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培根
那远在彼岸的内容，由于它徒具形式，已经失掉了它的真理资格，对于自我意识，对于意识的确认自己和确认现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抛弃那种内容，在当时已是既成事实。我们看到，那位培根爵士、威鲁兰男爵、圣阿尔班伯爵就把这件事实有意识地宣布出来了。他是全部经验哲学的首领，在我们这里，人们现在还喜欢在著作中引用他的一些警句。培根在1561年生于伦敦；由于他的祖先和亲戚担任过政府要职，他本人也受了仕宦教育，一开头就进入仕途，历任显要的官职。他的父亲是伊丽莎白女王手下的掌玺大臣。培根早年就表现出巨大的才能，十九岁时，已经写了一本关于欧洲状况的书（De statu Eurcpae）。他在青年时就与伊丽莎白的宠臣艾塞克斯伯爵结交，由于伯爵的扶植，虽非家庭中长子（他的长兄承袭了父亲的财产），却很快就青云直上，当了大官。但是由于当了大官，他竟对他的恩人犯了极端忘恩负义的罪过；人们责备他，说他受了伯爵的敌人的勾引，在伯爵下台之后当众控诉伯爵叛国。由于这种忘恩负义，培根玷辱了自己的名誉。 [3]
詹姆斯一世在位时，培根献上自己的著作De augmentis scientiarum〔《增进科学论》〕，借以自荐，获得了英国政府最显要的官职。（詹姆斯一世是软弱的人，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后来被砍了头。）培根同富室结婚，但不久就浪费尽所有的钱财，竟让自己参加政治阴谋、做不正当的事。他结交白金汉，成为英国的掌玺大臣、大法官、威鲁兰男爵。但是他在当大法官时竟犯了最荒唐的贪污罪。这样一来，他就引起人民和贵族的反感，因而被控告，案件提到了国会。他被判处罚款四千镑，姓名从上院贵族名单中勾销，送伦敦塔监禁。他在审判过程中，以及在监狱的时候，表现出极其软弱的性格。虽说他后来获释出狱，免予起诉，那是由于人们对白金汉内阁和国王有更大的愤恨，培根是在白金汉执政时担任那些官职的，似乎当了牺牲品，因为他倒台较早，是被他的同僚白金汉抛弃了、定了罪的；那些把他搞垮的人当了权，也同样地遭到了人们愤恨，——主要是由于这种情况，而不是由于他无罪，人们对他的愤怒和怨恨才减轻了一些。但是他前此的劣迹已经使他身败名裂，他再也不能恢复自己的自尊心，也不能重新赢得别人对他的尊敬了。于是他退隐了，过着贫困的生活，不得不恳求国王补助，以余生研究科学，1626年死。 [4]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哲学家们是在一种与他们的学问相适应的外在环境中过着独立的生活。现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了，哲学家并不是僧侣，而是担任着公职的人，与当前的实况、与世界和世界进程纠缠在一起；所以说，哲学是附带研究的，——当作一件奢侈品，一件额外的东西。
培根一直被赞扬为指出知识的真正来源是经验的人，被安放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顶峰。事实上，他确实是英国所谓哲学的首领和代表，英国人至今还没有越出那种哲学一步。因为英国人在欧洲似乎是一个局限于现实理智的民族，就像国内小商贩和手工业者阶层那样，注定老是沉陷在物质生活之中，以现实为对象，却不以理性为对象。人们把很大的功勋归给培根，因为他指出了外界和内心的自然现象如何应当受重视。其实他的名声大于可以直接归给他的功绩。从事实出发，并依据事实下判断，当时已经成为时代的趋势，成为英国人说理的趋势。由于他把这个方向表达出来了，人们就归功于他，好像全然是他把这个方向给予了认识似的。
有很多有教养的人，对人们所关注的种种对象，如国事、人情、心灵、外界自然等等，曾经根据经验，根据一种有教养的阅历，发表过言论，进行过思考。培根也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阅世甚深的人，他见过大世面，处理过国务，亲手对付过现实问题，观察过各种人物、各种环境、各种关系，曾经影响过那些有教养的、深思的甚至研究哲学的人。——在政治生涯结束之后，现在他也以同样的态度转向科学活动，因而以同样的方式，从实用出发，根据具体的经验和见解，对各种科学进行实际的考察和研究。这就是对当前的实况进行考察，尊重现象，承认现象；睁开眼睛观看存在的东西，并且尊重和承认这种直观。这就是理性以思维的态度对待自然、在自然中寻找出真理时，对自己信任，对自然信任，因为理性和自然本来是和谐的。培根完全抛弃了、拒绝了经院哲学的方法，即根据一些极其遥远的抽象概念进行推理，作出论断，建立哲学理论，而对摆在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这就是以有教养的人所见到的、所思索的那种感性现象为立足点，以实用等等为立足点，以尊重感性现象、承认感性现象为原则，把有限的、世间的东西当作一种有限的东西，就是说，从感性的角度来对待它。
培根以实践的方式研究科学，通过思考收集现象，把现象当作第一手的东西加以考虑。他同时也对科学作方法上考察；他并不是仅仅提出一些意见，发表一些感想，也不是仅仅对科学大放厥词，像贵族老爷似的发作一通，而是力求严密，并且提出了一种科学认识上的方法。他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只是由于他所开创的这种考察方法，——也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必须把他写进科学史和哲学史；凭着这种认识方法上的原则，他也给他的时代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因为他促使他的时代注意到当时的科学既缺乏方法，也缺乏内容。培根被认为是经验哲学的首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万古留名的。他曾经提出了经验认识中普遍的方法原理。
依据经验的知识，依据经验的推理，是与依据概念、依据思辨的知识对立的。可是人们把这种对立似乎理解得太尖锐，以致依据概念的知识不齿于依据经验的知识，依据经验的知识又反对通过概念得来的知识。我们可以借用西塞罗形容苏格拉底的话来形容培根：他把哲学理论〔从天上〕带到了世间的事物里，带到了人们的家里。 [5] 就这个意思说，那种依据概念、依据绝对的知识，可以高于经验知识；可是对于理念来说，内容的特殊性是必定要发挥出来的。概念是重要的一面，但是概念本身的有限性也同样重要。精神化为现实，化为外在的存在；认识这个存在，认识世界的实况，认识这现实的宇宙，即具有显现的、感性的广延的宇宙，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与理念的联系。自在自为的抽象概念必须得到规定，必须特殊化。理念是具体的，是自己规定自己的，是有发展的；完善的知识永远是进一步发展了的知识。要认识，从理念的角度看来，仅仅意味着发展得还不那么充分。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个发展。为了研究这个发展、从理念出发对特殊加以规定，为了使关于宇宙、关于自然的知识得到发展，是有必要认识特殊事物的。这种特殊性是一定要自觉地加以发展的；我们必须去认识经验的自然，即物理的自然和人的本性。近代的功绩就在于促进了或提供了这种认识；古代人虽然也曾从经验出发去求知识，但那是远远不够的。经验并不是单纯的看、听、摸等等，并非只是对于个别事物的知觉，主要是由此出发，找出类、共相、规律来。经验找出了这些东西，就碰到了概念的领域；它搞出了那样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是属于理念、概念领域的；它为概念准备下经验材料，然后概念才能安安稳稳地采用这份材料。
当科学臻于完备时，理念就必定从自身出发，科学就不再从经验材料开始了；但是为了使科学臻于完备、取得存在，必须经过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必须采取主动的行动，反作用于经验的东西、给予的材料，对它进行加工改造。（先天知识好像是理念自己构造出来的，其实同宗教感情一样，需要加工改造。）没有经验科学的自觉发展，哲学就不能前进一步，胜过古代人。理念本身的全体，是完备的科学；完备科学的开端和发生进程，则是另一个东西。科学的这个发生进程之不同于科学本身（完备的科学）的进程，正如哲学的历史进程不同于哲学本身的进程一样。在任何一门科学里，都是从公理开始的，这些公理当初都是特殊事物的结果；等到科学完备了，就从公理开始了。哲学上的情形也是一样；经验方面的发展是理念的很重要的条件，随着经验的发展，理念才能得到发展，得到规定。例如，近代哲学史之所以能够存在，是靠总的哲学史，靠几千年的哲学进程；精神必须走过这一漫长的道路，才能产生近代哲学。后来这种哲学在意识中采取过河拆桥的态度；它显得只是自由地沉潜在它自己的那种元气中，毫无阻力地在这种介质中发展着，没有什么反作用；可是，要赢得这种元气，赢得这种在元气中的发展，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应该忽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哲学是不会取得存在的；精神在本质上就是对另外一种东西的加工。——这就是培根哲学的精神。
1．培根把经验当作认识的唯一真正来源，然后用思维对经验加以整理。培根以两部著作驰名。他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在《增进科学论》里提出了一部有系统的科学百科全书，——这是一个提纲，这提纲在当时人中间无疑地引起了重视。在大家眼前摆出这样一幅人们没有想到的有条有理的全图，是很重要的。这部百科全书列出了一个各门科学的总分类；分类的原则是根据不同的精神能力制定的。他根据记忆、想象、理性来划分科学：（1）记忆的事情，（2）想象的事情，（3）理性的事情。于是他把历史安排给记忆，把诗（艺术）安排给想象，最后把哲学安排给理性。 [6] 然后他按照流行的分类法，进一步把这三类再划分为子目，列入其余的学科，这种分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属于历史的，有关于神的著作：神圣的历史，先知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以及关于人的著作：历史，文学史；然后是关于自然的著作等等。 [7] 他又采取当时风行的手法，对这些项目一一加以评述，那种手法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举例说明，例如举出《圣经》上的例子，把一件事说得似乎有理。 [8] 当谈到国王、教皇等等的时候，就一定要举出亚哈、所罗门等名王。正如当时法律上、婚姻法上通行犹太惯例一样，在哲学上也还是有那一类的东西存在。在这本书里也出现了神学，并且出现了魔术。 [9] 〔但主要内容〕是知识和科学的一般方法论。
科学的分类是《增进科学论》这部著作中最不重要的部分。书中有价值的、产生影响的部分是他的批判和很多有教益的言论，像这样内容，在当时的各类知识和学科中是根本没有的，这主要是由于前此的研究方法有缺点，不合乎目的，把理智编织出来的经院亚里士多德概念当成实在的东西。——这种分类法，正如它在经院哲学家和古代哲学家手里惯用的那样，现在仍然在各门科学里流行着，对知识的本性一无所知。这本书里预先假定了科学的概念，然后给这个概念搞来一个与它毫不相干的原则作为分类的原则，按照记忆、想象、理性的分别加以划分；其实真正的分别在于概念自身的一分为二，自行分化。认识中确实有自我意识这一环节，真实的自我意识也确实包括着记忆、想象、理性这三个环节，但是自我意识的这种分别并不是从自我意识的概念中取得的，而是从经验中取得的，是经验发现自我意识具有这三种能力的。
2．培根的另一个显著的方面，就是他在第二部著作《新工具》中力求详尽地宣扬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在这一方面，他的名字更是常常受到人们赞扬。《新工具》这部书的要旨，是驳斥以往经院哲学所用的那种通过推论求知的方法，驳斥三段论法的格式。他把这种方法称为anticipationes naturae〔对自然的预想〕。人们从一些前提、定义、假定的概念开始，从一种抽象概念、一种经院哲学的抽象概念开始，由此作出进一步的推理，却不顾实际存在的事实。例如人们就摘取一些关于神、关于神如何在世界上显灵、关于魔鬼等等的圣经词句（如“太阳停着不动”），从其中推出某些命题，某些形而上学命题，然后再从这些命题作出进一步的推论。培根的驳斥就是针对这种先天的搞法的；他反对这一类对自然的预想，建议大家对自然作出说明、解释。 [10] 总的说来，他是反对推论的。事实上，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推论，也并不是一种通过〔概念〕自身、依据〔概念〕内容的认识；它需要一种外来的共相作为根据。——可以说，正因为这样，这种推论在形式方面乃是偶然性的东西。内容与形式并不统一，所以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偶然的。——这种推理，从它本身看来，是在一个外来的内容上进行的推理。大前提是独立存在的内容，小前提也同样是并非通过〔概念〕自身的内容，是钻牛角尖的，也就是说，它所具有的形式是并不在它自身之内的；——形式并不是内容。通过推论，总是可以同样地推出相反的命题来；因为对于这种形式来说，以哪种内容为根据是无所谓的。“辩证法无助于各种技艺的发明；许多技艺都是偶然发明的。” [11]
其实培根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这种推论，也就是说，他并不反对推论的概念（因为他并没有这个概念），他所反对的是当时流行的推论，即以某一假定内容（概念）为根据的经院哲学推论。他所倡导的，是以经验的内容为根据，进行归纳，因为他要求以对自然的观察和实验为根据，并且曾经指出某些对象，认为研究那些对象对人类社会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出发，后来他就得出一种通过归纳和类比的推论。 [12] ——事实上，培根不知不觉地迫切要求的，其实只是那种内容变换；因为真正说来，当他排斥一般的推论，只承认那种通过归纳的推论时，他自己就是在不自觉地作了推论。（他把归纳法与三段论式对立起来；但是这种对立只是形式上的，任何归纳也都是一种推论，这一点是亚里士多德早就知道的。从一批事物可推导出一个普遍的命题来：第一个命题是‘这些物体具有这些属性’，第二个命题是‘这些物体全都属于一个类’，因此第三步就得出‘这个类具有这些属性’。这是一个完全的推论。）而且，培根以后的那些经验主义人物全都遵照着培根的要求进行工作，满以为根据观察、试验和经验就可以不折不扣地掌握事物的真相，其实他们既不能脱离推论，也不能脱离概念，却自以为用不着什么概念，因而只是胡乱理解，胡乱推论，根本不能摆脱推论，达到内在的真知识。
前面已经提到过，把知识引导到现实的内容、当前的内容上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理性知识一定要有客观的真理性。精神同世界的和解，自然和现实的圣化，绝不能是在彼岸的，而是必须在此时此地得到实现。此时此地这一环节，就是这一件事进入自我意识的必经之路。但是，经验、试验和观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在做什么，并不知道自己考察事物的唯一目的恰恰在于理性的内在的、不自觉的确认，确认它在现实中发现了它自己。观察和试验如果得到正确的处理，就正好证明只有概念才是客观的东西。感性的个别事物，只要我们对它一试验，就立刻消逝，化为普遍的东西了。最熟悉的例子就是阳电和阴电，因为电既是阳电，又是阴电。一切经验主义者所共具的另一个典型缺点，就是他们只相信经验，墨守经验，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采纳这些知觉的时候就在作形而上学的思考。人并不是停留在个别的东西上的，也不能那样做。他寻求共相；共相就是思想，虽然不是概念。最明显的一个思想形式就是力；有电力、磁力、重力等。力是普遍的东西，并不是可以知觉到的东西；经验主义者们就是完全无批判地、不自觉地接受这样一些规定的。归纳法的意义就在于从事观察，进行试验，重视经验，从个别的东西引导出普遍的规定。
3．培根列举了哲学主要应当研究的对象。这些对象与我们得自知觉和经验的东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培根提出的主要哲学研究对象总纲中，有下列对象，我们现在挑选出他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那一些来谈谈。”在这些科学当中，他还列入了“延年益寿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青春的办法，延缓衰老的办法，改变身长的办法，改变容貌的办法，使某些物体化为其他物体的办法，创造新物种的办法，制服大气、激起风雨的办法，增进感官快乐的办法。”他谈到炼金术。对这样一些对象他自己也从事研究，并且敦促人们注意能不能有办法达到这些目的；有了这样一些力量，就可以大大进步了。“他抱怨这类研究被某些人所忽视，把那些人称为ignavi regionum exploratores〔探索者领域内的懦夫〕。他在《自然史》中正式开列了炼金术和许多奇迹的完成术。” [13] 培根还没有采取考察自然的理智观点，他的观点还带有十分粗陋的迷信和虚妄的魔术之类。
培根的这种看法，总的说来，是以理智的方式陈述的；他还保持着当时的流行观念。“把白银、水银或某种别的金属转化为黄金，是一件很难令人相信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如果知道了重量、黄色、延展性、固态、挥发性的本性，并且用心思索过金属的原始种子及其溶剂，经过大量聪明的努力之后，是很可能制造出黄金来的，不过凭着几滴点金液却不能把其他金属化为黄金。所以，一个人如果知道了纯化、同化、营养的本性，就能通过饮食、沐浴等等延长寿命，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恢复青春力量。” [14] 这些话并不那么刺耳。在医学方面，他谈到了malacissatio per exterius〔外力软化法〕 [15] 在Cosmetica〔美容术〕方面，他谈到脂粉时说：“我觉得很奇怪，涂脂抹粉的恶习（pravam consuetudinem fucandi）居然没有被民法和教会法注意到；我们在《圣经》里明明看到，〔荡妇〕耶洗别虽然施过脂粉，〔贤后〕以斯帖和〔女杰〕尤迪特却没有用过。” [16] 这里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科学的考察，只不过是一般有阅历的人发出的外在议论罢了。
培根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注重考察的形式，“他说，自然哲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原因的考察，第二部分包括结果的产生。他把要研究的原因区分为目的因和形式因，以及质料因和作用因；前两种属于形而上学，后两种属于物理学。他把物理学看成哲学的一个分支，其地位和重要远逊于形而上学。促进形而上学的研究，就是他的《新工具》一书的目的。” [17]
〔另〕一个要点是培根反对对自然作目的论的考察，反对按照目的因来考察自然。〔他认为〕探索目的因是无用的，没有益处的； [18] 从causae efficientes〔作用因〕来考察才是主要的事情。按照目的因来考察的例子是：“我们之所以长睫毛，原因在于保护眼睛；动物之所以长厚皮，是为了防寒暑；树木之所以长叶子，是为了使果实不受日晒风吹” [19] ；头上长头发，是为了保暖；雷电是神的惩罚，或者是为了使土地长育万物的；土拨鼠冬眠，是因为找不到东西吃；蜗牛有壳，蜜蜂有刺，是为了防侵害。人们按照这个意思作了数不清的发挥。消极的、外在的实用方面被人们摆了出来，〔例如就有人说〕，如果太阳或月亮昼夜不断地照耀，警察局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钱，给人们吃喝整整几个月。培根反对这类看法是很正确的，因为这里的目的是外在的东西。他把这种按照目的的考察排除出物理学之外，只有对原因的考察才属于物理学。他说，这两种考察可以并存。 [20] 按照目的因的考察涉及的是外在的合目的性，这一分别康德已经很好地指出了。事实上，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相反，乃是事物本身的内在概念，这一点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早就看到了。有机体是目的，具有内在的合目的性，所以各个肢体也是外在地彼此合乎目的的。那些外在的目的则与内在目的不一样，与我们所考察的对象并没有联系。
然而，说自然的概念就在自然本身，却不能说因此目的就在自然本身；合目的性的概念是与自然不相干的东西。说自然本身就是目的，并不是说，自然就像个人那样本身是目的，所以我们要像尊重个人那样去尊重自然。应当尊重个人，这话只是对个人来说的，并不是对普遍者来说的。一个以普遍者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行动的人，例如一位将军，就并不需要尊重个人；个人本身虽然是目的，却仍然是相对的。将军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彼此对立的个人，而是目的本身，因为他的本质是概念，是普遍性。个体动物本身是它的自保；但它的真正目的本身却是种。保种不是自保；保存个体自己是保种的反面，放弃个体自己才有种的繁衍。——培根把普遍者、把原则与作用因分开，从物理学中排除出来，赶进了形而上学。换句话说，他把概念并不看作自然中的普遍者，却只看作必然性，就是说，〔他没有〕认识到诸环节的对立中所表现的共相，没有把诸环节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只是〕从另外一个特定的东西来把握一个特定的东西，〔从第二个把握第一个，再从第三个把握第二个，〕以至于无穷，而不是从两者的概念去把握两者。
培根比较普遍地进行了作用因的探索，这一考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这个观点抗击了轻率的迷信，在日耳曼各民族中，迷信的可怕程度和荒谬程度是远远超过古代世界的；在这一方面，它的功劳不亚于伊壁鸠鲁哲学反对迷信的斯多葛派、反对一般迷信的功劳。迷信把任何一个想象中的东西都当成原因（认为一个彼岸的东西可以以感性的方式存在，并且可以起原因的作用），甚至认为两个毫无关系的感性事物在互相影响。培根这种对鬼怪、占星术、魔术等等的攻击， [21] 同他的其他思想一样，虽然不能认为是哲学，但至少对于文化是一项功绩。
〔培根认为〕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形式因上，放在事物的形式上。 [22] “但是要揭明他所谓形式因究竟是指什么而言，那是很困难的。这些形式因到底是什么，培根自己并没有弄明白。” [23] 人们可以以为他是把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或规律了解成形式因。他把这些普遍的规定性称为formas〔形式〕，敦促人们去发现和认识这些形式；这些形式无非就是普遍的规定性、种、规律。 [24] 他说：“形式因的发现，是令人失望的。作用因和质料因（因为人们把这两种原因当作遥远的原因来追索和接受，不管它们通向形式因的潜伏过程），又是微不足道的，肤浅的，对真正的、积极的科学简直没有什么贡献”。——虽然在自然中真正存在的只是那些作出纯属个别动作的个别物体，它们的动作却是按照规律的，在科学中，这种规律以及对规律的研究、发现和说明，乃是认识的基础，同时也是行动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形式，就是指这种规律及其陈述。 [25] “……哲学与科学的真正区分是这样来的：……研究这些永恒不变的形式（即自然规律）的，就是形而上学；研究作用因、物质以及物质的潜在过程和潜在结构的，就是物理学。” [26] “谁认识了形式，就在形形色色的物质中掌握了自然的统一性。” [27] 他对此作了详细的讨论，并且举了许多例子，譬如说，他就举热为例。“精神必须从差别上升到类。太阳的热与火的热是不一样的（heterogenei）。我们看到葡萄在太阳热暴晒下成熟了。为了弄清太阳热是不是特殊的，我们又去观察别的热，发现葡萄在温室中也成熟了；这就证明太阳热并不是特殊的。” [28]
“〔培根说：〕‘物理学引导（directs）我们走狭窄崎岖的小径，因为它是模仿通常自然界的途径的。——然而，谁理解了一个形式，就知道了使这个自然本性再现在（upon）各种对象上的最终可能性。’这就是说，像他解释的那样，把黄金的本性引进白银的本性”，也就是从黄金里造出白银来，“作出炼金术士们声称要作出的那一切奇迹。他们的错误仅仅在于希望以神话的、幻想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现实的方式则是认识这些形式。“弄清形式因和逻辑规则，乃是Instauratio magna〔《伟大的复兴》〕和Novum Organum〔《新工具》〕的主题。” [29] 这里有一些很好的规则，不过并不能达到他那个目的。
培根曾经置身于重大的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受到了掌握国家大权的人的那种腐化。尽管人格腐化，他仍然是一个有才智的人，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缺乏依据普遍的思想、概念进行推理的能力。他拥有高度的阅历，“丰富的想象、有力的机智、透彻的智慧，他把这种智慧用在一切对象中最有趣的那个对象，即通常所谓人世上。在我们看来，这是培根的特色。他对人的研究要比对物的研究多得多；他研究哲学家的错误，要比研究哲学的错误多得多。事实上，他并不喜爱抽象的推理”；抽象推理这种属于哲学思考的东西，我们在他那里很少见到。“他的著作虽然充满着最美妙、最聪明的言论，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话常常被人拿来当作格言。但是“他的判断大都是ex cathedra〔从讲坛上〕发出的，他试图加以解释的时候，多半是通过一些比喻、实例（illustration）和聪明的观察，很少通过直接的、恰当的论证。——普遍的推理是哲学思考的一个主要特点；缺乏这种推理，在培根的哲学著作中是很显明的。” [30] 他的实践著作特别有趣味，但是找不出人们所期望的那种伟大的程度。
我们需要用一个名字、一个人物作为首领、权威和鼻祖，来称呼一种作风，所以我们就用培根的名字来代表那种实验的哲学思考，这是当时的一般趋向。 [31]
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培根思想。——关于英国人的这种经验方法，在洛克那里还有更多的要谈。
[1] 布勒：《近代哲学史》，第二卷，第二篇，第950—952页；布鲁克尔：《批评的哲学史》，第四卷，第二部，第91—93页。
[2] 布勒：《近代哲学史》，第二卷，第二篇，第952—954页；布鲁克尔：《批判的哲学史》，第四卷，第二部，第93—95页。
[3]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47页（请注意，这是作者注，此处指本版的原书页码，即边码，下同。——译者）。
[4] 《增进科学论》，第二篇，第一章（莱顿1652年12月版），第108—110页（《全集》，莱比锡1694年版，第43—44页）。
[5] 《增进科学论》，第二篇，第二章，第111页（《全集》，第44页）；第四章，第123—124页（《全集》，第49页）；第十一章，第145—147页（《全集》，第57—58页）。
[6] 参看下文第290页。
[7] 参看下文第289页。
[8] 《新工具》，第一篇，箴言11—34（《全集》，第280—282页）。
[9] 《增进科学论》，第五篇，第二章，第320—321页（《全集》，第122—123页）。
[10] 《新工具》，第一篇，箴言105，313；《增进科学论》，第五篇，第二章，第326—327页（《全集》，第124—125页）。
[11] 《评论季刊》，第十六卷，1817年4月号，第51—52页；培根：《林中林或自然史》，第四部，第三二六至三二七节（《全集》，第822—823页）。
[12] 《增进科学论》，第三篇，第五章，第245—246页（《全集》，第95页）。〔黑格尔的译文比较简略，按培根原文整理。——译者〕
[13] 同上，第四篇，第二章，第293页（《全集》，第112页）。
[14] 《增进科学论》，第四篇，第二章，第294—295页（《全集》，第113页）。
[15] 《评论季刊》，第十六卷，1817年4月，第52—53页；《增进科学论》，第三篇，第三至四章，第200—206页（《全集》，第78—80页）。——《新工具》，第二篇，箴言2：“可以正确地肯定：真正的知识是通过原因获得的知识。原因又可以适当地分为四种，即质料因、形式因、作用因和目的因。”
[16] 《新工具》，第二篇，箴言2：“除了与人的行为有关的目的以外，目的因是败坏了科学的，而不是推进了科学。”——《评论季刊》，第十六卷，1817年4月，第52页。
[17] 《增进科学论》，第三篇，第四章，第237页（《全集》，第92页）。
[18] 《增进科学论》，第三篇，第四章，第239页（《全集》，第92页）。
[19] 《增进科学论》，第一篇，第46页（《全集》，第19页）；第三篇，第四章，第211—213页（《全集》，第82—83页）；《新工具》，第一篇，箴言85，第304页。
[20] 同上，第三篇，第四章，第231—234页（《全集》，第89—90页）。
[21] 《评论季刊》，第十六卷，1817年4月号，第52页。
[22] 《新工具》，第二篇，箴言17，第345—346页。
[23] 同上，箴言2，第325—326页（邓尼曼书，第十卷，第35—36页）。〔黑格尔的译文比较简略，按培根原文整理。——译者〕
[24] 同上，箴言9，3，第326页；箴言35，第366页。
[25] 同上，箴言9，3，第326页；箴言35，第366页。
[26] 同上，箴言9，3，第326页；箴言35，第366页。
[27] 《评论季刊》，第十六卷，1817年4月号，第52页；《增进科学论》，第三篇，第四章，第236页（《全集》，第91页）。
[28] 《评论季刊》，第十六卷，1817年4月号，第53页。
[29] 《增进科学论》，第五篇，第四章，第358页（《全集》，第137页）：“人们用同一种心灵活动对一件东西从事研究和发现，并且作出判断。这件事并不是间接完成的，而是在感觉中直接地以同一方式完成的。因为感官在它的直接对象上既摄取对象的现象，同时又承认对象的真实性。”（锐克斯纳：《哲学史手册》，第三卷，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