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大人是爱尔兰唐郡人。他父亲休·勃朗特幼年时就成了孤儿。他从岛南来到岛北，定居在洛克布里克兰德附近的阿哈德尔格教区。尽管休·勃朗特家境贫寒，可是根据他家里的传说，他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但他和他的子孙对此都无心过问。他结婚很早，依靠自己耕种的几英亩地的收入，抚养和教育了十个孩子。这个大家庭里的人，个个都是不同寻常的身强力壮，容貌出众。勃朗特先生年老之后依然面容俊秀，他的个子高于常人，头型高贵，身姿挺拔。他年轻时一定是出奇的英俊。

他出生于1777年的圣帕特里克节（3月17日），幼年时就显露出过人的敏捷和聪颖。而且他雄心勃勃；有件事可以证明他的远见卓识，那就是，他清楚父亲无力为他提供金钱上的支援，他清楚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于是他早在十六岁时就开办了一所公共学校；并在之后的五六年里坚持着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在德拉姆古兰教区长——尊敬的泰伊先生家里当起了家庭教师。接着，1802年7月，在他二十五岁之际，他进入剑桥的圣约翰学院深造。他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获得了自己的文学学士学位，之后被任命为埃塞克斯的助理牧师，从那里又迁居至约克郡。这就是他人生轨迹的大致轮廓，体现出一种强大而非凡的性格，以一种坚毅而独立的方式，创造并追求着一个目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青年——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儿——脱离自己的家庭，决心自食其力；而且，并非承袭家里的农耕劳作，而是要靠自己的头脑谋生。

据我所听说的情况，我想泰伊先生对孩子们的这位家庭教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给了他很多帮助，不仅在他的研究方向上，而且在他接受英国大学教育，以及入学方式上都给了他很多建议。现在，从勃朗特先生的讲话中已丝毫听不出他的爱尔兰出身；从他笔直的希腊式身条和椭圆形长脸上，也根本看不出他的凯尔特祖籍；但是，在二十五岁时，他就第一次踏出了自己仅有的生活圈子，站到了圣约翰学院的校门前，这足以证明他意志坚定，对别人的奚落不屑一顾。

在剑桥期间，他加入了一个志愿军团，当时全国都在号召他们去抵抗人们所担心的法国入侵。近年来我听他提起过，当年他们必须执行模拟军事任务，那时帕默斯顿勋爵[34]经常与他来往。

现在我们接着讲讲他定居在约克郡哈茨黑德当助理牧师的情况——远离了他的出生地和他所有的爱尔兰亲友；他其实并不在乎与这些亲友保持什么交往，而且我相信，自从他成为剑桥学生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看望过他们。

哈茨黑德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坐落在哈德斯菲尔德和哈利法克斯的东面；可以说它是位于一个盆地环绕的土丘之上，居高临下，俯瞰一片壮美景色。勃朗特先生在这里住了五年；任哈茨黑德教区牧师期间，他向玛丽亚·勃兰威尔求婚并娶她为妻。

她是彭赞斯商人托马斯·勃兰威尔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她母亲的娘家姓卡恩：勃兰威尔家父母双方的出身都很好，使他们能够跻身彭赞斯当时顶级的社交圈。勃兰威尔先生和太太同家里尚未成年的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就生活在上流社会呈现最原始状态的时期，戴维医生[35]在他哥哥[36]的传记中详细描写了这种状态。

“在那个人口约为2000人的镇上，只有一块地毯，房间的地板上撒着海沙，连一把银叉子都没有。”

“当时，我们的殖民地数量有限，陆军和海军的规模还小，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也相对较小，绅士家的小儿子们往往有必要去学一门手艺或是技艺，这似乎并不是什么丢脸或者有失身份的事情。长子，如果不能任其成为无所事事的乡绅，那就送去牛津或者剑桥，准备从事神学、法律或医学这三方面的自由职业；次子或许要成为外科医生、药剂师或者律师的学徒；三儿子去给锡匠或钟表匠当学徒；四儿子就给包装工或稠布商当学徒，如果还有更多儿子要养，那就以此类推。”

结束学徒生涯之后，这些小伙子们几乎都会去伦敦，完善各自的手艺或是技艺：待他们返乡安家立业时，便会无一例外地融入人们现在所认为的上流社会。那时的应酬方式与如今不同。除了一年一度的大宴时节，几乎没有什么宴会。圣诞节在当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纵情享乐的时节，人们轮流设宴待客，包括茶点和晚餐。除了这两个时期，应酬活动几乎仅限于茶会，三点钟聚会，九点钟散会，傍晚的消遣通常就是扑克牌的圆桌游戏，比如“教皇琼纸牌戏”[37]或是“交易牌戏”[38]。当时的下等阶层极其无知，所有的阶层都非常迷信；人们甚至还在相信女巫，而且几乎无比轻信鬼神和妖怪。芒特湾几乎没有一个教区见不到凶宅，或者说没有一个地方不带有神神鬼鬼的恐怖故事。甚至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记得在彭赞斯最好的街道上有座房子无人居住，因为据说那里闹鬼，年轻人夜里走过时都要加快脚步，心怦怦直跳。中上等阶层不大爱好文学，对科学更是没什么兴趣，他们很少有高尚的兴趣爱好或是智力活动。狩猎、射击、摔跤、斗鸡，这些往往以酩酊大醉收场的活动才是他们最引以为乐的。走私活动猖獗；与之相伴的自然是酗酒和道德败坏。虽说走私是胆大妄为的冒险家攫取财富的手段，可酗酒和放荡却导致许多体面的家庭走向毁灭。

我做这样的摘录，是因为我认为它与勃朗特小姐的生活有关，她那坚强的意志和生动的想象所获得的最初印象一定来自那些仆人（在那个简朴的家庭里，仆人几乎成了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好伙伴），她们总在讲述霍沃思村的传统或新闻；或是来自勃朗特先生，他与自己孩子们的交流似乎受到很大限制，他在爱尔兰和剑桥的生活也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度过的；或是来自她的姨妈勃兰威尔小姐，她在夏洛蒂只有六七岁的时候就来到牧师住所，照料她已故妹妹的一家。这位姨妈比勃朗特太太年长，在戴维医生描述的那个彭赞斯社会里生活的时间也更久。但是，勃兰威尔家的人并不存在什么暴烈乖戾的禀性。他们是卫理公会教徒，据我了解，一种温和真挚的虔诚陶冶了他们的性格，净化了他们的心灵。据后人记述，父亲勃兰威尔先生富有音乐才华。他和妻子在世时看着所有的孩子都长大成人，后来两人先后去世，相距不到一年——他死于1808年，她死于1809年，当时他们的女儿玛丽亚有二十五六岁。经允许，我翻阅了一系列共九封信件，都是玛丽亚在1812年那段短促的订婚期内写给勃朗特先生的。信中充满了温柔优雅的语句和女性的谦逊；字里行间还洋溢着深深的虔诚，这正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家庭特征。我会从其中摘录一二，看看夏洛蒂·勃朗特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必须先讲讲这位康沃尔小姐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到这位来自洛克布里克兰德附近的阿哈德尔格的学者的。1812年初夏，在她将满二十九岁之际，她去看望自己的舅舅约翰·芬内尔牧师大人，他当时住在利兹附近，是英国国教会的牧师，不过他以前当过卫理公会的牧师。勃朗特先生是哈茨黑德教区牧师；附近的人都知道他容貌英俊，充满爱尔兰热情，多少也有点爱尔兰人那种轻易坠入爱河的本事。勃兰威尔小姐个子很矮；她相貌平平，但举止非常优雅，总是穿得朴素大方，符合她的性格，而她着装上的一些细节会让人想起她女儿给自己最喜欢的女主角们选定的衣着款式。勃朗特先生很快便迷上了这位娇小的姑娘，并且这次宣布情定终生。她在8月26日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中说，她像是吃了一惊，发现自己竟已订婚，她也提到自己认识他只有短短的时间。信中其它部分有些笔触令人想起朱丽叶的话[39]：

“可是相信我，朋友，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我的忠心远胜过那些善于矜持作态的人。”

信中还计划在灿烂的九月天去柯克斯托尔大教堂举办快乐的野餐会，“舅舅、舅妈和简表妹”都参加——简表妹和另一位牧师摩根先生订了婚；除勃朗特先生以外，当时参加野餐会的人都已经去世了。玛丽亚的朋友中没有人反对她的订婚。芬内尔先生和太太认可这门婚事，她远在彭赞斯的兄弟和姐妹们也都完全赞成。在一封9月18日的信中，她说：

“几年以来，我的一切都是自己做主，不受他人主宰；反而，几个比我年长许多的姐姐，甚至我亲爱的母亲，过去也会在每个重大场合咨询我的意见，而且从未怀疑过我的意见和行动是否得当：也许你就要指责我这样说太自负，可你必须想想，我并不是自吹自擂。我有好几次都觉得这样对我不利，尽管这从未让我犯错，感谢上帝；不过，每逢迟疑难断的情况，我还是深感自己需要有人引导和指教。”在同一封信中，她告诉勃朗特先生，她已经把订婚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姐妹，还说她不会像原来打算的那么早再见到她们。同一邮件寄出的还有舅舅芬内尔先生给她们写的信，信中夸奖了勃朗特先生。

在那个年代，从彭赞斯到利兹的旅程既漫长又昂贵；这对情侣没有多少钱可以花在不必要的旅行上；勃兰威尔小姐的双亲均已过世，所以婚礼就在舅舅家举办，这样的安排显得既慎重又得体。而且也没有理由延长订婚期。他们已过豆蔻年华；收入也能够满足自己平凡的需求；哈茨黑德的生活津贴在牧师名单上列为每年202镑，而她根据父亲的遗嘱得到了一小笔年金（据说是50镑）。因此九月底，这对情侣开始讨论买一所房子，我猜勃朗特先生在那之前一直在寄宿；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眼看就能在即将来临的冬天结婚了；可到了十一月，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对此她耐心而优美地描述道：

“我想，你从未料到你比我富有得多，而我要遗憾地告诉你，我比自以为的还要穷。我跟你说过，我已经请人给我寄送我的书和衣服等等。星期六晚上，大概就在你写信描述你想象中的船舶失事的时候，我却在品读和感受一次真正的船舶失事的效果；当时我收到了妹妹的一封来信，说托运我箱子的那艘邮船在德文郡海岸搁浅了，结果箱子就被汹涌的大海砸得粉碎，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件物品以外，我那点家当被浩瀚的深海悉数吞噬。假如这并不预示着会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情，那我就不去在意它了，这还是我离开家以后的第一次遭遇呢。”

这些信中最后一封的日期为12月5日。勃兰威尔小姐和她的表妹打算在下周开始制作婚礼蛋糕，也就是说婚期不远了。她一直在记诵勃朗特先生编写的一首“简短好听的赞美诗”；也在读利特尔顿勋爵[40]写的《劝女士》，还做了一些中肯公正的评论，表示出她在阅读的同时也在思考。就这样，玛丽亚·勃兰威尔淡出了视线；我们不再和她直接打交道；在我们耳中，她成了勃朗特太太，可她已是不久于人世的病弱之身；她仍然耐心，愉快，虔诚。这些信件字迹娟秀；其中不仅提到各种家务事——比如做婚礼蛋糕；也提到了她读过或正在读的书，显示出她的良好教养。虽然没有她女儿那种少见的天资，但我想勃朗特太太准是个不寻常的人，是个通情达理、始终如一的女人。这些信的风格从容优美；与出自同一手笔的那篇题为《从宗教问题看贫穷的优点》的文章风格一致，该文是后来才写的，准备在某期刊上发表。

1812年12月29日，她从约克郡的舅舅家出嫁了；同一天，她的妹妹夏洛蒂·勃兰威尔也在遥远的彭赞斯举行了婚礼。我想，勃朗特太太再没回过康沃尔，但她给还在世的那些亲戚们都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他们称她为“心爱的姨妈，他们和全家人都尊敬的人，一个富有才华、十分和蔼可亲的人”；还说她“拥有从父亲身上遗传的出众才华，却温顺腼腆，而且她的虔诚也是真挚而不张扬的”。

勃朗特先生在迪斯伯里教区的哈茨黑德待了五年。他在那里结婚，他的两个孩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在那里出生。任职期满之后，他前往布拉德福教区的桑顿就任。西区有一些大教区，从人口数量和教堂数量来看，接近于主教辖区。桑顿教堂是一座小型的主教教堂，有很多新教教徒的纪念碑，其中包括公认的李斯特[41]和他的朋友霍尔医生。这一带荒凉偏远；大片大片的荒芜之地包围在石堤之中，绵延至克莱顿高地。一家生意兴盛的独立公司建起了高大的石头厂房，公司成员建起了坚实的方形教堂，而桑顿教堂就像是被它们丢在了身后，看起来古老而孤单。总之，这地方不像哈茨黑德那么令人愉悦，哈茨黑德视野辽阔，放眼望去是云雾笼罩、阳光斑驳的平原和远处山峦迭起的地平线。

1816年4月21日，夏洛蒂·勃朗特就在桑顿这里出生了。紧接着，帕特里克·勃兰威尔、艾米莉·简和安妮都陆续出生。最小的女儿出生以后，勃朗特太太的健康便每况愈下。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供养这么多幼小的孩子，满足他们细小的需求，实属不易。相比之下，满足吃穿方面的需求倒是容易得多，可是照料、关爱、安抚、游乐、感同身受，这些几乎同等必需的东西却没那么容易满足。1820年2月25日，勃朗特先生移居霍沃思，那时六个孩子中最大的玛丽亚·勃朗特才六岁几个月大。当时认识她的人说她严肃，多思，文静，可以说看上去远远超出她的实际年龄。她的童年不是真正的童年；拥有伟大天赋的人极少有幸体会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他们的非凡才能在内心跃跃欲试，他们过的并不是天然的感性生活——德国人所谓的客观生活——而是更深层的理性生活——主观生活。

小玛丽亚·勃朗特外表娇小，似乎更加衬托出她那不可思议的机智早熟。在家务和带孩子的许多事情上，她准是妈妈的伙伴和帮手，因为勃朗特先生肯定是经常待在书房里的；而且他天生不太喜爱孩子，总觉得他们的频繁到来不仅会拖累妻子，也会干扰一家人的舒适。

正如我在第一章里说过的，霍沃思牧师住所是一所长方形的石头房子，面朝下方村庄所在的小山，前门正对着大约100码以外的教堂西门。在这块空地上，约20码进深的地方是一座长满草的花园，也不比房子宽多少。房子和花园的两边都是墓地。房子有两层高，每层有四个房间。勃朗特一家搬进来的时候，把一进门左边那间较大的客厅当成了全家的起居室，而右边的那间给勃朗特先生用作书房。书房后面是厨房；起居室后面可以说是一间铺着石板的储藏室。楼上是四间大小相近的卧室，在过道上方，或是在我们北方所说的“门厅”上方，还多出一个小房间。这是朝着前面的，楼梯正对着门口通上来。整所房子里都有老式的靠窗座椅，令人感到舒适；看得出来，这座牧师住所是在木料丰富的年代建造的，巨大的楼梯扶手、壁板和厚实的窗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楼上多出来的那个小房间给孩子们用了。虽说很小，但也不叫育儿室；的确，里面没有温暖舒适的壁炉；仆人们——深情而热心的姐妹俩，一说起这家人准会掉眼泪——把这间屋子叫做“儿童书房”。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生当时该有七岁了。

霍沃思的居民没有谁是穷得不得了。很多人在邻近的毛纺厂上班；少数人是小工厂主和小制造商；还有一些店铺老板，出售些不起眼的日常用品；可是，若要看医生，买文具和书籍，打官司，买衣服和美食，居民们就得去基思利。这里有几所主日学校；首先是浸礼会教徒开办的学校，随后是卫斯理公会教徒，最后是英国国教会开办的学校。卫斯理的朋友，善良的格里姆肖先生建起了一座简陋的卫理公会小教堂，但它紧挨着通往荒原的那条大路；浸礼会教徒接着筹建了一个礼拜堂，区别就是距公路后退了几码远；卫理公会教徒此后认为应该再建一座更大的教堂，离公路更远一些。一直以来，勃朗特先生跟每个教派团体都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但他全家同每一位村民个人都保持着一定距离，除非从一开始就有什么事需要直接接触。有些人还记得勃朗特先生和太太来到他们中间时的情景，说“他们把自己关得严严实实”。我相信，很多约克郡人都反对教区访问制度；想到任何人因职责所在都有权打听他们的情况，向他们提出建议或告诫，依他们那乖戾的独立精神，准会奋起反抗。古老的山地精神在他们内心挥之不去，可以套用一首打油诗来说，它就刻在距离霍沃思不出几英里的华里大教堂祭司席的一个座位下：

“谁要是多管闲事，

谁最好回家，给他的鹅穿鞋子去。”

我问了霍沃思附近一个区的一位居民，他去做礼拜的那个教堂的牧师怎么样。

“是个少有的好牧师，”他说，“他管他自己的事，从不操心我们的事。”

勃朗特先生诚恳地去看望病人和所有请他前往的人，他还勤恳地照管着学校；他女儿夏洛蒂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他们本身十分珍重隐私，所以他们也许就过于小心，生怕侵犯别人的隐私。

从初到霍沃思起，他们外出散步时就总是走向牧师住所后面上坡方向的石楠丛生的荒原，而不是走向下坡方向的长长的村庄街道。勃朗特太太来到霍沃思几个月以后，体内就长了肿瘤，而且肿瘤不断增长；一位好心的老妇人过来照料她。这位老妇人告诉我，那时六个孩子常常出去散步，手拉着手走向绚烂多彩而人迹罕至的荒原，几个大孩子体贴周到地照顾着蹒跚学步的小家伙们；后来的岁月里，他们都无比热爱那片荒原。

他们严肃而沉默，超出了他们的实际年龄；很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人患重病而郁郁寡欢；在我的信息提供人讲述的那个时期，勃朗特太太一直待在卧室里，再也没有活着出来。“你都不知道房子里有孩子，小家伙们都是那么安静乖巧，悄无声息。玛丽亚（玛丽亚只有七岁！）会把自己关在儿童书房看报纸，等她出来的时候就能给别人讲述一切；议会的辩论，还有各种我不知道的事情。她对弟弟妹妹们很好，就像是他们的妈妈一样。从没有过这么好的孩子们。以前我以为他们是无精打采，他们跟我见过的任何孩子都如此不同。他们都是乖巧的小家伙。艾米莉是最漂亮的一个。”

勃朗特太太还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既耐心又开心的人；她身患重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即使有也很少抱怨；状态好的时候，她就请护士把她从床上扶起，好看着护士清理炉栅，“因为在康沃尔就是像她那样清理炉栅的；”她全身心地爱着丈夫，丈夫也热情地回报她的感情，她从不麻烦别人在夜里服侍她；但是，据我的信息提供人说，这位母亲不怎么盼望多看看自己的孩子们，或许是因为知道他们不久就要失去母亲，现在看到他们也只会让她痛苦不堪。所以小家伙们就静静地黏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父亲总是忙着，在书房里、在教区里，还要忙着照顾他们的母亲；孩子们自己吃饭，坐在“儿童书房”里看书或是窃窃私语，要不就手拉着手在山坡上漫步。

卢梭[42]和戴先生[43]的教育理念已经渗透到了许多阶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我想，勃朗特先生一定是参考这两位理论家，形成了自己管教孩子的一些想法。我的一位姑妈曾受过戴先生的一位信徒的管教，勃朗特先生的管教法还不及那一半的野蛮和奇特。大概比我正在写的这个时期早二十五年的时候，这位先生和他的妻子把我这位姑妈作为养女带回家一起生活。他们是有钱人，心地也善良，可给她的食物和衣服却是斯巴达式最简陋的、最粗糙的。她是个健康快乐的孩子，不怎么在乎吃穿；可她感到真正严酷的待遇却是这样的。他们有一辆马车，她和家里最受宠爱的狗隔日轮流乘马车出去兜风；轮到谁留在家里，谁就要被放在一条毯子里抛来抛去——我姑妈最怕这件事。或许正是因为她害怕这项抛掷活动，所以他们才坚持这么做。打扮成的鬼怪已经让她见怪不怪，所以毯子练习就成了强化她神经的下一个方式。众所周知，戴先生打消了迎娶塞布丽娜的主意，他一直以结婚为目的来教育这个姑娘，而悔婚的原因是，就在预定婚期的前几个星期里，她出门做客的时候，穿了一件薄纱袖子的衣服，犯下了举止轻浮的过错。不过，戴先生和我姑妈的亲戚都是仁慈之人，只不过被深刻地灌输了一种奇思怪想，以为经过系统的训练，就可以把人变得像最理想的野人那般大胆顽强和天真质朴，全然忘了他们的学生将来必然会历经文明生活的各种堕落和高尚，他们将从中体会到感情与习惯的可怕孤立。

勃朗特先生希望让自己的孩子能吃苦耐劳，并且漠不关心吃穿方面的乐趣。他在女儿们身上成功地做到了后者。

总得来说，他那坚强、热情的爱尔兰性情依靠坚忍克己得到了压制；但是，尽管他在行为举止上具有处之泰然的冷静和端庄，他那爱尔兰脾气依旧存在；虽说他生气或是不高兴的时候一言不发。勃朗特太太生性和蔼，凡事总往光明的一面去想，她会说：“他从没对我说过一句气话，我还不该感到欣慰吗？”

勃朗特先生是个健走的人，能在荒原上走出好多英里去，心中留意着风和天气的所有自然征兆，密切观察着出没于最荒凉的山峦间的所有野生动物。他见过老鹰俯下身来给雏鹰觅食；如今这些山坡上已经看不到老鹰了。

在当地或全国的政治问题上，他总是毫无畏惧地站在自己认为正确的一边。在卢德分子[44]时代，没有地方法官执法，西区的所有财产都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这时他就支持通过法律进行强制干预。他在工厂工人中便不受待见，于是他认为自己手无寸铁地孤身长走会有生命危险；由此，他开始养成了一个至今还保持着的习惯，总是随身携带一把上膛的手枪。这把手枪就挨着他的手表放在梳妆台上；早晨跟手表一起佩戴上身；晚上再跟手表一起摘下来。

多年以后，他住在霍沃思期间，发生了一次罢工；那一带的工人觉得自己受到了老板的侵害，便拒绝工作：勃朗特先生认为他们遭受了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于是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协助他们“把狼从门口赶走”，免除他们的债务负担。霍沃思一带有几位较有影响力的居民都是工厂主；他们非常尖锐地向他提出抗议，但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于是他坚持到底。

或许，他的看法往往既狂妄又错误，他的行为准则稀奇古怪，他的人生观存在片面性，近乎愤世嫉俗；但是，他所持的见解没有一个受到世俗动机的干扰或粉饰：他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办事；假如说他对人类整体的看法里夹杂着一丝厌世，他对待私人交往的个人的行为举止却并不遵循这种看法。他的确带有很强烈、很激烈的偏见，还非常固执地坚持这些偏见；他的确是悟性平平，看不到自己觉得完全知足的生活对别人而言也许就是悲惨不堪的。但我不会装作能够协调统一他性格中的方方面面，能够对它们做出解释，能够把它们整合为前后一致、明白易懂的整体。我现在介绍的这家人，他们扎下的根，深到我无法洞悉。我无法衡量他们，更无法评判他们。之所以例述这位父亲的古怪之处，是因为我认为，了解它们对于正确理解他女儿的一生是有必要的。

1821年9月，勃朗特太太去世，这些安静的孩子们的生活势必变得更加安静，更加孤寂。在后来的岁月里，夏洛蒂极力唤回自己对母亲的记忆，还能回想起她的两三幅画面。其中一个是，暮色时分，她同小儿子帕特里克·勃兰威尔在霍沃思牧师住所的客厅里一起玩。但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有的也只是些支离破碎的回忆罢了。

由于消化器官的某种疾病，勃朗特先生在饮食方面必须十分谨慎；为了避免诱惑，可能也为了获得食物消化所需的清静，他在妻子去世以前就开始一个人吃饭——他始终保持着这个习惯。他不需要人陪伴，因此不论是在散步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不找人做伴。他居家时间的那种安静规律只是偶尔被打破，有时是教会执事来，或者有人为教区事务来找他；有时是邻区的牧师下山穿过荒原，再爬上山来到霍沃思牧师住所，在那里度过一个傍晚。不过，由于丈夫搬到这个教区以后不久勃朗特太太就去世了，再加上距离遥远，还得穿过荒凉的乡下，这些牧师朋友们的妻子并不会陪丈夫同来；就这样，勃朗特家的女儿们从童年成长到少女时期都被奇特地剥夺了她们这个年龄、性别和身份的女孩儿自然该有的一切社交活动。

可孩子们并不想要什么社交活动。他们也不习惯那些幼稚的童趣。他们彼此融为一体。我看，从没有一家人能比他们更加相亲相爱。玛丽亚看报纸，然后把上面的消息讲给几个妹妹听，奇怪的是她们都会感兴趣。但我怀疑他们并没有什么“儿童读物”，他们如饥似渴的心灵就像查尔斯·兰姆[45]说的“自由自在地驰骋在英国文学那片水草丰盛的牧场上”。家里的仆人们似乎对小勃朗特们非凡过人的聪颖印象十分深刻。他们的父亲就这个话题给我写了封信说：“仆人们常说她们从没见过（像夏洛蒂）这么聪明的小孩儿，她们在她面前说话做事都得注意。不过，她和仆人们一直相处得十分和睦。”

这些仆人还健在；她们住在布拉德福，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了。她们对夏洛蒂还保留着一份忠实而深情的回忆，说她从“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起，就一直那么善良，她一定要派人把家里不用的旧摇篮从牧师住所送到一个仆人的父母家，给那位仆人的小婴儿妹妹用上，否则她就无法安心。她们讲述了夏洛蒂·勃朗特做过的种种好事和善举，从她小时候一直讲到她生命里的最后几个星期；勃朗特先生这最后一个孩子去世时，多年前离开的一位仆人还专程从布拉德福赶到霍沃思看望他，向他致以衷心的慰问。我可以再补充一则轶事，来证明放在本卷最前面的勃朗特小姐的肖像是多么逼真。有位好心参与编纂这本回忆录的绅士，拿着刚出版不久的第一卷，来到这位老仆人家，就为了让她看看这幅肖像。她一瞥见扉画就惊呼道：“这就是她。”还对她丈夫喊道：“快来，约翰，你看！”她女儿也同样感到惊讶，画得竟如此相像。敬爱勃朗特一家的人也许并不多，可凡是爱上他们的人，都会长久而深情地爱着他们。

我还是回到父亲的那封信上来。他说：

“夏洛蒂和她的弟弟姐妹们还只是孩子的时候，刚学会读书写字就开始自编自演一些小剧，其中，我女儿夏洛蒂心目中的英雄威灵顿公爵一定要当胜者；关于他和波拿巴[46]、汉尼拔[47]、恺撒[48]的功勋孰胜孰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常常发生争执。每当争论越发热烈，达到白热化的地步时，由于他们的母亲已经过世，有时只好由我出面仲裁，根据我的最佳判断来平息争论。通常，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认为自己发现了才华显露的迹象，这是我以前在他们的同龄人身上很少或者从未见过的……我现在想起一件事，不妨说一说。在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据我记得，最大的大概十岁，最小的大概四岁，那时我就觉得他们懂得比我已经发现的还要多，为了让他们不那么羞于言表，我觉得要是能用什么把他们的脸遮起来，应该就能达到我的目的；家里正好有个面具，我便让他们挨个儿站起来，在面具的掩护下大胆发言。”

“我从最小的孩子开始（安妮，后来的阿克顿·贝尔），我问她，像她那样的孩子最想得到什么；她回答说：‘年纪和经验。’我问下一个孩子（艾米莉，后来的埃利斯·贝尔），哥哥勃兰威尔有时很淘气，我该拿他怎么办好呢；她回答说：‘先给他讲道理，如果他听不进去，就抽打他。’我问勃兰威尔，要想知道男人和女人的智力有什么差别，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他回答说：‘可以考虑一下他们在身体上有什么不同。’然后我问夏洛蒂世界上最好的书籍是什么；她回答说：‘《圣经》。’其次呢？她回答说：‘《自然之书》。’我又问下一个孩子，对女人最好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她回答说：‘能让她管好家事的就是。’最后，我问最大的孩子，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她回答说：‘安排好时间，迎接幸福的永生。’我说的也许并非一字不差，不过也基本上差不多，因为他们的话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然而，内容肯定就是我说的这些。”

父亲为了弄清楚孩子们隐藏的性格，采用的方法怪异而简单，再加上这些问答的语气和特点，都反映出勃朗特一家所处的环境所产生的这种稀奇古怪的教育。他们不认识其他孩子。他们只在客厅里无意间听过神职人员谈话的一些只言片语，或者在厨房里听到别人议论一些村里和当地的趣闻，除此以外，他们并不知道其他的思维方式。他们各有各的鲜明个性。

他们对公众人物，还有报纸上议论的当地及国内外的政治问题都十分感兴趣。早在玛丽亚·勃朗特还没去世的时候，在她只有十一岁时，她父亲就说能与她一起谈论重要的时事新闻，而且就像同成年人谈话一样无拘无束，轻松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