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戴笠的“家事”与“社交”
特务头子的家长式统治
戴笠依靠自己的才智和胆识在特务工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同僚们纷纷效仿邓文仪，对其以“中国的希姆莱”相称，然而戴笠对这个称号并不满意。在他看来，真正的间谍大师和谋略家应该是孙子那样，为政治车马鸣锣开道，让国家列车在身后平稳地行驶。面对庞大的特务机构和复杂的特工人员，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制定出一套指导方针，这充分体现在他为军统局制定的座右铭上：“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他经常教导属下：“我们的工作表面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但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宗旨，那就是以领袖为中心，贯彻他的主张，实现他的意图。我们的工作必须以此为目标，始终如一，矢志不渝。”同时他也强调了工作的灵活性：“我们秉承领袖意志，不是要大家横冲直撞，不变的是宗旨，方法可以变，手段可以变。”
领袖的概念对戴笠的世界观影响颇深。戴笠少年时代也曾反对盲从君主，然而随着几十年的打拼，他发现忠诚是一个人立足于团体最基本的素质，忠君往往被统治者看做是维持自己地位最坚实的基础，其重要性胜过思想和才干。蒋介石也是如此，他主张建立在现代军事秩序和革命精神基础上的个人自我约束、对领袖事业的服从和完全献身的狂热。经过他的调教，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对校长的忠诚已经超过了孔学范围，达到“生死相随”的境界。特别是1932年之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迅速升温，当提到蒋介石时，无论他是否在场，人们都会立正致敬。戴笠显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常说：“只要一息尚存，雨农愿意为领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如果领袖需要雨农献身，雨农若有一句怨言，那就是对不起生身父母。”原军统局电讯处长魏大铭曾经这样评价戴笠：“委员长成功，他亦成功；委员长失败，他亦失败，他是个忠贞不二的听命者。”
在大家眼里，戴笠就是蒋介石的替身，他像传统中豪门的“家长”一样统治着手下的特务们。他反复强调军统局是个“大家族”，需要各位强调精诚团结，亲密无间。他坚持用“仁义”、“忠孝”来教导下属，培养他们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他说：“我们的同志们是在仁义的品质上集结起来，在忠诚和义务的感召下建立起来的，而那些强行的命令和压制恰恰违背了个人自由的意愿，也绝非顺应天命之举。”
戴笠的传统家长身份也显示了他以贵族主人自居的心理。他用殷勤的态度对待前来投奔的“贵客”，以“士可杀，不可辱”标榜自己礼贤下士的作风。他以仁慈和关怀的态度对待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无论是精明强干的外勤特务、高级官员还是往来的学者；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的学生和下级绝对地服从和彻底地奉献，并课以严厉的纪律约束。他要求每一位特工都将以下四个要点作为工作准则：坚持三民主义；运用推理，讲究理性；培养感情维系；遵守纪律。
戴笠的“家规”极其严格，不容挑战，连赌博和麻将都是禁止的，抗战时期竟然还禁止结婚。
为了有效执行自己定下的“家规”，戴笠费尽心思在军统内部设立了复杂的监视系统。这套制度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特务头目的非议，在他们眼里，这是内部防范的矫枉过正，除了增加内部困扰之外于事无补，唯有戴笠本人乐此不疲。随着大量人员被安插到内部督察职位上，他们的职责交叉重叠，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最终受控在戴笠的股掌间。所有内部监视机构的报告都由戴笠本人亲自审阅，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违反了“家规”，一定会遭到惩处，绝无网开一面之说。
尤其在翁光辉事件出现后，戴笠特别设立了督查制度，私下挑选信得过的特务担任，颁发特殊津贴，对单位上上下下进行监视。特工们对秘密督查既恨又怕，称之为“特务中的特务”，但他们搞不清谁是秘密督察，只好互相之间提防戒备，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对外勤特务，戴笠主要采取连环控制、按层级监视的制度。最可怕的是，有时戴笠还利用夫妻关系相互监视。因为他怀疑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情报员周迅予是双重间谍，便发展他的老婆罗华入特务处，专门负责监视丈夫工作。后来果然发现端倪，戴笠便下令将周扣押送入特务处南京北门桥监狱。自此，特务处在戴笠的控制之下，特务们无不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没人敢与戴笠为敌。就连邓文仪也曾感慨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
对触犯纪律的人，戴笠一般设置了3种惩罚形式：口头警告、禁闭、枪决。他平日里是个温文尔雅、讲究礼仪的和蔼上级，然而骨子里却是唯我独尊、冷酷、尖刻，又极易发怒，那些所谓的谦恭姿态无非是对外人的一张面具而已。
翁光辉事件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城市。一是它经济繁荣，往来的中外人士皆以“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相赞；二是它神秘的政治地位；三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国民党与日伪秘密战的前沿。
戴笠在上海打流时期就已经认识到这个城市对于国家和政权的重要程度，因此他在特务处创立前夕就开始派驻特工在上海活动，之后又很快成立了上海区。
草创特务处的时候，“站”和“区”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一个地区可能今天叫“站”，明天就又改称“区”了。随着特务系统慢慢发展，机构越来越庞大，特务之间的地位争夺也逐渐增多，好在时局尚不稳定，四周险象环生，性命都难保，所以也还没有形成风气。
然而上海区却始终不曾变动，也一直保持着重点部署地区的头衔，区长的任命也是十分谨慎。第一任区长戴笠就钦点了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翁光辉。翁光辉是浙江丽水人，黄埔五期步科毕业生，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初级军职。1932年4月1日，翁光辉参加了戴笠为特务处培养人才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毕业后出任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股长，后因表现出色，被任命为特务处上海区区长。
由于上海区刚刚成立，事务繁杂，翁光辉每日早出晚归，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
一个盛夏的夜晚，忙碌了一天的翁光辉好不容易按时下班回到寓所，草草吃过饭后便倒下睡觉。朦朦胧胧中只听得屋外有细碎的脚步声，一名侍从轻扣房门，小声说：“长官，有情况。”翁光辉好梦被扰，气不打一处来，翻了个身嚷嚷道：“什么鸡毛蒜皮的破事情也来找我，滚！”
“长官，是关于共产党的消息。”
一听说有了共产党的消息，翁光辉顿时来了精神，上海区成立以来诸事琐碎，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安排，如今倒送上门来了。他翻身下床，开门问：“什么情况？”
“长官，根据我们的人报告，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据点，我们的人已经盯住了，您看要不要……”
“可靠吗？还有更大的鱼没有？”
“没有了，长官。我们盯了好几天，没有其他动向了。”
“下令搜捕！”翁光辉说罢，迅速穿好衣服带着一干人马出发了。
这个秘密组织设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没有通风窗，只有一盏昏暗的吊灯和几张桌子，几把椅子，桌上凌乱放着刚搜出来的文书材料，法国警察署下设的中国侦缉队队长范广珍正在指挥手下搜查。
翁光辉指着材料问：“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请长官过目。”范广珍递上一沓泛黄的稿纸。翁光辉借着微弱的光线扫了两眼：“什么内容啊？”
“长官，”范广珍低声说，“这是江西省红军的部署情况，全的。”
“哦？”翁光辉又往灯下凑了凑，勉强看清了上面的内容，这确实是一份关于江西红军的详细材料。眼下蒋介石正在指挥军队在江西“围剿”红军，如果把这份材料交上去，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围剿”成功吗？想到这里，他决定立即把这份重要的情报送到蒋介石手中。可是眼下战势吃紧，这份情报还具有时效性。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呈报，没准儿到了蒋介石手里就已经成了一堆废纸了，即便是还有些作用，又有谁会想到是上海区的功劳，是他翁光辉的功劳呢？翁光辉盘算了一下，决心自己带着情报前往战场面见蒋介石。
翁光辉加入革命军的时候曾经在一艘军舰上当过舰长，他知道眼下上海造船厂正在检修一艘中国军舰，于是决定占有这艘舰艇，乘坐它到九江，然后上庐山面见委员长。
3天之后，一切准备妥当，翁光辉以“舰艇试航请他帮忙”为由，带领几个亲信顺江而下。他自以为此事神不知鬼不晓，戴笠远在南京，山高皇帝远，等他知道时恐怕自己都该领赏了。没想到他前脚刚走，上海站的一个部下就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情况。戴笠接到报告后大怒。
“翁光辉是怎么去的？”
“水路。他找了艘舰艇。”
“妈的，敢跟老子耍花招。马上给我找架飞机来！我就不信他在水里游比得过我在天上飞！”
就这样，当翁光辉兴致勃勃地从九江登陆时，戴笠早已等候多时。面对冰冷的枪口，翁光辉心下顿时凉了半截，他知道，以戴笠的脾气，是绝不可能允许下属不忠的。
“翁光辉，你胆子不小啊！私自脱离岗位，跑到这里来献媚，让我怎么对你好呢？”
翁光辉见势不妙，赶忙告罪：“处长，卑职错了，卑职见事态紧急，便擅自越级汇报，一片忠心下竟然忘了军法军纪，如今处长亲临指正，卑职无话可说，甘愿受罚！”
“好！既然你敢作敢当，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带走！你就到‘老虎桥’去反省反省吧！”
“老虎桥”模范监狱是专门羁押重犯的地方，一般人到了那里基本都是有去无回。翁光辉听说让他去“老虎桥”，吓得连路都走不了了。几个特务连拉带拖，把他带了下去。
戴笠最终却没有杀掉翁光辉，甚至也没有施以酷刑惩罚。他这一招不过是个下马威，杀鸡儆猴，做给那些中层看的。翁光辉是个难得的有才之人，他不会用对付外勤特务那种手段对付他的。没过多久，他又命人把翁光辉从牢房里放出来，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翁光辉，这段日子你在里面受苦了。我也是没办法，那么多人看着呢。我若体谅你的报国热情，从轻发落，日后怕是就难以服众了。”
“处长说得是！卑职不识大局，犯了军中大忌。”
“嗯，以你的才干，日后还愁没有机会大展鸿图？在上海区做区长，机会多得是，可不要求功心切啊！”
“是！卑职眼力浅薄，辜负了处长的厚望。卑职惭愧！”
“好吧，你也是有功之臣，念在过去的克勤克俭，这件事就算了吧！不过区长你是不能再做了，你对上海也熟，就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吧！”
“谢处长开恩！卑职此番一定谨记教训，不辱使命！”翁光辉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翁光辉再次回到上海，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还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务处队长、第十绥靖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等职务，获得少将军衔。
戴笠虽然没有惩罚翁光辉，但是这件事也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很清楚自己掌管的部门里不乏贪图功名利禄的官员和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特务处和一个臭水沟没什么区别。今天出个识大体的翁光辉算是他戴笠侥幸，他日还不定会冒出个什么样的货色来，在背后捅上一刀呢。想到这里他就不寒而栗，坐立不安。后来，他想到了“特务监视特务”的方法，就是在每个秘密特务组都安插负责内部监视的间谍，这些间谍由他亲自指派，以重金许诺，要求他们严守秘密。这样一来，再也没人敢冒险越权了。戴笠积极地捍卫了自己在蒋介石眼里独一无二的地位，同时也使自己成为蒋介石政体内其他领导人安全的主要卫护者。军统可以堂而皇之地对周末前往上海寻欢作乐的南京要员们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有人在门前车前溜达闲逛，都会被视为嫌疑分子逮捕，然后拖进监狱一关就是几个月。蒋介石对特务处的这种滥抓无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戴笠一人操作。
扩张势力，控制警校
特务处真正发展起来，是从戴笠取得浙江警官学校的实际控制权开始的。
戴笠觊觎浙江警官学校已经很久了。随着特务处的发展壮大，特务人员越来越多，但是能力普遍不高，特别是那帮社会闲散人员。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戴笠特意送了一批人出去读书，但是送出去的毕竟只能是少数，如果想成批培训，应该有一所自己专办的特务学校才好。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浙江警校。
浙江警校是当时全国培训警官的两所专业学校之一，以培养中下级警官人才为主，经费由浙江省政府划拨，受CC派大头目朱家骅控制。CC系是由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他们两人就与蒋介石关系十分密切，旗下势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
按照蒋介石的统治思想，他是不能让手下任何一个派系过度膨胀的。他给CC系圈定的势力范围是党政，给孔祥熙、宋子文圈定的地盘是财政，黄埔系的领域是军宪。这样，三派力量大体均衡。如今CC系的权力已经发展到警务了，这让他深感不安，于是，在1932年10月，蒋介石命令戴笠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
戴笠是以特派员身份入驻警校的，所以，他打着蒋介石的大旗做了不少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首先，成立新的政训处。
戴笠一到警校，就着手成立了一个新的政训处，由王孔安担任书记，毛人凤任秘书，毛宗亮为译电员，赵龙文、胡国振、谢厥成、罗杏芳和刘乙光等几名特工则被分派担任政治指导员和教务主任。此举一方面是为了落脚，另一方面是为了介入浙江警校的日常管理。他每年定期在警校待上几个月，处理各种事务，其余时间则指派王孔安代为主持，对警校工作指手画脚，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一番。校方对这种蛮横的干涉虽然不满，却因为分不清这些命令究竟是蒋介石的旨意还是戴笠的主意，只得一切听命执行。
虽然戴笠的身份是特派员，但是他打着蒋介石“钦点”的招牌借题发挥，对警校各方面工作施加影响，丝毫不像个兼职特派员，倒更像是一个主管。
其次，在警校安插自己亲信，夺取警校的高级人事权。
戴笠以加强警校领导力量为由，保荐自己的亲信赵龙文出任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长。赵龙文是浙江义乌人，曾经在胡宗南手下担任第一师秘书，是胡宗南的亲信，自然无人敢驳。没过多久，戴笠又先后保荐酆裕坤为教导主任，史铭、柯建安为训练处主任。这些人大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很顺利地通过审查任命。就这样，戴笠渐渐取得了高层人事的实际控制权。
再次，利用高层决策对中层干部进行大换血。
戴笠在警校安插自己亲信的工作完成以后，整个警校基本已经落入他的手中。接下来，他利用高层决策对中层干部进行大换血，就连各队队长和政治指导员都全部换成具有黄埔军校毕业生和复兴社、特务处成员双重身份的人，极个别人本来不是戴笠一伙儿的，也被他拉拢收买，加入了他的组织。一番折腾之后，CC系势力基本瓦解，成员不是投靠戴笠，就是被赶出校园，另谋他路。
警校第一期、第二期的毕业生也没有逃脱这场变故，为了防止他们在江山易主后受原来领导者的影响，戴笠吩咐手下人尽可能对他们进行笼络、收买，承诺只要归顺现在的组织，一律以嫡系相待。毛森、杨超群、肖勃、阮清源、邓墨村、夏松、萧绍文等人纷纷被戴笠拉入特务处，委以重任，成为亲信。依靠这批人的带头羊作用，后面的学弟们自然也不难对付。该校三、四两期的正科生全部成为戴的嫡系，其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如刘人爵、刘钦礼、黄佑、周昌嗣等，甚至成为戴的心腹，成为军统的高级特务。
最后，着手警校培训科目的改革。
戴笠接手了浙江警校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改革，旨在把警校改造成特务处特工训练基地。
他首先组织手下对在校正科生进行严格的甄选，淘汰掉不适合做特务工作的学员，然后将最优秀的人送到国外留学，其余的则分别编入甲、乙、丙3个特警训练班和电讯班接受训练。戴笠对特训班的训练极为重视，经常抽空到校训话，向学生灌输服从大局、忠诚于领袖、为革命牺牲的思想，还专门亲笔题词作为校训与学生共勉：“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则他日社会之改良，民族之复兴，我同学乃有绝大之贡献，方不负领袖之期望，而无愧本身之职责也。”每期培训班结束后，他也是雷打不动地与每位学员单独谈话，暗中考量选拔，主持分配工作。
到了1935年，浙江警校已经完全处于戴笠的控制之下。戴笠借用现成的机构和设施及蒋介石批准的巨额经费大肆培养自己的部下，并成功地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警界，暗中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在特务处内部逐渐形成自己的“浙警系”派别。
有了自己的力量，戴笠就不再担心特务处内部其他派别的反抗或者联合了。之前黄埔系的学长们自恃年长功高，又始终占据高位，起着关键作用，经常不把戴笠放在眼里，动不动就推诿扯皮，或者干脆拒绝听命。如今浙警系毕业生大批进驻特务处，他们大都经过专业训练，既有从事间谍活动的高级特工，也有执行任务的行动特工，活动能力非常强，黄埔系见此情形，也不得不收敛张狂的举止，乖乖听从戴笠的指挥。留俄学生在特务处则自成一派，这部分人以智慧著称，大部分人极有政治头脑和聪明才智，其中不少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戴笠对他们是既用又防，用的是他们的“才”，防的是他们的“德”，因此他们虽然官居高位，手中却没什么实权，担任不了要职。最后一派是江山人，这部分人都是戴笠组建特务处时从家乡招来的，大都安排在特务处的电讯部门工作。戴笠把他们安排在重要的岗位上，利用他们对各级特务进行监视。
这样，在特务处初期的内部争夺中，主力一直是黄埔系和浙警系两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变化，这两派力量渐趋接近，生出许多是非。戴笠有时也效仿蒋介石的招数，故意放纵他们争斗，以便从中驾驭。
1935年，蒋介石宣布将浙江警校与江苏警校合并，成立一个“中央警官学校”。这个合并对戴笠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用人不论亲疏
毛万里是戴笠的亲信部下，又是自己的同乡，戴笠在工作上对他十分信任，一些重要的秘密事务都交由其操办。1934年的一天，毛万里到戴笠的办公室送一份机要文件，戴笠与他交谈之间突然提及毛的哥哥毛人凤。毛人凤是戴笠当年在江山文溪高小的同学，戴笠离家时两人邂逅，毛人凤还曾赠言“革命朝气在黄埔”于戴笠。戴笠后来远赴广州考进黄埔军校，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这句话的影响，因此毛人凤留给他的印象很深刻。当他问及毛万里其哥哥的状况时，毛万里心领神会，急忙表态，如果戴先生要他来，他一定是会来的。
毛万里回去后立即电告毛人凤，让其赶到南京。毛人凤知道南京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对于今后的发展肯定比在一个小县城里有利，于是他满怀希望地来到了南京。见面之后，两人不免心生感慨，自江山悦来客栈一别之后，短短时间内，世事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人凤也不失时机地向戴笠表态，崇德县政府科长的工作并不合自己的兴趣，如果能到特务处工作那将是万分的荣幸。毛人凤如此说戴笠自然高兴万分。
从此，毛人凤开始了特务生涯——给戴笠做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后，又被安排到浙江警校做秘书。虽然是老乡，戴笠却并没有对他过多地特殊关照，毛人凤90元的月薪水平与他在崇德的待遇相同。
浙江警校被戴笠全面控制后，那里就成了戴笠的天下，上下人等对戴笠是畏之如虎，却又都费劲心思地巴结讨好他。在讨好戴笠方面，毛人凤可算是最有“才能”的一个，否则，就很难解释并无根基的他日后为何能平步青云了——1935年，毛人凤被调任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同年冬，调任西安“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第三科少校科长；1936年任西安军宪警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后又调任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机要秘书；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仍任副局长，1947年任局长；1955年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续任局长。
有人曾用5个字总结毛人凤发迹秘诀，笑、勤、忍、狠、迷。此外，毛人凤还很会“摸脉”，尤其是摸戴笠的脉。可以说，没有戴笠的赏识，给他机会，也就没有毛人凤日后的飞黄腾达。
毛人凤得戴笠赏识应该是从浙江警校献美开始的。当时，毛宗亮是译电员，学校的事情都是他先知道。有一天，戴笠的妻弟毛宗亮问毛人凤说：“我哥（指戴笠）要到警校参观，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怎么接待？”
听到这个消息，毛人凤欣喜异常。在警校工作有一段时间了，自己也做出了很多业绩，苦于无法让老板知道，正郁闷呢，如今有了这个机会，自己一定要好好表现。
毛人凤首先想到要给戴笠一个热烈的欢迎场面，一方面让浙江警校的朱家骅见识一下江山帮的力量，乖乖地让出警校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则是借此机会扩大警校的声威，争取利用影响壮大力量。当毛人凤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王孔安时，却招到了他的反对。无奈，毛人凤又去找赵龙文商量，赵龙文是胡宗南推荐给戴笠的，当然没有意见。
毛人凤、赵龙文、毛宗亮又联系几个人一块去敦促、威胁朱家骅和施承志。朱家骅、施承志只好点头同意，要求全校师生依最高的规格接待戴笠。
毛人凤等人立即开始布置。布置停当，毛人凤忽然想起要给戴笠准备一个保留节目，就是献美。毛人凤知道戴笠喜欢排场，更喜欢女人。毛人凤想起了叶霞娣，于是，把叶霞娣叫到办公室进行一番开导。叶霞娣听后十分兴奋，答应毛人凤不但要给戴老板鲜花，还会把自己也献给他……毛人凤就是这样一步步成了戴笠的心腹。
戴笠对自己的同乡、浙江籍的特务是很重视的，很多江山人都被他当做心腹。然而，戴笠并不只重用自己的老乡，只要是有能力，真正的人才他还是会重视的，他丝毫不压制来自其他地区的特务工作人员。特务处的特务来自全国各地，在地域上，势力较大的主要是浙江、湖南、广东三地的特务，在这三地的特务中湖南籍特务又因职务高、资历深、能力强、人数多而略占上风。虽然湖南籍特务在特务处的势力较大，但是戴笠对其并不刻意封杀，一样对他们给予信任，予以重用。
戴、胡私交日深
戴笠对军事力量的向往是一贯的，他认为力量的扩张必须靠武力来支撑，因此十分注意结交蒋系亲信武将，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戴笠的朋友中不乏许多大权在握的朝廷要员，其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交往时间最长的，当属胡宗南。胡宗南作为戴笠最好的朋友，深知戴笠的为人，他曾对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文强说：“雨农最大的长处便是通达人情世故，知晓与人交际往来，因而特务工作之于他乃是轻车熟路。然而他的缺点却也明显，尤其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又是对他工作最大的威胁。”胡宗南的一番点评确是知心之论，就连戴笠自己也承认，他一生交友无数，却知己难寻，如果要算的话，只得胡宗南一人。
不能否认，因为胡宗南的推荐戴笠才逐渐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当然，也是因为戴笠隐恶扬善为之吹捧，胡宗南才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可以说，正是因为在蒋介石面前相互标榜，内外勾结，他们的势力才得以日益发展壮大起来。戴、胡二人一个是手握兵权把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内廷机要的中枢总管，负责对高级将领监视考核。两人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互相之间恰好需要彼此的配合，以实现政治上的宏大抱负。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认识是因为经历相同、志趣相投，且是同乡，那么共同的抱负和野心则是他们之间产生密切关系的主要原因。
前面我们说过，戴笠获得特务处处长一职，胡宗南帮了很大忙。其实，在公事上，戴笠也给了胡宗南很大的帮助。胡宗南每年都要到南京向蒋介石述职，请示汇报工作。他有个习惯，每次见蒋介石之前一定先见戴笠，和戴笠研究一下准备向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并向戴笠打听蒋介石最近心情如何，以免碰钉子。每次来到南京，胡宗南就会住进鸡鹅巷53号戴笠家中，短暂的会面时间里，两人总会促膝而谈。
在生活上，两人可说是不分彼此。胡宗南每次到戴笠的住处，不管戴笠在不在，他都跟到了自己家一样，吃的用的，从不可客气。有的时候还会在那里大宴宾朋。
戴笠对胡宗南比自己的兄弟还亲热，经常给他买一些国外的奢侈日用品外，还经常代胡送礼，替胡拉关系。
为了拉拢胡宗南，戴笠可谓用尽了苦心，甚至还把自己的情人叶霞娣送给了胡宗南。
叶霞娣（后改名叶霞翟），1913年出生于浙江省松阳县西屏镇一户普通农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省立处州初级中学师范，在松阳县立成淑女子小学任教。1931年，为了逃婚，来到杭州，考取了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浙大农学院攻读不足半年，即转入浙江省警官学校第三期甲训班。后来，在毛人凤的安排下，成了戴笠的情妇。
抗战前夕，经戴笠介绍，叶霞娣结识了胡宗南，两人一见钟情，甚为投缘。胡宗南曾赠诗叶霞娣：纵无健翮飞云汉，常有柔情越太华。我亦思君情不胜，为君居处尚无家。正当两人要谈婚论嫁时，戴笠却将叶霞娣保送到美国留学。两人就此分开，直到1947年，两人才结婚。
在对叶霞娣的安排这件事上，戴笠用意很明显，钓着胡宗南的胃口，让他听命于己，为自己所用。
戴笠和胡宗南，两人之间的私交因公而建立，通过私交关系不断加深，在公务上的合作也逐渐加深。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加强西北地区的情报工作，成立特务处西北区，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特务活动，并任命张严佛为首任区长。张严佛临行前，戴笠向其交代道：“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遇到困难也可向其求助。”张严佛与胡宗南初次见面时，就将西北地区的特务组织部署、以及具体工作内容向胡宗南做了详尽的汇报。
特务处西北区负责对西北“剿总”各军进行监视，并将一切可疑迹象报告特务处呈送蒋介石。然而，在处理对胡宗南部队军官的检举情报时，特务处却并不按此流程办理，而是直接报告胡宗南。
据沈醉讲，戴笠不止一次指示特务们，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都要慎重处理，必须先让自己过目。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也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关于戴笠的这一特别指示，就是唐纵也无可奈何。戴笠也指示过他，其他方面向蒋介石检举胡宗南的情报，送到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的时候，尽可能把这类情报先批交戴笠复查一下，以便连同特务处的东西一同送给蒋介石去看，这无疑为胡宗南做了很好的掩护。
在特务处内部，特务们习惯于当面称戴笠为“戴先生”，背后则将其奉为“戴老板”。特务们知道戴笠与胡宗南之间的关系不一般，自戴笠以下，特务们称呼胡宗南便也不直接用其军职，而是同样称其为“胡先生”，一些多年在西北地区活动的特务处特工更是在背后称呼胡宗南为“胡老板”。与戴笠同样的待遇，充分表示了特务处对胡宗南的尊敬。
让杜月笙刮目相看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各种势力混杂其中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处处都是险滩暗礁，黑白两道争权夺势，每天都上演着各种利益的争斗……当时，杜月笙盘踞上海，可以说将自己的势力渗入了上海各界，他本人也在上海叱咤风云，被称为“无冕市长”。而戴笠当时仅仅是个复兴社特务处长，影响力远不及杜月笙。戴笠知道如果能将特工活动和江湖势力结合起来，则有如虎添翼之效果，可惜自己的身份低微，在杜月笙的眼里根本没有分量。
“必须让杜月笙对自己刮目相看！”戴笠心中保持着这样的念头，开始静静地等着机会的出现。终于，一个大案让戴笠大显身手。
当时，蒋介石十年禁烟，结果毒品却愈加泛滥，国际上对国民党政府的印象也在不断变坏。见禁烟效果甚微，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属于行政院的“禁烟委员会”，另在军委会设立“禁烟总会”，并亲任总监督导全国的禁烟运动，同时指令戴笠的特务组织从旁协助查缉举报。这时，杜月笙指示顾嘉棠设立在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吗啡制造厂因与特务、宪兵分赃不均而被破获。后来，宪兵司令部派遣一个连的宪兵负责看守，结果官兵们监守自盗，将吗啡窃取后全部逃窜。蒋介石听闻之后勃然大怒，命戴笠对此事进行彻查。杜月笙知道吗啡厂是自己名下资产，如果顺藤摸瓜自己必然会暴露，于是就开始活动，想要疏通戴笠。杜月笙先是差人向戴笠打招呼，戴笠不动声色。杜月笙又请杨虎出面代为说情，并奉上一张金额为30万的支票，戴笠看过之后，又原封不动地退回。杜月笙在上海滩摸爬滚打多年，以金钱诱惑别人是其屡试不爽的手段，两次失败之后，他仍然不相信有人会经得起利益的诱惑，便又托自己的法律顾问章士钊邀约戴笠赴宴，没想到戴笠却又一次予以回绝。至此，杜月笙已经无计可施，心中顿觉恐慌。就在这时，事情却有了峰回路转的变化：戴笠深夜访问章士钊，说明了之前退款拒宴都是为了掩人耳目，以防授人把柄。并请章转告杜月笙大可放心，此事绝不将其牵连进来。后来，此事以戴笠申报蒋介石批准将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长温建刚枪毙收场。温建刚做了替罪羊，杜月笙却安然无恙，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上海南市太平里大吗啡案。
戴笠对案件的巧妙处理让杜月笙刮目相看。杜由此见识到了戴笠的厉害，从此之后，加强了与戴笠之间的合作。
在一段时期内，只要戴笠到上海，就一定会和杜月笙会面，其中大多是在杜月笙的家——当时的华格臬路66号，还有几次是在位于偏僻地段的旅馆。当时出任上海侦查大队队长的翁光辉以及他的前任吴乃宪是戴笠和杜月笙的直接联系人。在王兆槐继任侦查队长之后，戴笠和杜月笙的联系变得更加频繁。当时，杜月笙的门徒为特务处充当帮凶，在上海的各个租界开展特务活动。
杜月笙在上海党羽遍布，门徒更是多达数万人，因此他在上海的影响力非常大。杜月笙的门生故友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街头流氓，有收保护费的地痞，还有店铺老板、企业家，甚至上海各租界的领事都和杜月笙有不错的交情，而侦查队的队长就是他最得意的门徒之一。也是因为这层特殊关系，杜月笙经常协助侦查大队执行特务任务。
一段时期内，戴笠和杜月笙惺惺相惜，他们协作进行暴力抓捕反蒋分子，镇压共产党员组织的工人运动，控制上海的毒品市场，甚至合作开办了“三鑫公司”和“大运公司”。充满传奇色彩的上海滩白天车水马龙，晚上灯火辉煌，在街头巷尾经常会有人小声议论着在租界区、贫民区发生的种种怪事，殊不知做下这些罪行的正是国民政府的特务处，而领导这个部门的人就是戴笠。
就这样，戴笠和杜月笙在上海这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地方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在长达十几年的合作中，他们两个若即若离，或和睦或反目。在不断分分合合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将民国政府在上海的特务网络编织起来。
据当年和戴笠有密切接触的知情人讲述，戴笠曾在和自己亲友和上司的谈话中多次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杜月笙的感激之情：“如果当年不是杜月笠在危难之时伸出援助之手，我早就在无亲无故的上海滩冻死、饿死了！”可见，在戴笠看来，杜月笙在他的人生历程中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鑫公司和大运公司
早在1932年7月，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就开始在上海、苏南一带销售鸦片，规模越来越大。杜月笙当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他主动与蒋介石联系，想通过蒋介石获得在上海销售鸦片的总代理权，以期达到对上海鸦片市场的垄断。当杜月笠获得上海的代理权后，又向蒋介石申请获取了四川等地的代理权，他在汉口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答应每个省份每年都上缴300万元的代理费，杜月笙甚至曾经提出把全国的代理权都交给他，他保证，自己能将蒋家在全国各地的鸦片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这个要求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不久，杜月笙就在上海的南市组建了一个公司，负责统筹他在全国多个省市的鸦片生意，这个公司就是“三鑫公司”。这个公司可谓是个怪胎，它是为国民政府服务的公司，做的却是与政府标榜的“爱民如子”背道而驰的事情，真是荒唐至极。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杜月笙的鸦片销售计划竟然和戴笠的特务机关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用戴笠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这些鸦片需要我们暗中保护，而这些鸦片换来的金条又会是我们的衣食之源”。
对于这一点，杜月笙和戴笠心里都很明白，所以这两个当时上海滩的枭雄合作得一直很默契。鸦片不仅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更加滋养了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三鑫公司”每月向政府和特务机关支付超过20万元的“保护费”，而政府的军警和特务则保证杜月笙“货物”的安全，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半年后，上海保安局在形式上将“三鑫公司”接管，其实杜月笙早已将这个公司架成了一个空壳。随后，杜月笠和戴笠的特务处合作开设了一家新的公司，也就是“大运公司”。一开始，戴笠并没有让这家公司接收鸦片业务，而是指示杜月笙给这家公司镀上一层“金”，让舆论和老百姓都认为它是做正经生意的。于是，杜月笙开始将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定位在经销“航空奖券”这种不痛不痒的博彩产品，并从中赚到一笔。
可是这种小利润根本不会满足杜月笙的欲望，他迫不及待地将经营鸦片业务提上公司日程。很快，以博彩业起家的大运公司就取代三鑫公司成为了全国最大的鸦片代理商。戴笠的特务处又可以过上富足的日子了，上海的特务行动也越来越密集。
1933年1月，蒋介石再次将自己的小舅子推上了财政部长的宝座，而宋子文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求蒋介石将拥有特权的特别税务局划归至蒋介石坐镇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紧接着，宋子文开始为蒋介石在最赚钱的鸦片生意上清除宿敌。
经过宋子文的一番安排后，长江中下游鸦片的海关审查、税收、收缴和没收处理都归由蒋介石直接管辖了。1933年，国民政府在各个关口共缴获的鸦片无数。这时的杜月笙已经掌握了用鸦片提炼吗啡的技术，于是国民政府就将大量的“缴获品”运到杜月笙的工厂，由杜月笙负责将鸦片提纯，精炼出吗啡再进行销售。
当时英国在上海租界内的领事曾经在照会中国外交部长时提出疑问：“贵国政府提炼这么多吗啡做什么？”而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成的回答是：“我们在为战争准备医疗战备物资。”其实，大部分用鸦片赚来的钱都被蒋介石交给了戴笠，用以健全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秘密的特务行动。
国民政府和杜月笙说定，杜月笙负责吗啡和海洛因的生产，而国民政府会通过多种方式保证他们的工厂安全。
当时，蒋介石给杜月笙的生产期限是半年，在这半年期间上海市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对杜月笙的厂区进行了特别保护，其中上海特务处就暗中派出人监视着厂区周围的所有异常现象。但是6个月期限到期时，杜月笙却通过吴铁成向蒋介石请示要求推迟提炼吗啡和海洛因的最后期限，他给出的理由是“市场不景气，产销不能维持平衡”。当时蒋介石并不知情，于是随笔签了“同意”。几天之后，戴笠向蒋介石汇报说这是杜月笙和吴铁成合伙唱了一场“双簧”。
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当他得知上海帮会里的混混儿们已经在公开谈论政府授权给他们销售毒品的事情，更是火冒三丈。他立即派遣了一支由特务组成的突击队对杜月笙在上海南市的厂区进行袭击。突击队将工厂占领以后，在厂区搜出价值近200万元的毒品，其中包括鸦片、海洛因和吗啡，而正在提炼中的“原材料”更是不计其数。
杜月笙给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的温建刚去信，希望他能够下令撤军。自作聪明的温建刚在撤军令上扣上了上海市长吴铁成的钢印。这个时候，杜月笙还不知道到底是谁派遣了这支特工队，他拿着市长的特令呵斥着要求马上从厂区“滚出去”。从南京军事委员会直接派出的特务们肯定不会听从上海市长的命令，他们没有撤退，而且把盖有市长钢印的撤军令转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要将此事彻底搞清楚。很快，将温建刚抓回南京枪决了。对于杜月笙，蒋介石肯定不会对他下手的，因为这个上海滩的霸王对他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结交权贵宋子文
戴笠浸淫江湖十来年，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打过交道，可谓阅人无数。戴笠在人情世故上的深厚功力，非常人能及。他曾总结出一条特务工作的精粹：特务工作是一种非常的工作，其中需要有熟练的专业知识和技巧，更要做到在交际上的八面玲珑。
戴笠不仅自己在日常工作中如此，而且在训导属下时也将自己的“特务经”口说面授。他在1936年6月21日致电特务处闽南站站长连谋时，也指示：“望兄行事沉着踏实，埋首苦干而避露锋芒，与人往来时，切记谦恭温和。”寥寥数语就将特务的具体行动都总结出来了。虽在特务工作中以凶残狠毒著称，但戴笠多次身先士卒、九死一生，帮助蒋介石翦除异己，并监视党内其他要员的一举一动，对领袖的忠心昭然可见，这也是他飞黄腾达的重要因素。
为了充分展开自己的特务工作，最终能在纷繁复杂的国民党政坛屹立不倒，戴笠一直以广交朋友、互相扶持作为重要手段。他结交朋友从不受身份地位的束缚，从皇亲国戚的四大家族到坑蒙拐骗的街头地痞，无所不包。为了成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始终赢得蒋介石的信任，戴笠最重要的结交对象自然是蒋介石的家人和亲戚，宋子文就是其中的一个。
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小舅子，担任着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显赫职位，他一向都很高傲，对各方人士的极力巴结也很挑剔。戴笠虽然也身居要职，但地位并不高，所以宋子文对他很冷淡，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戴笠并不灰心，他努力寻找接近宋子文的机会。
戴笠通过多方渠道获悉，宋子文有一块心病，始终无法释怀。那就是1931年7月23日下午上海火车北站发生的重大谋刺案。
当天上午7点多钟，一列南京开来的专车驶进上海北站，上海各界要人迎候在车厢门口。站台上戒备森严，除了军警，行人一概不准接近。车门开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秘书唐腴胪的陪同下缓缓走出车厢，走上站台。寒暄过后，在众人的簇拥下，宋子文走出站台，向站口大门走去。宋子文让唐腴胪走在前面，自己走在中间，侍从警卫人员簇拥其后。
可是，经过车站东大楼时，突然有六七个人从大楼楼柱后跳出，扑向宋子文等人。因为宋子文和唐腴胪身材相似，且都身穿白西装，头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所以杀手把唐腴胪当成了宋子文，一下子将其击倒。慌乱中的宋子文急忙摘下帽子，躲到大楼北首的一根柱子后面。
又一组刺客加入了与宋子文卫士的枪战，整个北站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站台上的军警在枪声爆炸声的吸引下，也参与到了枪战中。刺客们见行刺成功，就在手榴弹的烟幕和人群的掩护下撤离了北站。
当日晚报上赫然印出“歹徒今晨在北站行刺宋子文财长未遂，秘书唐腴胪当场毙命”。
宋子文虽然在众人的护卫下脱离了险境，但是内心却一直心有余悸，寝食难安。
戴笠对此案一直十分关注。后来反蒋人士王亚樵刺杀李顿未遂案告破，由此引出了当年的刺宋未遂案，查明也是王亚樵所为。戴笠立即密切注意此事，当他获悉刺杀宋子文的凶手和司机都没有抓捕归案时，决定从此处下手，作为结交宋子文的突破口。
戴笠对此事关注了多年，直到1935年秋才收到情报，这二人已经潜逃到扬州、盐城等地。戴笠立即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和特务处上海区的重要特务沈醉、程慕颐前去抓人。沈醉和程慕颐带着提供情报的线人，追击多地，才将凶手和司机成功缉拿归案，轰动一时的刺宋案终于告破了。
戴笠就马上给宋子文打电话，汇报案情经过，不过他根本不邀功，而是言明这是沈醉等人的功劳。宋子文了却心结，非常高兴，就签了张5000元的支票奖励沈醉。沈醉也是只老狐狸，明白戴笠的心意，就将支票退回。戴笠也不失时机地表示“保护部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职责，不敢受奖”。宋子文对戴笠的做法非常欣赏，从此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由冷淡漠视转为热情友善了。这样，戴笠花费几年时间，终于成功结交了这位贵戚。
戴笠结交权贵都是为了编织关系网，好保障自己的地位。他结交每个人都有很明确的目的，比如宋子文，就是政治上的一大靠山。戴笠攀上宋子文后，的确得到了很多好处。宋子文手握财政大权，对军统给予了鼎力支持，使戴笠的工作更加顺利。不过宋戴的亲密合作没有持续多久，宋子文就因内战经费拨付问题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结果宋子文被免职，去了美国。不过戴笠并不是个落井下石的人，他对宋子文始终“谦恭温和”，以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从宋子文身上发掘出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