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阿尔及利亚

有四位雄辩家都在国民公会上声嘶力竭地讲着，先是一起大喊，然后又是一个接一个地喊。他们都说些什么？说的确实都是些很美好的东西，说的是法国的实力和伟大，说的是我们广阔的殖民地灿烂的前景，说的是重新配置我们的过剩人口的好处，等等。这些雄辩的杰作，总是装点着这样一个诱人的结论：

是的，在国家花费这5000万法郎时，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些钱将流向哪儿，而不考虑它们是从何而来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它们离开税务官的保险箱后所带来的好处，而不管征收这些税款所带来的损害，或者不考虑这些钱由于进了政府的保险箱而使纳税人自己无法受益，那么，确实，所有人都在受益。而且，可以说，如果这样考虑问题，那么，所有事情都是有利的：建在北非伊斯兰教区的房屋是看得见的，建在北非沿岸的港口是看得见的，这里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是看得见的；法国的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所减少是看得见的，马赛的商业活动会繁荣起来，也是看得见的。

然而，有某些东西是这些人士没有看到的，这就是：政府花了这5000万法郎，纳税人自己就不能再花这笔钱了。从公共开支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中，我们必然可以推论出妨碍私人开支的全部坏处——起码在我们还没有过分到竟然说,詹姆斯·好人先生根本不在乎他辛辛苦苦挣来、却被税务官拿走的那5法郎；而这乃是一个荒唐的说法，因为，他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去挣那5个法郎，就是希望可以用这些钱获取某些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他本来可以雇人给自己的花园扎上篱笆，现在却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雇人给自己的田里施肥，现在也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增添一些设备，现在也不行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吃得更好一点，穿得更漂亮一些；他本来可以让自己的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本来可以多给女儿一些嫁妆……这些，现在他都做不到了，这些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加入互助会，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是看不见的。一方面，他被剥夺了一些必需品的享受，他办事要依赖的东西眼睁睁地就没有了；另一方面，他的那笔钱本来可以使他所在村子里的雇工、木匠、铁匠、裁缝、教师有更多的活儿可干，而现在，这些工作机会不复存在了，这些都是看不见的。

我们的国民会好好地考虑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繁荣景象，当然，我们承认这一点；但也得让他们同时考虑考虑法国必然要蒙受的损失。人们向我展示了马赛商业繁荣的前景，然而，假如这种繁荣是税款催生出来的，那我倒宁愿指出，国内其他地区的商业将遭受的损害有多大。他们说：“每运送一位殖民人口到北非伊斯兰地区，就可以减轻留在法国的人们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对此，我的答复是：“问题是，在我们把这位殖民者运送到阿尔及利亚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得运送比他在法国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多二三倍的资本？” ^[27]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读者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共开支，在其表面的好处的背后，都存在着更加难以洞悉的坏处。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读者养成一种习惯，在看到看得见的一面的同时，也能洞察看不见的一面，对二者进行全面的权衡。

当有人提出增加公共开支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它给我们自身带来的好处，而不仅仅考虑其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带来的所谓正面效应，因为这方面的效应无非是一种幻觉。公共开支在这方面能够做到的，私人来投资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就业机会问题根本就与此不相干。

评估投入阿尔及利亚的公共开支的内在价值，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作一个一般性考察。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对通过税收而进行的公共支出带来的正面经济效应作出过正确的评价。为什么？我提出下面的理由。

首先，公正总是会因此而蒙受损害。因为詹姆斯·好人先生辛辛苦苦地挣来100苏，是想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现在却将这笔钱征收走，他肯定会生气，至少会说，税务官把他的一些享受拿走，给了另一个人。于是，那些征税的人当然得给人家一些好听的理由吧。我们看到，国家总是会讲出这么一个令人生厌的理由：“用这一百个苏，我会让某些人有活可干。”詹姆斯·好人先生（只要他脑子清楚）必然会回答：“天啊！我本来是可以用这100苏让别人为我干活的！”

国家曾经提出过上面的论点，有人曾赤裸裸地提出过这种看法，则公共财政官员与可怜的詹姆斯先生之间的辩论就非常简单了。如果国家对他说：“我要从你这儿拿走100苏，用来雇佣警察，他可以满足保障你安全的需要，也可以雇人修筑你每天都要走过的马路，也可以雇佣文官，他可以负责保护你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利，也可以供养军队以保卫我们的边界。”对此，詹姆斯·好人先生恐怕无话可说，我的多虑也是大错特错。但是，如果国家这样对他说：“我从你这儿拿走100苏，是想拿出1苏作为奖赏，如果你好好地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教你的儿子学习你不想让他学习的东西，或者让某位内阁部长在他的晚宴上增加第101道菜，我就奖给你1苏，我也可能拿这100苏在阿尔及利亚修建一座小别墅，不用说也可能拿更多钱去维持某位在那里的殖民者的生活，或者用一笔钱供养一位士兵保护这位殖民者，再用一笔钱供养一名将军来控制这些士兵，如此等等”，那么，我想，詹姆斯先生肯定会大叫起来：“这套司法体系简直就是丛林法则的翻版！”如果国家预见到了这些反对的理由，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胡搅蛮缠；它会提出某种对讨论问题没有助益的令人生厌的论点。它会大谈，这100苏可以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它会说，有多少个厨师和零售商因满足部长大人的需求而获益；它跟我们大讲，这5个法郎可以养活一名殖民者、一位士兵或一位将军；总而言之，它讲给我们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假如詹姆斯·好人先生不知道下一步就该探讨那些看不见的一面，就必然会被愚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要高声教给他这种观察方法，并且来来回回地重复。

公共支出只能重新配置就业岗位，而不可能增加工作岗位，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这种支出的质量是低劣的，必须严词拒绝。重新配置就业岗位意味着使工人的位置发生变化，扰乱控制着人口在整个地球上分布的自然法则。如果这5000万法郎留给纳税人，由于他们分散在全国范围内，所以这笔钱可以促进全法国4万个市镇的就业；如果能这样，这笔钱就是一个纽带，把每个人都跟他的祖国联系到一起；它可以在尽可能多的工人中间和所有可以想象出的行业中配置。而现在，假如国家拿走国民的这5000万法郎，将其集中起来，花到一个地方，必然会吸引其他地方相应数量的工人迁移到这个地方来，而一旦这些钱花完。这些工人就会流离失所，形成流动人口，失去原来的社会地位。那时，我敢说，这些工人的处境就很艰难了。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这里我又回到本文的主题了）：这种狂热的举动、也即把所有的钱都投向一个小地方，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这些是看得见的；人们拍手叫好，人们惊叹于其过程的美好和轻而易举，还要求重复这种过程，扩大实施的范围。看不见的则是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却再也创造不出同样数量的工作岗位了，而且是可能更有用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