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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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的荣誉

1842年8月29日,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战舰“皋华丽”号上,中国方面的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及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与英国女王的全权大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签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皋华丽”号战舰值得一提。这艘战舰约54米长,15米宽,柚木船身,配备74门火炮,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三级战列舰。它的下水时间是1813年5月12日。除了鸦片战争,它还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当时指挥它的是英国未来的第一海务大臣乔治•卫斯理(George Wellesley)。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璞鼎查——首任港督。

璞鼎查出生于爱尔兰。1804年,年仅15岁的他就加入了驻印度的英军。他曾化装成穆斯林商人,在印度至波斯一带刺探情报。干了两年类似间谍的工作之后,他进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31岁时,他成为英国驻巴基斯坦信德地区的行政长官。1839年,他回到英国。女王授予他“从男爵”的爵位。这个爵位并非贵族爵位,受封者仍是平民身份。

1841年,璞鼎查接受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任命,担任出使中国的全权大使,并取代义律成为驻华商务监督。巴麦尊交代他要“仔细观察香港的自然条件”,并且说,“你不会同意放弃这个岛,除非你能在广州附近找到另一个岛,它比香港更适于实现这两个目的:防御,及为战舰和商船提供足够的保护”。44

1841年11月4日,接替巴麦尊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阿伯丁勋爵致信璞鼎查,他怀疑夺取香港可能会增加行政支出,并且使英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更为复杂。尽管有这些顾虑,英国人最终还是没有放弃香港。

1842年10月,《中国丛报》《广州纪事》等英国人创办的媒体记录了谈判过程。大致细节如下:

中英谈判代表第一次会面是8月20日,时间是璞鼎查提议的。这是纯礼节性的会面。当日早上10点过后,中方代表耆英等人及扈从分乘6艘船,出现在江面上。璞鼎查派汽轮“美杜莎”号出迎。在希腊神话中,美杜莎是一个满头蛇发、长相恐怖的女妖。

登上“美杜莎”号后,中方代表就座,扈从护卫在侧,“这艘小船的各个角落都挤满了人”。中方代表衣着朴素,身穿官衣,顶戴花翎,有的扈从却穿着高贵优雅的礼服。很快,“美杜莎”号将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及两江总督牛鉴等人送上“皋华丽”号。“那里已集合很多陆军和海军军官,全都身着制服,与中国人的穿着形成强烈反差。”

璞鼎查及英国海陆军将领出迎,将中方代表带到后舱,在那里,午餐已准备就绪。用餐后,中方代表参观了这艘战舰,然后离开,“他们对受到的礼遇感到十分高兴,在船上停留了大约两个小时”。

第二次会面原定两日后进行,但因为那天早晨大雨倾盆,且一直不停,璞鼎查决定延后会面。中方这边则正好赶上伊里布染病。于是,双方同意会面日期往后顺延两日。

8月24日,两国代表在位于南京城西北的静海寺进行第二次会面。

中方代表抵达的时间比约定时间早很多,英方代表过了10点才到。英国人将要到达时,中国人放了三响礼炮。璞鼎查及海陆军将领走在最前面,身后是护卫队及乐队。

钦差大臣耆英等人皆出迎,礼数非常周到。“落座后,中国人送上茶水及甜点等吃食,然后是演奏中国音乐。这次会面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英国人离开时,乐队演奏了英国国歌。”

8月26日,双方进行了第三次会面。英方代表10点左右出发,乘船登陆后,“两江总督牛鉴的助手及伊里布的助手已在那里迎接。大约21位英国代表及十几个扈从,与大约二三十位中国官员骑马走了1.5英里后,进入伟大的南京城——一座屡遭不幸、人口依然众多的古都”。

这队人马经过时,成千上万的人安静而又急切地注视着他们。会面的地点是一个会堂。钦察大臣耆英等人出迎,将璞鼎查等人带入一间布置典雅的会议室。

璞鼎查入座主席,左边坐着耆英,右边坐着伊里布。“一开始就上了茶点和红酒,然后是交流各种事情。三四个小时后,双方都安静地休息。这是十分美好的一天。1839年的8月26日是多么的不同啊!那一日,林则徐将英国人逐出了澳门!1840年8月26日,英国全权大使试图与琦善一晤。1841年8月26日,英军在厦门大败中国军队。1842年的同一日,英国人赢了这场三年之战,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这个帝国的古老都城,而林则徐和琦善都在流放。”

根据澳大利亚《快报》的报道,璞鼎查的秘书麻恭(G. A. Malcolm)8月26日晚上给在中国的英国国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全权大使今天与中国钦差议定了一份条约,“在发布这个让人极度满意的消息时,女王陛下的全权大使没有详细表达他本人对英国联合部队各兵种各级军官——从最高级到最低级——及士兵在导致这些重大成果的战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卓绝技巧、精力、奉献精神及勇气所感受到的情绪。这些已经议定的要求确定无疑将得到最高当局的承认。与此同时,女王陛下的全权代表就实现和平向在中国的英国国民表示祝贺。他希望并且相信,这个及时出现的和平将同样惠及英国与中国的国民。”45

8月29日,《南京条约》正式签署。目击者记载了颇有意思的一幕:“原以为伊里布不会出席,因为他病得很重。耆英和牛鉴抵达‘皋华丽’号战舰时,也并无伊里布陪同。他们二人被带到后舱,在那里享受丰盛的午餐。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伊里布乘坐自己的小船出现了。英国人不得不将他抬上战舰。璞鼎查及英国海陆军将领出迎,扶着他进入后舱(因为他无法自己走路),将他安置在一张长椅上。”

趁着伊里布还有精神,英国人立即开始工作。“这份条约先是盖上璞鼎查的印章,盖章者是璞鼎查的秘书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然后盖上耆英的印章,盖章者是耆英的秘书Wang Tajin。”盖完章后还有签字的程序。耆英、伊里布和牛鉴都依次签字后,璞鼎查才签上自己的大名。

签完字后,谈判代表们在签字桌旁就座休息。璞鼎查举杯,祝祷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身体健康。此时,英国人放了21响皇家礼炮。“皋华丽”号战舰的主桅与后桅升起一面中国的黄旗和一面英国国旗。然后,耆英、伊里布等人换船离开。

璞鼎查的特别副官洛克是整个签字过程的见证者之一。一年后,他出版了一本著作。书中写道:“毫无疑问,他们带着卑微的骄傲离开了,但是,公正的补偿拯救了他们的古都,或许也拯救了他们君主的宝座。”46

仪式完成后,这份条约被急递北京,等待皇帝批准。根据《清实录》的记载,1842年9月6日,即签字一周后,道光见到了这份和约。他在给军机大臣等的上谕中说:

朕详加披阅,俱着照所议办理。惟尚有须斟酌妥协者,即如该夷赴各该口贸易,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一节,须晓谕该夷:一切听汝自便,与地方民人交易,但日久难保民人无拖欠之弊,只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与闻。其各国被禁人口,自应一律施恩释放,以示格外之仁。将来五处通商之后,其应纳税银,各海关本有一定则例。该夷久在广东,岂有不知?至中国商人在内地贸易,经过关口,自有纳税定例。所称定海之舟山海岛、厦门之鼓浪屿小岛,均准其暂住数船,俟各口开关,即着退出,亦不准久为占据。以上各节,着耆英等向该夷反复开导,不厌详细,应添往约内者,必须明白简当,力杜后患,万不可讲究目前,草率了事……将此由六百里加急,谕令知之。47

条约送回南京后,璞鼎查派秘书麻恭将其送到英国,待女王签字后再送回。

这份条约不仅被视为英国的胜利,还被视为西方世界的胜利。1842年10月,《中国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在广州的英国商人的激动心情:“得知英国与中国的全权大使在南京议定和平条约的这个让人高兴而意外的消息时,我们确信,英国、美国及一直在关注战事进展的西方土地上的其他国家同样兴奋。”

亲身经历了战事及条约签署过程的英国军官邓肯•麦克弗森在其一本著作中写道:

在这个古都的城门之前,陈列着无数英国战舰。我们在中国沿海的不断胜利,我们对大运河——这个帝国的主动脉——的占据,注入我们的“鬼船”或轮船的非凡并且非人力可为的动力,最终让这个帝国的皇帝及其大臣们确信,继续抵抗纯属徒劳。他们担心我们会进而攻入北京,因而乐意“优雅地屈服”,并缔结附有条件的和平……我们的适度条件将永远有助于大不列颠的荣誉。我们已经为彻底清除天朝迄今为止仍在坚持的排外与独尊思维铺平了道路。我们已经为世界打开了最有价值的商业市场。同时,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可能在这些灵巧而聪明的人民中间播撒下基督教的种子。48

但是,至少在鸦片问题上,“大不列颠的荣誉”被玷污了。在与英国人谈判的过程中,耆英等人十分渴望能在鸦片问题上与璞鼎查达成一致意见,以期永久杜绝鸦片贸易。然而,这项要求被英国人拒绝。

1842年12月3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就鸦片贸易引起税收损失及对中国发起非正义战争等问题批评议会。针对英国政府与议会及其谈判代表在鸦片贸易问题上的立场,这篇文章评论道:

这件事应该立即得到大臣们的严重关注。我们与中国的新的商业关系所及的大部分利益,无论是在持续时间方面,还是广度方面,可能要视鸦片贸易的方针而定。我们认为,大不列颠政府此刻应该一劳永逸地断绝与这种贸易的关系,不仅在外交层面,还在道德与实践层面。我们不应再卷入这种交易,不应像约翰•霍布豪斯爵士(Sir John Hobhous)与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时代一样,鼓励它或者使它成为印度收入的来源。我们不仅要否定,而且要断然阻止并且从正面反对在中国的所有港口从事这种贸易,而不是像罗宾森爵士(Sir G. Robinson)与义律时代一样,支持并保护这种交易。总之,这种贸易应该被取缔,只要我们政府这一方能够取缔它,同时不违反我们不为其他国家的税收法律作保的原则……如果我们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将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否则,这种支持只能通过他们的恐惧来维持。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件事上,宗教、正义和人道都指引着同一个方向。

我们亏欠中国一些道德补偿,因为我们掠夺了她的城镇,屠杀了她的国民。如果我们没有犯下这种国家罪行(指鸦片贸易),这场争端根本不会发生。

对于《泰晤士报》的评论,英国政治家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深有同感,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对我们的成功高兴不起来。我们赢得了一场有史以来最非法、最不必要、最不公平的战争……基督徒在这两年之中给异教徒造成的伤害,比异教徒在两百年的时间里给基督徒造成的伤害还要多。”49

1《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〇二。

2《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六四。

3The Sydney Gazette, Oct. 8, 1827.

4David Brewster: The Edinburgh Encyclopaedia. William Blackwood, Vol. 8, 1830, p. 261.

5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17.

6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45.

7《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三五。

8《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之一。

9Justitia,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可能是笔名。

10The Sydney Herald, Aug. 9, 1839.

11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Published for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1840. Printed by T.R. Harrison: London, 1840, pp. 1-3.

12New Zealand Colonist and Port Nicholson Advertiser, Dec. 6, 1842.

13The Courier, Dec. 1, 1840.

14Drachm,1/16盎司,约为1.77克。

15《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一六。

16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pril 26, 1839. 这份报纸首刊于1835年,律劳卑也是筹办人之一。

17Liverpool Mercantile Gazette, April 26, 1841.

18New Zealand Colonist and Port Nicholson Advertiser, Dec. 6, 1842.

19Samuel Wells Williams: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or Progressive Exercis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 pp. 243-247.

20《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第89—92页。

21《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二四。

22意思是说,林则徐等人将英女王看作与自己的身份相同的人,换句话说,在林则徐等人眼中,英女王的身份只是相当于大清国某属国的国王而已。

23Robert Montgomery Martin: China; Geographical, 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an Official Report. James Madden, 1847, p. 245.

24Eileen Tamura, Linda K. Menton: China: Understanding Its Past, 1997, p. 100.

25Ssu-yu Teng,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3.

26R. Keith Schoppa: The Columbia Guide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70.

27Colonial Gazette, Mar. 18, 1840.

28The Spectator, Mar. 28, 1840.

29The Shipping Gazette, April 16, 1840.

30The Monthly Chronicle, Vol. V., January-June, 1840, p. 415.

31William Jay: War and Peace: the Evils of the First, and A Plan for Preserving the Last. Wiley & Putnam, 1842, p. 24.

32《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三九、卷三五二。

33Conrad Malte-Brun: Universal Geography: or A Description of All Parts of the World. The English Publishers, 1824, pp. 592-595, 603.

34《国富论》第四篇,第七、九章。

35D.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London, 1726, pp. 376-377.

36The Asiatic Journal, February, 1816.

37Sir George Staunton, George Macartney, Sir Erasmus Gower: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1797. Vol. 3, pp. 467-474.

38Sir Henry 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1817, p. 253.

39The Gentleman’s Magazine, and Historical Chronicle, Vol. 93, p. 605.

40United Service Journal and Naval and Military Magzine, Part II, 1832, p. 80.

41The Westminster Review, October, 1834.

42The Chinese,此处指汉人。

43Duncan Ma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London, 1843, pp. 10-11.

44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I.B. Tauris, 2004, p. 17.

45The Courier, Nov. 25, 1842.

46Granville G. Loch: 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London, 1843, p. 188.

47《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七九。

48Duncan Ma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1843, p. 262.

49Eugene Stock: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ts Environment, Its Men and Its Work, vol. 1, 1899, p. 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