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术侍从”和君主专制

莫斯科使彼得前的西方派——赫沃罗斯季宁、B.奥尔丁纳晓金，甚至科托希欣感到“厌恶”。厌恶是一种折磨人的感觉。为了从这种感觉中解脱出来，有些人逃往外国，另外一些人削发为僧，这是一种真正“孤独的灵魂”（“Einsame Geister”）。他们不得不将一切希望寄托在周围的人们的同情上。他们同样不能设想，政府会用严刑的威胁来迫使俄国人学习西方风俗和西方知识的时候到来了。他们没有理由去相信莫斯科君主的启蒙意图。因此，他们“不仅出于恐惧，而且出于良心”，不想为君主服务。他们很少考虑政治问题，而且不大懂这些问题。但他们的情绪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莫斯科君主专制的积极拥护者的情绪。也许读者没有忘记，在给赫沃罗斯季宁的一份圣旨里，责备他用“专制君主”一词而不用“沙皇”一词。我在谈到这一圣旨事件时指出，圣旨的作者未必正确地了解为什么赫沃罗斯季宁要称莫斯科沙皇为专制君主。他们以为——或最低限度傲慢地装腔作势，以为赫沃罗斯季宁所以这样说，似乎是由于单纯的无知，而不了解“专制君主”一词的意义。所以，他们责备他贬低了沙皇的尊称。但是，很可能赫沃罗斯季宁使用“专制君主”一词，是为了通过它表达他自己对漫无限制的沙皇权力的否定态度。泛斯拉夫主义者尤里•克里扎尼奇将他在西方形成的信念带到莫斯科，认为臣民是一回事，而奴隶又是一回事，他对无限制权力也是反对的。克里扎尼奇激烈攻击了在莫斯科国家建立起来的“严酷占有制”。但我们知道，同一克里扎尼奇将莫斯科君主的广泛权力看为改造罗斯的一切可能方法中最强有力的一种。他赞叹道：“啊！沙皇，你手里拿着创造奇迹的摩西权杖，可用它创造最好的奇迹。”克里扎尼奇命中注定不能看到莫斯科土地上的“最好奇迹”。相反，他自己却成为“严酷的占有制”的牺牲者。但在彼得时期，克里扎尼奇的遗言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沙皇利用“摩西权杖”开始一个又一个地创造奇迹。现在冒着受迫害的危险的，不是那些对旧莫斯科秩序感到“厌恶”的人，而是那些在看到西欧秩序和习俗感到“厌恶”的人了。这就是说，我国西方派的地位有了重大变化。他们已无须逃亡外国或在庙宇中求一栖身之所：在他们面前展开了祖国进行卓有成效的实际活动的可能。在他们的眼光里，俄罗斯是再生了，是同具有他们所高度珍爱的文化的西方接近了。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的改造过程很久不曾触动，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巩固了旧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我们同样知道，俄罗斯的欧化很久都是极端表面的。但是，在彼得的同代人看来，事情却显得完全不同。在当时的俄国人中，谁都不曾提出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至于次要的、派生的社会生活特点，则无论彼得改革的敌人或拥护者，都认为已改变到不能认识的程度了。他们都将这种改变归功于国王。彼得改革活动的一贯拥护者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说，俄罗斯是彼得的塑像。他称第一个俄国皇帝为俄国无数幸福和欢乐的创造者，为使本国起死回生的恩人。这完全不是虚伪之词。他在彼得葬礼时发表的著名悼词，当然有许多浮夸：俄国的僧侣界辩才向来就少不了浮夸，现在也少不了它。例如，普罗科波维奇说，彼得既是俄国的沙皇、雅非特和所罗门，又是俄国教会的大卫和君士坦丁。这都属于浮夸。有些浮夸的习惯完全是由于不恰当地文字游戏。例如说彼得在俄国所看到的是弱小的力量，而留下的却是“金刚石般”的力量。然而当布道者发挥其以浮夸的方式表达的思想时，我们感觉他是完全真诚地歌颂彼得事业的伟大的。

按照他的说法，彼得“看到军队在国内为害，在战场上不坚强，深受敌人痛骂，因而建立了对祖国有益，使敌人丧胆的声威赫赫的光荣军队。这种军队保卫祖国，光复失地，并以所获的土地扩大和增添了新的省份。当叛乱者对我们进行破坏时，它歼灭歹徒，摧毁其灵魂，从而堵塞嫉妒之口，使关于自己的光荣的宣传，遍及世界”。对于这些话，他的听众是不能不表示同意的。

当他为了证明称呼已故沙皇为俄罗斯所罗门是正确的，说彼得的“各式各样哲学艺术，他的行为对许多臣民的影响，他所创导的各种前所未闻的学说，技巧和技能，以及他所建立的官阶层次，民事制度，诚实的生活方式，优良的风尚及道德规章，都使祖国的外貌发生了明显变化，从里到外都非往昔可比，我们耳目为之一新，感到惊奇。这一切岂不足以证明这一称呼？” ^[67] 等等的时候，他们——最少是同情彼得改革的听众——也不能不对他表示同意。

为了估计彼得改革的某些最直接后果对俄国人的影响力量，必须追溯莫斯科人在17世纪下半期用什么眼光来看待自己。他们将本国的力量同西欧各国的力量进行比较时，总是苦笑着说：莫斯科的“可怜虫”是难望取胜的。纳尔瓦 ^[68] 表明，莫斯科人对自己的这种鄙视该有多么正确。但是波尔塔瓦 ^[69] 及其以前的各次胜利却给他们以可喜的根据，认为“可怜虫”时代业已一去不复返了，从今以后，俄罗斯能够同任何西欧国家胜利地战斗了。对于这一改变的认识，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的民族骄傲感得到满足。

在皇太子彼得•彼得罗维奇的生日发表的颂词里，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很鲜明地表达了当时俄国西方派的这种心情。

他在这篇颂词里回忆了“外国人过去怎样看待俄罗斯”；不过声明，这“不是羞辱”。他说：“过去在政治上被想象为野蛮人，在高傲自大者面前受蔑视，在聪明人面前是愚昧汉，在掠夺者面前是鱼肉，在所有人面前是懒汉，受所有人的辱骂。”彼得迫使外国人尊重俄罗斯，“现在，我们圣明的皇帝不仅使自己，而且使整个俄罗斯民族变得勇敢、智慧、酷爱正义，使祖国改变旧习，讲述新知识了。以前厌恶我们笨拙的，现在却渴求同我们和好了。以前侮辱我们的，现在却颂扬我们了。以前威胁我们的，现在却害怕我们了，担心我们了。以前轻视我们的，现在却不惜为我们效劳了。”

在陶醉于改变其对俄国态度的外国人给予俄国的光荣时，普罗科波维奇是表现得相当天真。他说：

“许多欧洲王室的元首不仅自愿同彼得皇帝结盟，而且不以向皇帝陛下伸出右手感到耻辱。”

这种几乎为现时所不能理解的天真表明，普罗科波维奇虽然很以改革后的俄罗斯为骄傲，——满怀激情地称之为“光明、美好、强大、亲者爱、仇者怕的”俄罗斯 ^[70] ——但他仍旧认为俄罗斯比开明的西方国家低得不可计量。

为了提高到同这些国家一样的水平，俄罗斯必须完全同它们一样开明。普罗科波维奇和他的朋友都是满怀信心的启蒙学者。然而由于他们把俄罗斯推广启蒙之功，完全归于彼得，所以，很自然，他们对于沙皇——改造者是抱着真诚的敬仰态度的。《学术侍从》的另一成员，Б.Н.塔季谢夫断言，“彼得大帝在自己祖国疆域内找到启蒙运动的方式，为人民开拓了道路”，关于他自己，他是这样说：

“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官阶、荣誉、财产以及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智慧，都是皇帝陛下赐予的。因为假如他不把我送到外国，不在重要职务上使用我，不鼓励我，那我便不能得到这一切。我对皇帝陛下的感激与尊崇虽然不过是所罗门庙堂宝库中的两枚希腊辅币，或投进大海中的两滴水，但我的感激和尊崇的愿望，却是漫无涯际，大于所罗门的宝库，大于流水滔滔的鄂毕河” ^[71] 。

“学术侍从”的一名“有角的先知者”安季奥赫•坎捷米尔在所写《彼得颂》中，同样热烈赞颂彼得：

18世纪上半期的俄国西方派对彼得就是抱着这种态度的。我们下文还可看到，在西方派的阵营里，这个态度直到不久以前，仍未改变。为了了解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因此，我现在便从19世纪俄国社会思想中略举二三例。

别林斯基于1847年11月22日致К.Д.加维林书中说：

“就我而言，彼得是我的哲学，我的宗教，我的一切有关俄罗斯的启示。他是愿意做点事业，成为多少有用的人的大大小小人物的榜样” ^[72] 。

在他临死以前，他还向他的“信仰宗教的友人”（М.А.巴枯宁）证明，——这一点可从他在1848年2月15日写给П.В.安年科夫的信中看出，——“俄国需要一个新的彼得大帝” ^[73] 。

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写作生活的初期，是完全赞同别林斯基对彼得的那一观点的。在其所著《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第四篇里，我们看到以下很有意义的一段：

“对我们来说，爱国主义者的理想——彼得大帝；最崇高的爱国主义，——造福祖国的热烈和无限的愿望，鼓舞了这位伟人的一生，指挥了他的全部活动。”

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以拿彼得作例子，部分地可能是为了应付书报检查机关。如果不是为了对付检查机关，他也许或选择别的例子。他本来是要说，直到现在，先进俄国人的任务在于将更文明的民族所得到的知识传播于祖国，而不在于独立地谋取这些知识。但是，第一，任何书报检查机关都没有强迫他对彼得用上面摘录的那种颂扬之词进行评价。第二，他将同代俄国启蒙学者的任务与彼得改革直接地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当我们还不能同最有成就的民族在教育上并驾齐驱以前，我们每人都有另一（即在‘纯科学’范围以外的）更加深入人心的工作，这就是竭尽所能，促进彼得大帝业已开创的事业的继续发展”，这些话显然不是为了对付检查机关的。

对彼得的向往，在西方派营垒中促使以下观点的传播：即我国的伟大改革只能从上而下地进行。别林斯基便曾同意这一观点，而且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倾向于承认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历史发展过程完全特殊性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别林斯基和他的信徒不可能将这种概念同他们从当时欧洲先进作家那里抄袭来的其他社会观点，结成一个严密的整体。这种概念使我国19世纪启蒙学者的社会政治信念（Credo）陷于矛盾。

18世纪上半期的启蒙学者的情况与此不同。《学术侍从》的社会政治信念要简单得多。在他们的社会政治信念里，没有不能在逻辑上同“俄国的一切伟大事业都须从上而下”的信念相协调的成分。因此，当他们不仅毫无保留地颂扬彼得个人和活动，又顽固地维护君主专制的观念时他们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普罗科波维奇、塔季谢夫和坎捷米尔可说是俄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最早思想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