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人口与生存资料
上帝与自然彼此不和吗？
自然给予的全是噩梦？
她似乎仅仅关心物种，
对个体生命毫不在乎。
——坦尼森
第一节 马尔萨斯学说——起源与依据
在我们一直思考的这个理论背后，还隐藏着一种我们尚未考虑的理论。目前关于工资的来源和规律的理论，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学说——以马尔萨斯命名的学说——中得到有力佐证，即“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往往超过粮食增长速度”。这两种学说相互契合，正是当前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提供的答案。
我认为，在前几章里，“目前的工资是由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比率决定的”这一理论，已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它为何如此流行，并长盛不衰。这种理论产生于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里，大量劳动者似乎都依赖于单独的资本家阶级的雇佣和工资，这一点当然不足为奇。而且，这种理论在民众中广为流行也不难理解，因为人们都不太愿意耗费精力来透过现象看本质。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毫无根据，经不起任何推敲的理论竟然能得到如此多头脑敏锐的思想家的认可，毕竟在这个世纪里，他们已经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阐释和发展政治经济学中。
对于这一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可以在普遍接受的马尔萨斯理论中找到答案。目前的工资理论从来没有得到公平的检验，因为它有马尔萨斯学说的支持。在政治经济学家眼里，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这两种理论相互融合、巩固和辩护，同时它们都获得了地租理论的讨论中被着重提出的一项原则的额外支持，即资本和劳动的土地收益一旦超过了某一个点，就会逐渐减少。这些理论对一个高度有组织的先进社会出现的现象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而且看起来似乎符合所有的事实，因此也阻止了人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两种理论中的哪一种在历史上领先还很难说。人口理论形成时尚未被人们奉为科学真理，直到工资理论出现之后才逐渐为世人接受。但是，它们自然地出现并开始发展壮大。在构建起政治经济体系之前，这些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粗制滥造。很明显，从亚当·斯密的几段话看来，虽然他从来没有充分发展马尔萨斯学说，但马尔萨斯学说已经在他的心中初现雏形。而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工资问题的思考方向出现了偏差。但是，不管偏差有多大，这两个理论联系得如此紧密，相互补充得如此完整，以至于当巴克尔在他的《论十八世纪苏格兰知识界》一书中回顾政治经济学发展史时，他把主要功劳归功于马尔萨斯，认为是他提出的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的理论证明了当前工资理论的正确性。他在《英国文明史》中第三卷第五章中说：
“18世纪刚结束不久，人们就已经证明劳动报酬完全取决于两件事，也就是用于支付所有劳动力的国家基金的规模，以及参与基金分割的劳动者的数量。人类在知识领域迈出的这一大步主要（尽管不是完全地）归功于马尔萨斯。他对人口的研究除了在思辨思想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外，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实际效果，并且可能会对其他人产生更大的影响。马尔萨斯理论发表于1798年。因此，1790年去世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很遗憾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观点是如何被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被纠正，他本来会非常高兴。实际上，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亚当·斯密就没有马尔萨斯；也就是说，正是亚当·斯密奠定了基础，马尔萨斯才能筑起上层建筑。”
这一著名学说自其发表以来就在思想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甚至在更高的思辨领域都影响颇深。该学说由马尔萨斯提出，马尔萨斯认为，正如北美殖民地的增长所揭露的那样，人口数量在自然条件下至少每25年就会增加一倍，因此呈几何级数增长，而人们“在对人类工业最有利的情况下，可以从土地获得的生存资料的增长速度不可能超过该几何级数，也就是每25年增加与目前生产相当的数量。”“当这两种不同增长率汇集在一起时，”马尔萨斯先生天真地继续说道，“一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第一章）他将二者放在一起讨论：
“我们姑且将这个岛上的人口定为1100万人，并且假设目前的食物能轻松养活这么多人。在头25年里，人口将增长到2200万，食物也会增加一倍，食物和人口增长数量持平。在接下来的25年里，人口将增长到44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满足3300万人的需要。在下一个25年里，人口将增长到8800万人，而生活资料却只能养活一半的人口。在一个世纪结束时，人口将达到1亿76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供养5500万人，将有1亿2100万人失去生活来源。”
“现在不以这个岛屿而以整个地球为例，且不考虑移民情况。假设目前的人口数量为1000万，那么人口就会按1248163264128256的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会按12345，6789的级数增长。两个世纪后，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率为256:9；三个世纪后，将是4096:13，2000年后，这一差异将难以估量。”
当然自然因素不允许出现这样的结果，因为一旦缺乏必需的生存资料，人们将无法存活下来。因此马尔萨斯的结论是，这种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要么通过对生殖能力的道德约束加以阻止，要么通过会导致死亡率增加的各种原因进行限制，马尔萨斯将这些原因归结为罪恶和不幸。他将第一种预防人口过快增长的办法称为预防性限制，将第二种会导致死亡率增加的各种原因称为积极限制。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学说，由马尔萨斯本人发表在《人口论》一书中。
这里实在没有必要详细阐述这一几何和数学级数增长率假设背后隐藏的谬误，这个比例游戏甚至还不如我们所熟悉的龟兔赛跑之谜来得高贵。故事里兔子一直在追赶乌龟，却一直追不上。因为该假设不是马尔萨斯学说所必须的，也一定不会被某些信奉马尔萨斯学说的人公开否定；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他说这是“为了让事情更加精确却与事实相悖的一次不幸尝试，任何一个有推理能力的人都知道这个假设于论证无半分益处”。马尔萨斯学说的本质是，人口增长的速度往往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而这一差异是否如马尔萨斯所说表示为人口呈几何级数的增长率和生存资料呈算术级数的增长率，或如穆勒所说，表示为人口的固定增长率和生存资料的不断减小的增长率，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罢了。两者都认同的至关重要的一点，用马尔萨斯的话来说就是，“人口增长速度会超过生存资料增长速度，这是一种自然趋势和永恒力量”。
目前来看，马尔萨斯学说可以用如下最有力和最不令人反感的形式加以陈述：
那些不断增加的人口，如果不加以限制，最终必然会达到生存资料的上限，这一上限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充满弹性，这会让获得生存资料变得越发困难。因此，一旦人类有时间发挥其强大的生殖能力，并且不受任何约束，就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粮食短缺，而这种粮食缺口会把人口数量维持在一个生存资料可承受的范围内。
虽然实际上，通过创造性的善行和智慧实现人与生存资料和谐地相互适应的想法，与把贫穷及与贫困如影随形的东西产生的责任推到不可思议的天命上，而不去追究其内在原因的沾沾自喜的态度同样令人厌恶，但这一学说公然地认为制造邪恶和痛苦是自然本能的必然结果，而这一本能通常是与最纯粹和最甜蜜的情感联系在一起，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学说会与深深植根于人脑中的思想发生激烈冲突。并且，这一学说一经问世，便遭受了众人严厉的批判，而这种批判里通常表现为情绪多于逻辑推理。但它最终经受住了这一严峻考验，尽管有戈德温的反驳[40]，科贝特[41]的谴责，以及各种针对它的争论、讽刺、嘲笑和感伤，作为一个公认的事实，它仍然活跃于今天的思想界，甚至迫使那些不愿相信它的人承认它。
它胜利的原因和力量的来源，其实非常清晰明了。这一理论似乎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数学真理的支持——不断增加的人口最终必然会超过地球提供食物和空间的能力上限，马尔萨斯学说还得到了动植物界类比的支持，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有生命想要冲破抑制不同物种的障碍，现代思想在平衡不同生命形式的差别方面，越来越重视类比的重要性；而且许多事实都显然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贫穷、恶习和苦难普遍存在；物质进步带来人口增长，却对减轻贫困没有多大影响；新殖民国家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而那些人口更加稠密的国家却因粮食匮乏导致贫困阶级死亡率上升，人口增长速度因此明显滞后。
马尔萨斯学说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这些事实和其他类似事实的一般原则，而且它说明的方式与工资源自资本的学说以及其他从中推导出的所有原理相协调。根据目前的工资理论，工资下降是因为劳动者数量的增加需要更细微的资本分配；根据马尔萨斯学说，贫困是因为不断增加的人口需要更加细致的生存资料分配。它只需要把资本和生活资料看成一回事，把劳动数量和人口数量看成一回事，其实目前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就是这样做的（虽然这些术语经常变化），使得这两个命题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完全相同。因此，如巴克尔在前面引用的段落中所说的那样，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似乎已经证明了史密斯的工资理论。
李嘉图在《人口论》发表几年之后，纠正了史密斯关于地租性质和原因的错误，并让人们认识到这一事实，即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为满足生存需要，人们将不得不开垦那些生产力越来越低的土地，或者利用同一块土地上越来越低的生产点，这也是地租上升的原因，也为马尔萨斯学说提供了额外的支持。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一种三方联合，马尔萨斯学说在这两方面都得到了支持。这样看来，先前人们接受的工资学说和后来接受的地租学说，不过是马尔萨斯学说一般原则运用的特殊案例，而人口增长带来的工资下降和地租上涨，也不过是人口生存压力的表现方式而已。
目前人们所接受的科学自李嘉图时代以来尽管解决和说明了一些小问题，但没有经历任何重大变化或改进。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马尔萨斯学说虽然如前文所述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但它在工人阶级，至少在一些老牌国家的工人阶级中颇受欢迎。但恰恰相反，就像支持它的工资理论一样（同时它反过来也支持工资理论），马尔萨斯学说又与它们相互协调。对机械师或技工来说，低工资和就业难的情况之所以出现，显然是因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导致竞争日益激烈，而在居住环境十分恶劣的贫民窟中，除了人口数量过剩还有什么更明显的原因呢？
但是，这一理论取得胜利的伟大原因在于，它既没有威胁任何既得权利，也没有对抗任何强权利益，而是独辟蹊径，转而安慰那些发挥财富力量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思想的阶级。当旧的支持力量逐渐消失的时候，它拯救了一些特权，少数人正式通过这些特权垄断了这个世界许多美好的事物，并宣称粮食匮乏和人类苦难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倘若要归因于政治制度的话，那每个容许苦难存在的政府都难逃其咎。《人口论》是对威廉·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论》的公开回应，这是一本宣传人人平等原则的著作。它的目的是通过把不平等的责任从人类制度转移到自然规律来为现有的不平等辩护。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因为差不多四十年前，华莱士就已经指出人类过度繁殖的危险，并把它作为人们要求平等分配财富的回答[42]；但是时代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当马尔萨斯提出同样的想法时，要特别感谢一个强大的阶级，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个阶级对任何针对现状的质疑都产生了强烈恐惧。
和那时一样，马尔萨斯学说回避了改革的要求，并通过不可避免的必要的介入来保护自私免受良知的谴责。它提供了一种哲学，通过这种哲学，正在举行宴会的戴夫斯可以对因为饥饿而晕倒在他家门口的拉撒路视而不见[43]；通过这种哲学，穷人请求施舍时，富人会得意洋洋地扣紧口袋的纽扣；有钱的基督徒每逢星期天便坐在铺有精致软垫的长椅上恳求上帝赐予福祉，却不会对那些正在不断恶化的肮脏苦难产生任何责任感。按照这个理论，贫困、粮食匮乏和饥饿不应该责怪个人贪婪或社会失衡；它们是普遍规律的必然结果，质疑这个理论，哪怕不是不虔诚，也与质疑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毫无道理可言。根据这种观点，那些已经在匮乏中积累了财富的人，只是在一片绿洲中筑起了一道小小的篱笆，否则扬起的沙子就会将其淹没。他为自己赢得了这些，却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即使富人真的遵守基督的禁令并将他们的财富分配给穷人，情况也不会得到任何改善。人口将会继续增长，而且只会再次增长到生存或资本的上限，得到的平等也只是共同苦难的平等罢了。因此，那些干涉任何权利阶级利益的改革都希望渺茫。由于道德规范禁止自然法则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摆脱剩余人口，因此抑制人口增长的强大趋势，让人类不至于发展到像装在盒子里的沙丁鱼那样充斥着地球表面，无论是想通过个人努力还是人类共同努力消除贫困，除了信任教育的作用，宣传谨慎生育的必要性外，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这种与穷人的思想习惯相结合的理论为富人的贪婪和权势阶级的自私辩护，必会迅速传播并深入人心。马尔萨斯提出的理论也是如此。
近年来，人类和物种起源等思想迅速发展，马尔萨斯学说在这种快速变化中获得了新的支持。巴克尔说得很对，马尔萨斯学说的公布在思辨思维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明显；但若要追溯这一学说在哲学的更高领域产生的影响（巴克尔的著作就是一个例子），尽管非常有趣，却会超出本次研究的范围。但是，生物发展带来的新哲学对于马尔萨斯学说给予的支持不管有多少是反射的，有多少是原创的，现在都在迅速向各个方向传播，在猜测该理论现有力量的来源时都必然会注意到这一点。与政治经济学一样，从工资学说和地租学说中得到的支持将马尔萨斯学说提升到一个核心真理的地位，因此将类似思想扩展到各种形式的生活发展都会产生一种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更坚不可摧的立场的作用。阿加西斯直到在他去世的那天都一直强烈反对新哲学，他说达尔文主义是“过时的马尔萨斯学说”，而达尔文本人则表示，生存的斗争是“把马尔萨斯学说以多种力量应用于整个动植物界”。
然而，在我看来，通过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的发展理论延伸马尔萨斯主义并不完全正确，因为马尔萨斯学说本来就不包含，现在也不一定包含进化的观点。但人们很快在马尔萨斯学说中加入了这种观点。麦卡洛克将社会进步和艺术的进步归因于“人口增长的原理”，并宣称它产生的贫困强烈刺激了中上层产阶级促进工业发展、科学进步和财富积累，如果没有这些刺激，社会就会迅速陷入冷漠和腐朽的深渊。这一刺激让人们在人类社会层面认识到“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不就是自然科学权威告诉我们的大自然用来创造全球丰富多彩的生命所呈现的无限多样化和奇妙适应形式的手段吗？这一刺激不就是承认虽看似残酷无情，但在漫长岁月里让物种从低级向高级进化，把人和猴子区分开来，并使十九世纪继承石器时代的力量吗？
因此，马尔萨斯学说广受人们赞扬，而且似乎得到了某种佐证，从而将其与其他学说联系起来，并得到了它们的支持。这一学说认为正是人口对生存资料的压力产生了贫穷，或者换句话说，这一学说认为，劳动者数量不断增加的趋势一定会将工资降低到劳动者可以满足自身繁殖需要的最低水平——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根据这一真理各种社会现象可以得到解释，正如这么多年来人们提出地球固定不动的假说来解释恒星天象，或从摩西文字记载的文字启示来解释各种地质事实一样。如果只需考虑权威，那么正式否认这一学说就需要像最近刚开始发起抵制日心说的运动的有色人种传教士一样大胆。因为马尔萨斯学说在知识界中以某种形式得到了普遍认可，而且在当时最好最流行的文献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马尔萨斯学说的踪迹。无论是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历史学家、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无论是社会科学大会、工会还是教士、唯物主义者，无论是最严格的宗教保守派还是最激进的急进分子，都对它大加赞扬。许多既未听说过马尔萨斯这个名字，也不了解他的学说的人都持有与这个学说相似的见解，并习惯性地把它作为推理的依据。
然而，由于目前的工资理论的依据在接受公正检验时已然消失，所以我相信，与工资理论一母同胞的马尔萨斯学说的依据也终将消失不见。为了证明工资不是源自资本，我们已经把这个安泰俄斯[44]举离了地面。
第二节 基于事实的推论
在我看来，马尔萨斯学说得到人们普遍的接受以及最高权力机构的认可，方便了人们审查其依据和原因，这些依据和原因在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产生了主导性影响。
但是，当我们对该理论进行直接分析考察时，我认为，它与当前的工资理论一样完全站不住脚。
首先，为支持马尔萨斯学说而列举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该学说的正确性，它的类比亦是如此。
其次，一些事实有力地否定了该学说。
通过深入问题核心，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类比来看，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这一假说其实毫无根据。为支持这一论点而援引的事实只能证明，由于人口稀少（如新殖民国家），或者财富分配不均（如老牌国家较贫穷的阶层），人们常常忙于寻找物质生活必需品。如果人类繁殖不受任何限制，终有一天将会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但是，如果由此推出，在人口足够稠密，财富分配足够均匀，人们不再需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存斗争的地方，人类仍会展现出强大的繁殖力这种结论，实在毫无合理性可言。
同样，我们也不能假设：人类繁殖的趋势通过产生贫困，就一定会阻碍这种地方存在。因为，这显然相当于在窃取论题和循环论证。即使承认繁殖的趋势最终必然会产生贫困，但不能仅凭这一点便断定现有的贫困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除非能证明没有其他原因可以加以解释。当然，在目前的政府、法律和习俗环境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在《人口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本名著虽然经常被人挂在嘴边却鲜少有人阅读，其实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哪怕只是出于文学上的好奇心。尽管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汤森先生和其他人与马尔萨斯一起发现了“人口原理”，但其实是《人口论》的问世极大地提升了“人口原理”的知名度。所以在我看来，这本书本身的价值与它产生的影响（或至少人们认为它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对比，是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物之一；戈德温的《政治正义》促使了《人口论》的诞生，但为什么戈德温直到晚年才给予答复，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它首先假设人口数量倾向于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数量最多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这个假设的可信度就好比根据一只小狗的尾巴长度只增加了一倍，而体重却增加了很多磅，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它的尾巴呈几何级数增长，重量呈数学级数增长。并且，从这一假设中得出的推断，例如在斯威夫特的讽刺小说里，一个以前没有狗的岛屿的居民，通过把这两个级数联系在一起，就可能会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当这只狗体重超过50磅时，它的尾巴长度将超过1英里，届时摇尾巴将变得很困难，因此建议采取审慎限制方法，即用绷带把尾巴包扎起来，这是替代不断砍掉尾巴这一现实抑制办法的唯一方案。从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开始，《人口论》提出了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以及对出口的玉米给予奖励等观点，这一想法人们早已弃之不用。而且《人口论》这本书的整个论证部分都贯穿了这一观点，这些地方都突显了这位受人尊敬的绅士荒谬的逻辑思维：例如，他认为如果工资从每天18便士或2先令增加到5先令，肉的价格必然会从每公斤8便士或9便士增加到2先令或3先令，所以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善。我认为这个说法与我曾经听到的一位印刷工的观点很相似。这位印刷工说，他20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位40岁的作家，那么现在这位作家一定有80岁了，因为他已经40岁了。这种思想混乱不只是偶尔出现，而是贯穿了整本书。这本书实际上是对该书提出的理论进行反驳，因为马尔萨斯所谓的对人口进行现实限制的观点只是证明了他所认为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后果实际上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书中列举的案例中几乎涵盖了整个地球，在这项调查里，罪恶和苦难限制了人们结婚的欲望，缩短人类生命周期，进而限制了人口增长，但是没有哪一个案例中的罪恶和苦难是因为实际增加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土地养活这些人的承受范围而产生的；但是在每个案例中，罪恶和苦难要么是来自对非社会的无知和贪婪，要么来自糟糕的政府、不公正的法律或破坏性的战争。
但是马尔萨斯没有证明这一点，在他以后的其他人也没有证明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查，也可以对任何一个大国的历史进行审查，但这都只是徒劳，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适当地把贫困和粮食匮乏归因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的国家。无论人口增长可能会存在什么潜在危险，它到现在为止都从未出现过。无论它会在将来什么时候出现，它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成为困扰人类的恶魔。人口数量总会超过生活资料的限度！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地球在数千年后（现在人们认为人类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数百万年之久）人口分布还是如此稀疏？为什么人类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现在已经荒无人烟？为什么曾经耕种的良田如今却是丛林遍地？为什么曾经遍布人类踪迹的地方现在却有野兽舔舐着它的幼崽？
事实上，当我们估算人口增长会以百万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已知的世界历史中，人口的消亡与增长一样普遍。地球现在的人口数量是否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只能是一种猜测。孟德斯鸠在上个世纪初宣称从基督纪元以来，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大大减少了（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从那以后，舆论却持相反的观点。但是，最近的调查和探索对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古代历史学家和旅行者夸张的描述给予了更多肯定。有证据表明，过去确实存在更稠密的人口和更先进的文明，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人类历史也比人们想象的更加悠久。根据贸易的发展、艺术的进步和城市的规模，我们往往低估了早期文明所特有的集约化耕作所能维持的人口密度，尤其是在出现农业灌溉的地方。在中国和欧洲的一些耕地密布的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拥有简单生活习惯的庞大人群在商业不发达、艺术水平低的条件下也很容易扎根下来，而且也没有出现向城市集中的倾向。要知道发达的商业、高水平的艺术正是现代进步的体现，而城市化则是现代人口的显著特征。
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欧洲是唯一一个现存人口规模超过以前的大陆。但并非欧洲所有的地区都是如此。当然，希腊、地中海群岛和土耳其在欧洲的部分地区，或许还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地方过去的人口肯定比现在多，欧洲西北部以及中欧和东欧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
自从人们发现美洲后，美洲的人口也有所增加，但增长的幅度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大。有人估计，在整个南美洲大陆上，秘鲁是唯一一个被人们发现时的人口规模比现存人口规模大的国家。而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在被人们发现之前，美洲人口一直在下降。美洲历史上曾经诞生过什么伟大的国家？哪些帝国在这片“新”大陆上崛起又逐渐走向衰落？这一切我们只能想象罢了。但是，大量废墟碎片证明的确存在宏大的前印加文明；在尤卡坦半岛和中美洲的热带森林中，埋藏着在西班牙征服美洲大陆之前便已经被人们遗忘的伟大城市遗址；如科尔特斯发现的那样，墨西哥野蛮行径的背后展现出了高水平的社会发展遗迹，而现如今美国的大部分土地上散乱分布着的土堆也证明了这里曾经拥有相当稠密的人口，而且有些地方，比如苏必利尔的铜矿地区，遍布着我们所熟知的印第安人的艺术痕迹，其艺术水平甚至超过了白种人曾经接触过的印第安人。
非洲就更不用提了。北非现在的人口只有古代人口的一小部分；尼罗河谷地区曾经拥有比现在更多的人口，而在撒哈拉以南，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历史时期人口数量曾经有所增长，而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当然是由奴隶贸易引起的。
亚洲现在拥有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虽然人口密度不及欧洲的一半，但有迹象表明印度和中国以前的人口比现在更多。这一伟大的人类滋生地曾经向欧洲输送了大批人口，所以它过去的人口肯定比现在更多。但变化最明显的还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巴比伦和波斯，简言之，就是这块曾经屈服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土地。曾经城市密布、人口众多的土地现在到处都是穷困的村庄和贫瘠的荒地。
有点奇怪的是，在所有提出的理论中，没有一个理论提到地球上的人类数量是固定不变的。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这一理论相比，至少这个理论更符合史实。很明显，人口数量此起彼伏，人口中心已经发生了改变；新国家已经兴起，旧国家走向衰落；人口稀少的地区如今人口稠密，人口稠密的地区如今人口稀少；但是，哪怕我们可以回顾到更遥远的过去而不让自己完全沉溺于推理，也没有迹象表明人口数量会持续增长，或者人口总数会偶尔增长。据我们所知，人类的祖先从未踏入过无人之地，在他们前进的路上，他们一直在与每片土地的原住民战斗；在昏暗的帝国背后，帝国的幽灵忽隐忽现。我们自信地推断，世界人口都有各自的起点，因为我们知道在某个地质时代人类尚未诞生，我们并不相信人类会凭空出现的，就像卡德摩斯播种下龙的牙齿然后从龙牙中长出很多武士一样[45]；然而，遥望过去，透过历史、传统和古迹发出的微弱光芒，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人口。而在这漫长的时期里，哪怕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人类总人口实质上已经有所增加，但人口原理还不足以让人类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与地球维持人类生存的能力相比，地球如今的人口仍然相对稀少。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广泛而普遍的事实，会冲击到所有思考这个主题并将自己的观点超脱于现代社会之外的人。马尔萨斯学说提出了一种普遍规律：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将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如果这样的规律真实存在，那么无论哪个地方的人口达到一定密度，这个规律都必定像全世界都广泛认可的任何重大的自然法则一样明显。那么，为什么在经典的信条和准则中，在犹太人、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以及任何人与人之间联系紧密并建立了信条和准则的人民中，我们都没有找到任何要求实践马尔萨斯提出的严格控制人口的命令呢？为什么恰恰相反，几个世纪来，人类的智慧和世界的宗教向人们灌输的各种公民义务和宗教义务思想却与当前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所宣传的思想截然相反，也与安妮·贝桑特目前在英国宣扬的思想背道而驰呢？
我们必须记住部分社会曾向每个成员保证过他们的就业和生存。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第2卷，第12章，第2部分），如果国家不对婚姻和生育做出规定，那么苦难和倒退将成为常态。他说，“一些颇有声望的作家曾多次清楚地指出这些后果，那些受过教育却忽略了这一点的人是不值得原谅的。”然而在斯巴达、秘鲁和巴拉圭，和在其他几乎到处都建立起了原始农业组织的勤勉社会一样，它们似乎完全不知道这种自然倾向的可怕后果。
除了我引用的这个广泛而普遍的事实外，还有一些常识性事实也与这种无法抵抗的人口增长趋势完全不符。如果人类繁殖的趋势果真如马克思主义想象的那么强大，那么为什么那些并不缺粮食的家族也会灭绝呢？为什么那些根据世袭头衔和世袭财产给予的每一笔奖赏，不仅仅是按人口增加原则予以支付，而且还支付以保存家谱认知并寻找子孙后代？为什么在英国这样的贵族统治中仍有许多贵族陨落？为什么上议院只有通过不断增加贵族爵位才能维持数世纪之久？
虽然他们衣食无忧，还能加官进爵，但若要想寻找唯一一个在漫长的岁月里幸存下来的家族，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永恒的中国。在那片土地上，孔子的后裔仍存于世，并享有特别的权利和待遇，实际上已然成了唯一的世袭贵族。根据人口每25年翻一番的假设，在孔子去世后的2150年里，孔子应该有859559193106709670198710528名后代。实际上，在孔子死后的2150年后，也就是清朝康熙年间，孔子一共只有22000名后代，其中男性11000人。这一数字与之前预估的数字实在相差甚远，尤其是当人们想到这个家族因其祖先“至圣先师”的称号而备受人们尊重，进而阻止了人口现实限制发挥作用时，这一差异就更加引人注目了，而且孔子的名言中单单没有提到审慎限制人口的思想。
然而，我们也可以说，即便是这种增长也算得上很多了。在2150年里，一对夫妇繁衍出22000名后代，虽然这一数字仍远远低于马尔萨斯学说的人口比率，但是这表明，现实确实可能存在人口过剩的情况。
但试想，后代数量增加并不代表人口数量也在增加，只有不断繁衍才会出现这种结果。史密斯和他的妻子有一个儿子和女儿，他们的子女又分别与别人的女儿和儿子结婚，而且每个人都生了两个孩子。因此，史密斯和他的妻子将有四个孙子孙女；但是在一代人中没有比在另一代人中更多的人——每个孩子将有四个祖父母。假设这个过程继续循环下去，后代数量可能会不断扩张到数百、数千甚至数百万；但是每一代后代的个体其实并没有比上一代更多（他们都只有4个祖先）。世代的网络就像布料上的格子或斜纹，从顶部的任何一点开始，视线越往下走，底部线条分叉越大；但是从底部的任何一点开始，线条又以相同的方式分叉到顶部。一个男人可能有多少孩子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只有两个父母，而他的两位父母每人各只有两个父母也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按照这一人口几何级数增长比率往下推几代，看看它是否会像马尔萨斯先生说的那样产生“惊人的后果”——人口将布满整个太阳系。
但是从这样的思考出发，让我们提出一种更明确的探究。我断言，这些经常被用来作为人口过剩的案例其实经不起任何调查。印度、中国和爱尔兰就是最强有力的佐证。在上述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都有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大批阶级下场凄惨或被迫移民。但这真的是人口过多造成的吗？
就总人口与总面积的比例而言，印度和中国远算不上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据贝姆和瓦格纳的估计，印度每平方英里土地仅有132人，中国为119人，而萨克森州每平方英里的人口为442人，比利时441人，英格兰422人，荷兰291人，意大利234人，日本233.22人；因此这两个国家都存在大量尚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地区，但毫无疑问，即使在人口更为稠密的地区，也可以养活更多人口，并且让他们的生活环境更加舒适。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应用于生产的方式极其粗鲁、低效，而且两国都有很多自然资源被完全忽视。这并不是源于人们天生的缺陷，因为比较文献学表明，印度教徒是我们的近亲，而且中国早在我们的祖先还在野外游荡的时候就拥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最重要的现代发明的雏形。这源自这两个国家所采取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剥夺了工业的回报。
从很早之前开始，印度的工人阶级就被各种苛捐杂税和压迫压垮，陷入了无助和无望的堕落状态。多年来，如果各种敲诈勒索后剩余的粮食还足以满足生活需要并来年再播种，农民就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了。资本无法安全地积累，也无法在很大程度上用于协助生产；从人民手中榨取的所有财富都掌握在亲王贵族手里（他们比盘踞在国内的强盗首领好不了多少），或者落入他们的农民或者亲信手里，并且被浪费在无用的奢侈品或者更糟糕的地方上。而宗教则陷入复杂而可怕的迷信中，并像有形的力量对人体进行折磨一样对心灵施行暴政。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进步的技术是那些为满足贵族炫耀和奢侈欲望而服务的技术。印度王公的大象周身装饰着精致工艺的黄金饰品，绚丽夺目，象征着王权的遮阳伞表面嵌满了宝石；但是印度农民的犁只是一根尖锐的木棍。王公后宫的贵妇们身披质地轻薄的麦斯林纱（又被叫做“编织的风”），工匠的工具却极为粗糙简陋，商业也只能像现在这样秘密进行。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暴政和不安全导致了印度出现粮食匮乏和饥饿；而不是像巴克尔所说的那样，是人口数量对生存资料的压力产生了粮食匮乏，并衍生出暴政。东印度公司的牧师威廉·坦南特，在《人口论》出版两年前，即1796年，说：
“当我们想到印度斯坦[46]的富饶时，那里频发的饥荒让我们感到震惊。这显然不是因为土壤肥力差或气候糟糕导致的；我们必须追溯到某种政治原因，只需稍加探索人们就可以发现各级政府的贪婪和敲诈勒索。促进工业生产的巨大催化剂——和平稳定的社会坏境消失不见。因此，人们种植的粮食仅能勉强满足生活需要，而且一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就容易出现饥荒。”
“莫卧儿政府从来没有为它的王公贵族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更别说它的臣民了；而农民更是毫无保障。这是一个暴力和叛乱、背叛和惩罚不断上演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和艺术都不可能繁荣发展，农业也不可能形成一个体系。莫卧儿政府的倒台产生了一个更痛苦的后果，因为无政府主义比暴政更为糟糕。伊斯兰教政府实在可恶，但如若推翻它，欧洲国家也不能从中获取任何好处。这个政府最终在腐败的重压下垮台，而后又被各种小头领的暴政所取代，他们的执政权利包括他们对国家的背叛，他们对农民的各种敲诈勒索就像他们的贪婪一样永无边际。政府的地租是（现在仍是）由残忍的土匪在土著人统治的地方每年征收两次，这些身披军装的歹徒把不幸的农民从村庄赶到树林里后，便肆意捣毁或抢走任何能满足他们贪欲的农产品。倘若农民试图捍卫自己人身安全或村庄土墙内的财产安全，只会给这些不幸的农民招致更疯狂的报复。然后，他们被各种枪炮声围攻，直到他们停止抵抗为止，那时幸存者已被卖掉，他们的栖息地也被大火夷为平地。因此，如果有人能按下心头的恐惧，大着胆子回到昨日还是他们家园的地方，你就会经常遇见那些农民收集整理着散落在各处的残余物品；但是，通常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废墟仍冒着烟，没有任何人打破这可怕而又荒凉的沉默。这一情景不仅出现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还出现在印度教徒统治地区的首领们统治下。”
在这种残酷的掠夺下，就算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有一个人，就算是在伊甸园，也会出现粮食匮乏和饥荒。在英国统治印度的初期阶段，这种残酷的掠夺受到了一种更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推波助澜。麦考利在他论克莱夫勋爵的文章中表示：
“在加尔各答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数百万人则陷入了极度悲惨的境地。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暴政之下，但他们从未经历这样的暴政。他们发现东印度公司拔根汗毛都比印度王公道拉的腰粗。它更像邪恶魔鬼的政府，而不是人类暴君的政府。有时他们会屈服于容忍范围内的苦痛。有时他们会从白人身边逃走，就像他们的父辈习惯从马哈拉塔那里逃走一样，英国旅行者的轿撵经常会经过这些荒无人烟的村庄和城镇，人们正是听到他们要来的消息才逃离了这里。”
麦考利只是稍微提及了这种恐惧，但是伯克的生动描述让我们更加直观地认识了这一点——整个地区沦为他们向最贫穷的人群肆意掠夺的“天堂”，贫困的农民饱受折磨，被迫放弃了他们所有的贮存，这片曾经人口稠密的土地变成了杳无人烟的沙漠。
但英国早期的非法统治早已受到限制。除了罗马式的和平，强大的英国政府还给所有广大印度人民带来了其他东西；英国法律的公平原则已经通过他们精心制定的法律体系在印度得到了推广，该制度旨在确保这些最卑贱的可怜人也能像盎格鲁—萨克逊自由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整个半岛铁路密布，并修建了大型灌溉工程。然而，饥荒却越来越频繁，并在更广泛的地区肆虐，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这难道没有证明马尔萨斯学说吗？这难道没有表明无论生存的可能性增加多少，人口仍然会不断向其施加压力吗？这难道没有表明马尔萨斯的主张是正确的吗？即就算关闭了容纳过剩人口的水闸，也只会迫使大自然打开新的水闸，除非通过审慎监管来管控人口数量增长的源头，否则战争或饥荒仍会爆发。这一直都是正统的解释。但事实上，从最近英国杂志在有关印度问题的讨论中所提出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些过去和现在夺走数百万人生命的饥荒不是由于人口对自然的生存资料的压力，而是由于海德·阿里的铁骑风卷残云般突袭卡纳蒂克后，卡纳蒂克变成一片废墟所致。
数百万印度人在众多征服者的枷锁下低下了头颅，但最糟糕的是英国统治下持续的、令人难以忍受的重压——正如英国作家描述的那样，这种实际上断绝了数百万人生路的重压，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一场最可怕最普遍的灾难。其他征服者也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他们也实行过残酷的专制统治，但他们了解印度的情况，也得到了人民的理解；但现在的印度就像是由很少露面的外国地主拥有的一座大庄园。费用最昂贵的军事和民事机构由英国人维持、管理和指挥，他们只是把印度当作一个临时流放地；而这一笔巨额资金（估计每年至少为2000万英镑）由英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征收，并以汇款、养老金、政府国内开支等形式流到英国。印度许多地方的工人好的时候每天能有1.5便士到4便士的收入就很高兴了。这笔“进贡”往往没有任何回报。从收益上来看，斥巨资修建的铁路在经济上没有带来多大利润，花费大力气建设的大型灌溉工程很大程度上看也以失败告终。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英国人想要构建一个地主阶级，将土地绝对的拥有权交到世袭的征税者手里，他们能以最残忍的方式向佃农索讨高额的地租。在其他地方，国家仍然以土地税的形式征收租金，地税估价指数如此之高，征税方式如此残酷，迫使那些即便在收成好的年份也生活拮据的佃农落入高利贷者的魔爪。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甚至比地主更贪婪。食盐无论在哪里都是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那些完全以蔬菜为食的地方更是如此。盐的征税比率高达1200%，所以盐不能用于各种工业用途，很多印度人也无法获取足够的盐保持身体健康，牲畜也是如此。英国官员下面还有一群压迫和敲诈印度人民的本地雇员。对本地人来说，英国法律及其僵硬死板的规定，以及神秘的诉讼程序，实则赋予了当地的高利贷者强有力的掠夺工具，迫使农民以最严苛的条款向他们借钱以支付税款，并容易诱使他们履行一些他们根本不知道具体意义的义务。“我们并不关心印度人民，”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带着呜咽的语调写道，“在东方——不，甚至在全世界，人们能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是我们东方帝国的农民。”然后她继续解释可怕的饥荒发生的原因，一是税收夺取了农民耕种的工具，二是让佃农沦为真正的奴隶，这也是“我们自己法律的恶果”。“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所谓的饥荒并不存在的许多地方”产生“一种长期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半饥饿状态”。“正席卷印度的饥荒，”26岁的H.M.海因德曼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男人和女人无法获得食物，因为他们存不下钱去购买食物。然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要向这些人征收更多的税。”他还解释了，在发生饥荒的地区，人们如何出口粮食以支付税收，以及整个印度如何不断遭受各种流失，再加上政府的巨额开支，致使印度人民一年比一年穷。印度的出口货物几乎全是农产品。正如海德曼先生所说，至少有三分之一出口的农产品没有收到任何收益，它们相当于“贡物”——即英国人在印度寄出的汇款，或者是印度政府在英国的分支机构的费用。至于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益大多成了政府储备，或在印度的英国主人们使用的舒适品和奢侈品。他表明，在帝国统治下政府的开支大大增加；对穷得只能吃个半饱的人民残忍地征税，是在夺走他们少得可怜的耕地工具；阉牛（印度一种役畜）的数量正在减少，农民被迫把数量本就稀少的耕地工具交给高利贷者，“我们这个擅长经商的民族，正在迫使农民以12%，24%，60%的利率借钱，以建设公共工程并支付巨额公共工程费用的利息，而这些公共工程就连近5%的利息也从未支付过。”海德曼先生说，“事实是，在我们的统治下，整个印度社会已经变得非常贫穷，而且这个过程现在正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恶化。”鉴于我前面提到的作家阐述的事实，以及印度官员自己阐述的事实，这一点不容置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来减轻饥荒的行为实则加剧和恶化了产生饥荒的真正原因。虽然印度南部最近的饥荒已造成约六百万人饿死，而且大量幸存者实际上也被剥削过，但是税收没有减免。那些绝大部分贫困人口早就买不起的食盐的税率上涨了40%，就像1770年孟加拉发生可怕的饥荒之后，政府通过提高对幸存者的地税估价指数和严格征收地税，政府收入实际上反而增加了。
现在的印度，和过去一样，只有那些最肤浅的观点才会把粮食匮乏和饥饿归因于人口对土地生产粮食能力的压力。如果农民能把他们少量的资本保存下来，如果他们可以从这种生活水平中解脱出来——即使在非饥荒时期，大量印度人的生活水平不仅低于印度兵必需的生活水平，而且低于英国出于人道主义给监狱的囚犯提供的生活水平。如果能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振兴工业，无疑将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在印度仍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大批丰富的未开发的矿产资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人口以前包括现在都没有达到土地生产粮食能力的真正限度，甚至没有达到随着人类对土地索取数量的增加，土地生产粮食能力开始下降的地步。印度粮食匮乏的真正原因从古到今一直都是人类的贪婪，而不是自然的吝啬。
中国的情况和印度相差无几。中国很多地方人口稠密，但造成底层阶级极度贫穷的原因其实和印度类似。也就是说，很多事实都表明，底层阶级极度贫穷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造成的。各种不安全因素普遍存在，生产仍处于最大劣势，商品交换仍面临重重阻碍。那里的政府采取一系列打压措施，而任何形式的资本安全都必须通过贿赂官员才能获得；那里的内陆运输主要依靠人力；那里的舢板必须制作成不适合出海远航；那里非法交易成为常态；那里匪患横行嚣张至极；无论人口多么稀少，贫穷是普遍现象，作物歉收就会造成饥荒。所有外国专家都证明了中国还有很多尚未开垦的土地，而且人们都坚信中国还存在大量未经开发的矿藏，二者都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养活更多的人口。比如说，有人称中国藏有很多煤矿，其数额之大、品质之好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已经开发的煤矿。可想而知，一旦成功开采出这些煤矿，中国的人口供养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煤炭不是食物，这一点自然不错，但是开采煤炭就相当于生产食物，因为人们不仅可以像所有采矿区那样用煤炭交换食物，而且可以把消耗煤炭产生的生产力用于食品生产，或者可以把劳动力解放出来用于食品生产。
因此，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贫困和饥饿都不能归咎于人口对生存资料的压力。不是密集的人口，而是那些阻止社会组织自然发展以及劳动者获得全面回报的原因，使数百万人处于饥饿的边缘，并且不时地迫使数百万人饱受饥饿的折磨；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印度劳动者会为得到一把大米而庆幸不已，中国人会吃老鼠和小狗，掘食草根的印第安人[47]会以蚱蜢为食，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会吃腐烂的木头里的蠕虫，而这一切都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无关。
我再说明一下，我并不仅仅是说印度或中国可以通过更加发达的文明来维持更多的人口，当然任何马尔萨斯主义者都会赞同这一点。马尔萨斯学说并不否认生产技术进步能为更多人提供生存资料。但马尔萨斯主义理论肯定了无论生产能力如何，人口的自然倾向总会赶上并努力超越生产能力。用马尔萨斯的话来说，由此产生防止人口进一步增长所必需的罪恶和不幸，这也是马尔萨斯学说的精髓所在；因此，随着生产力进步，人口将相应增长，并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与以前相同的结果。我所说的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实例支持这一理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合理地将粮食匮乏归咎于在当时现有的人类知识水平上人口数量对生存资料获得能力的压力；在任何地方，所谓的人口数量过多造成的罪恶和不幸都可以追溯到战争、暴政和压迫，这些都阻碍了知识的运用，并否定了生产所必需的安全环境。至于人口自然增长没有导致粮食匮乏的原因，我们接下来会谈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关注的事实是还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这种情况。这一事实在印度和中国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我们在何处追溯这一原因，这一事实也都很明显，但人们通常都会肤浅地认为罪恶和不幸是人口过多造成的。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爱尔兰就是人口过剩的典型例子。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低工资普遍存在，以及爱尔兰饥荒和爱尔兰移民，不断被称为马尔萨斯学说在文明世界发挥作用的证明。我怀疑是否可以引用一个更有效的例子来证明一个先入为主的理论会蒙蔽人的双眼，使人不能正确认识各种事实的真正关系。这一事实显而易见：爱尔兰的人口数量一直都是这个国家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下，通过发挥自然力量就可以维持舒适生活的水平。在它人口最多的历史时期（1840年—1845年），爱尔兰有超过八百万人口。但是很大一部分人都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他们家徒四壁，衣衫褴褛，主要以土豆为食。当马铃薯枯萎病来袭时，数千人被饿死。但是，是因为贫瘠的土地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人口，迫使这么多人过着这种悲惨的生活，并让他们在单一块根作物歉收时被活活饿死吗？恰恰相反，正是抢夺印度农民的同样无情的贪婪剥夺了他们劳动的果实，让他们在物产丰饶的地方忍饥挨饿。无情的收税匪徒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大肆掠夺和勒索，但是劳动者同样被一群地主无情地剥夺得干干净净，土地被分割为他们的绝对财产，丝毫不顾及那些以土地为生的人的权利。
试想一下马铃薯枯萎病发生前这八百万人努力生存的社会生产条件吧。坦南特先生在提及印度时所使用的一句话恰好可以适用于这种生产条件——“对工业和安全有极大推动作用的刺激因素消失不见了。”租户耕种土地大多任性而为，即使他们在被迫支付高额租金后还能耕种，他们也不敢对土地做出丝毫改善，因为这只会让租金继续上涨。因此，劳动效率极其低下，大量劳动力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被浪费掉。只要劳动果实有任何保障，劳动力都会源源不断地得到应用。但即使在这些条件下，爱尔兰也能轻轻松松养活八百万人。因为当它的人口数量达到顶峰时，爱尔兰是一个食品出口国。即使在饥荒期间，谷物、肉类、黄油和奶酪也被用来出口，车队道路两旁是饥肠辘辘的人民，壕沟里饥民尸体堆积成山。所有这些出口的食物，或者说至少很大一部分，都没有任何回报。对爱尔兰人民而言，这些出口的食物仿佛被大火烧毁，或被抛入海中，或从未生产过一样。它不是作为商品交换，而是作为一种贡品——支付给那些不曾露面的地主；他们从生产者那里榨取税收，却对生产没有任何贡献。
如果能把这些食物留给生产者，如果允许土地耕种者保留并使用他们的劳动所产生的资本，如果安全环境推动了工业发展，并允许采用各种经济政策，那么爱尔兰就会得到足够的支持养活有史以来最多的人口，而且就算爆发马铃薯枯萎病，也不会让任何人吃不饱饭。因为英国经济学家冷漠地说，“爱尔兰农民”将马铃薯作为他们的主食并非轻率之举。当爱尔兰移民可以获得其他东西时，他们不会以马铃薯为食。在美国，爱尔兰人未雨绸缪的谨慎态度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因为高额租金剥夺了他们的一切。事实上，人口数量过多从来不是爱尔兰贫困和苦难的源头。
麦卡洛克于1838年在《国富论》的注释4中写道：
“密集的人口是爱尔兰绝大部分人民生活贫困、处境凄惨的直接原因。可以说，就当前的生产方式所能维持的舒适或比较舒适的生活状态而言，爱尔兰的人口多了一倍不止。”
因为1841年爱尔兰人口数量为8175124人，那么我们可以把1838年的人口数量设定为800万左右。因此，把麦卡洛克的否定语气转为肯定语气，根据人口过多理论，爱尔兰人民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并过上中等舒适的生活，人口不应该超过400万。在上个世纪早期，当斯威夫特教长写下他的《小小的建议》时，爱尔兰大约有200万人。因为在这段时间内，爱尔兰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都没有取得明显进步，那么如果把1838年爱尔兰人民生活贫困、处境凄惨归因于人口过多的话（麦卡洛克自己也承认这一点），那爱尔兰在1727年只有200万人口时就应该实现充分就业，并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了。然而，1727年，爱尔兰人民的生活如此贫困，处境如此凄惨，以至于斯威夫特教长曾以辛辣讽刺的语调建议通过培养人们烤食婴儿的爱好来减少过剩人口，并建议每年把数10万爱尔兰婴儿送到屠宰场作为美食供富豪享用！
对于一个一直在从事爱尔兰苦难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很难用体面的语言把爱尔兰的粮食匮乏和各种苦难归因于人口过剩，但即便是在穆勒和巴克尔这样品格高尚的伟人的作品中也会发现这种观点。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事情比残忍地计算爱尔兰人民遭受的剥削和残忍暴政更让人热血沸腾。正是这种暴政，才是爱尔兰穷人和饥荒的根源所在，而不是因为这片土地无力养活其人口；要不是世界历史上证明了赤贫会让任何地方都萎靡不振，那我们就很难抗拒对某一种族的蔑视感。这一种族深陷贫困，却只是偶尔杀死一位地主！
人口过多是否导致了贫困和饥饿，或许现在还有待探讨；但爱尔兰的贫困和饥饿却再也不能归咎于这一原因，正如我们不能把奴隶贸易归因于非洲人口过多，或把耶路撒冷的毁灭归因于其生存资料难以跟上人类繁殖的步伐。如果爱尔兰遍地都是香蕉树和面包树，如果她的海岸线遍布钦查群岛[48]（Chinchas）的鸟粪石矿石，如果低纬度的太阳让她潮湿的土壤变得更加肥沃，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仍然会产生贫穷和饥饿。如果高昂的地租从土地的耕种者手中夺走所有的劳动产品，只给他们留下在丰年勉强能维持生活的粮食，那么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会出现贫困和饥荒；地主随意决定土地的使用期，禁止任何土地改良，只会滋生出最浪费最贫穷的文化；佃农不敢累积资金，即使他能得到资金，也会担心房东要求用它支付地租；事实上，他是一个低贱的奴隶，只要一个像他一样的人点点头，他可能随时可能被赶出他的小泥屋，一个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流浪者，甚至不能摘食各种水果，或捕捉野兔来填饱肚子。无论人口多么稀少，无论资源多么丰富，在财富生产者被迫在剥夺了希望、自尊的条件下工作，而远在异国的地主榨取了他们至少四分之一的土地净产值却没有任何回报的土地上，除此以外，一个不景气的行业还必须供养地主，连同他们的马匹和猎犬、代理人、工人、中间人和地方长官，加上外国国家教会对宗教偏见的侮辱，还有一群警察和士兵威慑并追捕任何敢于反对这种不公正制度的人。在种种上述情况下，难道贫困和饥饿不是必然结果吗？把这些归咎于自然法则，与无神论相比，不是对自然法则更大的不敬吗？
这三件案例的真实情况能在对所有案例的检验中得到验证。就我们所了解的事实而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口增长从来没有以产生不幸和痛苦的方式对生存资料造成压力；人口增长从来没有减少食物的相对产量。印度、中国和爱尔兰的饥荒或人烟稀少的巴西的饥荒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人口过多。粮食匮乏造成的不幸和痛苦再也不能归咎于大自然的吝啬，好比死在成吉思汗的剑下的那六百万人，帖木尔的头骨金字塔，或古不立吞人[49]（Britons）和西印度群岛的土著居民的灭绝不能归咎于大自然的吝啬一样。
第三节 基于类比的推论
如果我们从考察为证明马尔萨斯学说而提出的事实转向思考支持这一学说的类比，我们将发现这些类比同样站不住脚。
动植物界强大的繁殖能力从马尔萨斯到现在的教科书不断被人们引用，如一对鲑鱼能在几年内不受到天地的干扰可能会充满整个海洋；一对兔子在同样的环境下将很快遍布大陆所有角落；许多植物将它们的种子数百倍地散布出去，有些昆虫会产下数千个卵；动植物界的每个物种在任何地方都倾向于不断繁殖给生存资料造成压力，当它们的数量不用受到天敌限制时，这种倾向尤其明显。人口也同样倾向于不断产生对生存资料的压力。而且，当不受到其他方式限制时，其自然增长必然导致低工资和粮食匮乏，如果这些限制还不够，而且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加，那么将会爆发真正的饥荒，从而使人口保持在生存资料可承受的范围内。
但这个比喻合理吗？人类的食物来源于动植物界，因此动植物界的繁殖能力比人类更强，只能证明生存资料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所有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东西都有能力以数倍增长，有的以千倍增长，有的以数百万甚至十亿倍增长，而人类却只能成倍增长，以上事实是否表明即使人类充分发挥其生殖力，人口增长速度也决不可能超过生存资料的供给速度呢？只要记住以下这一点，答案就很清楚了：虽然动植物界的每个物种凭借强大的生殖能力，都会自然而然地给环境施压，这些环境又会反过来限制其进一步增长，但是这些环境并不是绝对固定的。没有哪一个物种可以真正达到土壤、水、空气和阳光的承受极限，真正限制这些物种进一步发展的是其他物种，比如它们的竞争对手、天敌或食物；因此限制人类生存资料发展的这些环境条件可以进一步扩大（在某些情况下人类的出现就可以扩大这些条件），作为人类食物的物种的繁殖能力不但不会因为上述种种限制被浪费，反而会在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而且增长速度会让人类也自愧不如。如果人类只射杀老鹰，那么鸟类数量将增加；如果人类只捕猎狐狸，那么野兔会泛滥成灾；蜜蜂跟着开荒者迁徙，人类产生的有机物质可以撒入河中喂食鱼类。
就算不考虑任何最终原因，就算动植物界持续强大的生殖力会促进人类对它们的消耗，低级生命形式的繁殖对生存资料的压力不一定与人类（万物的灵长）的情况相同；然而，人类和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之间仍然存在一种区别，这种区别会证明这个类比确实行不通，世界生物千千万万，人类是唯一可以通过发挥其他生物生殖力以不断给自己提供食物的生物，毕竟其他生物的生殖力远超人类。野兽、昆虫、鸟类和鱼类只能找到什么吃什么。人口增长是以牺牲其他生物为代价的，当人类数量增长到现有食物的上限后，人类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必须以食物数量增长为前提。但与其他任何生物不同，人类数量的增加涉及到食物数量的增加。如果从欧洲跑到北美大陆的是熊而不是人类，现在熊的数量一定不会比哥伦布时代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熊的食物数量不会增加，熊的生存条件也不会扩大，相反情况可能会更糟糕。但今天仅在美国境内就有4500万人，当时美国只有几十万人，然而现在这4500万人的人均粮食量远远超过当时的几十万人的人均粮食量。食物增加不是导致人类数量增长的原因；但是人类数量的增长生产出了更多的食物。我们之所以有更多的食物，纯粹是因为人数增加了。
动物和人类之间有一点区别。老鹰和人类都吃鸡，老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鸡却越多。海豹和人类都吃鲑鱼，但是海豹每吃一条鲑鱼，鲑鱼的数量便会减少一条，当海豹的数量超过一定程度，鲑鱼数量一定会锐减；但是如果人将鲑鱼卵放置在良好的环境中，人类可以增加鲑鱼的数量，除了日常消耗甚至还能剩下许多，因此，无论人类数量增加多少，都不会超过鲑鱼的供应量。
简而言之，在整个动植物界，食物的限度与以食物为生的动植物无关，但对人类来说，食物的限度，在土地、空气、水和阳光的终极约束下，与人类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在低级生命形式和人类之间进行类比显然是失败的。虽然动物和植物确实在不断给它的生存资料施压，但是在达到地球的极限之前，人类是不可能达到生存资料的底线的。这里要注意，就全球整体而言是这样，在各个地区也是如此。就好比我们要想降低最小的海湾或港口的水位，它们最终汇聚的海洋的水位也一定会降低，甚至世界所有海洋的水位都会降低，那么，任何地方生存资料的限度都不是那个地方的自然限度，而是全世界的自然限度。在目前的生产力状态下，50平方英里的土壤将只能供养数千人，但在包括伦敦市在内的5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却供养了大约350万人，而且随着人类的增长，生存资料的数量也在增长。就生存资料的限度而言，伦敦人口数量可能会增长到1亿，或5亿甚至10亿，因为她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食物，并且生存资料对人口数量的限度就是地球为全球居民提供食物的限度。
但是，这将出现另一种观点，而这一观点给予了马尔萨斯学说极大的支持，即土地回报递减规律。作为土地生产力递减规律的证明，目前一些论文认为，如果说超过某一点，投入更多劳动和资本等要素获得的土地回报增量减少这一观点并不正确，那么日益增加的人口并不会导致耕地面积扩大，所有增加的供给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而不需要开垦任何新的土地。同意这个观点意味着同意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人类获得生存资料的难度一定会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但我认为这种必然性只是表面上的。只要对这个命题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它实际依赖于一个隐含的或暗示的条件——依赖于一个相对而言可称为真理的条件，若太过绝对便不能称为真理。由于物质的不可破坏性和力量的持续性，人类无法消耗或减少自然力量。生产和消费只是相对而言。从绝对化的角度说，人类既不生产也不消费。就算整个人类一起劳动，不眠不休，也不能让旋转的地球增加或减少一个原子的重量，也不能增加或减少通过不停转动产生所有运动和维持所有生命的力量的总和。如同我们从海洋中取出的水必定会再次返回海洋，我们从自然宝库中获取的食物，从我们获得它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会回到大自然。我们从有限的土地中获取的东西可能会暂时降低土地的生产力，因为能量可能返还到了其他土地上，可能在这片土地与其他土地之间分配，还可能分配在所有土地上；但这种可能性随着土地面积的增加而不断减少。从全球土地的角度考虑，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地球可以像容纳千万人一样轻松地供养数千亿人，这是根据众多明显事实得到的必然结论，至少在我们机构看来，物质是永恒的，自然力量定会永远发挥作用。生存不会消耗维持生命的力量。我们的出现不会给物质世界创造新东西，而我们的离去也不会带走原有的东西；从物质角度思考，人类只是一种短暂的物质形式，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运动模式。物质和力量是永恒的，没有减少，亦没有削弱。由此可见，地球对人口的限制只能是空间的限制。
现在这种空间限制可能会让人类在未来处于无立足之地的境地，但这一天对我们而言遥远至极，还比不上冰川期的复发或太阳的熄灭更具实际意义。然而，正是这种看起来遥远而模糊的可能性，赋予了马尔萨斯学说不证自明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深究这一点，会发现这个模糊的可能性其实毫无依据，其来源只是一个错误的类比。动植物界对生存空间的压迫并不能证明人类生活也存在同样的倾向。
即使人只是一种高等动物；即使可以进行表演杂技的环尾猴是人类的远亲；即使在远古时期便已走向海洋的座头鲸与人类有着遥远的联系[50]；即使人类是植物的亲属，并且与植物、鱼类、鸟类和野兽遵守着相同的法则，人类和所有其他动物之间仍然存在着这种差异——即人类是唯一在饱腹后会燃起其他欲望的动物，是唯一欲求不满的动物。其他生物的欲望是固定统一的。今天的牛所期望的并不比人类第一次给它的脖子加上牛轭时多。英吉利海峡的海鸥在快速移动的轮船上空盘旋，他们对食宿的要求并不比凯撒大帝的大帆船的龙骨在英国海滩上摩擦作响时天空盘旋环绕的海鸥多[51]。大自然所提供的东西极为丰富，而除人类之外的所有生物仅仅只关心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其固定欲望。额外供应或额外机会对它们的唯一用途就是繁殖。
但人类却不是这样。一旦他的需求得到满足，新的需求又会出现。在他和其他动物心中食物永远排在第一位，住所排第二，一旦食宿需求都解决了，他就会像野兽一样发挥自己的生殖本能。从这里开始人类和动物开始分道扬镳。野兽不会再前进，而人类已经踏上了不断进步的第一步，这是野兽永远不会经历的过程，是人类远离野兽、高于野兽的进程。
一旦对数量的需求得到满足，人类就开始追求质量。他与野兽共同的欲望开始得到延伸、提炼和升华。人对食物的要求不再仅是满足果腹，还有味道；在衣服上，人不仅要求舒适，还要求有各种装饰；破旧的茅屋变成了豪宅；无差别的异性吸引力开始转化为微妙的影响力，动物生命间生硬而共同的特性发展为精致美丽的形式。随着满足需求的能力不断增强，欲望与日俱增。抑制低级欲望，卢库勒斯将会和卢库勒斯这样的人一起用餐；十二头野猪在烤肉杆上不断翻转，而安东尼那一口肉只要翻转一下就烤熟了；克利奥帕特拉遍大自然每个角落增加自己的魅力[52]，与山丘一般高的大理石柱廊、悬空花园和金字塔拔地而起。当过度到更高形式的欲望时，这种在植物中默默沉睡、在野兽心中时而咆哮的欲望，在人类身上被唤醒。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人类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勇敢穿过炙热滚烫的沙漠和冰冷刺骨的极地，但不是为了食物；彻夜凝视天空，只为追寻恒星的运动轨迹。人们不辞辛劳，以满足动物无法感觉的饥饿，以解除动物不能领会的干渴。
无论在大自然或是人类自己身上，回顾过去笼罩着的团团迷雾，进入到未来的一片黑暗中，当动物的欲望在满足中沉睡时，人类在万物表面下寻求自然的规律；人们会知道地球是如何形成的，星星为什么可以永不坠落，并试图追溯生命的源头。然后，随着人类品性变得高尚，欲望也变得高尚起来，开始追求激情中的激情，希望中的希望。正因如此，人们甚至希望借助某种方式使生活变得更美好，希望能摧毁所有匮乏和罪恶，悲伤和羞耻。人类征服并控制了动物；他放弃了盛宴，放弃了权力；将其留给别人积累财富，满足愉悦的享受，在短暂的一天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他为那些他从未见过也永远看不到的人工作，为博得一个好名声工作，或者为只有当他的棺材盖覆上泥土很久之后才会出现的少得可怜的正义工作。他在前进的途中不断劳作，那里寒风刺骨，没有人为他欢呼雀跃，遍地都是锋利的石头和荆棘。在一片嘲笑和鄙视中，他为未来努力进取；他终于开辟了一条小道，以后的进步人类可以在此基础上拓宽成一条大路。欲望升级，呼唤着他想进入更高，更宏伟的领域，东方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为他指明前进方向。看啊！人类的脉搏跳动着对上帝的向往——他愿意为恒星的运行贡献绵薄之力！
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异巨大，这样的类比实在难以覆盖。给予更多的食物，开放更充分的生活条件，动物和植物只能不断繁殖，而人类却可以不断进步。对前者实行扩张力量只可以让数字不断变大；对后者实行扩张力量将使其不可避免地以更高的形式和更广泛的权力发展。人是动物，但他是一种动物和其他东西的结合体。他是神话里的大树，扎根大地，但最顶端的树枝却可以在天空中绽放！
正如逻辑学家所说，无论从哪方面看，不断增长的人口会对生存资料施加压力这一理论的推理都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一种未经归类的中间地带。事实没能证明这一点，类比也无法支撑这一点。它纯粹是一种对想象力的妄想而已，就好比那些长期以来阻止我们认识到地球是一个不断运动的球体的假想；就像认为在我们之下一切不固定在地球上的东西都会掉落，在一艘行驶的船上，桅杆上掉落下来的球定会落在桅杆后面，在装满水的容器中放入一条鱼不会溢出种种理论一样。哪怕它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荒诞怪异，至少也是毫无道理。如果亚当具有数学头脑，那么他很可能以他孩子出生第一个月的体重来计算孩子以后的成长。孩子出生时重10磅，8个月后体重增加到20磅，凭借一些哲人认为他拥有的数学知识，亚当可能得出与马尔萨斯先生一样惊人的结果；也就是说，孩子长到10岁时，体重将和牛相当，12岁时，与大象相当，到了30岁时，体重不会低于175716339548吨。
事实上，我们无需因人类对生存资料的压力而自寻烦恼，好比亚当不用担心自己孩子长得太快一样。只要事实能证明这种推论，类比也能支撑这种推论，人口定律包括美丽的适应性，就像调查已经在其他自然法则中所表现出的那样。人口定律包括调查已经在其他自然法则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美丽的适应性，并且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认为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繁殖的本能往往会产生痛苦和恶习，就好比我们不能假设万有引力一定会把月亮拉到地球上或把地球拉到太阳上，或者根据温度低至32度时水会收缩的理论，假设河流湖泊在每次霜冻时一定会被完全冻住，所以即使在温暖的冬天，地球的温带地区也会变得无法居住。除了马尔萨斯的现实抑制和道德抑制外，还有第三种人口抑制方法。它通过人们对舒适标准的提升和智力发展起作用，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每天忙于与自然斗争，几乎没有机会思考智慧生活的新殖民地人民，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中身在富中却被剥夺了财富增加的全部好处，因此只能像动物那样活着的贫穷阶级，他们与那些因为财富增长过上了独立、休闲、舒适以及更丰富多变生活的阶级相比，出生率较高，这一点众所周知。亚当·斯密（Adam Smith）注意到，这一事实早已在家常谚语中得到大家认可，“富人运气好，穷人孩子多”。他说，一个贫穷高地女人生养了23或24个孩子的情况并不少见，现在仍是如此，所以只需稍加暗示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如果人口规律真的就是这样（我认为就是这样），那么人口增长的趋势一定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大部分人生活舒适度越来越低的地方，在种族的延续性因各种不利条件受到死亡率威胁的地方，人口增长更快；在个人实现高水平发展，种族延续得到保障的地方，人口增长较慢。换句话说，人口规律符合并且从属于智力发展规律，任何可能把人类置于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危险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社会失调，正是它让身处财富中的人陷入粮食匮乏的境地。我认为，当我们弄清楚缘由后，通过追溯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这一事实将最终得到验证，但是现在提出议论会打乱辩论的自然顺序。如果我成功地表明马尔萨斯学说的推理没能得到证明这一学说的正确性——那目前来说就足够了。在下一章中，我将采取肯定的态度，说明事实证明马尔萨斯学说是错误的。
第四节 反驳马尔萨斯学说
人口增长会导致工资降低，并滋生贫困，这一学说深深根植于当前政治经济学中，同时又与它的各种论据紧紧缠绕在一起，所以它不仅与许多流行观念相协调，还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再现。我认为在用事实检验该理论之前，必须详细说明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的不足之处。人们普遍接受这一理论的事实，在人类思想史中增加了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即当人们被先入为主的理论蒙蔽双眼时，会很容易忽视许多事实。
我们可以很容易让这一理论接受事实最后的和最重要的检验。人口增长是否一定会导致低工资，造成粮食匮乏这一问题，其实就是指人口增长是否会减少劳动创造出的财富总量。
这就是现行学说所持有的观点。大家公认的说法是，向大自然索取的越多，得到的越少，因此劳动加倍不会使产品翻倍；因此，人口增加一定会降低工资，加剧贫困。或按马尔萨斯的话说，必然会导致恶习和苦难。下面引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一段话：
“在任何特定的文明状态下，人多时不能像人少时那样享受更好的供应。人口过剩带来的惩罚是因为大自然的吝啬，而不是社会的不公正。不公正的财富分配并不会加剧不幸，最多只会让人们更早感受到这种不幸。有人认为人口增长在带来嘴的同时也带来了双手，但这只能是妄想。新增加的嘴和过去的嘴吃得一样多，但双手生产的粮食却大不如前。如果所有的生产工具都由全民共同拥有，并且所有产品都能公平分配，如果在这样的社会中，工业能像现在这样发达，产品能像现在这样丰富，那么足以让所有人都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但当人口增加一倍的时候（按人们现有的习惯，在鼓励生育的环境下，毫无疑问会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现实），他们会是什么情况呢？除非生产技术能同时得到空前改善，除非开垦那些贫瘠的土地，并在优质土土地上以更低的报酬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进行耕作，以获得足够多的食物来养活这么多人，否则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比以前更穷。如果人口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增加，那么很快每个人只会剩下生活必需品，别的什么都没有，而且不久之后，大家甚至无法拥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人口增长的趋势会因大批人被饿死而受到限制。”
我并不赞同上述观点。我坚信，事实与这些主张恰恰相反。我坚信，在任何特定的文明状态下，人多时会比人少时享受更好的供应；我坚信，社会的不公正才是造成粮食匮乏和种种不幸的源头，而不是自然的吝啬，当前的理论把这一点归咎于人口过剩；我坚信，人口增长带来的嘴不会比以前的嘴吃得多，而人口增长带来的手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我坚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越多，公平分配财富给每个人带来的舒适就越多；我坚信，在平等的状态下，人口的自然增长往往会让每个人更富有而不是更贫穷。
因此，我旗帜鲜明地加入了问题的讨论，并将问题交给事实检验。
但请注意（即使前文已经提到过这一点，我还是希望提醒读者不要混淆了这个概念，尽管很多久负盛名的作者也会犯同样的错误），这个问题不在于人口在什么阶段生产的粮食最多，而在于人口在什么阶段显示出最大的财富创造力。任何创造财富的力量都是创造生存资料的力量，任何消费财富或创造财富的方式都等同于消耗生存资料的方式。例如，我口袋里有一些钱。有了它我可以购买食物、雪茄、珠宝或剧院门票，我花钱时，就好比我决定用劳动生产食物、雪茄、珠宝或进行戏剧表演一样。一套钻石首饰的价值等于许多桶面粉——也就是说，生产钻石的平均劳动量可以生产这么多的面粉。如果我送给我的妻子一条钻石首饰，就像我仅仅为了炫耀，就白白浪费了许多本可以用来生产粮食的劳动力。如果我雇佣一个侍从，世上就少了一个可以耕地的农民。饲养一匹赛马花费的精力足以饲养许多匹马用于耕作。日常照明或点燃礼炮所消耗的财富等于白白烧掉了如此多的食物；保留一个兵团或一艘战舰和一船的船员，是对劳动力的非生产性使用，这些劳动本可以为数千人提供生计。因此，任何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力量都不是用实际生产的必需品来衡量的，而是用各种方式的力量消耗来衡量的。
实在没有必要进行抽象推理。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创造财富的相对力量是否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减少？
事实其实非常明显，人们只需稍加注意就能发现这一点。在现代，我们看到许多地方人口都有所增长，难道他们的财富没有同时急剧增长吗？我们看到许多地方人口仍在持续增加，难道他们的财富没有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吗？虽然英格兰的人口年增长率为2%，它的财富增长的比例不是更大吗？尽管美国人口每隔29年翻一番，它的财富不是在更短的时间内翻了一番吗？在同样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同样文明阶段的同一群体的人群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不也是最富有吗？人口稠密的东部各州按人口比例不比人口稀少的西部或南部各州更加富裕吗？人口比美国东部各州更密集的英格兰按人口比例，不是比前者更富裕吗？您会在哪里找到财富最奢华的非生产性使用——昂贵的建筑，精美的家具，豪华的装备，雕像，图片，游乐园和游艇，难道不是在人口最密集的而非最稀疏的地方吗？你会在哪里找到最多的那种人——他们并没有从事劳动，却仍能满足日常生活，他们不仅有收入，还过着舒适的生活，比如小偷、警察、仆人、律师、名人等等呢？难道他们不是在人口密集而非人口稀疏的地方吗？资本从哪里输出才能获得有利可图的投资呢？难道不是从人口稠密的国家到人口稀少的国家吗？这些事情最终表明，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财富最多；一定数量劳动力创造的财富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向何方，这些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同一文明层面，当生产技术和政府处于同一阶段时，人口最多的国家总是最富裕。
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特殊案例，一个乍一看似乎可以支撑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学说的最佳案例——这个案例讲述了人口虽然大幅增长，但工资却大大减少的社会，这不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推论，反而说明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大自然的馈赠减少了。这个地方就是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黄金时，第一波移民涌入加利福尼亚，人们发现那时的自然最是慷慨。从河岸到沙洲，历经千年闪闪发光的自然沉积物被人们用最原始的设备获取，其数量之丰富，甚至每天1盎司（16美元）都只是普通工资。平原上植被葱郁，哺育着成片的牛群和马群，数量如此丰富，以至于任何旅行者都可以随意地将马鞍套在一匹刚出生不久的小马身上。如果他想吃牛排，他可以杀死牛犊，只把牛皮这唯一有价值的部分，留给它的主人。在最初种植的肥沃土壤上，人们仅靠简单的耕种和播种就收获了各种作物，但是在其他那些历史颇为悠久的国家，人们只有精心施肥和耕作才能有所收获。在加利福尼亚开发初期，大自然物产丰饶十分慷慨，这里的工资和利息也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对其提出更多的要求，大自然最初这种慷慨的馈赠逐渐削减了。挖掘的回报越来越少，现在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挖掘点，而且开采金矿需要大量的资金、技能和精密的机械设备，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马很昂贵，”在内华达州的艾灌丛平原饲养的牛需要翻山越岭用铁路运来，并在旧金山的屠宰场中被宰杀。而农民们开始节省他们的稻秆并寻找粪肥，一旦土地缺乏灌溉，四分之三的作物将难以产出。与此同时，工资和利息也在逐步下降。人们现在很乐意接受工作一周的报酬甚至比不上以前一天的报酬，而且一年的贷款率甚至低于以前一个月的贷款率，以前的贷款率高得令人咂舌。自然生产力降低与工资减少之间是因果关系吗？工资低是因为劳动创造的财富减少了吗？事实恰恰相反，我认为1879年加利福尼亚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但不比1849年低，反而更高。任何人只要考虑到这些年来加利福尼亚因为道路、码头、水槽、铁路、汽船、电报和其他各种机械的发展，该地与世界各地联系的加强，以及随人口增长而涌现的无数经济实体获得了劳动效率的提升，就都不会怀疑这一事实：如今的加利福尼亚人通过劳动从自然获得的回报，总体上说比以前开采金矿、开垦土地的时候要大得多。人为因素力量的增加已经轻松弥补了自然因素的力量下降。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些事实表明，如今财富的消费（与劳动者的数量相比）要比当时要大得多。早年间加利福尼亚的人口几乎全部由男性组成，现在儿童和女性的比例有了很大提升，而其他非生产者的增长率甚至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奢侈品的增长远远超过工资下降；以前最好的房子是用纸和布搭建的，现在这里豪宅遍地，奢华程度可与欧洲宫殿相媲美；穿着制服的车夫驾驶着马车奔驰在旧金山的街道上，一排排豪华游艇静静地停靠在旧金山海湾；仅依靠工资收入就能舒适度日的阶级正在稳步增长；与现在的富人相比，早年间的富人过的生活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简而言之，无论在哪方面都有明显确凿的证据表明，人们创造和消耗财富的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果说有阶级所获较少，那完全是因为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
这个特殊例子中显而易见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很明显。最富裕的国家不是物产最丰饶的国家，而是那些劳动效率最高的国家——不是墨西哥，而是马萨诸塞州；不是巴西，而是英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密度和自然压力最大的国家，是那些把绝大部分农产品用于奢侈享受和供养非生产者的国家，也就是资本外溢的国家，也就是在遇到战争等紧急情况时有能力承受最大消耗的国家。在英国这样人口稠密的国家，财富的创造（与所雇用的劳动力成比例），一定高于那些高工资高利息的新兴国家（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尽管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口比例较小，但除了提供物质需求外，还能剩下很多盈余用于其他目的。在一个新生国家，整个社会都投入生产——没有一个男人不在从事某种生产活动，没有一个妇女不在做家务。没有穷人或乞丐，没有闲散的富人，没有致力于服务富人或满足他们任性要求的群体，没有纯粹地从事文学或科学工作的群体，没有以危害社会为生的犯罪群体，没有大批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群体。然而，由于整个社会都在从事生产，所以不会像老牌国家那样出现或者可承受与整个人口成比例的财富消费活动；因为，尽管新兴国家里底层阶级的条件更好，也没有人无法谋生，但很少甚至没有人能够像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的人那样过上奢侈或者舒适的生活。也就是说，在历史悠久的国家，尽管用于创造财富的劳动力比例较小，但与人口成比例的财富消费更大；换言之，用更少的劳动力便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财富必须先创造出来才能消费。
然而，可以说，历史悠久的国家财力之所以雄厚不是因为它们有先进的生产力，只是新生国家还没有时间积累财富罢了。
此刻花点时间思考一下财富积累这个观点是很明智的。实际上，财富可以累积的程度很小，社会其实像绝大多数人一样都是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财富很难积累太多，除了一些以不重要的形式存在的财富，但它们通常不会存在太久。宇宙万物通过劳动转化为人们理想中的形式，并构成财富，但世间万物永远趋于回归到原始状态。有些形式的财富只能存在数小时，有些持续几天、几个月，或者几年，而且很少有财富可以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拿几种财富最有用和最永久的形式为例——船舶、房屋、铁路、机器。除非人们经常花时间和精力进行维护和更新，否则它们几乎会立刻变得毫无用处。任何社会一旦停止劳动，财富就会像被关闭了水龙头的喷泉那样立刻消失。一旦人们重新开始劳动，财富又会立即重新出现。当战争或其他灾难卷走大量财富，而人口却没有受到伤害时，人们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666年的大火没有让今天的伦敦损失多少财富；1870年的大火也没让芝加哥的财富减少多少。在那些被大火肆虐的土地上，劳动者用双手修建起了更加宏伟的建筑，建筑内囤积了更多的货物；那些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无所知的陌生人，在经过这些庄严大道时，不会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焦土，满眼荒凉。同样的道理——财富不断被重新积累——在每个新兴城市都是显而易见的。假设人口和劳动效率相同，昨天的城镇和罗马人建立的城镇将拥有和享受同等的财富。去过墨尔本或旧金山的人都不会怀疑以下事实：如果英国把人口迁往新西兰，不带走所有以前积累的财富，新西兰很快就会像现在的英国一样富裕。或者相反，如果英国的人口减少到现在的新西兰那样稀少，尽管以前累积的财富还在，他们很快就会变得像新西兰一样穷困。积累的财富在社会有机体中发挥的作用，与累积的营养物质在生物有机体中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一定数量财富的积累是有必要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应急；但是，过去几代人创造的财富不能用于现在的消费，就好比一个人去年享用的晚餐不能为现在提供能量一样。
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我指的是它们所具有的一般意义，而非特殊意义，很显然，只有在累积的财富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大量的财富积累才能说明存在更多的财富消费，在财富积累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甚至更加明显，更多的财富消费只会表示更多的财富创造。现在，无论我们将不同的社会进行比较，还是把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进行比较，都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通常以人口增长为衡量标准），它的财富消费和财富积累也会明显增加，不管是财富总量或是人均财富拥有量都是如此。因此，人口的增加（目前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并不意味着人均财富创造量的减少，而是增加。
其原因很明显。因为，即使人口增加确实降低了自然因素创造财富的能力，但通过迫使人们开垦贫瘠土壤等手段，它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使其超过了人们财富消费的能力。在大自然吝啬的地方二十个人一起工作创造的财富，是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一个人所创造的财富数量的二十倍以上。人口越密集，劳动分工就越细，财富生产和分配的经济组织就越庞大。因此，事实恰好与马尔萨斯学说相反。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一定范围内，人口将持续增长，在任何特定的文明状态里，更多的人口可以生产更多的财富，进而更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只要看一下以下事实。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说明，生产力低下并不是文明中心日益贫困的原因？饱受贫困的国家，生产力显然足够强大，如果能实现充分就业，那么足以让底层的人民过上不仅是舒适，甚至可以说奢侈的生活。困扰当今文明世界的工业瘫痪、经济萧条显然不是因为生产力低下导致的。无论我们面临什么困境，显然不是由于缺乏财富创造力引起的。
生产力和财富创造力最为强大的地方却出现了粮食匮乏问题，这个事实让文明世界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显然，马尔萨斯学说将粮食匮乏归咎于生产力下降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它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果我们把这一现象当成上帝的旨意，其实也毫无理由。经过这次的检验，我们或许可以推断人类谋划不当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我们继续研究下去，这一推论最终将得到验证，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寻找在财富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产生贫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