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媒介可信度研究

尽管西方在媒介可信度领域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不胜枚举，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亦是方兴未艾，然而，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对媒介可信度问题的研究却才刚刚起步。

大陆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探讨传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提升媒介可信度（黄晓芳，1999；佘文斌，2002；李剑军，2003；何国平，2004；时统宇等，2004）；从社会和受众需要的角度分析中国媒介可信度的现状和问题，比如新闻真实性、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道德、媒介的品牌建设、可信度和视听率/发行量的关系等（彭朝丞，1997；陈中原，2001；何运林，2001；彭伟步，2002；蔡克平等，2004；俞益民，2005；郑保卫，2005）。这些研究固然是从中国媒介运作的现实需要出发，有着很强的对策性与实用性，然而，如果从学理层面分析，理论的单薄和方法的缺失则是其无法回避的痼疾。尤其是在建构媒介可信度指标方面的研究，据笔者观察，尚不多见。并且就科研方法而言，国内研究所采用的多为描述阐释法，缺乏定量手段的研究，与西方学界的研究相比，明显落后和单薄很多。

在港台学界，学者对于媒介可信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已有的研究而言，研究者或者考察某类媒介具体新闻表现的可信度（蒯光武，1989；张明贤，1989；葛建生，1990；陈嘉爵，1996），或者梳理既有的可信度研究成果（罗文辉等，1993），或者探讨媒介可信度的影响因素（温华添，1986；彭芸，1989；罗文辉等，2003），但构建系统的、综合的媒介可信度指标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或者即使有类似的成果，由于可信度的测量方法随不同研究者而异（温华添，1986；彭芸，1989；卢鸿毅，1992），所以建立起来的可信度指标也过于繁杂、各不相同，缺乏普遍接受的适合中国媒介环境和社会现实的媒介可信度指标。

总体而言，第一，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媒介可信度研究已有的先进理论、方法、观点和成果还缺乏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学术上对西方该领域的丰富研究尚未做出应有的回应；第二，媒介可信度（媒介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一个极其模糊的日常概念来使用，内涵和外延都缺乏清晰、科学、统一的界定，而概念的科学界定是任何学术理论问题走向成熟和规范的必由之路；第三，适合中国国情的媒介可信度测量指标体系尚付阙如，缺乏与西方学界对话的平台，也无法对中国媒介的可信度现状进行评价和监督；第四，科学的本土化实证研究尚属空白，已有的研究都是泛泛的描述和阐释，缺乏翔实的资料收集工作和科学的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较西方学界而言存在相当差距，理论建树更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