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现在我们手头有二十八法郎，又可以开始找工作了。不可思议的是，鲍里斯还在鞋匠家睡着，而且他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借到了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处都有朋友，多数跟他一样以前是军官。有些做侍应或洗碗工，有些开出租车，有些靠女人过活，有些设法把钱财从俄国带了出来，开着汽修厂或舞厅。总的来说，待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们勤劳能干，能忍受同阶级英国人无法忍受的厄运。自然也有例外。鲍里斯给我讲过他遇到的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他经常出入收费昂贵的餐厅。吃饭时，公爵就在侍应中找出做过俄军士官的人，吃完饭就友好地叫他过来。

“啊，”公爵会说，“所以说你像我一样是个老兵？那些日子可真苦啊。哎，哎，俄国军人无所畏惧。你是哪个团的？”

“某某团，先生。”侍应回答说。

“那是个英勇无比的团啊！1912年我去视察过。顺便说一句，我不幸把皮夹落在家里了。我知道，一个俄国军人肯定会借我三百法郎的。”

如果侍应有三百法郎，他会如数奉上，当然这笔钱以后再也要不回来。公爵就这样弄到不少钱。或许侍应们并不在乎被骗。即使是在流亡，公爵就是公爵。

鲍里斯从一个俄国流亡者那儿听说了个法子，似乎很有希望挣到钱。当掉大衣后，过了两天，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有什么政治立场吗？”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当然，人总是爱国的，不过——摩西不是还说过掠夺埃及人的话吗[21]？作为英国人，你肯定读过《圣经》。我的意思是，你不会反对挣共产党人的钱吧？”

“不，当然不会。”

“嗯，好像巴黎有个俄国秘密社团，也许他们多少能帮到咱们。他们是共产党人；事实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们表面上是个联谊社团，与流亡的俄国人保持联系，想让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我的朋友加入了他们社团，他觉得如果咱们过去找他们，他们会帮忙。”

“但他们能怎么帮咱们？不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帮我，因为我不是俄国人。”

“重点就是这个。他们似乎是莫斯科一家报纸的通讯员，他们需要写英国政治的文章。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他们，或许他们会雇你写文章。”

“我？但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他妈的！他们也不懂。谁懂政治呀？那很容易。你只要从英文报纸上抄下来就行。不是有《每日邮报》吗？抄它就行。”

“但是《每日邮报》是保守党的报纸。他们讨厌共产党。”

“哦，那就照《每日邮报》的内容反着写，那样就没问题了。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的朋友。也许能挣几百法郎呢。”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巴黎警察对共产党盯得很紧，尤其是外国来的，而且我已经被怀疑了。几个月前，一个密探看到我从一家共产党的周报的办公室里出来，于是警察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如果给他们逮到我去了这个秘密社团，我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可是这个机会很好，不容错过。那天下午，鲍里斯的朋友——也是个侍应，来带我们去了集会地。我不记得街名了，不过那是一条破落的街道，从塞纳河岸边向南延伸，离下议院不远。鲍里斯的朋友要我们倍加小心。我们假装随意在街上闲逛，记住了我们要进的那个门——那是家洗衣店——然后再逛回来，密切留意所有窗口和咖啡馆。如果这里被发现有共产党出没，很有可能会被监视，我们打算一旦看见任何可能是密探的人就回家。我很害怕，但是鲍里斯很享受干这些鬼鬼祟祟的事，完全忘记了他将要跟杀死他父母的人做生意。

确认安全无事后，我们迅速钻进门。洗衣店里有个法国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诉我们那些“俄国绅士”在天井对面的楼梯上。我们登上几段黑暗的楼梯来到一处楼梯平台。一个体格强壮、一脸阴沉的年轻人站在楼梯上端，他头上发线很低。我上去的时候他狐疑地盯着我，伸开双臂拦住去路，用俄语说了些什么。

“口令！”看到我没应声，他严厉地说道。

我停下脚步，心里很害怕。我没想到还有口令。

“口令！”那俄国人重复了一遍。

鲍里斯的朋友原来走在后面，现在走上前说了几句俄语，可能是在说口令或解释情况。这样一来，一脸阴沉的年轻人似乎很满意，带我们进入一间又小又破的屋子，毛玻璃窗。这里看起来是个破旧的办公室，墙上钉着俄语的宣传海报和一张粗制滥造的巨幅列宁像。桌旁坐着一个只穿衬衫、没刮胡子的俄国人，他面前放着一堆报纸做的包装纸，他正朝上面写地址。我进门时他对我说法语，口音很怪。

“你们这样太不小心了！”他大惊小怪地叫着。“你们怎么不带包要洗的衣服来？”

“要洗的衣服？”

“每个人来的时候都带着要洗的衣服。这样看起来他们像要去楼下的洗衣店。下次记得带一大捆衣服来。我们可不想被警察盯上。”

这比我所预料的还要鬼鬼祟祟。鲍里斯坐在唯一的一张空椅子上，他们不停用俄语交谈。只有那个没刮胡子的人在讲话，一脸阴沉的年轻人只是靠在墙上瞪着我，好像还在怀疑我。这很古怪，我站在一个贴满革命海报的小密室里，听着他们用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交谈。俄国人说话又快又急，有时微笑有时耸肩。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想，他们会彼此称呼“小爸爸”、“小鸽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像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他们应该是在谈革命的事。那个没刮胡子的男人应该会坚定地说：“我们从不争吵。争吵是资本家的消遣。我们用行动证明。”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不会这么说。他们要二十法郎，显然是入会费，鲍里斯答应支付（我们总共只有十七法郎）。最后鲍里斯拿出我们宝贵的积蓄，交了五法郎。

这时候那个一脸阴沉的男人看起来不那么怀疑我了，他在桌边坐下来。没刮胡子的男人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并在纸上做记录。他问我答。——是共产党员吗？——算同情者吧，我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了解英国的政治形势吗？——哦，当然，当然。我提了几个大臣的名字，又批评了工党几句。——那《体育报》呢？能在《体育报》上写东西吗？（在欧洲大陆，足球和社会主义有种神秘的联系。）——哦，当然了。那两个人严肃地点点头。没刮胡子的人开口说话：

“显然，你对英国的情况有着全面的了解。你能为一家莫斯科周报写一系列文章吗？我们之后会告诉你详情。”

“当然可以。”

“那么，同志，我们明天会通过第一批邮件联系你。也可能是第二批。我们的稿酬是每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下次来的时候记得带上一包衣服。再见，同志。”

我们下了楼，小心朝洗衣店外张望，确保街上没有人，然后溜了出去。鲍里斯欣喜若狂。他被狂喜冲昏了头脑，觉得需要破费牺牲一下，于是冲进了最近的一家烟草店，花五十生丁买了一只雪茄。出来后，他喜气洋洋地用手杖敲打地面。

“最后！最后！现在，我的朋友，我们终于交好运了。你成功骗过了他们。你听到他喊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看在上帝的份上，真走运！”

第二天早上，我一听闻邮差来了，就冲到小酒馆去取信；令人失望的是没有我的信。我在家等第二批邮件，还是没有我的信。三天过去了，我仍没收到秘密社团寄来的任何东西，我们放弃了希望，认定他们找了其他人写文章。

过了十天，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社团的办公室，还特地带了包衣服装作是拿去洗。可那个秘密社团消失了！洗衣店里的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说“那些先生”几天前因为房租的问题离开了。我们拿着包裹站在那里，看起来无比愚蠢！但我们只交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这也算是种宽慰。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说那秘密社团。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或者是何组织。我个人觉得他们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猜他们只不过是骗子，编造一个社团，好向俄国流亡者骗取入会费。这十分安全，毫无疑问，他们现在肯定在别的什么城市干着相同的勾当。他们很聪明，戏演得很像。他们的办公室看上去完全就是秘密共产党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至于要带一包衣服，那真是只有天才才想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