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就业的权利与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

“兄弟们，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活可干。”这是就业的权利，是初级的或者说是初级水平的社会主义。

“兄弟们，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钱可赚。”这是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是比较精致的，或者说是中级水平的社会主义。

这两者都是靠看得见的那些效应来维持其生命力，而那些看不见的效应自会令它们丧失合法性。

可以看得见的是，靠向社会搜刮钱财，的确创造出了这些工作机会和利润；而看不见的则是，如果这些钱留在纳税人自己手中，也同样能够创造出这么多工作机会和利润。

在1848年，就业的权利曾经在一段时间显示了其双重面孔。这就足以把它毁在公众舆论手中。

一副面孔被称之为：国立工厂。另一副面孔则是：加税45分。 ^[29]

每天，有上百万人从塞纳河两岸涌入国立工厂工作。这是这枚硬币美好的一面。

然而，这枚硬币还有另一面。为了从保险箱中拿走那几百万法郎，首先得有人挣出那数百万法郎。于是，就业权利的那些创办者最后都不得不转而向纳税人伸手。

于是，农民们说了：“我必须交纳45分。因此，我就会失去一件衣服；我不能再给我的田地施肥了，我不能再雇人修缮我的房子了。”

于是，等人雇佣的手艺人们说了：“由于我们的老板没法添置新衣服，所以，裁缝的活儿就少了；由于他无法再给自己的田地施肥，所以帮工的事也少了；由于他没钱修缮房子，所以木匠和砖瓦匠的工作也少了。”

因此，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你不可能从一桩买卖中两次获利，也证明了，由政府掏钱创造工作岗位，其代价就是纳税人不能再掏钱创造就业岗位。这就是就业权利的最终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它既是一种不公平，也是一种幻想。

然而，获取利润的权利无非是就业权利的一种扩展而已，却仍然很有生命力，仍然大行其道。

贸易保护主义者让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多少有些可耻？

贸易保护主义者对社会说：“你必须给我提供工作岗位，更有甚者，你必须给我提供有利可图的工作岗位。我曾经愚蠢地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结果，我现在亏损了10％。如果你对大家征收20法郎的税金时，给我来个免税，那我就从亏损转为赢利了。现在，实现赢利就成了一种权利，你有义务满足我的这种权利。”

社会听信了他的这一番诡辩，在对全社会都征税时却让他例外。社会没有认识到，那个行业的亏损被它勾销，并不等于它不亏损了，而是其他人被迫承担起了那个亏损——我倒是觉得，这个社会也只配承担别人强加给它的这些负担。

因此，从我上面讨论的很多问题中我们看到了，不了解政治经济学，会使我们在面对某一现象的直接效应时昏了头；而了解政治经济学之后，就能够全面地考虑各种各样的效应，既包括直接效应，也包括远期效应 ^[30] 。

我本来还可以找出一大堆问题进行一番同样的分析，不过，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了，因为道理都是一样的，论证起来都是千篇一律，我希望把夏多布里昂 ^[31] 谈论历史的一段话用到政治经济学上，作为本文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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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发表于1850年7月，是巴斯夏最后写作的一篇作品。它的问世耗费了一年多时间。时间之所以拖得这么长，是因为在搬家时丢失了本文的手稿。寻找了很长时间，最终也没有找到。他决定全部重写，并挑选自己刚刚在国民公会发表的讲话作为论证的主要基础。写完之后，巴斯夏又觉得自己太过于严肃了，于是将其付之一炬，重新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篇文章，因此，本文是名副其实的三易其稿。——法文版编者注

[2] 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章。——法文版编者注

[3] 在法语中Jacques Bonhomme就像英语中的“约翰牛”一样，用来指讲究实际的、负责任的、傲慢不逊的普通人。——英译者注

[4] 当时法国贸易保护主义组织——国内工业保卫委员会办的一份报纸。——英译者注

[5] Auguste，Vicomtede Saint-Chamans（1777—1861），复辟时期的议员和国务委员，贸易保护主义者，贸易平衡的鼓吹者。巴斯夏所引的他对“壁垒”的著名的立场见他的Nouvel essai sur larichesse de snations（1824），后收入他的Traité d'é conomie politique（1852）。——英译者注

[6] 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二幕中，音乐家Basile说：“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不同的谚语。”——英译者注

[7]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著名历史学家。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曾担任过议员和首相（1836年和1840年），最终则在1871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英译者注

[8] Alphonse Marie Louis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1834年第一次当选议员，在1848年革命时期，他的声望达到顶峰，当时他是建立共和制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他运用自己雄辩的口才说服了那些威胁要毁灭巴黎的暴民，并成为临时政府领导人。不过，他更多地是个理想主义者和演说家，而不是一位实际政治家，因此，不久他就失去影响力，并于1851年退休。——英译者注

[9] 指1851年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由旨在推动工艺和工业发展的一个协会——伦敦工艺协会（The London Society of Arts）主办。这是大型国际博览会即“世界博览会”的第一届，博览会是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建筑中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主持了博览会。——英译者注

[10] 即从市政厅到塞纳河左岸的戏院区。——英译者注

[11] Charles Dupin（1784—1873），法国著名工程师和经济学家，艺术和工艺学院教授，众议员，参议员。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在经济统计领域。——英译者注

[12] Achille Fould（1800—1867），政客与金融家。——英译者注

[13] Jean Martial Bineau（1805—1855），工程师和政客，1852年担任财政部长。——英译者注

[14] the Champ-de-Mars，最初是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处阅兵场，现在是埃菲尔铁塔和军事学院之间的一处公园。——英译者注

[15] 由于1846年北欧和西欧谷物、土豆歉收，导致1847年食品价格上涨，使农业、工业和金融都陷入衰退。——英译者注

[16] “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见维吉尔的叙事诗《埃涅伊德》（Virgil's AeneidVI，276）。——英译者注

[17] 作者经常把所有人在实践中普遍赞同的东西假定为真理使用。尤其是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三章，《文集》第六章的最后（法文版），及《和谐经济论》第六章中题为《财富的道德观》（中译本见193页）。——法文版编者注

[18] 圣西门（Claude Henride Rouvroy, Comtede Saint-Simon, 1760—1825）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法朗吉即公共建筑，是傅立叶（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832年在其报纸《法朗吉》（Le Phalanstère）中提出的，每个法朗吉有600人，是其社会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伊加里亚旅行记》（Voyageto Icaria），是卡贝（étienne Cabet，1788—1856）写的一本乌托邦著作。——英译者注

法朗吉是傅立叶所幻想的理想社会（即“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他本人曾多次进行试验，均告失败。他的门徒也曾在美国进行试验，也没有成功。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曾在欧文支持下，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伊加利亚社会组织，很快就宣告失败。他的《伊加里亚旅行记》描绘了建立在平等、博爱、统一和民主基础上的理想社会。——中译者注。

[19] 在法语中，M.Prohibant这一讽刺性单词是指贸易保护主义者，诚如巴斯夏所说，是由迪潘最早使用的，大致可以翻译为“贸易限制论先生”（Mr.Restrainer-of-Trade）或“贸易保护主义先生”（Mr.Protectionist）。——英译者注

[20] 比利时境内有东、西佛兰德斯省。——中译者注

[21] 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Condom和Meaux主教，是当时著名的布道者，他在皇室成员葬礼上的演说辞是法国古典风格和力量的杰出典范。他曾担任路易十六的王位继承人的导师，写作了《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是法国几代学生捧读的经典。他最坚定地反对新教，也领导了限制宗教权力的运动，这使他独立于法国天主教会，因而成为教会史上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英译者注

[22] 参见法文版Vol.V，第86和94页；《经济学的诡辩》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参见本书第7章。——法文版编者注

[23] Lancaster，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中译者注

[24] 参见《和谐经济论》第3章、第8章。——法文版编者注

[25] 1848年2月22日抗议首相基佐（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著名历史学家）的群众示威活动，结果导致他被国王路易·菲力浦撤职。然而，这场谨慎的运动却没有让国王吸取教训，相反，次日，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愤怒的巴黎民众发动了武装起义，于24日冲进杜伊勒里宫，国王逃跑，以拉马丁为实际首脑的十一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2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译者注

[26] 参见法文版全集Vol.V，p.282.，论无息信贷的第12封信结尾。——法文版编者注

[27] 战争部长最近宣布，把一个人送到阿尔及利亚，要花去国家8000法郎。而我敢肯定，现在一个普通人如果每年有4000法郎，就可以在法国生活得很不错了。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你在带走一个人的同时，带走了可以供养两个人的钱，你是怎样有利于法国人的？——作者原注

[28] 参见法文版Vol.V，第86和94页；《经济学的诡辩》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参见本书第7章。——法文版编者注

[29] 二月革命时成立的新政权发起创建国立工厂，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也把间接税率提高了45分。而事实证明，这种工厂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办法，简直是一场闹剧，作用很小，甚至根本就无法运转。但当政府决定取消国立工厂，把失业者安排进军队、公共工程或私人工业企业时，巴黎的劳动阶层对政府背叛“就业权利”义愤填膺，在1849年发动了革命，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才被镇压下去。——英译者注

[30] 如果一项行动的所有后果都有益于该行动者，那么，我们就该马上修正我们的理论。然而，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时，看得见的好的效应都让我们赶上了，而看不见的坏效应却由别人承担，因而就使那些坏效应更不为我们所知了。因此，我们必须等候那些承受了行动的坏后果的人们作出反应才能观察清楚。这经常需要较长时间，而这会延长错误流行的时间。一个人做了某些事，给自己带来了相当于10法郎的利润，给大家带来了相当于15法郎的损失，但却在30个人中间分摊，那么，每个人所承受的损失就只有半法郎。从总体上说，出现了亏损，因而他们必然会作出反应。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反应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到，因为坏效应广泛地分摊在大量人口中，而好效应却集中被一个人获得了。——出自作者未出版的散篇

[31] Vicomte Franc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先驱，出身贵族，在政治上属于忠实的保王党人，坚定地拥护波旁王室。曾参加反对革命的军事斗争，也曾反对过拿破仑的统治，多次流亡国外。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贵族院议员，出任外交大臣。1830年七月革命后专事写作，主要著作有《革命史论》、《基督教的真谛》、《关于罗马帝国崩溃的历史研究》，最著名的则是其积40年之功力写就的回忆录《墓外回忆录》（中文节译本译为《墓中回忆录》，三联书店，1997），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