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在西方，布宁的作品不仅拥有大量的读者，还一直受到文学界的关注。罗曼·罗兰、托马斯·曼、德·里尔克等人都曾高度评价过布宁的作品。许多西方评论家甚至将布宁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为他代表着“俄国文学的复兴”。

一

对于布宁这样一位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原则、具有较强独立性的作家，俄罗斯对他的研究却几起几落，经历了从最初的误读到今天的多元解读的漫长历程。

十月革命前，俄国文学界对初登文坛即崭露头角的布宁是毁誉参半。虽然他的《乡村》等作品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质疑，但其卓越的文学天才却获得了契诃夫、高尔基、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作家、评论家的赞赏与认可。

十月革命后，布宁侨居国外，其作品在苏联国内被禁止出版和阅读，甚至连其名字也不允许被提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布宁逝世后才有所改观。此时，苏联国内开始对布宁进行重新评价，肯定了其“俄国经典作家”的地位，其作品也被解禁，《短篇小说集》（1955）是其在祖国“复活”后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本书。此后，苏联又分别出版了《布宁选集》（1956）和9卷本的《布宁文集》（1965—1967）。《布宁文集》由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被公认为苏联时期最为完整的布宁文集。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是苏联布宁研究史上的一个上升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巴勃列科的《伊·阿·布宁：1870年至1917年的生平资料》（1967）和谢尔宾娜主编的《文学遗产：伊万·布宁卷》（1973）作为布宁研究资料汇编，对于布宁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不仅汇集了作家大量的生平、档案资料，还收入了多篇未曾发表过的作品，为此后深化与拓展布宁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波纳米的《伊·阿·布宁的散文》（1962）、阿法纳西耶夫的《伊·阿·布宁：创作概论》（1966）、米哈伊洛夫的《伊·阿·布宁：创作概论》（1967）和《严谨的天才：伊万·布宁》（1976）、沃尔科夫的《伊万·布宁的散文》（1969）、尼诺夫的《高尔基与布宁：关系史、创作问题》（1973）、万杰恩科夫的《叙述者布宁》（1974），以及萨蒂科娃的《伊·阿·布宁的小说》（1975）等专著陆续面世，从历史、社会、美学等角度对布宁的创作进行了论述与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中米哈伊洛夫作为苏联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布宁研究专家之一，其专著《伊·阿·布宁：创作概论》和《严谨的天才：伊万·布宁》在苏联的布宁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者重点关注布宁的早、中期创作，选取了《乡村》《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等作品进行了深入解读；后者不仅借助丰富的文献资料揭示了作家的创作演变历程，更细致地呈现了其与高尔基、库普林、阿·尼·托尔斯泰等同时代作家的交往。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苏联的布宁研究略显沉寂，仅有古切罗夫斯基的《布宁与其小说》（1980）与斯米尔诺娃的《伊万·布宁的现实主义》（1984）等2本专著及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散见诸论文集和报刊上，如沃雷恩斯卡娅的《言简意深（布宁小说中的对话技艺）》（载于《俄语》1978年第3期）、瓦西里耶娃的《布宁的长诗〈落叶〉》（载于《莫斯科大学学报·语文学卷》1979年第5期）、阿塔罗娃的《布宁小说与民间口头创作》（载于《俄罗斯文学》1981年第3期）、克拉斯尼亚恩斯基的《艺术言语中的重复形象性组合（伊·阿·布宁的修饰语）》（载于《结构语言学问题》，1983）、索洛乌辛娜的《论布宁的道德哲学观点》（载于《俄罗斯文学》1984年第4期）等。这一局面一直到80年代后期，才得以彻底改观。总的来看，苏联时期发表的有关布宁创作的论文大多探讨作家的文体风格问题，这一点倒与西方学者对布宁的研究长期局限于作品文本的结构分析有着某种相似的局限性。

1987年，由邦达列夫等编纂、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布宁文集》问世，标志着俄罗斯的布宁研究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方位、多元探索的新时期。此前于20世纪30年代在柏林出版的、由作家本人亲自编纂的文集及苏联时期出版的布宁文集与选集不仅在收入作品时多有遗漏，对回忆录与政论作品更是多有删节。继这部《布宁文集》之后，又有数部多卷本的布宁文集先后问世，如柳比莫夫主编的4卷本《布宁文集》（1988）、巴勃列科主编的8卷本《布宁文集》（1993—2000）、6卷本的《布宁文集》、13卷本的《布宁全集》（2005）及弗拉吉米拉夫等主编的9卷本《布宁文集》（2009）等。在布宁热席卷俄罗斯的大背景下，奥廖尔等地纷纷举办学术研讨会，对布宁的哲性诗学思想、其创作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如《俄罗斯文学》《文学问题》等也都会定期刊登一些布宁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斯利维茨卡娅的《布宁世界的死亡感》（载于《俄罗斯文学》2002年第1期）、斯莫尔亚尼诺娃的《伊万·布宁的热带天堂》（载于《俄罗斯文学》2008年第2期）、瑞恩霍尔德的《布宁与现代主义者们：诺廷根手稿之谜》（载于《文学问题》2007年第5期）和《普里什文与布宁：文学随笔》（载于《文学问题》2001年第2期）等。此外，各大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了大量研究布宁的专著与论文集。俄罗斯的布宁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从这一时期问世的相关论著的内容来看，当代俄罗斯布宁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布宁的生平创作情况、作品主题、美学观照及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等几个方面。

1.生平创作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文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日益宽松，布宁研究也相应地得以进一步深化。许多此前因意识形态等原因未能公之于众的布宁生平史料得以重见天日，俄罗斯学者对布宁的生平与创作情况的研究也愈加深入细致，出版了多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布宁传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米哈伊洛夫的《布宁：生活与创作》（1987）、拉夫罗夫的《寒秋：侨居的布宁》（1989）、斯米尔诺娃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生平与创作》（1991）、罗辛的《伊万·布宁》（2000）、《布宁的一生》（2002）、巴勃列科的《布宁传》（2004）等。这些传记详细而准确地描述了布宁的成长经历与侨居生活，就布宁的初恋和爱情、与亲属之间的关系、和朋友的交往等方面披露了许多此前鲜为人知的作家生平事迹。

此外，二十多年来俄罗斯出版的几部较为权威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都辟有专章对布宁的生平、创作情况进行论述。例如，由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纂的权威之作《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初》就称布宁为罕见的、“在流亡时期也硕果累累的”作家。阿格诺索夫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则将其誉为“忠实继承祖国文化优秀传统的象征”，“不仅是俄罗斯的，更是世界规模的艺术巨匠”。

2.作品主题研究

近年来对布宁创作主题的研究也堪称硕果累累。爱情、死亡、自然、乡村是布宁小说最为常见的主题。其中爱情与死亡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布宁最为钟情的主题。布宁认为爱情是照亮人生的美妙瞬间，爱即是生，是与死相对立的。在布宁的生花妙笔下，相爱的男女主人公虽然历经种种精神与肉体磨难甚至死亡，通篇却依然奏响着“世上无不幸的爱情”的旋律。例如，苏希赫在其论文《〈林荫幽径〉里的俄罗斯爱情》（载于《星》2001年1月）中就曾写道，在《林荫幽径》这部“爱情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любви）”里，布宁“只写爱情”，而且是“特殊的爱情”，爱情主宰着这个小天地的“日月星辰”，男女主人公抛却了“道德”、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沉溺于爱情的“甜蜜与痛苦”之中，只渴望着与心爱的人“幽会、拥抱”，不在乎天长地久，也不问这份爱情是否有“未来”，只求此时此刻的“灵肉合一”。

与爱情相比，“死亡的不可抗逆性与无法回避性，更能引发文学对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回顾性反思”。布宁对死亡主题的偏爱并不是作家对时代文学趣味的盲目跟风与简单效仿，而是与其哲学观、美学观密切相关。从最初对人物个体的悲剧命运体验到对民族苦难的观照乃至最终完成对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布宁笔下的死亡超越了时空，走向了永恒。俄侨批评家司徒卢威在《被放逐的俄罗斯文学》一书中指出，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之外，俄罗斯作家中再也没有人像布宁那样“痴迷于死亡主题，并将其汇入对生的强烈渴望、对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悠长感叹之中”。斯利维茨卡娅则在其论文《布宁世界的死亡感》（载于《俄罗斯文学》2002年第1期）中指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人类智慧无法企及的奥秘”，在布宁的艺术世界里，“死亡永远只是我的死亡”，无论亲疏远近，“任何人或者生物的死亡”对布宁来说都只意味着“死的象征”，“他人之死映射于我之生，也证实了我之死的不可避免”。

布宁热爱大自然，视自然为永恒的基础，自然孕育了他对世界哲理的、审美的认知。自然界生生不息的演变甚至是色彩、声音的变化都深深吸引着布宁，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而是充满了深邃的时空感；其所描绘的自然图景不仅有森林湖海、田园山川，更有日月星辰、天地宇宙，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生活的永恒与完整。近年来，研究布宁创作中的自然主题的论文有戈罗金娜的论文《20世纪前10年布宁抒情诗中自然主题的演变》（1985，载于《伊·阿·布宁：赞成与反对》）、诺维科娃的《布宁叙事诗〈落叶〉中的自然界》（载于《俄罗斯中部与俄国境外文学》论文集，2003）。例如，诺维科娃通过对布宁《落叶》一诗中出现的表示色彩的词如“紫色”“金色”“深红色”“天蓝色”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的分析，揭示了布宁对超越生命、超越时间的永恒追求。

3.美学观与东方情结

各国学者对布宁哲学美学思想研究及其创作中的东方因素问题的探讨也十分值得我们关注。对布宁哲学美学思想的研究不能将其与其所处的世纪之交的独特哲学与文化语境割裂开来，因为后者对其独特诗学风格的形成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一观点是所有布宁研究者的共识。

俄罗斯学者卡尔卞科在其著作《布宁的创作与世纪之交的宗教哲学文化》（2005）一书中指出，布宁的美学观点形成于“各种思潮纷繁共生的时代”“精神骚动之时代氛围中”，其中“近东与印度宗教的形象与情绪、多种哲学体系的思想与理论、科学特别是生理学与心理学领域的发明与发现”共同构成了布宁“精神探索的历史文化基础”。其中对布宁世界观形成影响最大的首推《圣经·旧约》与《古兰经》。“《古兰经》以其华美的神秘吸引了”布宁，而旧约精神则构成了布宁“悲剧性世界观的最初形式”，虽在此后作家的创作发展中不断地“被新的宗教哲学内容所充实”，但其却固化为布宁创作思想体系的核心。

俄罗斯著名的布宁研究专家斯利维茨卡娅则认为19世纪末形成于欧洲的宇宙无限论哲学对布宁哲学美学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她在《布宁美学基础》一文中指出，“艺术反映了宇宙观的剧变”，地心说时代盛行的是荷马“尘世生活是最大的快乐”的观点；到了日心说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生命之于冰冷而冷漠的宇宙是微不足道的意识”，这种思想在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中多有反映；而近代的天体演化学则主张“地球与宇宙没有对立，因为宇宙中没有虚空，万物相生相克”。布宁的创作不仅具有“荷马式的、对尘世生活的愉悦”与“屠格涅夫式的、对人在宇宙中被抛弃的恐惧”，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天体演化论的影响。此外，斯利维茨卡娅还指出，自19世纪后半期起，西方文化面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巨大危机，开始了转向东方运动，从此，东方文化开始在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吸引与相互补充的全球化进程中”对西方思想家与艺术家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天体演化学为例，在佛教经典中就可以找到与其世界观、美学观相类似的论述。布宁作为一位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作家，东方因素与西方因素在其创作中结合成一个复杂的整体。作为一个欧洲人、一个俄国作家，他能够以东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世界，这也充分“体现出他对20世纪重大问题的敏感”。

对于布宁创作中的东方因素问题，也多有文章论及，如爱尔兰学者康那利的《伊万·布宁与东方：诗歌的遇合》（收录于《伊·阿·布宁：赞成与反对》）、韩国学者金肯泰（音译）的《布宁短篇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中的东方世界》（载于《俄罗斯文学》2002年第3期）、斯莫尔亚尼诺娃的《伊万·布宁的热带天堂》（载于《俄罗斯文学》2008年第2期）等。康那利认为1903—1909年是布宁世界观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布宁曾分别于1903年与1907年出国旅行，使他得以走近东方，了解东方。一方面，他为古老的东方文明曾经的辉煌而倾倒；另一方面，他又为其无可挽回的衰落而叹息，陷入对时间足以毁灭一切的强大力量的沉思。金肯泰认为1911年的锡兰之旅促使布宁创作了一系列以东方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对人类与世界，对人类生存意义与支配人类社会生活的法则”进行了深刻地思考。

4.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布宁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及其与同时代作家的关系问题也是当今布宁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布宁文学创作之路伊始正值俄国白银时代肇端，此时的俄罗斯文坛，民粹派影响尚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已将批判现实主义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一批深受西欧文化影响的年轻作家开始高举现代主义大旗，这三种文学思潮或力量对初登文坛的布宁及其日后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

近年来，涉及布宁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论著较多，其中被公认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有盖杰科的《契诃夫与布宁》（1987）、林科夫的专著《列夫·托尔斯泰与布宁创作中的世界与人》（1989）、洛特曼的论文《布宁的两篇口头小说（关于布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题）》（1987，收录于《洛特曼文集·俄罗斯文学卷》）、叶利谢耶夫的论文《布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2001，收录于《伊·阿·布宁：赞成与反对》）、克里莫娃等的论文《丘特切夫与布宁》（2000，收录于《布宁与世界文学进程》论文集第1辑）、科舍姆丘克的《布宁的契诃夫式情节》（2000，收录于《布宁与世界文学进程》论文集第1辑）等。从内容上看，当前对布宁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这一研究领域的传统问题的探索，除了延续了以往对其与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之外，开始向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丘特切夫等之间的比较研究扩展。洛特曼认为，“自青年时代起”，布宁就十分崇拜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并且这种崇拜整整延续了他的“一生”；相比之下，布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却始终处于一种对话与竞争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布宁不仅一直视“激情的非理性、爱恨、激情的悲剧式非逻辑性主题”为自己的“禁脔”，还很不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体风格；但是，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益发凸显布宁“作为一个现代主义时代伟大经典传统的继承者”与“革新者”的非同凡响。林科夫则对布宁与托尔斯泰的艺术体系做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挖掘了布宁在塑造人物时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布宁与托尔斯泰爱情观、死亡观的差异，并对两者的幸福观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状态的看法做了不同的解读。

论及布宁与俄国现代派作家及其他同时代作家的关系的论文有斯捷普恩《伊万·布宁——上帝之树：同时代人论布宁》（载于《涅瓦》1995年第10期）、阿塔玛诺娃的《阿·尼·托尔斯泰与布宁（布宁小说中的联想问题）》（2000，收录于《布宁与世界文学进程》论文集第2辑）、瓦尔拉莫夫的《普里什文与布宁》（载于《文学问题》2001年第2期）、《普里什文与布宁：文学随笔》（载于《文学问题》2001年第2期）、德维尼亚金娜的《伊万·布宁的诗歌与阿克梅派：简论主题》（2001，载于《伊·阿·布宁：赞成与反对》）、克拉林的《布宁与阿赫玛托娃》（载于《我们的同代人》2002年第6期）、雷萨科娃的《布宁与库普林的短篇小说的对比分析》（载于《文学——9月1日》2004年6月16—22日）、《反对院士的现代主义者们：俄侨文学批评中的布宁〈诗选〉》（载于《俄罗斯文学》2005年第1期）和瑞恩霍尔德的《布宁与现代主义者们：诺廷根手稿之谜》（载于《文学问题》2007年第5期）等。布宁与以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阿克梅派在“诗学与类型学”方面虽然有较少相通之处，但却都体现出了20世纪前30年俄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即对19世纪俄国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此外，对布宁与库普林、普里什文、阿·尼·托尔斯泰等同时代作家散文体作品的比较研究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布宁的艺术世界提供了独特视角。

综观当代俄罗斯的布宁研究，与以往局部片面、缺乏系统性、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的情形相比，无论是在选题、材料运用方面，还是在方法论层面，都令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这一重大飞跃主要体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广度与深度的增强、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等多个方面。俄罗斯学者对布宁的研究，既有对其创作总体的研究，也有对具体作品文本的多元解读；既有对作家作品的纵向分析，又有对其与前辈或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横向比较；既有传统研究方法的科学运用，又有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等新方法的引入。其成果之丰硕，方法之多元，实是俄苏布宁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

二

布宁卓越的文学成就，很早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就已经开始了对布宁作品的译介。1921年9月，由沈泽民翻译的《旧金山来的绅士》即已刊登于《小说月报》12卷号外《俄罗斯文学研究》上。此外，茅盾在其撰写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八人合传》中也对布宁进行了介绍。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布宁作品单行本——《张的梦》（又译《阿强的梦》）。

1933年，布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我国学者对此迅速做出回应，茅盾的《蒲宁与诺贝尔文艺奖》与钱歌川的《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得奖者布宁》旋即见诸报端。郑林宽发表于1934年《清华周刊》第42卷第1期的文章《伊凡·蒲宁论》更是堪称新中国成立前最有分量的布宁研究成果。

此后约30余年，布宁便从我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直至改革开放学界才又迎来布宁作品翻译与研究的“春天”。相对于俄苏布宁研究的复杂历程，我国的布宁研究并没有走那么多弯路。同时，布宁研究作为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一个富于代表性的现象，亦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发展轨迹。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许多此前一直被学界忽视的“非主流”俄国作家开始进入或重回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布宁便是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位。1980年第3期的《俄罗斯文艺》上发表了由陈馥与冯春合译的《蒲宁短篇小说两篇》，这是新时期较早的布宁译作。在小说译文之前，译者还附上了布宁的照片与小传，对布宁的生平、创作情况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尽管当时译者尚未完全摆脱社会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认为布宁“留恋贵族生活”，“在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没落贵族的悲观情绪”，但还是较有见地地指出了布宁的“创作受到契诃夫、托尔斯泰的影响，在创作手法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他的语言优美明快，刻画人物细腻深刻；他的作品并不一定以情节取胜，但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和大自然风光方面却有独到之处”。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深化，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也更为解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撰写和发表了6篇有关布宁的论文——赵洵的《蒲宁及其诗作——〈夏夜集〉译后》（载于《俄罗斯文艺》1986年第3期）、钱善行的《一部具有“头等的艺术价值”的中篇小说——评蒲宁的早期代表作〈乡村〉的艺术技巧》（载于《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3期）、杨通荣的《试析布宁小说中的“爱与死”主题》（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和《论布宁农村小说的艺术特色》（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克冰的《一篇多层次的小说——试析布宁〈乡村〉的主题思想》（载于《语文学刊》1988年第5期）与郑海凌的《蒲宁和他的散文体小说》（载于《俄罗斯文艺》1988年第6期）等。这些论文虽然仍以作家生平介绍及对作品的社会历史分析为主，但已开始触及作品的结构、文体研究，这无疑标志着我国的布宁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大规模翻译出版布宁的作品，随着戴骢主编的3卷本《蒲宁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等多部选集及主要作品单行本的翻译与出版，不仅使更多的读者有机会阅读与了解布宁，更为我国的布宁研究提供了更加充足的文本。这一时期问世的冯玉律所著的《跨越与回归——论伊凡·蒲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布宁的专著，书中对布宁的文学成就与艺术风格进行了细致地分析。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布宁研究论文有刘忆宁的《蒲宁的美学视野——试论蒲宁后期的爱情小说》（载于《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冯玉律的《论蒲宁创作中的永恒主题》（载于《俄罗斯文艺》1994年第1期）、李莉的《别具一格的艺术世界——布宁短篇小说视角浅议》（载于《俄罗斯文艺》1997年第2期）、赵桂莲的《“世上没有不幸的爱情”——帕斯的爱情理论与布宁的艺术表现》（载于《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这一时期我国的布宁研究进一步深化，我国学者开始更多地尝试从美学、叙事学、文体学、文化学等多个角度解读布宁的作品。

2000年以来是我国布宁研究成果最为卓著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我国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系统的、戴骢主编的5卷本《蒲宁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李辉凡所译的《蒲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2），以及更多的布宁作品译本等问世，对布宁的研究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其中，邱运华的《蒲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刘淑梅的《贵族的文明俄罗斯的象征——布宁创作中的庄园主题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叶红的《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王文毓的《布宁小说的记忆诗学特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等专著，刘炜的《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拓展——重读布宁中篇小说〈乡村〉》（载于《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1期）和《布宁作品的佛教特色浅析》（载于《铜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管海莹的《转向主体情感世界的艺术创作——蒲宁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意识探索》（载于《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6期）、《蒲宁文体解析》（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和《布宁小说创作中的民俗象征符号解读》（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邱运华与尚玉翠的《谈〈阿尔谢尼耶夫的生活〉的叙事风格》（载于《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2 期）、陈辉的《布宁与东方哲学——读布宁作品〈净身周一〉》（载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赵建常的《论布宁与同时代作家群体的关系》（载于《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张秀梅的《试论〈旧金山来的先生〉的叙事艺术及其深层结构》（载于《学术交流》2008年第7期）、赵晓彬与吴琼的《布宁小说中的跨国文化相遇现象》（载于《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等文章，这些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学者对布宁创作的多元解读倾向。

近百年来，我国的布宁研究走过了一条从最初的作家生平创作情况介绍、单纯的作品鉴赏到如今以文化解读为主的漫长道路。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先后发表了布宁研究论文百余篇，从多个角度完成了对布宁作品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文体形式、叙事结构、美学特征的探索。

基于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历史传统、现实语境、审美习惯与价值取向，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后的布宁研究必须要遵循“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相结合、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相结合、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原则。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比较文学方法一经引入，便赋予了布宁研究一个全新的视角，对布宁与俄国社会思潮，以及东方文化特别是佛教、伊斯兰教、我国的儒家、道家思想对布宁哲学美学观的影响等问题必将成为今后布宁研究乃至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能产型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