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讲

先生们，在研究四、五世纪高卢状况 ^[1] 时，我们看到有两种文学，一种是宗教文学，另一种是世俗文学。在人和事两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世俗人士和宗教界人士都在进行研究、思考和著述，但前者研究、思考和著述的是俗人的问题，后者则是宗教上的问题。宗教文学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但尚未一统天下，世俗文学仍然存在。

从六世纪到八世纪，已不再有任何世俗文学；宗教文学已独占天下；只有教士在那里研究和著述；但他们研究和著述的，除了少数例外，都只是宗教问题。这个时期总的特点是智力在宗教方面的集中发展。这一事实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我们注意的是仍然存在的那些学校的状况，还是流传到我们手中的那些著作。

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四世纪和五世纪都不缺少由世俗势力设置并讲授世俗科学的世俗学校和世俗教授。我提到过的所有高卢的大的学校都属于这一类。我还向你们指出过，那时那边还没有教士学校，而宗教教义，虽然日益深入人心，尚无法定的正式的机构进行正规的教学。到六世纪末，一切事物都变了样。那时世俗学校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有教士学校。特里尔、普瓦捷、维也纳、波尔多等等的大的市立学校都消失了；代替它们而兴起的是叫做大教堂学校或主教区学校的那些学校，因为每个主教辖区都有它自己的学校。大教堂学校也并非总是单独存在的；我们在某些主教辖区里，看到有另一些学校，它们的性质和来源我们尚未确知，大概是某些在变形过程中使自己永存下来的古老的世俗学校的残余。例如，在兰斯这个主教区内，在离教区中心相当远的地方就有一所声望很高的穆宗学校，虽然兰斯已有一所大教堂学校。大约在这同一时期，教士们也开始在地方上创立另一些旨在培养青年牧师的教士学校。529年，韦松宗教会议强烈建议推广乡村学校；可实际上它们发展得很不均衡，有些主教区里创立了许许多多，而另一些主教区里却几乎一所都没有。最后，在各大修道院里还有一些学校；其智力的训练分为两类；某些最著名的修道士既对当地的全体教徒也对正在修道院里培养的年轻人进行直接的教导。此外，在许多修道院里还有这样一种习惯，即修道士们在听了必须要听的讲课之后，还得就讲课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已成为智力发展和教学的一种有力手段。

从六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各主教区区立学校中最兴旺的是设在下列各地的那些学校：

1. 普瓦捷。在主教区的各修道院中有许多学校，在普瓦捷本地的，在利居日的，在昂西翁的等。

2. 巴黎。

3. 勒芒。

4. 布尔日。

5. 克莱蒙。该市另有一所学校，人们在那里讲授狄奥多西法典；这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

6. 维也纳。

7. 索恩河畔沙隆。

8. 阿尔勒。

9. 加普。

这同一时期最兴旺的修道院学校是设在下列各地的学校：

1. 弗朗什－孔泰的卢绥尔。

2. 诺曼底的丰特奈尔或圣范德里尔；该校约有三百个学生。

3. 诺曼底的西杜。

4. 苏瓦松的圣梅达尔。

5. 勒朗。

要扩充这张名单是很容易的；但修道院学校都遭受过兴衰的变迁；它们在某一个著名修道院长主持下兴旺起来，而在他的继承者手里衰落下去。

甚至在一些女修道院里，对学习也是很重视的。圣塞泽尔在阿尔勒创办的那所女修道院里，六世纪初容有二百个女修道士，其中绝大部分从事于抄书工作，有时抄宗教方面的书，有时甚至也抄古人的著作。

世俗学校之变成教士学校已完全实现。现在让我们看看在这些学校里讲授的是什么课程。我们往往会在它们那里看到过去在世俗学校里讲授的那些学科的名称，如修辞学、论理学、语法学、几何学、星占学等；但这些学科除了与神学有关的以外，显然都已不再讲授了。这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一切都变成圣经的注释，历史注释、哲学注释、寓言注释、道德注释。它们只希望把学生培养成牧师；一切学习，不论其本质如何，都被导向这个结果。

有时候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反对世俗科学本身，不管他们把这些科学作了什么用途。六世纪末，维也纳主教圣迪齐厄尔在他的大教堂学校里讲授语法学。伟大的圣格列高利为此尖锐地责备他。他写信给他说：“一张专供赞美上帝用的嘴竟为赞美朱庇特而开，这是不适当的。”我不确切知道对上帝的赞美或对朱庇特的赞美与语法学有什么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把世俗的研究贬低了，虽然它是由教士们进行的。

这种事在书面文献方面也可以看得见，而且更加清楚。不再有哲学的深思，不再有精湛的法理学，不再有文学批评；除了某些年代记、某些在我以后会讲到的场合写的诗篇之外，我们所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就只有一些宗教著作，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智力活动只能在这种形式下出现，只能在这方面表现自己。

出现了一种更为重要的但不大察觉得到的革命：不但文学变成了完完全全的宗教的文学，而且这种宗教性质的东西已不再是文学；已不再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在希腊、罗马和罗马帝国覆亡以前的高卢的最美好的时代，人们研究和写作是纯粹为了研究和求知的悦乐，为了使自己和他人获得理智方面的享受。文学对社会、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仅仅是间接的，它并不是著作者的直接目的；总之，科学和文学基本上是不谋私利的，它们专心致力于探索真理和美好的东西，满足于发现它们、享受它们，而决不妄求得到更多的东西。

而在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时代，它并非如此。人们不再为了获得知识而学习；他们不再为了写作而写作。写作和研究都具有实际的性质和目的。凡是投身于这方面的人都希望对人们发生直接的作用，调节人们的行动，使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改变信仰，使那些信神而并不实践的人有所改进。科学和辩才是行动的手段，统治的手段。已不再有不谋私利的文学，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文学。哲学的、诗的、文学的、艺术的纯思辨和理论的性质都已经消失；人们所追求的已不再是美的东西；当人们遇到美的东西时，它起的作用已不再是仅供享受；积极的应用、对人的影响以及权威已成为现在一切脑力工作、一切智力发展的目的和伟业。

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时代的这个特点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而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思想。我们看到那里几乎没有任何著作，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没有截然不同于实际生活的无私利的智力活动。人们由此而作出结论，而你也肯定已听说过这个话，你也可以到处读到，说这是一个冷漠无情、精神上枯燥无味的时代，一个沉湎于各种物质力量的纷争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里，有才智的人是没有发展的，没有权力的。

先生们，事实并非如此！毫无疑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得上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不论是哲学方面，诗歌方面，或是真正的文学方面；但并不能由此而说没有智力活动。显然不是如此的。它只是以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形式出现罢了，它也绝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是一种完全属于应用方面的和应付环境的活动，它并不致力于未来，也并不企图把文学巨著遗赠给未来，只想迷住或教导人们；现在，现在的需要，现在的命运，以及同时代人的利益和生活，这就是它给自己规定的让这个时期的文学全力以赴的活动范围。它只产生了少数几本书，然而它是丰富的，对人们的头脑有强大的影响的。

因此，原来听人说的并且自己也认为这个时期是枯燥无味和没有任何智力活动的任何一个人，当他知道我们在仔细考察后竟在其中发现有大量的著作时，都会大吃一惊，虽然这些著作的确并不十分重要，而且往往不很著名，但从其数量和其中蕴藏的热情来说，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罕见的思想和丰产的运动。这些著作是布道稿、教训、劝告、讲经稿和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任何政治革命和出版自由都没有产生过更多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中，四分之三，不，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已失传：它们注定是在那个关键时刻作出的，几乎全部是当时即席写成的，很少由其作者或读者收集起来，所以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但留给我们的数量仍然不少，它们就成为一部真实而丰富的文献。

这个时代的布道稿、讲经稿、教训等可分成四类。一类是圣经的评注和解释。这些关于公共信念的不朽之作引起了人们共同的兴趣，人们在其中到处看到善良的意图、暗示、教训和范例；他们在其中寻找隐蔽的意义、道德的含义、上帝的旨意或隐喻。最崇高的、思想最敏锐的人不断地在那里寻找能砥砺自己的某种东西；人们都贪婪地、热烈地接受了对他们所极为尊重的、对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有实际利益的书的这种应用。

第二类布道书涉及原始基督教史和那些庆祝其重大事件的节日和庄严仪式，例如耶稣圣诞、耶稣受难、耶稣复活等等。

第三类包括用于诸圣和殉道者的节日的一些布道书；某种宗教的赞美词，有时是纯粹历史的，有时转变为道德的规劝。

最后，第四类是旨在把宗教教义应用于生活实践的那些布道书；也就是关于宗教伦理学的布道书。

我不想长期让你们停留在这种文献上。要真正理解它，要估计人类头脑取得的发展程度，要评价它对人类发生的影响，需要作长时期的研究，这种研究往往是冗长而乏味的，虽然是富有成果的。这些作品数量之多出乎意想之外，光是圣·奥古斯丁的就留下了三百九十四本布道书，另外有许多说教用的小册子，我们掌握的只有一些片断，还有许多则已完全失传。我现在只从这些人中选出两个可能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活动的最忠实的代表，并将他们的雄辩的某些片断展示在你们面前。

有两类布道者——主教和传教士。主教们在他们几乎常驻的设有大教堂的城市里每周布道几次，有的甚至每天都布道。传教士主要都是一些修道士，他们巡视各地，既在教堂里也在公共场所和人群集中的地方布道。

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主教中最著名的是阿尔勒主教圣·塞泽尔；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是卢绥尔修道院院长圣·高隆班。我要尽力告诉你们关于他们生活和布道的大概的情况。

五世纪末的470年，圣·塞泽尔诞生于索恩河畔沙隆的一个早已以其虔敬著称的可敬的家庭里。他幼年时在智力和宗教两方面的倾向引起了沙隆主教圣·西尔韦斯特的注意。这位主教于488年给他举行了削发仪式使他献身于教士生活。他最初出现于勒朗修道院，在那里苦修了好多年，还常常在修道院内部担任说教和教学工作。他的健康因此而受到了损害；后来勒朗修道院的院长送他到阿尔勒去进修，501年他在人民的一致鼓掌欢呼声中成为阿尔勒的主教。

从501年到542年，他担任阿尔勒主教之职达四十一年之久。在这整段时期里，他是南部高卢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主教之一。他主持并指导了这个时期的几次最重要的宗教会议，即506年的阿格德会议，524年的阿尔勒会议，527年的卡彭特拉斯会议，529年的奥朗日会议，在所有这些会议中，讨论了关于教义和当时的教规的大问题，特别是半贝拉基教义的问题。看来甚至他的活动对政治也并不外行。他曾两次被逐出他的教区：一次于505年被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另一次于513年被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因为，他们说，他希望把普罗旺斯、特别是阿尔勒城让给他的诞生地勃艮第的国王。不论这个指控是否有确实的根据，圣·塞泽尔很快就被恢复原职，回到人们热烈地要求把他召回去的他原来的教区。

他在那里的布道有强大的影响力，这是他之所以著名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的讲道稿留传下来的约有一百三十篇，此数远少于他实际撰写的。这些讲道稿可以分为我刚才指出的四类，而且由于足以反映对圣·塞泽尔的尊敬的某种情况，关于教义或宗教伦理学的讲道稿大大多于关于诸圣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寓言或颂词。现在我就前者中摘取几段来让你们了解这类文献和雄辩。 ^[2]

在一篇题名为《劝告信徒们阅读圣书》的讲道稿中，圣·塞泽尔力劝信徒们不要完全献身于世俗事务，要监视自己的灵魂，要时刻挂念着自己的灵魂。

他说：“亲爱的教友们，要照管自己的灵魂完全像耕种土地一样：我们在田地里拔掉某些东西，才能播种另一些有益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灵魂也应如此……恶的东西应该铲除，有益的东西应该栽培；要拔去骄傲，代之以谦卑；要反对贪婪，培养慈悲心……任何人只有把田地里有害的植物清除掉，才能种上有益的植物；因此，你得先把自己灵魂里恶的荆棘和蓟草拔掉，才能种上善的神圣幼芽。我请求你告诉我，你甚至现在也说，你不能实行上帝的十诫，因为你不能阅读，那么，请告诉我，是谁教你如何修剪葡萄树和什么时候可种上一棵新树的？是你阅读过这方面的书呢，还是你听说过这件事？或是你已向能干的栽培者请教过这件事？既然你如此一心想着你的葡萄树，为什么你不能如此惦记着你的灵魂呢？我的兄弟，我请求你注意，有两种田地，一种是上帝的田地，另一种是人的田地；你有你的田地，上帝有他的田地；你的领地是土地，上帝的领地就是你的灵魂；那么，只耕种你的领地而忽视上帝的领地对不对呢？如果你看到土地收拾得很好你就很高兴；那么，当你看到你的灵魂无人耕种而荒芜着时，你为什么不哭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靠着大地的果实只能生活少数的日子；因此，让我们把我们最大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灵魂吧……让我们在上帝帮助之下尽力劳动，以冀当他来到他的领地，即我们的灵魂里时，他可以看到田地已经耕种，并收拾得井井有条，让他看到那里长着的是谷子而不是荆棘，是葡萄酒而不是醋，更多的是小麦而不是稗子。” ^[3]

引用日常生活的比喻，一些熟悉的对句，颇能激起人们的想象力；圣·塞泽尔便大大地利用了它们。他劝告信徒们在教堂里行动规规矩矩，避免一切使人分心的东西，一心一意地祈祷。

他说，“亲爱的教友们，虽然在许多方面，我们在看到你们在拯救的道路上进展时往往感到很高兴，但仍然有些事情我们须得告诫你们，我恳求你们按照你们的习惯，乐意地接受我们的意见。我感到高兴，我要答谢上帝，因为我看到你们忠实地、成群结队到教堂里去听布道；但如果你们希望使你们的成就和我们的悦乐达到完美的程度，那么请你们早些到这里来：你们知道，裁衣师、金匠、铁匠为了提供人体所需要的东西都起得很早；而我们呢，我们往往不能在日出之前来到教堂恳求上帝赦我们的罪吗？……因此，我恳求你们早一些来……而到达之后，就要在上帝帮助之下设法防止任何不相干的思想在我们祈祷时悄悄地溜进我们的脑子里来，因为我担心我们嘴上念的是一回事、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回事，当我们向上帝讲话时，我们的心都离开正道，飞到了其他各种问题上去……如果你希望向某个有大权的人力陈对你很重要的一件事，而你竟突然在他面前转过脸去并以各种琐事打断你自己要进行的谈话，那还有什么样的侮辱你没有对他犯呢？还有什么样的怒火他不会向你发呢？如果我们跟一个人谈话时竭力小心不想到其他事情上去，唯恐冒犯他，那么，如果我们向上帝祷告时，如果我们为了不幸的罪必须向上帝辩解时，我们竟让我们的思想开小差而掉过头去不看着上帝的脸，我们难道不感到羞愧吗？我的教友们，每个人都把祷告时吸引他思想的事物作为他的上帝，并且似乎把它作为他的上帝来崇拜……这个人祷告时想到的是公共场所，他崇拜的就是公共场所；另一个人祷告时心里看到的是他正在建造或修理的房屋，他崇拜的也就是他心目中看到的那个东西；另一个人心里想到的是他种的葡萄，再另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他的花园……如果心里想到的是一种坏思想，一种违法思想，那他崇拜的将是什么呀？如果我们祈祷时让我们的思想飞到贪欲上去，飞到愤怒、仇恨、奢侈、奸淫上去，那我们崇拜的将是什么呀？……因此，我恳求你们，我的亲爱的教友们，如果你们希望完全避开这些使你心神烦乱的事物，那么让我们努力在上帝的帮助下做到永远不向它们屈膝投降。” ^[4]

甚至在讨论最崇高的问题时，在对他的听众讲述最重要的意见时，圣·塞泽尔布道的语调也总是朴质的、实事求是的，毫无文字上的矫饰，其目的只在于对他的听众的灵魂起作用。他希望激起他们从事慈善工作的热情和不断追求善行的积极的热忱。

他说，“亲爱的教友们，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们没有做过恶事，就足以永生！如果任何人偶然用这种虚假的安宁来欺骗自己，那么让他确凿地知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仅仅避免做恶事是不够的，如果他没有就他能力所及来完成一些好事的话。因为上帝说过：要远离恶事，但也对我们说对：要做好事。

“如果有人认为，没有做过恶事就足够了，虽然他没有做过好事，那么让他告诉我，他是否希望他的仆人也像他对待他的上帝那样对待他。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希望他的仆人既不做好事也不做恶事？我们大家都要求我们的仆人不仅不做我们禁止他们做的恶事，而且还要求他们完成我们分派给他们的工作。你的仆人如果他竟盗取你的牛，那他的罪比较严重；但如果他疏于看守，他也不能免于罪责。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仆人那样对待我们，而我们竟那样对待上帝，那是不公正的。……

“那些认为他们不做恶事就足够了的人习惯于说：‘愿上帝看了觉得高兴，我死的时候，人们发现我竟与我离开洗礼圣餐桌时一个样子。’毫无疑义，在上帝最终审判的那一天，人们发现他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但在做好事方面丝毫没有进展，这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仅仅对一接受洗礼立即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来说，能做到临终时仍旧像受洗礼时一个样，是够了，因为他没有时间来做好事；但是对有时间活着并已到达能做好事的年龄的人来说，这就不足以使他免于罪责，如果他也希望免于做好事的话。我希望那个渴望临终时仍旧像他受洗时一个样的人能够告诉我，如果他栽植一棵新的葡萄树，他是否希望十年之后，那棵树仍旧像刚栽植时一个样。如果他嫁接一株橄榄树，而在好多年之后，这树竟像它当初嫁接时一个样，这是否会中他的意？如果他生了一个儿子，让他考虑一下，要是五年之后，这孩子仍像他诞生时一般年龄、一般大小，那么他是否乐意。因此，既然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名下的事物所发生的这种事情感到惬意，那么，同样，如果他的葡萄树，他的橄榄树或是他的儿子，竟毫无进步，他一定会感到悲哀；所以，如果他发觉自己作为基督教徒从诞生时起一直没有进步，他也应该感到悲伤。” ^[5]

而在别处，在论博爱的一篇布道辞里说：

“你们一定认为，我如此频繁地同你们讨论真正的和十足的博爱，是不无理由的。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种药物对罪行的伤口是如此有益、如此有效的。让我们再加上一句，不管这种药是多么有力量，没有一个人在上帝帮助下会得到它。为了不做其他好事，人们可能找到某种托词；但没有一种可用以不尽博爱的责任的托词。人们可以对我说，‘我不能持斋’；那人可以对我说，‘我不能爱吗？’他们可以说，‘由于我身体弱，我不能忌肉和酒’；但谁能对我说，‘难道我不能爱我的敌人，也不能饶恕那些冒犯过我的人吗？’谁都不可以欺骗自己，我最爱的弟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欺骗上帝……有许多东西，我们不能把它们从我们的粮仓或地窖里拉出来，但是如果说，有某种东西我们不能把它从我们的心的宝库里拉出来，那是不光彩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的脚没有费劲地去跑，我们的眼睛没有费劲地去看，我们的耳朵没有费劲地去听，我们的手也没有费劲地去做工作。我们不能提出疲劳作为一种借口；人们并不对我们说：‘到东方去寻找博爱；航海到东方去，并从那里带回爱来。’他们命令我们走进去，是叫我们进入我们自己里面去，进入我们的心里去；正是在那里，我们将找到一切东西……。

“但是有一个人说，我无论如何不能爱我的敌人。可上帝在圣经里告诉你说，你能够的，而你却回答说，你不能够。那么，看吧；我们应该相信上帝还是相信你呢？……究竟怎么样？那么多男子汉，那么多妇女，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娇嫩的小姑娘，为了基督的缘故，以一颗坚强的心，忍受了火焰、刀剑和野兽的暴虐；而我们却不能忍耐某些蠢人的侮辱！为了人们的恶行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小灾祸，为了我们所受的一些损害，我们竟要复仇直到他们死了才罢休！我真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脸，还有什么良心敢于要求和诸圣分享至福，而我们甚至在最微小的事情方面都不能学他们的榜样。” ^[6]

这段文字很有力量；它的感情是热烈的，措词是生动的；它简直是雄辩。

这里还有一段甚至更为动人。但我从中引用这段文字的那篇布道文是否出于圣·塞泽尔之手是有疑问的。它包括一些几乎逐字逐句从东方长老特别是优西比乌斯和圣·格列高利那里抄来的仿制品；但这关系不大；它肯定是由当时的一些传教士作的，并把它描述为我刚才引述的那样。它被用于耶稣复活节的布道，以庆祝基督降落地狱和基督的复活。

布道者说，“看哪，你们听到过我们的救世主，复仇的上帝，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做的事了吧。当他像一个征服者那样，怒火如焚，可怕地到达冥府各地时，地狱里那些不敬神的人一看到他就吓得发抖，互相探询说：‘这个闪耀着雪白光辉的可怕的家伙是什么东西呀？我们地狱从来没有接待过像他那样的东西；人世间也从来没有把像他那样的东西丢进我们洞里来过；这是一个侵入者，并不是一个欠债的人；他要求而不是请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审判官而不是一个恳求者；他是来指挥的，不是来俯首听命的；是来拿走一些东西，而不是来住下的。当这个胜利者袭击我们的大门时，我们的看门人都睡着了吗？如果他以前是一个罪人，那他就不会如此有势力；如果他犯过一些错误，那他就不会使我们这个地狱如此蓬荜生辉。如果他是上帝，那么他为什么而来？如果他是人，那么他怎么敢这样？如果他是上帝，那么他在坟墓里干什么？如果他是人，那么他为什么要释放罪人？他是从哪里来的，如此炫人眼目，如此有权威，如此光辉灿烂，如此可怕？……他竟如此勇猛地逾越了我们的边境，他不但不容忍我们的惩罚，而且还把我们用锁链锁着的其他人也释放了，他到底是谁呀？他是否就是我们君王最近说的、他一死我们就可以得到对整个宇宙的支配权的那个人？但如果这正是他，那我们君王的希望就落空了；凡是他想去征服的地方，他都已被征服并被推倒了。呵，我们的君王……你成就了什么事业，你曾希望做什么事？看他呀，他靠着他的灿烂的光辉，已驱散了你的黑暗；他已推翻你的地牢，打破了你的锁链，释放了你的俘虏，并使他们的悲哀变成快乐。看呀，那些过去经常在我们的折磨下呻吟的人，现在由于得到了拯救而来侮辱我们了，他们现在不但不再怕我们，而且还威胁我们。直到现在为止，有谁看到过死者变得趾高气扬，俘虏变得欢欣鼓舞？为什么你要把他引导到这里来？他的到来使那些过去陷于绝望的人重新得到快乐。我们已不再听到他们的哭声，也听不到他们的呻吟声了！’……” ^[7]

先生们，即使你能在《失乐园》里找到这样的一段文字，你也肯定不会吃惊，因为这篇布道文决不会比米尔顿的《地狱篇》逊色。

可是，这篇布道文不符合圣·塞泽尔讲道时一般的语调（这也是不把它归入塞泽尔著作的一个好的理由）。一般说来，它朴质有余而热情不够；它谈论生活中普通的小事情，谈论灵魂的天生的感觉。布道文里充满着温和而真挚的亲昵感；他不但说一种适合于其听众的、他认为最能对他们起作用的语言；而且他还注意到他所说的话的效力；他希望减少他们也许会有的、可能伤害他们的任何东西——一切苦难；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着迷于自己的严肃风格。

“当我提出这种想法的时候，我担心有些人会恼怒我们而不恼怒自己；我们的布道文是作为镜子提供给您的。一个主妇，当她在镜子里看自己时，总是改正她在自己身上看到的缺点而决不打破镜子；任何人在一篇布道文里看出了自己的缺点，也应该改正自己的缺点而不生讲道者的气，正像他不生镜子的气那样。那些受伤的人更多地想到的是护理自己的伤口而绝不是生药物的气；每个人都不应该生精神药物的气；每个人都应该不但耐心地、而且心平气和地接受别人好心好意地对他说的话。谁都知道，凡是能高高兴兴接受有益的纠正错误的话的人，实际上已经避开了不幸。凡是厌恶自己的错误的人，实际上他已开始有了一种行善的意图，他离恶愈远，就愈接近善。” ^[8]

他对听众竟如此关心，以致希望他们能向他提出质疑并与他交谈。

他的传记作者说，“如果人们引他说明任何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那对他真是一件极大的乐事；他自己也常常激发我们提问题，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对我们说的并不全都了解；你们为什么不向我们提出质疑，使你们能够全部了解呢？母牛并不老是跑到小牛那里去，往往倒是小牛跑到母牛身边去吃奶的。你们也绝对应该这样做，使你们可以通过质疑找到吸取精神蜜汁的方法。’” ^[9]

人们不能不认为这种语言能对广大人民发生巨大的影响；圣·塞泽尔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一切都证明，很少主教能像他那样支配其听众的灵魂的。

现在我要来谈谈另一种布道，这种布道虽然进行得不太经常，也考虑得不太周到，但其影响却也是不小的——我要谈的是传教士的布道。我已提名圣·高隆班作为这一类人的典型。他诞生于540年，不是诞生于高卢，而诞生于爱尔兰的伦斯特省；他完成他的教士的学业后成为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地区的本乔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他在爱尔兰做了作为一个普通修道士所必须做的事，但这些并不能满足他活动的要求，于是于585年他已四十五岁的时候，带了他修道院里的十二个修道士来到法国，其唯一的目的是来参观并在那里讲道。的确，他从西到东一路上的讲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处吸引了一大群的人，并受到大人物的注意。他到达勃艮第后不久，国王贡特朗就恳求他留在那里。他便定居于孚日的山区并在那里创立了一座修道院。不久，在590年，他的门徒和涌入修道院来的人越来越多，使他不得不另找一处更宽广、更便于接纳群众的地方；他便下山来在山麓创办了卢绥尔修道院，该院不久就成为一所非常重要的修道院。圣·高隆班成就的取得并不像圣·塞泽尔那样一帆风顺，它伴随着许多阻力和困扰；他宣传习俗的改革和信仰的热诚时，既不加任何考虑，也不顾环境如何，结果常与君主们、主教们闹翻，他向各方面抛掷圣火而毫不为这场大火灾感到烦恼。因此，他的好意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稳定、不均衡的，而且不断地受到干扰的。602年，他为了庆祝复活节的日期而与附近的主教们发生争吵，他不愿向当地习俗作任何让步，他把它们视为仇敌。609年前后，在勃艮第国王狄奥多里克二世的宫廷里，有一股狂暴的浪潮向他袭来，他挟着他平素的那股劲，宁愿放弃他的修道院而不愿作丝毫的让步。弗雷代盖尔曾为我们准确地保留了关于这次争论的报导；我现在将它全部读出来，这位传教士的性格和处境在其中有深刻的描述：

“狄奥多里克在位第四年，圣·高隆班的名声在各城市、在高卢和德国的各省日益增长。他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敬，以致国王狄奥多里克也常到卢绥尔去拜访他，谦恭地请求他为他祈祷。因为他常到那边去，这位上帝的仆人便开始指责他，问他为什么沉湎于与姘妇姘居而不愿享受合法婚姻的悦乐，使皇家的族裔出于一个可敬的王后而不出于一个邪恶的地方。由于国王听从了这位上帝仆人的话，答应戒绝一切不正当的事，那条古蛇 ^[10] 便游进了他的祖母布吕娜奥（她是一个耶洗别那样的放荡女人）的灵魂，并用骄傲这根刺来刺激她反对这位上帝的仆人。因为看到狄奥多西听从这位上帝的仆人，她担心如果她的儿子藐视其姘妇而娶来一位王后居于内廷的首位，那她的尊荣就会有所逊色。碰巧有一天高隆班来到当时坐落在布舍勒斯领地 ^[11] 的布吕娜奥的宫院。这位王太后一看见他进院子，就把狄奥多西与其姘妇们生的几个儿子带到他面前。这位圣者看了他们后就问他们想向他要求什么东西。布吕娜奥就对他说，‘这些都是国王的儿子，把你的祝福赐给他们吧。’高隆班便对她说，‘要知道，他们都永远不能掌握君权，因为他们出于一个罪恶的地方。’她勃然大怒，命令孩子们退下去。这位上帝的仆人便离开太后的宫院，正当他跨出门槛时，人们听到从上空传来一片可怕的喧闹声，但这丝毫没能抑止这可悲的妇人的怒火，她正准备陷害他哩……高隆班看到太后对他这样怒火冲天，便立刻到王宫去，想用他的劝告来消除这种不值得的积怨。当时国王正在埃普西斯的乡间别墅里。日落时，高隆班到了那里；侍臣们报告国王说，这位上帝的仆人来了，但他不愿意进入国王的宅邸。于是，狄奥多里克说，他宁愿规规矩矩地尊重这位上帝的仆人，不愿因为冒犯了一位上帝的仆人而激怒上帝；因此他命令他手下的人按照王家的隆重的礼仪准备好一切，然后到这位上帝的仆人那里去。他们按照国王的命令到了那边，送上他们带来的礼物。高隆班看到他们用王家的显赫排场把美酒佳肴抬送上来，就问他们要求什么。他们对他说，‘这是国王赠送给您的。’但他一边诅咒着把他们赶回去，一边回答说，‘圣经上写着：上帝不受恶人的礼物；上帝的仆人们的嘴唇不能被恶人的食物玷污，他不但禁止他们进入他的住宅，而且还禁止他们进入其他人的住宅。’这几句话一说出口，碗和碟子就都落地粉碎，葡萄酒和啤酒淌得满地，一切佳肴到处散落。有几个仆人被吓坏了，跑去把发生的事告诉国王。国王也大吃一惊，黎明时就和他的祖母一同到这位上帝的仆人那里去；他们请求他饶赦他们的所作所为，并答应将来改正自己的错误。高隆班便心平气和地回到修道院去了。但他们并没有长期遵守自己的诺言，他们重新开始他们的罪恶活动，国王又像往常那样纵情于声色之娱。高隆班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写给他一封充满着谴责的话的信，威吓他说，如果他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就要开除他的教籍。布吕娜奥又勃然大怒，怂恿国王反对高隆班，力图剥夺他的一切权力；她请求宫廷里的所有大臣和大人物激励国王反对这位上帝的仆人；她还大胆地引诱主教们，使他们对他的宗教有所怀疑，并谴责他强加于他的修道士们头上的那些教规。廷臣们听从了这个卑鄙的王太后的话，怂恿国王反对这位上帝的仆人，并说服他把这位上帝的仆人叫来证明自己的宗教。国王便急忙赶到卢绥尔找到这位上帝的仆人，问他为什么背离其他主教的风俗习惯，为什么修道院的内部不对一切基督教徒开放。高隆班怀着一颗崇高的心，勇气十足地回答国王说，上帝的仆人们的住处向来是不对世俗人士和不懂宗教的外界人士开放的，但他有专门用来接待一切宾客的地方。国王便对他说：‘如果你希望得到我们的恩赐和我们的保护，那么你就得让每个人进入你修道院的各个部分。’这位上帝的仆人回答说，‘如果你想违反我们迄今规定的严格的教规，那你要知道，我就要拒绝你的礼物和你的保护；如果你到这里来是为了破坏上帝的仆人们的静修和推翻教规的一切规定，那你要知道，你的帝国就将整个儿坍毁，你和你的整个王族就将灭亡’；这一点，后来被事态的发展所证实。原已鲁莽地闯进修道院食堂的国王，一听到这些话，被吓得急忙退出来。受到温和的责备的国王狄奥多里克便对这位上帝的仆人说：‘你希望我赐给你殉道者的桂冠；我告诉你，我决不会愚蠢到犯这样重大的罪。回过头来看一下将对你远为有利的事吧，让已经放弃俗人生活方式的人回到他已离开的道路上来。’廷臣们齐声喊道，他们决不能容忍一个不愿和大家交往的人留在那个地方。但高隆班说，他决不走出修道院的范围，除非用武力把他推出去。于是，国王便离开那里，他留下的一个名叫班德尔夫的大臣立刻把上帝的这位圣徒逐出修道院，并把他流放到贝桑松，听候国王的判决。”

这场斗争延续了一段时间；最后，这位传教士不得不离开勃艮第。狄奥多里克把他带到南特，他想在那里搭船回爱尔兰；一件被他的传记作者说得非常神奇的尚未确知的事使他没能渡海前往。他重新走上去东方各国的路，并在狄奥多里克的哥哥狄奥德贝尔特治下的各邦，在瑞士苏黎世湖，后来在康斯坦茨湖，最后在日内瓦湖畔定居下来。新的恼人的事儿又把他逐离此处，他便转移到意大利，并于612年在那里创办了博比奥修道院。615年11月21日他于博比奥修道院逝世，成为他进行其暴风雨般的活动时在他周围的所有的人所崇敬的对象。

这种活动都在他的滔滔雄辩中表现出来：遗留给后世的作品很少；这种布道讲话比之一个主教的布道词具有更多的即席发挥和偶成的性质。我们现在有的属于圣·高隆班的作品只有他为其修道院制定的一些规章，一些书信，一些诗的片断和十六篇《指示》，这些指示实际上都是在某次传教活动中或是在他的修道院内部作的布道讲话。它们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圣·塞泽尔的布道。其中，思想和理性都少得多，对人类天性和人生的不同处境没有很好的了解，也没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也不太注意根据听众的需要和接受能力来塑造宗教教育的典范。但在另一方面，奔放的想象力，虔敬的令人心荡神怡的话语，对原则的严格应用，对一切空洞或虚伪的折衷办法的宣战，使讲道者的话语具有某种热情的权威，这种权威虽不能经常确切地改善其听众的灵魂，但能控制其听众，至少有时可以左右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我只从中引录比人们能在其中找到的更堪注意的一段。这正是那个年代，当时持斋、禁欲、各种苦行在寺院内部正日益盛行，而圣·高隆班也像其他人那样介绍了它们；但他以其诚挚的热忱立刻看出，其中既无神圣的感情也无信心，于是他像他过去抨击世俗娇气的卑劣那样，抨击了寺院的严酷生活的错误。

他说，“切勿认为，我们只要用持斋和节日前夕的守夜来困乏我们的肮脏的肉体就够了，如果我们并不同时也改革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话……如果灵魂不结果实的话，那禁欲只是不断地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而毫不产生成果；这只是营造一座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的塑像。如果内部行将崩溃，那么到老远的国外去征战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尽在自己葡萄园的四周掘呀垦呀而让园内长满荆棘和矮树丛，人们对这样的人会有什么议论呢？……一种仅仅由身体的姿势和活动构成的宗教是空虚的；仅仅肉体受苦是徒然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同时也照看自己的灵魂，那么他处处注意自己的外表也是没有用的。真正的虔敬存在于心的谦卑而不存在于躯体的谦卑。如果仆人和主人和平相处，那么仆人们与情欲进行的那些战斗有什么意义呢？……更多地听到人们谈到善行，或是更多地读到这些善行，都是不够的。一个人难道仅仅靠说话就能打扫其污秽的屋子吗？难道无须劳动、无须流汗，一天的工作就能完成吗？……因此，你应使自己坚强起来，不停止战斗；谁也不能取得皇冠，除非他曾勇敢地战斗。” ^[12]

在《圣·高隆班指示》中，我们没有找到许多像这样纯朴的段落。令人心荡神怡的想象力在那里总是和微妙的思想混合在一起的；基本原则往往仍然是积极而有独到见解的。

先生们，请把六世纪时这种传教的口才与近代，即使其最佳时期如十七世纪时传教士的口才相比。我方才说过，从六到八世纪，文学的性质已不再成为文学；它已成为一种作用，一种力量；人们在写作或讲话中所关心的只是确凿的、直接的结果；他们既不追求科学，也不追求理智方面的悦乐，因此，这个时代，除了布道书或诸如此类的作品之外，几乎没有产生任何东西。这种在一般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事实，在布道书上也有其烙印。请打开近代的布道书，它们显然有一种特色，即具有更多的文学性而较少实用性；布道者所追求的，更多的是语言的美与其听众在理智方面的满足，而不是使其听众在灵魂深处受到影响，使其产生实际的效果、真正的改革和信仰上有效的改变。在我刚才说到的布道书中就没有这类东西，没有文学性的东西，也不急切地想把它讲得优美得体，能艺术地把各种形象和各种思想结合起来；布道者直接诉诸事实，他希望起作用：他在同一个圈子中转来转去；他不怕重复，不怕所讲的已为人们所熟知，不怕甚至有些粗俗；他说得很简要，但他每天早晨都要再次开始这样讲。这并不是传教的口才，这是宗教的力量。

这个时期有一种尚未受到人们注意的文学，一种基本上没有偏见的真正的文学，它除了使公众在理智上和精神上得到悦乐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这里指的是圣徒们的生平事迹、传说。它们没有被引入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可是它们确是这个时期的真正的文学、唯一的文学，因为它们是能从对其对象的想象中取得悦乐的唯一著作。特洛伊之战以后，希腊各城市几乎都有一些诗人收集英雄人物的传说和历险记，并把它们改编成供公众消遣的读物，一种全国性的消遣读物。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里，圣徒们的事迹，对基督徒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曾有不少人从事于收集它们，写它们和为教诲人们而详细叙述它们，毫无疑义，特别是为了使基督徒得到理智上的悦乐。这就是这个时期严格说来的文学。在我们的下一讲中，我将把其中某一些连同也在那里遇到的一些世俗文学著作展示给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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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卷，第四讲至第五讲，第91页至139页。

[2] 圣·塞泽尔的大部分讲道稿插在《圣·奥古斯丁全集》对开本1683年版第五卷末奥古斯丁讲道稿的附录里。

[3] 《圣·奥古斯丁全集》，第五卷，第509、510段。

[4] 《圣·奥古斯丁全集》，第五卷，第471—473段。

[5] 《圣·奥古斯丁全集》，第五卷，第431、432段。

[6] 《圣·奥古斯丁全集》，第五卷，第451、452段。

[7] 《圣·奥古斯丁全集》，第五卷，第283、284段。

[8] 《圣·奥古斯丁全集》，第五卷，第480段。

[9] Vita S. Caesarii, c. 30; dans les Acta sanct. ord. S. Bened, vol. i, p. 667.

[10] 古蛇（old serpent），意即魔鬼。——译者

[11] 在沙隆与欧坦之间。

[12] 圣·高隆班，指示2。圣经，大长老，第xii卷，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