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破窗理论

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好人”先生 ^[3] 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围观者，哪怕有三五十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我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我们会发现，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

假定这块玻璃值6法郎，你就会说，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6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据此推论，得出结论——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那就容我大喝一声：绝不会有这种好事！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己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

下面让我们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6个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对整个工业，乃至全国的就业，都没有好处。

现在，让我们站在詹姆斯·好人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既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鞋。而由于詹姆斯·好人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综合起来考虑，对享用和劳动进行一下估计，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作一个概括，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社会损失了某些价值。”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贸易保护主义者毛骨悚然的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就业”，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

《工业观察报》 ^[4] 对此会有何看法？或者令人尊敬的查曼斯先生 ^[5] 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扰了人家很有独创性的计算，尤其是因为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不过我还是请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见的一面放到一边，考虑一下那些看不见的一面。

读者在进行观察时，必须谨记，在我讲的那个小故事中，并非只有当事的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隐藏在幕后，我请他对此予以关注。一方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享受，但由于一个破坏行为，现在只能享受一样。代表另一方出场的是玻璃工，表示生产者，他张开双臂欢迎窗户打碎的事故。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的劳动却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大小的损失。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使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从破坏行动中能得到利润的想法是多么地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教导我们，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想法，其实更荒唐。毕竟，所有的破坏性行为中，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老百姓的这句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干什么去呀。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差不多。如果一个人想让自己舒服一些，他就得弄清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对一个国家来说，获得安全保障可以说是最大的幸福。如果为了获得这种保障，必须动员十万人，花费一亿法郎，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换取的一种享受。

对于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请大家不要有误会。

一位议员提出要复员十万军人，这将减轻纳税人一亿法郎的税负。假定有人现在对他的提议作出反应：“这十万人和这一亿法郎是维护我们的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这的确是某种代价，但是如果不付出这些代价，法国就会陷入内乱，或者可能会遭外敌入侵。”在这里，我不想反驳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说，却不算经济学上的胡言乱语。真正的胡言乱语是说，这种代价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收益，因为它能给有些人带来好处。

如果我没有弄错，提出这一复员议案的人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就有一位雄辩家冲上去，开始讲起来：

从这番讲话中我们弄清楚了，他之所以赞同维持十万兵员，并不是因为国家需要这么多人在军队中服役，而是由于经济理由。我下面要驳斥的正是这些说法。

纳税人花上一亿法郎，不光能使十万将士自己过得不错，这一亿法郎也能让他们的供应商过上好日子：这些是看得见的。

但是，来自纳税人口袋的这一亿法郎，就不能用于这些纳税人和他们的供货商的生计了，数额也是一亿法郎。这是看不见的。算一算，想一想，然后你说说，对于全部国民来说，好处在哪儿？

我本人则会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蒙受了损失。为了让事情容易理解，下面我不说十万人和一亿法郎，我们就说说一个人和一千法郎吧。

假定这儿有个A村庄，征兵官到处转悠，征召到一个人。税务官也同样在村里转了一圈，征到一千法郎的税款。这个人和这笔钱都被押送到东北部的梅斯城，这个人在这里可以过上一年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什么也不用干。如果你只注意梅斯——是的，你确实已经看了几百遍了——你觉得这样可真不错，有利可图啊。但是，如果你回头再看看A村庄，那么，除非你是个瞎子，否则，你就会看到，这个村庄损失了一个劳动力，也损失了可以作为他的劳动报酬的一千法郎，也损失了他细水长流地花这一千法郎所能带来的生意。

乍一看，这些损失似乎已经弥补上了。本来应该在村庄里发生的事现在搬到了梅斯。村庄里的人、钱，仍然好好地在梅斯呢，似乎什么也没有丧失。在那个村庄中，他是一个土里刨食、辛苦劳动的人，是个劳动人民；而在梅斯，他成了位士兵，他的生活整天就是“向右看齐！”、“向左看齐！”而已。在两个地方，金钱的使用和循环是一样的。然而在一个地方，有某个人每年三百天都在从事生产性劳动；而在另一个地方，他每年三百天却是在干没有收益的事。当然，我们这是假设，对于公共安全来说，军队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要遣散这些军队了。你跟我说，市场上突然增加了十万工人，会加剧竞争压力，从而抑制工资水平。这是你所看到的。

不过，还有你没有看到的一面。你没有看到，把十万士兵遣散回家，并不是把一亿法郎给弄没了，而是把它归还给纳税人了。你没有看到的是，用这种办法把十万工人扔进市场的同时，也把一亿法郎投入到市场中用以支付他们的劳动；因而，在增加劳动力供应的同时，劳动力的需求也等量增加了，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你说工资将被压低，仅仅是幻觉而已。你没有看到，在遣散之前和遣散之后，与十万人配套的都有一亿法郎，而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遣散之前，国家把一亿法郎给那十万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干；而在遣散之后，这一亿法郎却可以让十万人工作。最后一点，你也没有看到，纳税人交出自己的钱，不管是给一位士兵，结果什么也得不到，还是给一位工人，换取某种产品或服务，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金钱周转的比较长远的后果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位纳税人能够得到某种东西，而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什么也得不到。结论就是，对于国家来说，维持没有用处的军队是净损失。

我在这里批判的这种诡辩，不可能经受住将其推论到极致的考验，而这是所有理论原则的试金石。不妨考虑一下，如果扩大军队规模能够有利于国家，那么，干吗不征召本国所有的男人都穿上制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