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莫雷尔夫妇早期的婚后生活
“洼地区”取代了“地狱街”。地狱街原是青山巷那条小河边的一片茅草盖顶、墙面鼓鼓囊囊的村屋。那儿住的是矿工，他们都在相隔两个矿区的小矿井里干活。小河在一片赤杨树下流过，还没受到这些小矿井的污染。矿里的煤是靠驴子迈着沉重的步子，吃力地绕着一台吊车打转拉到地面上来的。乡下到处都是这种小矿井，有些矿井从查理二世[1]时代就开始采掘了，两三个矿工和毛驴就像蚂蚁打洞似的往地底下挖，在麦田和草地当中弄出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土堆和一小片一小片黑色的地面来。这些煤矿工人的茅屋一排排，一幢幢，到处可见。这些小屋，加上教区里寥寥无几的织袜工人的零星田园、住房，组成了贝斯伍德村。
后来，大约在六十年以前，这里突然变了样。小矿井被金融家的大矿挤掉了。诺丁汉郡和德比郡发现了煤矿和铁矿，成立了一家卡逊—魏特公司，帕默尔斯顿勋爵[2]在群情振奋下，正式主持了这家公司第一个矿的开采仪式，地址就在秀坞森林[3]边上的斯宾尼园里。
年深月久，地狱街早已声名狼藉，这条臭名昭著的街就在这时烧得精光，把大批垃圾荡涤一空。
卡逊—魏特公司认为他们交上了好运，趁此在从席尔贝和纳塔尔往下一带的河谷接连开发新矿，不久这一带就有了六个矿井。铁路从纳塔尔出来，顺树林环绕、地势很高的砂岩地下行，途经卡尔特教团[4]荒芜的修道院，路过罗宾汉[5]泉，到达斯宾尼园，再通往敏顿，一个坐落在一片麦田中的大矿；从敏顿穿过山谷坡地到本克尔小山，在那儿分岔，向北通到贝加利和俯瞰克里希以及德比郡群山的席尔贝；六个矿就像几枚黑钉子分布在乡间，由一条弯弯曲曲的细链——铁路线——连接起来。
卡逊—魏特公司为了安置大批矿工，盖起了好几个居民区，在贝斯伍德山脚下形成了一个个大四方院，后来又在小河谷地狱街的废墟上，建立了洼地区。
洼地区包括六排矿工住宅，每三排为一行，恰如一张六点的骨牌那样，每排有十二幢房子。这两行住宅坐落在贝斯伍德那相当陡峭的山坡脚下。前窗，至少是阁楼窗口，正对着通往席尔贝的那座缓坡。
这些房子倒是构造结实，相当不错。人们可以到处走走，看看宅前的小园子，在下面一排屋前的阴凉处种着樱草和虎耳草，上面一排向阳的屋子前种着美洲石竹；看看那些干干净净的前窗，小小的门厅，小小的水蜡树的树篱，阁楼上的天窗。不过这只是外观；这是所有矿工的家眷们都很少去用作住房的起居室这一面的景象。日常住人的房间、厨房都在屋子后部，面对两排屋子的里侧，看到的只是一个难看的后院，还有垃圾坑。在两排房子当中，两长行垃圾坑当中，是一条小巷，孩子们玩耍，女人们聊天，男人们抽烟都在巷子里。因此尽管房子盖得那么好，外表挺不错，洼地区的实际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因为人们只能在厨房里过日子，而这一间间厨房却面对着那条有好多垃圾坑的臭巷。
莫雷尔太太并不急于搬进洼地区，她从贝斯伍德搬下山，住进山下这房子时，这房子已经盖了十二年而且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不过她只能这么做。再说，她住的是上面一排的末了一家，因此只有一家邻居；在房子的另一边还比人家多着一块长条形的院子。而且住在末了一家，跟住在那些“中间”房子里的女人相比，她身上仿佛还有了一种贵族气派，因为她每星期要付五先令六便士房租，而她们只付五先令。不过这种高人一等的身份对莫雷尔太太算不上什么安慰。
她现年三十一岁，结婚已经八年。她长得相当娇小，气质柔弱，但举止果断。她和洼地区那些女人第一次接触就有点害怕。她七月份搬下山来，九月份就要生第三个娃娃了。
她丈夫是个矿工。他们搬进新居刚刚三星期，就赶上了大节[6]，集市开市。她知道莫雷尔准保会尽情度这个假日的。集市开市那天是星期一，他一大早就出了门。两个孩子也兴奋万分。七岁的男孩威廉吃完早饭立刻就没影了，到集市场地上逛来逛去，撇下五岁的安妮哭哭啼啼闹了一早上，也要上集市去。莫雷尔太太自顾自干着活儿。她还不大认识邻居，不知道把这小姑娘托给谁好，因此只好答应吃了午饭带安妮去赶集。
十二点半威廉才回来。他是个性子好动的孩子，一头金发，满脸雀斑，有点像丹麦人或挪威人。
“妈妈，我可以吃饭了吗？”他帽子也不脱，就那么冲进来直嚷嚷。“人家说，集市一点半就开始了。”
母亲回答说：“饭一做好你就吃吧。”
“还没做好吗？”他嚷着，气得那双蓝眼睛直瞪着她。“那我要错过了。”
“误不了，不到五分钟饭就好了。这会儿才十二点半呢。”
“人家可要开场了。”那孩子又哭又叫。
“就是他们开场了，你也死不了。”母亲说，“再说这会儿才十二点半，你还有整整一小时。”
孩子急急忙忙去摆好餐具，三个人立刻坐下。他们正吃着果酱布丁，这孩子一下跳起来，愣愣地站着。原来远处传来了旋转木马开动的嘎嘎声和号角声。他看着他母亲，一张脸直抽搐。
“我早跟你说过了。”他说着就奔到碗柜边去拿帽子。
“拿着布丁——现在才一点过五分，你搞错了——你还没拿钱呢。”母亲一口气说了一大串。
孩子大为失望地回过身来，拿了两个便士，一声不吭地走了。
安妮哭了起来，“我要去，我要去嘛。”
“得了，那你就去吧，你这个哭哭啼啼的小傻瓜！”母亲说。晚半晌儿，她带着孩子回家，在高高的树篱下走过，拖着沉重的步子上了小山。田里的干草都堆起来了，牛群也转到了麦茬田上。到处是一片暖和、平静的气氛。
莫雷尔太太并不喜欢大节的集市。那里有两套木马，一套靠蒸汽发动，另一套由一匹小马拉着转；三架手摇风琴在摇着，夹杂着手枪子弹的零星射击声，卖椰子小贩咭咭呱呱的尖声叫卖，管打木人游戏[7]摊的人的吆喝声，和摆西洋景摊的女人的尖叫声。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正欢欢喜喜地在狮子吃人游戏摊外面看着那些画片，上面画着出名的狮子华雷士，据说它曾咬死过一个黑人，咬伤过两个白人。她让孩子一个人待在那里，自己去给安妮买点儿奶油糖。不一会儿，孩子忽然兴高采烈地来到她面前。
“你从来没说过你也来赶集——这儿东西真不少吧？——那只狮子咬死了三个人——我把两便士都花了——瞧。”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只蛋杯[8]，上面有粉红色的蔷薇。
“我在那个摊子上赢来的，人家在那儿玩打弹子。我玩了两回就得了这两只杯子——一便士一回——杯子上有蔷薇花，瞧，我就要这样的。”
她知道他是为她要的。
“呣，”她高兴了，说，“这杯子真好看。”
“你拿着杯子好吗？我生怕把杯子砸了。”
她来逛集，他兴奋得不得了，就带她参观场子，让她一一看个明白。后来，看西洋景的时候，她把图片内容讲给他听，就像讲故事，他听得入了迷。他不肯离开她，一直挨在她身边，充满一个男孩子对母亲的自豪感。她戴着小黑帽，披着斗篷，一副阔太太的气派，谁也比不上她。她看见认识的女人总是对她们微微一笑。后来她累了，就对儿子说：
“好了，你这就回去，还是待会儿？”
“你这就要走啊？”他叫着，满脸责怪的神气。
“这就走？现在都四点多了。”
他抱怨说：“你回去干吗呀？”
她说：“你不想回去，就别回去。”
于是她带着小女孩慢慢地走了，儿子站在那儿望着她，伤心地让她走去，但又舍不得离开集市。她穿过星月酒馆门口时，只听见男人们吵吵嚷嚷，还闻见一股啤酒味儿，不由加快了步子，心想她丈夫可能也在酒馆里。
六点半光景，儿子回来了，玩累了，脸色有点苍白，还有几分懊丧情绪。他虽然自己并没意识到，心里却总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竟然让她一个人回家来了。从她走了以后，他在集市上就提不起兴致来了。
“我爹回来了吗？”他问。
母亲说：“没有。”
“他卷着袖子在星月酒馆帮忙端酒呢。我从窗上那黑铁皮洞里看见的。”
“嘿，”母亲简短地应了一声，“他没钱，人家多少给他几个钱，他就满意了。”
天色渐渐暗了，莫雷尔太太做针线活也看不见了，就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到处都是欢声笑语，节日那种叫人坐立不安的气氛终于感染了她。她走到宅边的园子里。女人们都从集市上回来了，孩子们不是抱着一只绿腿的白羊羔，就是抱着一只木马。偶尔也有个把男人慢慢走过，手里都捧满了大包小包。也有好丈夫带着一家子安安静静地走过的。不过一般都只有女人带着孩子们一起走。暮色苍茫时，那些在家的主妇都围着白围裙，抱着膀子，站在小巷角落里闲聊。
莫雷尔太太孤零零地一个人，不过她也习惯了。她的儿子和小女儿都已在楼上睡着了；因此看起来她这个家似乎正在她身后牢靠稳当地支撑着她。可她一想起就要出世的孩子来却总觉得闷闷不乐。她觉得这个世界似乎是个枯燥乏味的地方，至少直到威廉长大成人以前，对她来说不会发生一点变化。对她来说，只有枯燥乏味地熬下去——一直熬到孩子们长大。可孩子们哪！她实在养不起第三个了。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在小酒馆里端端啤酒，自己也灌得醉醺醺的。她看不起他，可又离不开他。眼看着肚里这个就要出世的孩子，她可真有点受不了啦。要不是为了威廉和安妮，这种天天跟贫穷、丑恶和粗俗打交道的日子她实在早就过够了。
她走到宅前园子里，只觉得身子沉甸甸的，迈不开步子，可在屋里又待不下去。天气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展望未来，一想到她这辈子的前途，她就觉得自己像是给人活埋了。
宅前园子是水蜡树篱围着的一小方块地。她站在那儿，尽量想寄情于花香和渐渐深沉的悦目暮色。园门对面，高高的树篱下，是上山的踏级[9]，两旁是割过了草的草坡，沐浴在一片耀眼的霞光中。天色瞬息万变，那片霞光转眼就在田野上消失，大地和树篱都笼罩在暮霭里。天渐渐黑了，小山顶上亮起一道红光，红光中看得见集市已渐渐冷落下来了。
不时有人顺着树篱下那条一团漆黑的小路跌跌撞撞走回家去。有个小伙子一口气冲下山脚边的那段陡坡，叭嗒一下摔在踏级上。莫雷尔太太不由打了个寒噤。小伙子爬起来，嘴里骂骂咧咧，怨天尤人，好像踏级存心要害他似的。
她走进屋去，心想这种境况不知是不是会一成不变。她此刻已开始认识到，它是不会改变的了。她似乎离自己做姑娘的时代好久好久了，她真不知这个常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洼地区后园的人，是不是十年前在希尔纳斯防波堤上轻快飞奔的那个人。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哪怕是快要出世的孩子也罢！看来谁也不把我当一回事。”
一个人往往受生活的支配，生活支撑人的躯壳，完成人的历史使命，但同时却又虚无缥缈，仿佛任人去自生自灭，不闻不问。
“我等着，”莫雷尔太太自言自语地说，“一直等着，可我等的事却永远不会来到。”
随后她把厨房整理一下，点上灯，添上火，找出第二天要洗的东西，拿来泡着。做完了这些，她坐下来做针线活儿。只见她手里的针在布料上一起一落，闪闪发光，一连做了好几个钟头。她偶尔叹口气，起来松散一下。同时一直在想着，为了孩子们，该怎样把手头的钱用在刀口上。
到了十一点半，她丈夫回来了。只见他从黑黑的胡子以上满面红光，还微微地点头晃脑，自得其乐。
“哎呀呀！宝贝，在等我吧？我帮安东尼干活来着，你知道他给我多少？只不过半克朗[10]臭钱，一个子儿也不多……”
“他想其余的都抵作啤酒给你喝了。”她没好声气地说。
“我没喝——我没喝。你相信我吧，我今天只喝了一点点，就一点儿。”他的嗓音变得温柔了。“瞧，我带给你一点白兰地姜饼，还有一个椰子给孩子们吃。”他把姜饼和一个毛茸茸的椰子放在桌上，“嘿，你这辈子还从来没说过一声谢谢呢？”
她拿起那只椰子摇了摇，看看里面有没有汁水，算是讲和的表示。
“这是好货，管保错不了。我是从比尔·霍基森那儿弄来的。我说，‘比尔，你不见得要三个椰子吧？肯送我一个给我家小子和丫头吃吗？’‘行，瓦尔特，’他说，‘你看中哪个就拿去吧。’所以我就拿了一个，还说了声谢谢。我不想当着他的面摇摇椰子好不好，不过他说，‘瓦尔特，你最好看准了，拿一个好的。’所以，你瞧，我知道这是个好货。他是个好人，比尔·霍基森真是个好人。”
“一个人喝醉了，他什么都舍得给，你就是跟他一起喝醉的。”莫雷尔太太说。
“嘿，你这讨厌的小贱人，你说谁喝醉了，我倒要问问。”莫雷尔说。因为他对自己在星月酒馆帮了一天忙非常得意，还在唠叨个没完。
莫雷尔太太累坏了，也听腻了他那些废话，趁他在封火，赶紧上床去了。
莫雷尔太太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市民家庭，祖上是有名的独立派[11]，跟着哈钦森上校[12]打过仗，一直都是坚定的公理会教徒。她的祖父做花边买卖，当初诺丁汉不少花边厂老板纷纷破产那会儿，他也破了产。她父亲乔治·科珀德是个工程师——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态度傲慢的汉子，深以自己长着白皮肤蓝眼睛为荣，不过他更引以为荣的却是自己为人正直。格特鲁德身材像母亲一样娇小，不过那种高傲、顽强的性格却不愧为科珀德家的嫡传。
乔治·科珀德穷愁潦倒，不胜苦恼，后来总算在希尔纳斯修船厂工程师的手下当上了工头。莫雷尔太太——格特鲁德——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她像母亲，也最爱母亲；不过她却秉承了科珀德家遗传的那宽阔的前额和一双清澈而大胆的蓝眼睛。她记得自己那时最恨父亲对温柔善良、生性诙谐的母亲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度。她记得自己跑遍希尔纳斯的防波堤去找船。她记得自己到修船厂去的时候，男人们都对她百般爱恋，百般奉承，因为她是个又娇弱又高傲的孩子。她还记得那个有趣的老女教师，后来她老爱去私立学校里帮那女教师做事，成了她的助手。她手头仍然保留着当初约翰·费尔特给她的那本《圣经》。她十九岁那年常常和约翰·费尔特一块儿从礼拜堂走回家去。他是个富商的儿子，在伦敦上过大学，即将投身于商界。
她一直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那年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他俩坐在她父亲家后院的葡萄藤下。阳光透过葡萄叶的缝隙，洒下美丽的图案，像条花边织的披肩似的披在他俩身上。有些叶子是纯黄色的，就像朵朵平展的黄花。
“别动，”当时他嚷道，“瞧你的头发呀，我说不出你的头发像什么！像黄金和紫铜一样闪闪发光，像烧透的铜一样发红，太阳一照又有根根金丝。想不到人家竟说你的头发是棕色的。你母亲还说是灰褐色的呢。”
她看到了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但她那张明净的脸却很少流露出涌上心头的那股得意劲儿。
“可你说你不喜欢做买卖。”她缠着他问。
“我不喜欢。我恨做买卖！”他激动地叫道。
“你愿意做牧师吧。”她半带恳求地说。
“我愿意。我要是认为自己能做个第一流的传教士，我就喜欢这一行。”
“那你干吗不去——干吗不去呢？”她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我要是个男子汉，什么也挡不住我。”
她昂起头，他在她面前倒有点胆怯了。
“可我父亲是个倔老头。他打算让我去做买卖，我知道他说得到做得到。”
她叫道：“可你不是个男子汉吗？”
“是个男子汉又算得了什么。”他无可奈何地皱着眉头回答说。
如今她在洼地区忙着干自己的家务，对什么是个男子汉的意义有点体会了，她懂得这确实算不了什么。
她二十岁那年，由于身体不好，离开了希尔纳斯。她父亲退职回到了诺丁汉老家。约翰·费尔特的父亲这时已经破产；做儿子的到诺伍德去当了教师。她一直没听到他的消息，过了两年，她下决心去打听一下。原来他已经娶了他的房东太太——一个年过四十的富孀。
可是莫雷尔太太仍然保存着约翰·费尔特的《圣经》。如今她已不相信他当初会——唉，他这个人究竟会怎样或者不会怎样，她如今已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她是为了自己才保存着他的《圣经》，而且把对他的怀念藏在心里。直到她临死那天，三十五年里，她从未提起过他。
她二十三岁那年，在圣诞节舞会上，遇见了伊里华许谷来的一个小伙子。莫雷尔当时二十七岁。他体格健壮，身材挺秀，风度翩翩。一头波浪形的黑发闪闪发亮，还有一部浓密的黑胡子，从来没剃过。他脸庞红通通的，红润的嘴更引人注目，因为他笑口常开。难得的是他的笑声洪亮爽朗。格特鲁德·科珀德眼睁睁地看着他，简直入了迷。他生气勃勃，有声有色，动不动就说笑话，跟每个人都一见如故，十分投机。她父亲本来也富于幽默感，不过那幽默里总带着挖苦。这个人就不同了，性格和气，不文绉绉，热诚待人，还有点爱跳跳蹦蹦。
她本人恰恰相反。她生来好奇，秉性灵慧，就喜欢津津有味地听别人说话。她能巧妙地引人家说下去。她喜欢探讨各种思想见地，大家都认为她非常聪明。她最喜欢的就是跟一些有学识的人辩论有关宗教、哲学或政治的问题。可惜她不大有这种机会。所以她总是设法要人家跟她谈谈他们自己的事，倒也自得其乐。
从她的容貌来看，她长得娇小玲珑，宽阔的额头上披着几缕棕色的卷发。那双蓝眼睛十分坦率真诚，目光敏锐。一双漂亮的手一看就知道是科珀德家的人。衣着总是素雅宜人。她穿着藏青色的绸衣，加上一条独特的海扇贝形银链，还有一只沉甸甸的螺旋形金扣花，这就是她仅有的饰物。她当时还是个白璧无瑕的少女，为人也极虔诚，而且坦率得可爱。
瓦尔特·莫雷尔一见她魂就酥了。对于这个矿工来说，她真是个神秘的尤物，一位千金小姐。她跟他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而且是一口纯正的英语，他听得心里扑扑直跳。她冷眼看着他。他善于跳舞，仿佛天生就会跳舞，跳起舞来其乐无穷。他祖父是个法国难民，娶了个英国的酒店女招待——如果算是正式结过婚的话。格特鲁德·科珀德眼睁睁看着这个年轻的矿工跳舞，他的动作得意扬扬，有股微妙的魅力。那张红通通的脸加上乱蓬蓬的黑发更是全身的精华，而且无论邀请哪个舞伴，他都同样笑容可掬。她觉得他真有趣，她还从没碰见过他这样的人呢。在她心目中，她父亲就是男人的典范。乔治·科珀德英俊而自豪，为人相当厉害。他只喜欢研读神学，只跟圣徒保罗[13]一个人有思想共鸣。他做事爱当家做主，毫不容情，说话口没遮拦，总爱带刺。凡是感官上的乐趣他都不屑一顾，——总之，他和这矿工大不相同。格特鲁德本人对跳舞素来不齿，她对此道毫无兴趣，甚至连乡村舞蹈也没学过。她像她父亲一样，是个清教徒，志趣甚高，实在古板得厉害。这个人生命里那股情欲之火不断散发出幽幽的幸福的柔情，就像蜡烛冉冉发光似的从他那血肉之躯中自然流露出来，不像她生命里那股火花受思想和精神的压制和支配，发不出光来。因此，对她来说，这股火似乎是某种不可理解的奇妙东西。
他走过来，对她鞠了一躬。她顿时像喝了酒一样，感到浑身上下贯穿着一股暖流。
“这回你可千万得跟我跳这支舞，”他亲热地说，“要知道，这很容易跳。我真想看你跳舞。”
她先前告诉过他，她不会跳舞。她看看他那副谦恭的样子，不由嫣然一笑。她的笑容真美，竟使他动了心，忘乎所以。
“不，我不会跳舞。”她温柔地说，每个字都那么清脆悦耳。
他采取了一个不假思索的行动——他往往全凭直觉做了恰恰该做的事，——他在她身边坐了下来，毕恭毕敬地微微欠身向着她。
她责怪他说：“你可不该错过这支舞。”
“不，我不想跳这支——我不喜欢这支。”
“可你刚刚还请我跳这支哩。”
他听了这句话哈哈大笑起来。
“这点我倒没想到。你真够麻利的，一下就驳得我只好缩了起来。”
这回轮到她活泼地大笑了。
她说：“看上去你不像要竭力伸直的样子。”
“我就像条猪尾巴，要它不卷缩起来也不行。”他兴高采烈地笑着。
“可你居然是个矿工！”她惊讶地大声说。
“是啊，我十岁就下井了。”
她看着他，惊愕莫名。
“十岁就下井？这活儿很辛苦吧？”她问。
“你一下子就习惯了。那生活就像耗子一样，到晚上才伸出脑袋来看看外面的情况。”
她皱着眉头说：“听起来都叫人觉得两眼抹黑。”
“像个地老鼠！”他笑着说，“是啊，有些家伙真的像地老鼠似的到处乱转。”他闭起眼睛探着脑袋，学着地老鼠的样子翘起鼻子，东闻西嗅，就像在窥测方向似的。“他们真是这样的。”他天真地坚持说，“你从来没见过他们进去时的那副模样，不过你要是什么时候让我带你下去一趟，你就能亲眼看见了。”
她看着他，吃了一惊。她眼前突然展现出生活的另一个新的侧面。她了解到了矿工的生活，千百个矿工在地下辛辛苦苦干活，到晚上才出来。她觉得他似乎很高尚。他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却还是一团高兴。她看着他，一副谦恭的神情，令人觉得可爱。
“您不喜欢吗？”他温柔地说，“不喜欢，那会把您弄脏吧！”
她从来没听人称她您啊您的。
第二年圣诞节他们结婚了，开头三个月她真快活极了，婚后六个月她还是很快活。
他已经发誓戒酒，戴上了禁酒会的蓝缎带[14]。其实他根本不是什么禁酒会会员，只是招摇过市罢了。她本来以为他们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这房子很小，不过挺实用，布置的家具也精致结实、用料讲究，跟她这个正派人的身份蛮相称。她跟左邻右舍的那些女人都没什么来往，莫雷尔的母亲和姐妹就常爱取笑她那种小姐气派。不过她只要有丈夫在身边，完全可以自立门户，日子过得挺不错。
有时候她听厌了绵绵情话，也想正正经经跟他谈谈心里话。她看出他是在十分尊重地听着，却听不懂。她本想彼此能更加亲密无间，这一来可就枉费心机了，她感到阵阵不安。有时候他一晚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她这才明白单单守在她身边，他觉得还不够。后来她看见他动手做些琐碎家务，便感到很高兴。
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会修。比如她说起：
“我真喜欢你母亲那个火拨子——又精致又灵巧。”
“真的吗，小娘儿们？得，那火拨就是我做的，我可以给你也做一个。”
“你说什么？嗐，那可是个钢做的。”
“是钢做的又怎么样？即使不能完全一模一样，我也一定给你做一个跟那差不离的。”
她倒不在乎家里弄得乱七八糟，也不在乎锤子丁当响成一片。至少他在高高兴兴地忙着。
谁知到了第七个月，她正在刷他那件节日穿的外套，一下子摸到胸前口袋里有几张纸，不由起了好奇心，就把纸片拿出来看看。平时他很少穿这件结婚时穿的礼服，因此她以前没想到追究这些纸片是什么。原来这是房子家具的账单，钱还没付清。
到了晚上，等他洗过澡，吃过饭，她才说：“瞧，我在你结婚礼服的口袋里找到的。你还没付清账吗？”
“没有，我还没来得及。”
“可你跟我说账都付清了。星期六我还是上诺丁汉去把这事办了的好。我可不想坐着别人家的椅子，吃还欠着账的饭。”
他默然不答。
“把你的银行存折给我行不行？”
“拿去吧，可有什么用呢？”
“我还以为……”她开口说。他跟她说过，他攒下好多钱。不过她看出问也是白搭，不禁又气又恼，直挺挺地坐着不动了。
第二天，她去看望他母亲。
“你替瓦尔特买过家具吗？”她问。
“对，我买了。”老太婆尖刻地应道。
“他给你多少钱去买家具？”
老太婆气得七窍生烟。
“既然你这么想打听，不妨实话告诉你，八十英镑。”她回答说。
“八十英镑，可是还欠着四十二英镑呢。”
“这叫我有什么办法？”
“可是钱都上哪儿去了呢？”
“我想，你会找到全部账单的，只要你看账单就知道了——除去他欠我的十英镑以外，还有六英镑是在我这儿办酒席的花费。”
“六英镑！”格特鲁德·莫雷尔跟着说。这话在她听来未免太荒谬，她父亲为她办喜事花了一大笔钱，到瓦尔特父母家吃喝一顿竟又多花了六英镑，还要算在他头上。
“那他的两幢房子付了多少钱？”她问道。
“他的两幢房子——哪来的房子？”
格特鲁德·莫雷尔气得嘴唇都发白了。他跟她说过，他住的这幢房子和隔壁的一幢都是他自己的。
“我以为我们住的那房子……”她开口说。
“那两幢房子都是我的。”做婆婆的说，“而且收费并不高。我尽量少收点，只要够付押款利息就行了。”
格特鲁德坐在那儿，脸色苍白，沉默不语。这会儿她真像她父亲。
“那么说我们还该付给你房租。”她冷冷地说。
“瓦尔特付我房租。”婆婆回答说。
“房租多少钱？”格特鲁德问道。
“六先令六便士一星期。”婆婆针锋相对。
这房子可不值这么多。格特鲁德仰起脖子，直愣愣地看着前面。
“你真好福气，”老太婆话里带刺地说，“嫁了个丈夫把为钱操心的事都包下了，却让你逍遥自在地花。”
媳妇对此哑口无言。
她没对丈夫说什么，但她对他的态度却起了变化。她那高傲、正直的心灵里有些感情已经结成坚冰了。
到了十月，她已经一心想着圣诞节了。两年前的圣诞节，她认识了他。去年圣诞节她嫁给他。今年圣诞节她要为他生个孩子了。
十月份，大家都纷纷谈论着贝斯伍德的砖瓦旅馆开了个跳舞班。她的一家近邻问她：“你自己不跳舞吧，太太？”
“不跳——我一点都不想跳。”莫雷尔太太回答说。
“怪不怪！你嫁给你家先生可太有趣了。你知道他真是个有名的跳舞能手呐。”
“我可不知道他有名。”莫雷尔太太笑了。
“嗐，他才有名呢。哎呀，他在矿工酒馆办跳舞班已经五年多了。”
“是吗？”
“是啊，那还假？”那女人毫不客气，“那儿每星期二、四、六都挤满了人——照大家的话说那儿真是丑态百出哩。”
诸如此类的事真叫莫雷尔太太又气又恨，可她也应该对此负一部分责任。开始时那些女人都没肯饶过她，因为她处处高人一等。不过她也并非有意如此。
他开始很晚才回家。
“他们近来活儿干得很晚吧？”她问洗衣女工说。
“我看不见得比平常晚。不过他们路过艾伦酒店就喝上了，一面喝一面谈天说地。就这么回事！眼看晚饭都冰凉了——活该。”
“可是莫雷尔先生不喝酒。”
那女人放下衣服，瞧瞧莫雷尔太太，然后又接着干活，一句话也不说了。
生儿子的时候，格特鲁德·莫雷尔大病了一场。莫雷尔当时对她很好，再好也没有了。不过她觉得独自远离娘家，十分寂寞。如今，跟他在一起她也感到寂寞。甚至他在家只能使她感到更寂寞。
儿子生来弱小，不过长得很快。他是个漂亮的孩子，一头金黄色的卷发，一双眼睛是深蓝色的，后来逐渐变成浅灰色。做母亲的满腔热情地爱他。他生下来正是她自己幻想破灭，伤心得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也是她对做人的信念动摇，心灵感到寂寞而凄凉的时候。她一心疼爱孩子，做父亲的都感到妒忌了。
最后，莫雷尔太太竟不把丈夫看在眼里。她的心不放在做父亲的身上，而放到孩子身上去了。他也逐渐不把她放在心上，他对自己家的那股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她伤心地对自己说他没有长性。他干什么都是趁一时的兴致，他什么事都坚持不了。他除了面上的这些东西，骨子里什么也没有。
于是夫妇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真是可怕、残忍，大家要拼个你死我活。她斗争是要让他承担起他的责任，要他履行自己的义务。可是他跟她太不同了。他的天性完全是要感官上的享受，她却硬要他讲道德，信宗教。她尽量逼他面对现实，他受不了——他简直被逼得要发疯了。
孩子还小，做父亲的脾气就已经变得那么急躁，真叫人对他不放心。孩子只要有一点吵闹，男人就要吓唬他。再要闹的话，他就举起他那双矿工的铁拳揍孩子了。揍过一顿，莫雷尔太太就痛恨丈夫，一连恨上好多天。于是他索性上外面去喝酒；她也不大在乎他去干什么。只是看见他回来了，就话里带刺地损他。
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因此他有意无意，总是粗野地惹她生气，而过去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威廉刚一岁就长得很漂亮，他母亲得意扬扬。她如今手头拮据，亏得她姐妹们常送给孩子衣服穿。孩子头戴小白帽，帽上摇曳生姿插着根鸵鸟毛，身穿白上衣，满头卷发。真是妈妈的心肝儿。一个星期天早上，莫雷尔太太躺着听见爷儿俩在楼下瞎扯。后来她睡熟了一会儿。她下楼的时候，只见壁炉里火光熊熊，屋里暖烘烘的，早餐草草放着，莫雷尔坐在背靠壁炉架的扶手椅上，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孩子站在他两腿之间——像绵羊似的给剪了毛，露出个可笑的圆脑袋——莫名其妙地瞧着她。炉边地毯上摊着一张报纸，炉火的红光照着无数月牙形的卷发，像金盏草的花瓣一样撒在上面。
莫雷尔太太站着一动不动。这是她的头生孩子呀。她脸色发白，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看他怎么样？”莫雷尔不安地笑了。
她紧握双拳，举着拳头走上前来。莫雷尔退缩了。
“我真想宰了你，我真想！”她说。她高举双拳，气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你不见得要把他打扮成丫头吧！”莫雷尔带着害怕的语气说，他只顾低下头，眼睛不敢看她，本想打个哈哈，现在也不敢了。
母亲低头看看孩子那头发很短，又剪得参差不齐的脑袋，不由伸出双手，心疼地摸着他的头发。
“哎呀，我的儿子！”她结结巴巴地说，嘴唇直哆嗦，脸色也变了，她一把抱起孩子，把脸埋在孩子的肩膀上，痛苦地哭了。她这种女人不善于哭，伤心起来像个男人。几声抽泣叫人听上去活像从她身上割掉块肉似的。
莫雷尔肘拐撑住膝盖坐着，双手紧握在一起，指关节都发白了。他凝视着炉火，感到当头挨了一棒，简直不能呼吸似的。
过一会儿，她总算不哭了，去哄好孩子，收拾了饭桌。她听任那张乱撒着短卷发的报纸摊在炉边地毯上。她丈夫终于把报纸收了起来，放在炉子后面。她紧闭着嘴，一声不吭，干起活来。莫雷尔屈服了。他可怜巴巴地轻手轻脚地走动，那天的饭也吃得不是滋味。尽管她对他说话仍旧和和气气，根本不提他干的那件事，可他还是感到已经铸成致命大错。
事后她说自己当时真糊涂，孩子的头发早晚总是要剪的。最后，她竟然对丈夫说，他剪头发的手艺就像当过理发师似的。不过她知道，莫雷尔也知道，这次行动已经在她心灵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件事她一辈子都记得，这是她感到最痛苦的一件事。
男人的这次莽汉行为，大大地减损了她对他的爱。过去她跟他苦斗，还为他烦恼，就像他已经走上邪路一样。现在她不再为他的爱烦恼了，他对她已经是个外人。这一来日子反而好过一些。
然而，她还是不断跟他斗。她继承了世代相传的清教徒家风，仍旧有一种高度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这时已经成了一种虔诚的本能，而她因为爱他，或者说曾经爱过他，在跟他相处中更显得几乎像个狂热的信徒。如果他有过失，她就不让他安生。他要是喝了酒，说了谎，她就常常毫不留情地骂他是懒汉，有时还骂他是恶棍。
可惜的是，她为人跟他截然不同。她不能满足于他稍有长进，而是要求他一步登天。因此，正因为她竭力要他超过自己力之所及，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结果却反而把他毁了。她也害了自己，伤了自己，可她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好品质。再说她已有了子女。
他一向贪杯，不过比起许多矿工来，喝得并不多，而且他总是喝啤酒，因此尽管健康受点影响，可根本不伤身子。到了周末他就放怀痛饮一番。每逢星期五、星期六的晚上，他都坐在矿工酒馆，一直喝到关门，星期天晚上也照喝不误。星期一、二两天，他不得不只喝到十点左右就勉强站起来走了。星期三、四傍晚，有时候待在家里，或者出去一小时就回来。实际上他从来没为喝酒而误了干活。
可惜他干活虽然十分踏实，工钱却减少了。因为他多嘴多舌，是个碎嘴子。可他认为官方最可恨，所以觉得该挨骂的只能是矿井管事。他在帕默尔斯顿酒馆会说：
“今天早上工头到我们坑道来了，他说：‘你瞧，瓦尔特，这不行，这些支柱是怎么架的？’我对他说：‘喂，你说什么呀？你说这些支柱怎么啦？’‘这样决不行，’他说，‘早晚总有一天会冒顶。’我就说：‘那你最好站在一个小土堆上，用脑袋把它顶起来吧。’他听了气坏了，咒天骂地的，别人都哈哈大笑。”莫雷尔善于模仿，他学着管事逼紧嗓门，力图用地道英语说话的腔调。
“‘我决不许你这么放肆，瓦尔特，这些事是谁懂得多，是你还是我？’我说：‘我从来也没打听你到底懂得多少，艾尔弗雷德。还不如抱着哄哄你上床睡觉哩。’”
莫雷尔就这样滔滔不绝说下去让他的酒友们解闷。他说的话自然也有几分是真的。矿井管事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是跟莫雷尔一起长大的，因此，这两个人尽管互相厌恶，也只好多少彼此容忍着点。不过艾尔弗雷德·查尔斯沃思决不原谅这矿工在酒店里这样嘲弄他。因此，莫雷尔尽管是个好矿工，结婚那阵子，一星期有时还能挣到五英镑，却渐渐落到越来越坏的矿坑里，那些地方煤层薄，采起来费力，而且挣不到钱。
再说，到了夏天，矿井也处于淡季。大晴天早上，男人们往往一到十点、十一点或十二点就成群结队回家了。矿井口也没有空卡车在停着。山坡上的女人在篱笆上拍打炉边地毯的时候，朝这边望着，数着火车头拖进山谷来的车皮究竟有多少。孩子们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时，眺望着山下的田野，一看见吊车的轮子停了，就说：
“敏顿停工了，我爹快回家了。”
不论男女老少，大家心头都有一种阴影笼罩着，因为到了周末又要缺钱花了。
照理，莫雷尔应该给他老婆三十先令一星期，用来养家糊口——付房租，买粮食，做衣服，付俱乐部的会费，保险费和医药费。偶尔，手头宽裕的话，就给她三十五个先令。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更多的是一星期只给她二十五先令。到了冬天，如果被派在一个像样的矿坑里，这位矿工就可能挣到五十或五十五个先令一星期。那时他就快活了。到了星期五晚上，加上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总是大把花钱，一花就是一个金镑[15]左右。尽管花这么多，可平时连一个便士都舍不得多给孩子，也难得买一磅苹果给他们。钱都用来喝了酒。碰到不景气的时候，事情还更叫人烦心，但那时他倒不大会喝醉了，因此莫雷尔太太常说：
“我说不准自己是不是还宁愿手头紧点，因为他手头一宽裕，我们就一分钟也不得安生了。”
要是他挣了四十个先令，他就留下十个，挣三十五个就留五个；挣三十二个留四个；挣二十八个留三个；挣二十四个留两个；挣二十个他留下一先令六便士；挣十八个他留一个；挣十六个他留下六便士。他从来没攒下一个便士，也不让他老婆有机会攒钱。相反，她偶尔还得替他还账，不过不是酒店的账，因为酒账从来不会转给妇道人家，而是他买了只金丝雀或者一根花哨手杖而赊的账。
节庆期间，莫雷尔没有好好干活，莫雷尔太太为了要坐月子尽量想省几个钱。她一想到自己待在家里发愁，他却在外面花天酒地，不禁烦得要死。节日为期两天。星期二早上，莫雷尔早早就起床了，他兴高采烈。一大早，六点不到，她就听见他在楼下一个人任情地吹着口哨。他口哨吹得挺有味，活泼动听，差不多总是吹一些赞美诗。他过去曾进过唱诗班童声队，嗓子很甜，还在南井大教堂唱过独唱。这只从他早上吹的口哨里才听得出来。
他老婆躺在床上，听着他在花园里一个劲儿修修补补。他一边锯呀锤呀，一边吹着口哨。碰到天清气爽的清晨，自己躺在床上，孩子们还没醒，听见他像个男子汉一样地快快活活，她心里总有种温暖、安宁的感觉。
到九点钟，孩子们还光着脚坐在沙发上玩，母亲正在洗脸时，他做完木工进来了，袖子卷起，背心敞着。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漂亮男人，黑头发成波浪形，再加上黑色的大胡子。也许由于他经常面红耳赤，看上去显得脾气暴躁。不过这会儿他倒兴高采烈，一直走到他老婆正在洗的水槽旁边。
“怎么，你在这儿！”他哇啦哇啦地说，“走开！让我洗洗。”
“等我洗完你再洗吧。”他老婆说。
“哦，要我等？我要是不想等呢？”
他这么心情愉快地吓唬人，倒把莫雷尔太太逗乐了。
“那你就在放软水[16]的水槽里洗吧。”
“嘿！我去洗，你这讨厌的小贱人。”
说罢他站着看了她一会儿，才走开来等着她。
他要愿意的话，仍旧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俊俏人物。平时他总是围上个围脖儿就出门去。可现在他却着意梳洗打扮了一番。他洗脸的时候似乎兴致勃勃，一边冲水一边擤鼻子。他赶到厨房去照镜子时，显得那么轻松活泼，因为镜子太低，还弯下腰，一丝不苟地把他那头湿漉漉的黑头发分了又分，真把莫雷尔太太烦死了。他戴上一个翻下来的硬领，一个黑领结，穿上他节日穿的燕尾服。光这样，他就已显得够潇洒的了，何况即使衣服不够出众，他那善于显示自己好长相的天生本能也会使他显得更出众。
九点半，杰里·珀迪来招呼他的伙伴。杰里是莫雷尔的知心朋友，莫雷尔太太可不喜欢他。他是个瘦高个儿，一副狡狯相，脸上好像没有眼睫毛一样。他走路时直挺挺、硬僵僵故作矜持，就像脑袋下面装了个死板板的弹簧。这人生性冷酷精明，可在想慷慨的地方也会慷慨一下，看来他很喜欢莫雷尔，多少也照管着他点。
莫雷尔太太恨他。她认识他妻子，那女人是生肺病死的，临死时对丈夫非常痛恨。他一走进她屋子，她就要吐血。杰里对此一点也不在乎。目前是他大女儿——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在替他管那份可怜的家，照料两个较小的孩子。
莫雷尔太太提起他就说：“一个没心肝的小气鬼。”
“我一辈子都从来没发现过杰里小气，”莫雷尔反驳说，“据我所知，你哪儿都找不到像他这样慷慨大方的家伙。”
“对你慷慨，”莫雷尔太太反唇相讥说，“可他对自己几个可怜虫孩子却小气得很。”
“可怜虫！他们怎么会是可怜虫呢？我倒要请教一下。”
可莫雷尔太太只要一提起杰里，气就怎么也平不下来。
这场争论的中心人物忽然从洗碗间的门帘外探进细脖子来，正好看见莫雷尔太太。
“早上好，太太，先生在家吗？”
“在——他在家。”
杰里不等人家请就走了进来，站在厨房门口，没人请他坐下，他只好站在那儿，沉着地替男子汉大丈夫争个面子。
“天气真好。”他对莫雷尔太太说。
“是啊。”
“今天早晨外头真好——散散步才好呢。”
“你是说你要去散步？”她问道。
“是啊，我们要步行到诺丁汉去。”他回答说。
“嗐。”
两个男人互相打了招呼，彼此都很高兴。可是，杰里充满了信心，莫雷尔却有点低声下气，生怕在老婆面前过分兴高采烈。不过他很快就兴冲冲地穿好了靴子。他们准备越野走十英里路到诺丁汉去。他们俩从洼地区登上山坡，开开心心地迎着晨光爬着山。他们先在星月酒店喝了第一通酒，然后又到了老酒店。出了酒店，他们熬受干渴，走了五英里路，才在布威尔痛快地喝到了一品脱苦啤酒。不过后来他们在一块田地里跟几个翻晒干草的人一起歇了一会儿，这些人带的大酒瓶是满满的，因此等到看见城市的时候，莫雷尔已经喝得昏昏欲睡了。城市从他们眼前往高处伸展，在正午炫目的阳光下显得烟雾弥漫，南面远处峰顶上点缀着一座座尖顶、厂房和烟囱。走到最后那片田野，莫雷尔索性躺在一棵橡树下，呼呼大睡了一个多钟头。等他起来再往前走的时候，只感到头昏眼花。
这两个人在草地饭店和杰里的姐姐一起吃了午饭，随后又一起到五味酒家，在酒店里跟大伙儿呼幺喝六地赌起钱来。莫雷尔生平从来没玩过纸牌，觉得纸牌有种神秘的恶毒力量——他称纸牌是“鬼画”。不过他玩九柱戏和骨牌可是老手。玩九柱戏他向一个纽瓦克人应战，所有在这家长条形的老牌酒吧间里喝酒的人都各自支持一边，有的赌这个赢，有的赌那个赢。莫雷尔脱掉上衣。杰里拿顶帽子放赌注。那些坐在桌边的男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有几个还拿着酒杯站起来看。莫雷尔仔细摸摸他那只大木球，这才把球抛出去。他一下子把九个柱子都击倒了，赢了半克朗，恰好使他有钱付了酒账。
到七点的时候，这两个人一切都很顺当，就乘坐七点半的火车回家去。
洼地区的下午可真不好过。凡是在家的居民都待在户外。女人家系着白围裙，帽子也不戴，就三三两两地聚在两排房子之间的小巷里聊天；男人家喝了酒，要休息一下再喝，也蹲在那儿说话。这片地方发出一片霉味儿，石板屋顶在干热的气候下闪闪发亮。
莫雷尔太太带着小女儿来到离家不到两百码的那条流经草地的小溪边，溪水轻快地流过石头和破罐。娘儿俩靠在古老的放羊桥的栏杆上观看。莫雷尔太太可以望见草地另一边的积水潭边，有些男孩光着身子在又深又黄的水里时隐时现，偶尔还有个把白闪闪的人影水淋淋地在颜色黯淡、毫无生气的草地上窜过。她知道威廉在水潭边玩，总是提心吊胆，生怕他淹死。安妮在高高的老树篱下玩，捡些杨树果子，她管这个叫小葡萄干。胎儿需要多多保重，苍蝇真缠人。
七点钟她就把孩子们打发上床。后来她又干了一会儿活。
瓦尔特·莫雷尔和杰里到达贝斯伍德的时候，两人都觉得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火车总算乘过了，他们可以锦上添花，再来庆祝一下。他们带着倦游归来的满意心情，踏进了纳尔逊酒店。
第二天是上工的日子，一想到上工，这些男人心里就觉得有点扫兴。再说，他们大多把钱都花光了。有些人已经没精打采地蹒跚走回家去睡觉，准备第二天上工。莫雷尔太太一面听着他们忧伤的歌声，一面走进屋去。九点过了，十点也过了，那对“难兄难弟”还没回来。不知在哪家门前的石阶上，有个男人拖长声音大声唱起《引导我，慈爱的灵光》，那些醉汉酒后伤感必定要唱这首赞美诗，莫雷尔太太听了心里总是大为反感。
“就像唱《吉尼薇芙》[17]还不够劲似的。”
厨房里一股熬草药和蛇麻子[18]的香味，炉子铁架上搁着一只黑色大汤锅，慢慢地冒着热气。莫雷尔太太搬来一个大和面钵——一只厚红陶土的大钵，往钵里倒进一堆白糖，然后用尽全身力气端起锅里熬好的酒汁来倒进钵子里。
就在这时，莫雷尔进来了，他在纳尔逊酒店倒很快活，可回到家里又变得烦躁起来。他因为浑身发热时在露天地里睡了一觉，醒来就感到烦躁、疼痛，这会儿还没完全复元。他走近家门口时，心里有一种内疚的感觉。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发火。他想开花园大门没开成，就用脚踢，把门闩都踢断了。他走进屋去，正赶上莫雷尔太太把汤锅里的草药酒汁倒出来。他脚步有点踉跄，一下撞在桌子上。那熬开的酒汁洒了出来，把莫雷尔太太吓了一跳。
“我的老天哪，”她大声说，“喝得烂醉地回来了。”
“喝得怎么样回来了？”他帽子盖没了眼睛，吼着说。
她浑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了。
“敢说你没喝酒么？”她发火地说。
她已经放下汤锅，正在把糖和酒汁搅和。他双手重重地落在桌上，把脸凑到她面前。
“‘敢说你没喝酒么？’”他跟着说了一遍。“哼，只有你这个讨厌的臭婆娘才会这么想。”
他把脸凑到她面前。
“钱多得没处用喽，该瞎扔乱花嘛！”
“我今天只花了两个先令都不到。”他说。
“总不见得白白让你喝得这么醉吧。”她回答说。“还有，”她一下子大发雷霆，喊道，“如果让你去一直靠你那个宝贝的杰里过日子，咳，还不如叫他照应照应自己的孩子吧，他们才需要照顾呢。”
“这是瞎说八道，瞎说八道，婆娘，你少废话。”
他们这会儿已经剑拔弩张，大家都忘了一切，只想着彼此间的仇恨和这场争吵。她跟他一样满腔怒火，暴跳如雷。他们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下去，吵到后来，他就骂她是个瞎说八道的骗子。
“不成，”她大声说，一面跳起来，气得差点透不出气，“不准叫我骗子——你才是披着人皮的天字第一号大骗子呢。”说到最后几个字，她简直气也透不出了。
“你是个骗子！”他喊叫着，拳头直捶桌子。“你是个骗子！你是个骗子！”
她握紧拳头，铁青着脸。
“屋子都被你弄脏了！”她叫着说。
“那你就滚出去——这屋子是我的！滚出去！”他叫着，“是我挣钱养家，不是你。这是我的屋子，不是你的。快滚出去——滚出去！”
“我会走的。”她突然气得发抖，流下了示弱的眼泪，大声说，“啊，要不是为了那些孩子，我早就走了。唉，我后悔几年前我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没走。”——她的眼泪一下子又气干了，“你以为我是为你才留下的吗？——你以为我为你肯多待一分钟吗？”
“那么，你走啊，”他发疯似的大叫大嚷，“走！”
“不走！”她看看四周，“不走！”她大声喊叫，“你休想样样都趁你的心，你休想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要照顾那些孩子。我说话算数，”她大笑道，“我真会把他们交给你来管么？”
“走！”他举起拳头，口齿不清地喊着。他怕她，“走！”
“我要是能离开你，那我真太高兴了，我真要大笑一场，大笑一场，老天爷！”她回答说。
他走到她身边，眼睛充满血丝，把通红的脸凑到她面前，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害怕得叫起来，挣扎着想脱身。他稍微清醒了些，气喘吁吁，粗暴地把她推到屋门口，顺势往外一推，砰的一声在她背后闩上了门。随后他回到厨房，倒在扶手椅上，把被血冲昏了的头脑一直俯垂到膝盖上。就这样，他精疲力竭，又喝醉了酒，终于昏睡不省人事了。
八月的晚上，月光皎洁。莫雷尔太太气得麻木了，她发现自己沉浸在一大片白光里，不由哆嗦了一下，月光照在她身上好凉，使她那激动的心灵为之震颤。她无可奈何地站了一会儿，凝视着近门处那一片闪闪发亮的大黄叶子。后来，她深深吸了口气，顺着花园的小径走去，四肢不住哆嗦，胎儿也在不停地躁动。一时间她竟胡思乱想起来，她不由自主地回想着刚才的事情，想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想到某句话，某个时刻，都给她的心灵加了个火红的烙印。每次她重温那前一小时的事，都要在同样的地方再加上个烙印，直至这个痕迹深印心头，痛苦已麻木不仁，最后她终于清醒了过来。她这么丧魂落魄已有半个钟头了。这时她又一次感到眼前是黑夜。她提心吊胆，东张西望，信步来到宅边园子，在长长一溜墙根下的红醋栗灌木丛边的小路上走来走去。宅边园子是狭长的一条，隔着一道密密的荆棘树篱，与横贯两排住房之间的路相邻。
她赶紧从宅边园子走到宅前园子，她可以站在那儿，宛若置身于一大片白光下。月亮高照在她脸上，月光从前面的小山上升起，明晃晃地照遍洼地区的整个山谷。站在那儿，方才那番紧张激动又涌上心头，她气喘吁吁，抹着眼泪，一遍又一遍喃喃地说道：“讨厌！讨厌！”
附近有什么东西引起她的注意，她勉强振作精神看看是什么，原来是高高的白百合花在月光下摇曳，空气中充满了清香。仿佛有精灵鬼怪在侧似的，莫雷尔太太提心吊胆地轻轻喘了口气。她摸摸白色的大朵百合的花瓣，又哆嗦起来。月光下的花儿似乎正在伸展开来。她把手指戳进白花蕊里，映着月光手指上简直看不出金黄颜色来。她弯下腰来看看花蕊上的黄色花粉，可是花粉看上去却是黑糊糊的。她深深吸了一口香味，香得脑袋也晕了。
莫雷尔太太靠在花园门上往外眺望，一时竟出了神。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除了感到有点恶心，还意识到胎儿的存在，她就像这股香味一样，完全溶化在晴朗、苍白的夜空中了。过了一会儿，连胎儿也跟她一起溶化在月光这熔炉里。她和群山、房子、百合花静静栖息在一起，一切都仿佛共同浸沉在一场昏睡之中。
等她清醒过来，只觉得累了，想睡觉。她无精打采地看看四周。那一簇簇白夹竹桃似乎像铺着亚麻布的树丛。一只飞蛾掠过花丛，穿过园子飞去。她两眼跟着飞蛾转，人又清醒了。夹竹桃的阵阵浓香又把她的精神提起来了。她沿着小径走，在白玫瑰树丛前踌躇着。这花的香味又甜又纯。她摸摸白玫瑰的花瓣。那清新的香味和阴凉、柔软的叶片使她想起早晨和阳光。她真喜欢这些花。不过她累了，要睡觉了。待在这神秘的露天里，她觉得自己孤零零的。
四下一片寂静。显然孩子们还没被吵醒，要不就是吵醒了又睡着了。三英里之外，一列火车隆隆响着穿过山谷。夜空寥廓，不可思议，茫茫伸向无垠的远方。黑暗的银灰色迷雾里传来种种模糊沙哑的声音：秧鸡在不远处啼叫，火车的呼啸像一声叹息，远处男人在叫嚷。
她已趋平静的心又跳得快起来了。她匆匆走过宅边园子，来到屋子后面。她轻轻提起门闩，门还是闩着，紧紧对她关着。她轻轻敲门，等一会儿，又敲敲门。她千万不能吵醒孩子，也不能吵醒邻居。他一定睡着了，不会轻易醒来。她真巴不得快进屋里去。她抓住门把儿。这会儿天凉了，她会着凉的，何况她眼下还正怀着孕！
她把围裙盖在头上，遮住胳臂，又赶快走到宅边园子，到厨房窗口去。她贴近窗台，从百叶窗下刚能望见丈夫两臂摊在桌上，黑糊糊的脑袋靠着桌面，脸贴在桌边睡着了。不知怎的，他那种姿势就叫她感到事事不顺眼。她一看灯光成了古铜色，就知道灯烧得冒烟了。她敲敲窗子，越敲越响，简直快把玻璃敲碎了，可他还没醒。
白白辛苦了一场，她又直打哆嗦了，一则碰到了顽石，二则已经搞得筋疲力尽。她一直担心肚子里的孩子，不知怎么办才能暖和一点。她走到堆煤房里，那儿有一条旧的炉边地毯，是她上一天放在那儿准备卖给收破烂的。她把这条毯子裹在肩膀上。毯子虽然脏，倒还暖和。随后她在园里小径上走来走去，不时从百叶窗下往里张望，敲敲窗子。她自譬自解地说，他这姿势很僵，睡到末了总会醒的。
最后大约过了一小时，她在窗上轻轻敲了半晌。这声音逐渐使他惊觉了，正当她已经绝望，不再敲窗时，她看见他动弹一下，接着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他心脏的剧烈跳动所引起的难受，使他渐渐恢复知觉。她急不可耐，在窗子上敲了几下。他这才惊醒了。她顿时看见他捏紧拳头，瞪大眼睛。他一点也不害怕。即使是来了一大帮强盗，他也会冒冒失失地冲上去的。他瞪大眼睛，愣愣地看着周围，准备打一架。
她冷静地说：“开开门，瓦尔特。”
他两手放松了。他明白自己干了什么。脑袋耷拉下来，绷着脸，一副倔相。她看见他赶到门边，听见他卡住锁簧的声音。他拔掉门闩，门开了——习惯了昏暗的灯光，猛一看到外面银灰色的夜空，他感到有点畏缩，赶快退了回去。
莫雷尔太太进去的时候，只见他夺门而过，奔上楼去。他为了趁她还没进屋就抢先上楼，匆匆扯掉了脖子上的硬领，纽孔都拉坏了，就扔在那儿，她看了真没好气。
她暖暖身子，镇定了一下。疲倦使她忘记了一切，她走来走去又干起那些没干完的活儿来，准备他的早餐，把下井的水壶洗干净，下井的衣服放在炉边烤着，下井的靴子也放在旁边，再拿出一块干净围巾、背包和两只苹果，通了通炉子，这才去睡觉。这时他早已睡得烂熟。两条紧锁的黑眉毛在额头上耸起着，流露出闹别扭的痛苦神情，拉长着脸，噘着嘴，似乎在说：“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莫雷尔太太很了解他，看也不看他。她对着镜子解下胸针，看见自己脸上沾满了百合花的黄粉，不禁微微一笑。她擦掉花粉，终于躺了下来，但脑子里还继续冒出各种各样的念头。不过等她丈夫一觉睡醒时，她已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