这对于给人们的想象力开放一个感情和悦乐的源泉难道是毫无价值的吗？我们迄今从中只看到荒谬和野蛮风尚的这整个漫长的时代、这整个古老的历史，现在对我们来说，已成为富于大量的回忆、富于珍贵的冒险活动、富于我们深感兴趣的激动人心的大事的时代。这是一块归还给感情和同情所需要的领地；感谢上帝，这种需要是我们天性中任何力量都不能抑制的。先生们，想象力在人们和各民族的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为了使它有所事事，为了满足它的需要，必须有一种像使十八世纪和革命生气勃勃的那样实际的、猛烈的激情，需要有一种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奇景。单独的现在、没有热情的现在、平静而正常的现在决不能满足人类灵魂的需要；它觉得它太狭隘、太贫乏；它希望更广泛、更多样化一些。因此，过去的历史，民族的传统，以及想象力得以在比实际生活远为广大的空间自由地漫游自乐的整个那部分民族生活，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迷人了。各民族在一个横暴的危机的影响下可以暂时否认自己的过去——甚至咒骂它；但它们决不能忘记它，也不能长期地绝对地离开它。在某一个场合，在英国克伦威尔时期以一个可笑的议员之名命名的短命的贝尔朋国会里，一个狂热分子站起来要求把一切政府机关和公共设施里的档案和记录以及旧英国的一切书面文献统统毁掉。这是正当进行最有益、最光荣的革新之际有时侵袭各民族的那种狂热病的一个过度行为；克伦威尔比较敏感，他拒绝了这个建议。是否可以认为，这大概早已得到英国的同意了，它确实会达到它的目的？

我认为，十八世纪学派已不止一次地犯过这种不了解想象力在人和社会的生活中所起的全部作用的错误。它一方面抨击、贬低了一切古代的事物，另一方面又抨击、贬低了被设想为永存的一切历史和宗教；就是说，它似乎要提出质疑，要人们不要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以便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在。这个错误用当时正在进行的斗争的热情、用满足了人类天性中不灭的感情和想象力的那些需要的此刻的激情的绝对权力来为自己表白甚至辩护。但这错误并不因此较不严重，并且有重大的后果。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和效果，我们不难在我们当代历史的千百件细小事件中加以指出。

而且，人们抱怨说，我们的历史不是民族的历史，我们缺乏回忆录，缺乏民间传统，这种怨言现已受到重视，并被认为是有道理的。我们文学中、甚至性格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已被归因于这一事实。那末，是否应该把它扩大到这种天然界限之外去呢？是否应该对过去的事物竟又成为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而我们应再加以重视感到遗憾呢？

按照某种政治观点并以一种完全积极的目标来说，这是一个可贵的有利条件。各种回忆录在稳定和丰富各种制度方面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先生们，我们的机构制度是有益而强大的；它们是建立在真正的民族利益和深入人心的思想之上的。然而它们还年轻；它们并不自称是有长期经验，至少是有长期民族经验的权威。它们最初是以理性的名义、哲学的名义出现的；它们诞生于各种学说中：出身高贵，但在某一段时间里受制于不确定之事物，历经人类思想的种种盛衰兴废。还有什么事比使它们如此扎根于过去更有益的呢？还有什么事比使我们社会阶层的原则和保证、模糊见到的原则以及长时期循着这条道路进行探索的保证结合起来更有益的呢？各种事情在现在都是深得人心的；各种事情都被人们所喜爱和信任。好吧，让我们所爱的制度和思想有力地扎根在事物的内部，扎根在一切时代事物的内部吧；让我们到处看到它们的痕迹吧；让它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到处重现吧。它们将从那里取得力量，我们将为我们自己取得尊严；因为一个民族如果能在很长的时期里都能如此延长它的命运和它的感情，那么它对自己必有较强的自尊心和较大的自豪感了。

最后，公正地对待中世纪，全神贯注地、亲切地、仔细地考虑中世纪，必能使我们得到另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但同样重大的利益。

在我们时代里、在我们眼睛底下发生的社会改革是巨大的，这是任何一个有识之士所不能否认的。人与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得到过更公正的调节，从来没有产生过更普遍的福祉。

不仅社会改革是伟大的；而且我相信，相应的道德的改革也已经实现，整个说来，大概没有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能如此合适，能有如此多的人正常地生活而只需要较少的国家力量来压制个人意志。我相信，实践的道德也已有了像国家的福祉和繁荣那样巨大的进展。

但从另一种观点看，我认为我们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而我们是应该受到斥责的。我们在一般概念影响下已生活了五十年了，这些概念，在可怕的几乎难以抵抗的事件的重压下，已日益被公众所认可而强化起来。因此，在思想和性格方面已造成了某种懦弱和缺乏男子气。个人的意志和觉悟缺乏活力和自信。它们用一种共同的意见来思考，它们服从一种一般人的冲动，它们屈服于一种外在的必然性。无论是反抗或行动，每个人都很少想到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思想很少有信心。个性，总之，人的内在的和自身的能力是柔弱而胆怯的。在一般的自由向前进展之际，人们似乎已对自己的自由丧失了自豪感。

先生们，中世纪的情况并非如此；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是可悲的。人的道德，据我们所知，远逊于我们的时代。但在许多的人的身上，个性是强的，意志是富有活力的。

那时有少数一般概念支配着一切人的头脑，有少数事件在全国各地、在一切情况下影响着人的性格。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心情，不正常地、自信地炫耀自己。人的道义性雄心勃勃地、充满活力地到处出现。这样一种景象不仅是激动人心的、吸引人的，而且是有教育意义和有益的。它不断地使我们的注意力回到我们的不足之处上来，指示我们，一个人如果知道了应如何相信、如何下决心，那就可以做什么事。它没有提出什么东西来让我们遗憾、让我们模仿，但提出了许多事情让我们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先生们，这些优点肯定会证明，我们在学习中采取谨慎的态度是有道理的；同时我希望人们会看到这一点，即既然公正地、完全公正地对待这个伟大的时代，那我们就没有任何危险而只会得到某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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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讲自英译本的第三卷第1页起。——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