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
18世纪法国哲学所注意的主要问题是:根据理性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注意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制度问题。由于这一缘故,它才被称为解放哲学。
如果看看17世纪,则情形完全两样。按照笛卡儿的意见,同中世纪的哲学相比,新哲学的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maitres et possesseurs de la nature) [33] 。笛卡儿对于社会制度问题,是很不注意的。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情形,也完全是这样。培根·费鲁拉姆斯基所看到的新哲学的主要任务,同笛卡儿所看到的,完全一样。他说:“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所注意的也同样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增加人对自然的权力。
增加人对自然的权力,意味着增加人所支配的生产力。由此可见,在新哲学史中,曾有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新哲学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促进技术知识的积累。这是对于哲学任务的功利主义观点。因此,可以说,17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在关于哲学的任务的看法上,是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一样的功利主义者。在这里,所有的差别在于功利主义的性质。
在培根和笛卡儿时代,先进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使增加生产力的需要变得特别突出。伟大的思想家们对于这一社会需要的反应是,给哲学以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曾对自然科学,并经过自然科学对技术,发生异常有利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先进欧洲社会的内部关系。由于这种发展,第三等级在这种社会的生活里开始发挥前所不能比拟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由于旧的社会关系同他们的这种新的、重要得多的作用不相适应,所以他们便想把这些关系消灭掉。第三等级思想家所制定的18世纪解放哲学,表现了这个意向。他们所期待于新哲学的,已不是增加生产力,而是改造社会,使其适合生产力已经达到的水平。
现在看看俄国。前已指出,彼得卵翼下的小学生们主要是从直接和实际效用的观点来看待启蒙运动的。他们向西欧学习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在本国增加各种技术知识的储备。请回忆一下塔季谢夫关于科学与理论的利益的议论罢!
彼得改革给俄国生产力的发展以异常巨大的推动。如果说,改革后,俄国的生产力比改革前要发展得快得多,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快到能使废除旧的社会制度成为18世纪俄国面临的问题。著名的叶卡捷琳娜新法典起草委员会再明显不过地表明,当时在俄国存在的那种《中等人》——俄国的工商界并未受到法国解放哲学的触动,并不想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种人是保守的,其一部分甚至是反动的:他们请求恢复旧秩序的一些方面,因为这些方面的崩溃(部分地是由于贵族特权的增加),对于他们的利益带来危害。至于贵族等级,他们的有学识的代表虽然很热情地阅读伏尔泰和其他流行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但是作为等级,他们却未能笃信解放哲学的灵魂:即致力消灭一切等级特权,从而把劳动群众置于新的更自由的生存条件之下。贵族不仅情愿保存农奴制,而且如我们所了解,很成功地争得了这种制度的扩大。当时的贵族近卫军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迅速击败希图解放农奴的政府的。不言而喻,农民对于农奴制的沉重桎梏,是刻骨仇恨的,他们屡次企图摧毁它。但是,他们的企图本身,表明他们的力量是多么微弱,他们距离建立真正新秩序的意图有多么远。
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在18世纪下半期,接触西方影响的俄国人虽然大大减少了从直接和实际(技术)效用的观点看待启蒙运动的倾向,但是,在他们那里,还不可能对宣称必须进行根本社会改造的哲学理论,发生认真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