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X

了解18世纪先进启蒙思想家的意图的俄国人，都看到叶卡捷琳娜的理论和她的实践之间的矛盾，并为此感到恼怒。可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很少的。最大多数的人看不到这种矛盾，即使看到了，也不认为必须把它消除。他们都满足了。

卡拉姆津后来写道：“如果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俄国时代加以比较，我们当中几乎任何人都会说，叶卡捷琳娜时代是俄国公民的最幸福的时代，我们当中几乎任何人都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而不是别的时代。” ^[48]

当然，这里所谓俄国公民，自应理解为俄国贵族。如果说，那时劳动群众的情况是很艰苦的，那么，贵族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确实生活得好些。叶卡捷琳娜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虽然很大，但为地主所喜爱，因为这意味着农奴制的保持和扩大。至于“独断专横”，那也必须记住，无论她是多么爱好它，但是，作为一个善于知人和极有分寸的妇女，叶卡捷琳娜处事面面俱到，既使狼吃得饱，又使羊过得不坏。她完满无缺地保持了专制权力，但对待贵族的态度，却与以前的皇帝或女王不同。在安娜女王时，切尔卡斯基公爵抱怨说：“现在活着危险，对所有人都随便无端猜疑。”在叶卡捷琳娜的统治下，随便猜疑没有了。谁对女王不违反她的意旨，谁遵守关于“缄默”的上谕不干预同他无关的事情，谁就可以平安无事。叶卡捷琳娜是善于矫揉造作的。同以前各个朝代相比，甚至与伊丽莎白朝代相比，她的统治也显得——仍然是对贵族而言——既温和又宽大 ^[49] 。颂诗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这一变化：

卡拉姆津在前引札记里更简短地表达了同一个思想。他写道：“叶卡捷琳娜使君主专制清除了暴政的杂质。”谢尔巴托夫公爵有好多保留地接受此说。他比大部分贵族等级要求严格得多。大部分贵族等级认为他们事实上已摆脱暴政。最高当局对他们的态度的改变，是官宦等级逐步解放的自然结果 ^[50] 。然而正是这一情况使对这一改变的精神需要，变得迫不及待。

正好，法国解放哲学对于俄国官宦等级的解放事业可以大有裨益。这个哲学在已将消除——哪怕只是部分地消除——“暴虐统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一切地方，都是有利的精神武器。俄国贵族的思想代表人物尽管拒绝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有不与他们的特权协调的观点，然而对于那些可以用来“从君主制中清除暴君杂质”的观点，反而是欣然接受的。例如，他们很欣赏孟德斯鸠关于欧洲君主向臣民发出呼吁和亚洲暴君靠恐怖而统治之间的差别的议论。孟德斯鸠在确定这一差别时，发表了我们所熟知的波丹的观点 ^[51] 。可是，当波丹写成他的著作时，俄国的官宦等级还看不到欧洲的政治文献，所以当孟德斯鸠复述波丹的思想时，这个思想便深为这个等级的欧化分子所爱好。由于这个思想复述在《敕令》中，所以俄国贵族对于《敕令》大加赞扬，而且不能不大加赞扬。

《敕令》指出土耳其各国对臣民的财产、生命和荣誉很少注意，而且以“温和的国家”与之对立：指明在“温和的国家里，最下等的公民的财产与荣誉，也都受到尊重” ^[52] 。俄国的欧化贵族深信，叶卡捷琳娜所谓下等的公民，绝不是农奴；所以对于将“土耳其各国”与“温和的国家”相对立，他们只能拍手称快。这种对立等于约许在俄国实行这些“温和的国家”所特有的政治体制 ^[53] 。

《敕令》说，在温和的国家里，“不伤害任何人的生命，除非祖国反对他。然而祖国是不伤害任何人的，祖国首先给他们以一切自卫的手段。” ^[54] 事情不能再好了。俄国官宦阶级不是在俄国历史的莫斯科时期就已梦想这种温和的政治体制吗！在某些沙皇所颁发的证书里，所谈的就是国家管理体制而不是政体。证书里所说的最高当局的权力，仍旧是漫无限制的：只是采取措施避免滥用这些权力罢了。以往，由于官宦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即新兴贵族和大贵族之间的冲突，这种措施方案是不能实现的。但在现在，大贵族已不再是新兴贵族的威胁了，官宦阶级已可使用其各个阶层的联合力量去争取某些让步。他们感觉到这一点；他们愿望取得让步，因而对于女王自由主义言论中的一切让步暗示，都热烈表示欢迎。

叶卡捷琳娜装腔作势地承认，她在《敕令》里“剽窃”了孟德斯鸠。但是，不要以为她在“剽窃”时不是小心谨慎的。她在一切方面都有分寸，而且从来不忘记自己。

柳特什说得对，孟德斯鸠是有限制的等级君主制的拥护者，而“叶卡捷琳娜则信奉所谓合法的，但是官僚制的君主制理想” ^[55] 。这里有着巨大差别。然而俄国贵族的政治要求并不苛刻。他们准备满足于“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