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意义

文化工业理论诞生于1944年，彼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已经从德国流亡至美国。《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glightment）用“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代替“大众文化”，认为电影、无线电广播等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使文化和启蒙退化为意识形态，最终表现为技术的膜拜，由此造成“文化工业的总体效果是反启蒙”。由于“‘文化工业’与民众艺术截然不同……文化工业把家喻户晓、老掉牙的东西加以融汇，产生出一种新的东西来。在其所有的分支中，文化工业的产品都是或多或少按照特定的意图、专为大众消费而量身定做出来的，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种消费的性质。文化工业的各个分支在结构上相似，或至少彼此适应，因而自成系统，浑然一体。而这种局面之所以成为可能，全赖当代技术的能力以及财力与管理的集中”。他们所批评的“文化工业”，主要包括广播、电影和广告。以工业化的组织形式生产出来的文化仅仅借用了文化的外壳，实则“成为以下两方面的混合物：一方面是经流水线处理的、摄影的硬性与精确；另一方面是个性化的残余，感伤的表达与经过理性处理和改造之后的浪漫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力量被废除，艺术的内在整体性和审美被肢解。“文化工业”表达了一种批判性立场，用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标准化、程序化以及随之出现的文化沦为商品、受众受到操纵的特征和现象。传统艺术转为文化工业、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这是文化的进步还是退步？文化应以怎样的方式发展、演变、转换和转化？这些都是文化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逐步认识到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不同内容和特点，所以把“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来使用；1975年后，一个多学科的法国研究小组通过一系列研究奠定了文化工业经济学的基础；1978年，“文化产业”概念在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的行政条文中出现，它涵盖的范围包括磁带、书籍、电影、广播、电视、报刊、摄影、艺术复制品和广告以及新近出现的视听方面的产品与服务。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大伦敦议会等国际组织和政府都开始使用复数形式的文化产业，其含义则由单数时的贬义演变为中性。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如此，“文化产业”已不再是一个批判性概念，而是一个中性的甚至是值得提倡并支持的现代产业。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化在当代全球竞争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美国学者麦克尔·麦哲（Michael J. Mazarr）认为：“文化，是当前研究有关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和世界经济等问题的著作中最时髦的概念。最近发表的大量论文、著作都指出，文化是驱使民族国家、其他机构团体乃至个人，采取行动和自主运行的基本动力。许多著作还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1996年，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r World Order）一书中，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七种或八种文明，系统阐述了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由此缔造全新的世界秩序。亨廷顿以对文明的分析来代替已经过去的冷战期间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将文化引入了国家关系的分析框架之中，诞生了轰动一时的“文明冲突论”。将文明用以解释世界之格局和国力之分配，这在世界史、政治史、文化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软力量——世界政治中的成功手段》（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书中，约瑟夫·奈（Joseph Nye）以伊拉克战争为引子，以软力量为线，抨击以军事、武力、暴力等硬力量建构世界新格局，主张只有通过文明、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软力量的桥梁，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不断取得成功。而在《硬权力与软权力》（Hard and Soft Power）中，他提出尽管美国在21世纪继续处于主导地位，但世界政治中的权力之源很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面临的问题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控制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在软权力方面，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国际制度等显得越来越重要，所以美国应该建立富有吸引力的思想、民主的政治议程和讨论框架等无形的权力资源。美国除了巩固军事和经济实力外，更重要的是树立典范，为全球生产出更多的公共物品，比如国际秩序。2011年，这位全球“软实力之父”在《权力大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中从军事、经济资源角度重新分析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内涵，这种硬力量的竞争导致目前国际格局和国家版图很大程度上是国与国军事实力较量的结果；他再次深刻阐述了以文化为载体形成的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巧实力”，开出了美国“巧实力”战略如何构建的药方。对中国未来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启示和参考价值。这就是说，文化产业与当代三个重要问题相关：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产业在什么意义上改写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产业在国家发展与全球竞争中有什么作用？正因为文化产业包含着上述三个方面，所以可以分析作为文化产业重要形式的园区实践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中的作用。

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始于近代。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前列，雄踞亚洲文明中心，对周边文明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只是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民族心理从“器物不如人”一直滑落到“文化不如人”。与之相对应，谈及西方文化，往往追溯至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运动，从神到人的解放，释放了人的信仰自由、人性自由、艺术自由和政治自由。国家危亡，文化冲击，现代中国人在两重深重压迫之下，从绝望到奋争，意图实现由文化衰落至文化复兴，再现中华文明之辉煌。文化是无形的，蕴含在观念、思想、精神之中；文化是有形的，外化于生活、生产方式、风俗礼仪、人情世故之中；“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文化的复兴不是虚无的，从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之变，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观念之变，文化复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载体和平台。近代梁漱溟倡导乡村自治之道，通过教育这一救国根本，从中国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解决农村建设和农民教育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兴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改进试验基地，晏阳初等在河北定县翟城村的中华平民教育会的试验区，及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菏泽两县的试验取得相当成效，都印证了梁漱溟乡建理论核心应是村民自治，即在以伦理为本位的条件下重建乡村组织。这些主张与实践，有得有失，对今天来说，所有这些行动的一个主要启示在于：文化不能是无体之魂，而须有体有用。1949年后，中国大规模引进苏联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帜下改造传统社会，批判传统文化，取得了一定成绩，也造成严重后果，直至发展到大革“文化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训极其惨痛。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转型、意识形态调整的趋势下，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资源，中国民族文化复兴成为国家战略。

一个历史的机缘在于，中国文化复兴与文化产业的兴起同时在中国出现。文化产业不仅是各国经济转型的要求，也是城市复兴的主要政策。首先，文化活动具备了经济意义。文化不仅作为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体制，并转化为经济价值，通过价值链构造、上下游产业及衍生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当文化以产业的面貌出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再生产等各个经济环节当中时，在本身成为市场主体之外，与其他商品一起解构甚至重构其符号学意义，赋予后工业时代以文化意味和象征，以此与工业时代的产品至上主义相区别。其次，经济活动中的相当一部分行为表现为从物质产品贸易转向为符号产品贸易，文化以具备某种文化意义的符号形式参与到文化交换和贸易行为中。最后，文化活动的界限趋向于模糊，越来越多地与经济活动、社会活动跨界交流，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以及城市品牌建设等方面日益重要。在原有的各文化相关行业之外，衍生出了新的文化产业集聚和孵化平台——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区从其诞生之日起，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背景之下，就肩负着双重使命：拉动经济和复兴文化。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下，园区的经济使命置于首位，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但人并不是只追求物质丰富的，在从物质贫瘠到丰饶的过程中，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随之高涨。文化需求的满足从影视、动漫、出版、新媒体等具体产业转型开始，到城市改造、社区规划，直至主题公园、文化产业园区等专业平台出现，文化产业系统、全面地承担起了历史重任。文化产业园区不仅集聚了纯艺术、工作坊、创意商业、购物中心等相关产业，成为继科技创新后新的经济增长点，吸引了国家、社会、民间层面的资本投入，并且在创造经济产值、拉动就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领域之一，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与此同时，文化创意也深深融入文化环境和氛围之中，成为被广泛接受、普遍存在的生活美学和知识产权，成为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大陆经过近十年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经历了早期的“文化圈地”之后，园区建设和发展面临瓶颈困难，急需探索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之路。而一水之隔的台湾，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之后，在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整体提高，通过社区营造等活动，奠定了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园区的经济基础，生活审美化和生活美学意识深入人心，具备较好的发展文化产业园区的经济水准、文化水准和人口水准。因此，进行两岸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研究，不仅填补了文化产业领域的研究空白，更将着力点放置在园区的文化层面，通过现代文化理念的传播培育和孵化当代文化观念，进而美化生活、变革社会；通过两岸园区的研究，不但深入理解文化生产的社会历史构建作用，而且也为中华文化复兴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意义在于：把中国文化复兴与文化产业园区的实践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分析中华文化复兴的一种具体路径，在实践上探索文化园区的健康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