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的临床研究多聚焦于诱导缓解后及巩固治疗过程中／后MRD水平对临床预后的提示意义，特别是在ALL的化疗过程中一系列时间点监测MRD而描绘出的肿瘤负荷动力学对复发有较高的预测性。而本节将着重介绍HSCT前后MRD的监测及临床意义。

在过去，因移植存在很大的风险，所以仅仅是那些处于第一次缓解期的高危白血病患者和化疗后复发的患者才被建议去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患者进行更详细地分层，筛选出那些可以真正获益于allo-HSCT的患者，或在移植前后需要其他特殊干预的患者群体。移植前的MRD检测不仅可很好地用于评估残留的肿瘤负荷，同时也能作为衡量白血病细胞对之前化疗敏感性的指标。不同类型的白血病其MRD检测方法和临床意义略有不同，下文将介绍几种主要白血病类型移植前检测MRD的意义。

移植前白血病形态学缓解的意义已经非常明确，Uckun等在1993年最早报道了ALL患者移植前MRD负荷的意义。他利用流式细胞仪对白血病前体细胞进行体外分选来检测MRD水平并观察到残留的水平和患者进行自体移植（auto-HSCT）后的预后相关。之后大量回顾和前瞻性临床研究已证实移植预处理前的MRD负荷是预测移植后复发的一个有力指标。在ALL中，移植前MRD阳性的患者移植后无事件生存率（EFS）仅为17%～50%，而MRD阴性组患者EFS一般均高于70%，近期的许多研究还证实在MRD阴性组患者预后会更好。ALL患者的MRD检测方法主要有多参数流式细胞学检测白血病相关免疫表型、实时定量PCR检测融合基因或断裂点以及PCR方法检测TCR基因和克隆性Ig重链重排。尽管各单位MRD阳性标准并不一致，所选取的病患人群及预处理方案也不尽相同，但得到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在预处理前将MRD水平降到最低是移植成功的先决条件。相当高比例的auto-HSCT前MRD阳性患者会在移植后复发，因此对于这部分诱导巩固化疗结束后MRD不能转阴的患者，应考虑allo-HSCT的治疗方案。

对于伴有特殊分子标记的ALL来说，MRD的检测更为标准化而易于应用。例如对于典型的Ph ⁺ALL来说，在移植前接受化疗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过程中的任何时间点，高水平的BCR/ABL基因拷贝数均预示着较高的复发率，相比之下，早期诱导治疗后BCR/ABL的水平下降至少3个log是预测移植后低复发率及更好的无病生存率最有力的指标。Lee等曾报道了一项关于伊马替尼联合化疗作为一线治疗的Ⅱ期临床试验长期随访的结果，证实移植前伊马替尼治疗后BCR/ABL水平高于10 ^-3以上是预测移植后ALL患者复发最强有力的证据，与移植前BCR/ABL为0或者低水平（低于10 ^-3）患者相比，累积复发率（CIR）和无病生存率（DFS）分别为（48% vs. 11%， P=0.009；45% vs. 81%， P=0.016）。

一些伴有少见白血病融合基因的ALL，近年来的研究也通过相对较大样本的研究初步证实了其融合基因在移植前作为MRD指标对移植预后的预测意义。Zhao等的研究结果提示对于伴有t（1；19）和SIL/TAL1阳性的ALL来说，移植前TCF3-PBX1（t（1；19）形成的融合基因）和SIL-TAL1融合基因阳性的患者，相对于阴性患者移植后2年复发率明显升高（TCF3-PBX1： 61%vs. 28%；SIL-TAL1： 86%vs. 40%）。

对于普通型的ALL来说，PCR方法检测TCR基因和克隆性Ig重链（IgH）G重排可作为MRD的检测方法之一。一项来自日本的研究表明在多个巩固化疗后MRD仍持续阳性的患者若不进行allo-HSCT，DFS会很差。这与Renato等来自北意大利白血病ALL协作组的报道相似，他们认为在巩固化疗结束后MRD阴性（<10 ^-4）提示复发率较低，预后良好。

与AML相比，FCM对于ALL来说是一种更好的MRD监测手段，因为目前人们对ALL的白血病相关免疫表型较为公认，据此在临床上应用并进行危险分层也确实获得了较好的效果。来自于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对31例儿童ALL患者移植前的LAIP进行了检测，并根据结果分为MRD+和MRD-组，发现MRD阳性患者移植后的复发率和死亡率分别是MRD-组患者的9.5倍和3.2倍。最近Jennifer等关于116例儿童ALL患者移植前FCM的结果也与之类似，发现那些在移植前形态学缓解但FCM检测仍呈阳性的患者预后明显较差。

对于AML来说，应用PCR检测白血病特异相关的基因，如在伴有t（15；17）、t（8；21）以及inv（16）的AML中检测PML/RARα、RUNX1/RUNX1T1和CBF β/MYH11融合基因是监测MRD非常重要的手段，但仅限于少部分AML。而FCM则已成为能够检测绝大多数AML残留病变的实验室手段。

APL目前由于砷剂和维A酸已逐步成为主要治疗手段，绝大部分患者可不需要进行allo-HSCT而获得长期无病生存。只有少部分高危患者PML/RARα基因转阴后再次转阳或发生血液学复发才需要进行allo-HSCT。因此在巩固及维持治疗阶段监测PML/RARα基因水平更为重要。涉及核心结合因子（CBF）基因异常的AML伴有预后良好的染色体核型——t（8；21）和inv（16）。这类型白血病在成人及儿童中的发生率约为15%～20%。虽然PCR方法可以定量检测RUNX1/RUNX1T1基因和CBF β/MYH11基因水平，但一直以来人们对其作为MRD监测指标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因为这类基因通常在获得缓解后仍长期持续低水平表达。尽管如此，许多研究认为在治疗后的基因水平仍有助于高危、低危患者的区分，一般认为在巩固治疗结束后基因水平仍<1%则提示预后良好。但最近也有研究认为无论在初诊时、化疗中及巩固治疗结束后的基因MRD水平均对复发无明确的预测意义，而在任何阶段基因水平大于1个log的升高则与不良的无白血病生存率（LFS）直接相关，血液学复发会紧跟其后出现，中位60天。最近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一项历时6年的前瞻性研究对伴t（8；21）患者在移植前基因指导的危险分层给出了一个较明确的结论：高危患者（第二次巩固化疗后基因水平较初治时仍未能达到3个log的下降或在6个月内再次上升）可获益于allo-HSCT，而低危患者（第二次巩固化疗后基因水平较初治时有3个log的下降并保持6个月以上）则更多获益于化疗或自体移植。对于伴t（8；21）的AML，该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移植前危险分层体系，可有效地筛选出复发高危人群进行allo-HSCT。移植前特异性RUNX1/RUNX1T1基因的检测不仅可指导危险分层，还可进一步指导移植后的治疗，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近年来也对以往伴有t（8；21）的AML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初步研究结果显示移植前基因水平在1%以上的患者移植后复发率较高，应考虑按高危白血病进行移植后早期干预。

对于缺乏白血病标记性基因的AML来说LAIP和泛白血病基因WT1的检测可被普遍用于MRD监测。随着流式检测技术的进步，6～8色乃至10色流式细胞学检测已越来越多地用于MRD的监测，其敏感度也在原有基础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由10 ^-2～10 ^-3逐步上升至10 ^-4左右。一项纳入72例患者的研究显示用FCM技术检测MRD，在不同时间点预测复发的阈值不同，巩固治疗后MRD>0.11%患者复发风险高于对照组7.2倍。最近Walter等采用先进的10色流式细胞技术检测99例AML患者移植前的MRD，发现MRD+组较MRD-组移植后的复发率明显增高，值得一提的是，在平衡了两组导致复发的其他危险因素后，移植前MRD+仍是移植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儿童患者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提示移植前FCM检测结果对预测复发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指出移植类型对移植前MRD的复发预测意义会有影响。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的两项研究证实处于完全缓解期的AML患者，移植前MRD阳性的不良预后影响可以被亲缘单倍体移植克服，而在接受同胞全合移植的患者中，移植前MRD阳性仍然预示着和难治／复发白血病相近的移植后复发率（40%～60%）。因WT1在80%以上的AML中过表达，所以它也可作为一种MRD监测的分子靶标，特别是对于那些缺乏特异性基因标记的AML。多数研究认为初诊时的WT1水平与预后无直接相关性，而治疗过程中其水平的逐步升高以及巩固化疗结束后、HSCT移植前的高WT1水平无论在成人还是儿童的AML中均预示着较高的复发风险。但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将白血病患者的WT1低水平表达与正常细胞的表达区分开，这有助于今后进一步提升WT1预测复发的敏感性。

MRD用于复发监测的优越性实际上在CML的治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特别是在TKI靶向治疗时代到来之后。BCR/ABL转录本的检测作为CML患者MRD监测，其意义和模式与急性白血病有所不同。BCR/ABL的定量检测实质上是预测患者在达到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CCR）后所能维持的时间，根据更精细的残存肿瘤负荷水平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在TKI已上升为初诊CML患者一线治疗的今天，能否获得稳定的CCR以及是否对靶向药物具有良好的反应均能通过测定用药后的BCR/ABL水平来回答。IRIS（International Randomized Study of Interferon versus STI-571）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在接受靶向药物治疗后12个月未获得CCR的患者约25%会发生疾病进展，而获得CCR但BCR/ABL未达到3个log水平下降的患者发生疾病进展的比例会小于10%，当然预后最好的是在12个月时BCR/ABL水平已获得了3个log水平或更多下降的患者，无人发生疾病进展。此外，靶向药物治疗后BCR/ABL如能在3个月内下降至少1个log也预示着患者对药物将会有较好的反应，今后达到主要分子学缓解（MMR）的可能在70%以上，而不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患者仅有13%会达到MMR。同样，这两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3个月时达到CCR的比例也明显不同（100% vs. 80%）。因此在接受TKI治疗的早期定点地监测BCR/ABL水平可帮助医生筛选出需要接受auto-HSCT或其他新的试验用药的患者群。

Allo-HSCT本身是针对有相对高复发风险的恶性血液病患者的一种根治手段，而即使接受了allo-HSCT，仍然有部分患者会出现血液学复发，特别是高危白血病患者。移植后MRD监测的意义在于能在血液学复发之前筛选出已具有复发倾向的患者，并及时进行临床干预，最大限度地阻止血液学复发。对移植后MRD检测结果的深入认识有助于我们对患者进行细致的分层，既不漏掉一个应该干预的患者，也不对低风险患者进行过度治疗，这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理想境界。

移植后的MRD监测无论在Ph ⁺ALL还是Ph ^-ALL中对预测之后的复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Radich J等就已经对移植后的Ph ⁺ALL病例进行了BCR/ABL基因的监测。在这项包括了36例Ph ⁺ALL患者的研究中，23人在移植后至少出现过一次BCR/ABL阳性的结果，相比另13例持续未检出BCR/ABL的患者，他们具有较高的复发率（10/23 vs. 2/13），患者在第一次检测到BCR/ABL基因后的94天（28～416天）出现血液学复发。而伴有阳性PCR结果患者的复发危险度是阴性患者的5.7倍。此外，Ph ⁺ALL患者的BCR/ABL基因类型也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他们发现出现P190 BCR/ABL转录本的患者较P210 BCR/ABL的患者复发率明显增高，这提示P190和P210在ALL中可能有不同的临床生物学特性。除预示复发外，Ph ⁺ALL的MRD监测还有利于指导移植后TKI的使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最近的分析结果指出移植后通过定期监测BCR/ABL基因水平，适时启动伊马替尼的干预性治疗，对降低患者血液学复发、改善无病生存具有明显疗效。同时，监测该基因水平也可为指导移植后靶向治疗药物的疗程提供可靠的依据。除此以外，也有研究比较了多色FCM及RQ-PCR技术在移植后监测MRD的预后意义，发现在移植后早期应用两种手段监测Ph ⁺ALL的MRD对预测复发非常重要，在移植后前3个月内任意一种检测方法检出的MRD阳性是移植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对于几类合并少见融合基因的ALL来说，这些融合基因在移植后作为MRD监测指标对预后的预测意义也已被逐步证实。Hong等的研究结果提示移植后TCF3-PBX1融合基因阳性的患者，相对于阴性患者移植后2年复发率明显升高（84% vs. 0）。在伴有SIL-TAL1融合基因阳性的T-ALL中，如果移植后该融合基因转阳，患者将100%复发，而在持续阴性的患者中无1例复发。

对于非Ph ⁺ALL来说，其他分子标记如TCR/IgH重排也可用于MRD的监测。Spinelli等观察分析了43例成人ALL移植后+30天，+100天MRD水平与临床预后的关系，其中包括MLL/AFF1基因、IgH/TCR重排作为MRD标记的病例。结果提示+100天时MRD阴性的患者复发率明显低于阳性患者（7% vs. 80%， P=0.0006）。但IgH/TCR重排目前仅限于定性检测，因此它们用于复发预测的敏感性较为有限。在今后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无特殊标记的ALL中亟待开发出能够定量监测并准确预测复发的生物学标记。

虽然缺乏特异的分子标记，但FCM可以成为非Ph ⁺ALL移植后很好的MRD检测手段。目前科技的飞速发展已带领白血病LAIP监测进入到多色（8～10色）FCM检测的时代，这使得几乎所有的ALL患者都能通过FCM找到独特的LAIP作为MRD标记，并且检测敏感性也较以前有所提高，因此人们开始关注FCM检测在移植后MRD监测中的应用，但该方面的报道还非常有限。近年来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报道了139例ALL患者移植后的FCM检测结果与预后的关系，指出在移植后最初的2个月内阳性的FCM结果并不一定预示着复发，这可能与移植后免疫重建尚未恢复或移植物抗白血病（GVL）效应还未发挥有关，但之后的跟踪监测结果提示无论在非Ph ⁺ALL还是Ph ⁺ALL中，异常的FCM结果均预示着白血病复发。

当前有关AML移植后MRD监测意义的研究不是很多，这可能与一些重要的重现性遗传学异常如t（15；17），t（8；21）和inv（16）/t（16；16）在白血病中的预后意义已经非常明确有关。上述相关融合基因的提示意义在化疗与移植后大体相似，但移植后各个基因水平究竟与复发是何种关系，除t（15；17）相关的PML/RARα外，其他两种基因到目前为止结论并不十分明确。如t（8；21）相关的RUNX1/RUNX1T1基因可能会在移植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阳性，但并不一定伴随着复发。最近北京大学血研所的一项回顾性分析提示移植后第2个月开始的RUNX1/RUNX1T1基因水平变化与之后的血液学复发显著相关。而伴有inv（16）/t（16；16）的AML病例数较少，目前移植后其融合基因水平与复发的相关性还未见肯定性答案。针对以上两种特殊类型的AML均需要开展前瞻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进行详细的分层分析以获得确定性结论。此外，其他相对少见的AML融合基因在移植后作为MRD监测指标的预后意义也已逐渐被证实。MLL融合基因在移植后一旦转阳将预示着极高的复发率（93.5%）。

对于更多的AML来说，泛白血病基因——WT1已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它可以作为缺乏特异性基因AML的MRD分子标记，尤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尚缺乏条件对每个初治患者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找到个体特异性分子标记，因此WT1便成了实用、快捷的MRD监测指标。WT1基因在移植后表达水平较移植前明显降低，却在疾病复发时显著上升，因而它是移植后监测复发的一个较为敏感的指标。早在10年前日本的Ogawa等人就开始对移植后WT1水平的监测，发现40天内的复发与WT1水平的逐渐升高相关，在停用免疫抑制剂或进行了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的患者中WT1倍增时间显著延长，而其倍增时间小于13天的患者对免疫抑制剂及免疫调节治疗均无效。因此他们提出WT1是用于移植后监测复发一个有效的指标。意大利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们观察了38例AML患者移植前后WT1水平与临床的相关性，发现移植后呈CR状态的患者WT1基因水平明显降低，而6例移植后复发的患者在复发前或复发时均出现了WT1水平的升高，其中1例给予化疗联合DLI后重新获得CR，WT1水平也随之下降。最近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也就移植后WT1监测的意义做了分组研究，其中包括92例AML患者，发现移植后疾病处于进展期患者的WT1水平明显高于无事件组，且升高的WT1水平是移植后低无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苏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移植中心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移植后的WT1监测，大多数研究均肯定了其在预测AML复发方面的提示意义，但由于各研究中心实验室条件、技术等方面的差异，目前为止对其提示早期复发的阈值并无统一标准，应于何时开始给予干预也无定论，尚待更多的数据资料做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提高对普通白血病复发预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一些研究对比了不同手段检测MRD的准确性，包括WT1与FCM及IgH重排的对比等。多数认为这些检测方法所得到的检测结果大体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只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急性白血病其敏感度、特异度略有差异。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基于WT1和FCM检测的不同阳性MRD标准对移植后复发预测的意义，最终提出了一个新的组合MRD阳性指标，即：连续2次WT1检测阳性，或连续2次FCM检测阳性，或在同一份标本中WT1和FCM检测结果同时阳性（其中连续2次指间隔两周）。而依据该标准对患者进行前瞻性干预的结果也证实结合了两种检测方式的组合MRD指标相比较单一方法的检测，进一步提高了移植后预测复发的敏感性而不影响其特异性。因此，对于缺乏特异性生物学标记的白血病，我们推想在未来基于多种检测技术的移植后MRD监测必然成为发展趋势，多种指标的组合应用才可能进一步提升复发预警的准确性。

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在CML中，移植后MRD与疾病复发之间的关系。采用定量/定性方法检测BCR/ABL基因的水平无疑是CML MRD检测最可靠的指标，并且与移植类型及检测时间密切相关。外周血和骨髓的标本均可用于CML患者MRD的检测。

与其他MRD指标类似，移植后早期发生的BCR/ABL水平升高与高复发率明显相关，一项包括346例患者的研究显示，在移植后6～12个月BCR/ABL阳性患者较持续阴性患者复发率显著升高（42% vs. 3%），而移植后早期（3个月内）的BCR/ABL水平与复发的相关性却较弱。也有少部分病例在移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可检测到BCR/ABL的表达，据统计移植后3年及以后会有25%～50%的病例可检测到BCR/ABL，这部分患者之后的复发率约为10%～20%。甚至有极少数的患者在移植10年后还能检测到表达BCR/ABL的白血病克隆，曾有病例在移植后15年出现复发，因此对这部分患者定期的BCR/ABL监测还是必要的，而随着时间而逐步升高的BCR/ABL水平必定预示着疾病复发。系别特异性混合嵌合，特别是在髓系中，会出现在遗传学复发前的2～12个月内，而P190（BCR/ABL）阳性之后约1～6个月出现细胞遗传学复发，提示这两种方法都可有效预测即将来临的疾病复发。除了定量PCR外，G显带细胞遗传学分析及FISH的方法也可用于CML移植后MRD监测。相比之下，高中期相FISH可以计数至1000左右的细胞，因而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假阳性率低于0.02%。在一项51例患者的研究中，12例患者最初通过高中期相FISH方法检测出MRD阳性，而G显带方法检测则呈阴性结果，其中的7例患者在移植后3个月Ph ⁺细胞数显著增加，并且在中位间隔了101天后G显带检测也呈阳性反应，最终均进展至临床复发，因此高中期相FISH方法是目前细胞遗传学检测中敏感性较高的方法之一。

虽然大部分CML患者在进行了allo-HSCT后BCR/ABL会转阴，但目前对于之后出现的阳性PCR结果应该如何处理还没有达成共识。一项包括243例CML患者移植后BCR/ABL监测与长期随访结果的研究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些患者移植后均采用定量PCR监测BCR/ABL水平，并根据此结果分为4组：①阴性组（15%）：患者PCR检测持续阴性，或仅有一次低水平阳性结果；②波动组（21%）：患者PCR阳性多于1次，但没有连续2次或以上的阳性结果；③持续阳性（11%）：出现3次及以上的连续阳性PCR结果但没达到普遍认为的分子复发标准；④复发组（53%）：满足分子复发、遗传学复发或血液学复发的标准。中位随访时间7年，前三组患者的累计复发率分别为2.7%、20.8%及30.0%，因此持续的BCR/ABL阴性仍然是CML治疗的终极目标。最近Mario等总结了近25年在其实验室进行BCR/ABL监测的移植后CML患者资料，发现持续BCR/ABL阴性的患者无1例复发，而BCR/ABL拷贝数介于0～0.1%的患者，其复发与否并不与BCR/ABL水平的高低及首次阳性的时间相关。因此他们认为移植后低水平的BCR/ABL预测复发的价值不大，但长时间的BCR/ABL不转阴仍然提示体内存在白血病干细胞。近年来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也就CML患者移植后的干预时机做了部分研究，在移植后定点监测BCR/ABL水平，将BCR/ABL水平的上升定义为在2个月内连续两次BCR/ABL水平相对于基线上升至少1个log，根据其动态变化对患者危险分层，之后进行个体化干预治疗。这样的分层体系使得移植后复发的高危患者和低危患者最终享有相近的无病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目前由于对BCR/ABL的检测标准全球各个实验室并没做到完全统一，因此至今并无公认的CML移植后干预标准，但随着国际一级参考实验室所带动的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cale，IS）的逐步推广应用，BCR/ABL检测将成为移植后MRD监测中最快达到标准化的方法之一。

目前虽然MRD检测的方法使得我们预测移植后白血病复发的敏感性得以逐步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高精技术的检测更为昂贵，且技术上一点小的差错就会使得结果变异很大；更常见的是标本的污染导致结果异常，甚至整个实验室的检测受到严重影响。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各个实验室检测技术的标准化以及操作的规范化是非常重要的，但真正做到这点还很困难。

此外，尽管当前MRD的检测手段已较为丰富，但并不是所有检测到MRD的患者都会进展至血液学复发，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白血病的“冬眠期”。有几种现象可以解释“冬眠期”的存在：①如伴t（8；21）的AML在接受传统化疗后，其RUNX-RUNX1T1基因的信使RNA（mRNA）可存在于缓解病例的少部分淋巴样或红系克隆中，说明疾病也包含了原始白血病前体细胞；②疾病的MRD可来源于非白血病的淋巴样细胞；③有些儿童ALL的晚期复发（在缓解10年后发生）可以出现与初诊时一样的IgH V-D-J基因重排克隆。那么“冬眠期”为什么会存在呢？一方面可能由于延长的免疫监视，特别是在HSCT后的，可以控制白血病克隆的扩增；另一方面就像t（8；21）的AML一样，MRD检测可能只是检测了某些非白血病细胞系的分子信号；最后白血病残留细胞可能只是白血病前期细胞，还没有包含所有导致疾病恶变的突变。无论怎样，现在所认为的临床治愈并不意味着所有白血病细胞的彻底清除，将来有关疾病“冬眠期”的研究有可能进一步阐明白血病是如何被清除的。

如今实验室的高精检测技术已经能够为临床提供工具，根据MRD的存在与否决定治疗策略。但在这个领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完善。MRD的存在与复发密切相关，MRD监测应逐步融合进临床试验的设计，这有助于提升临床研究的速度和质量。临床中对于发现MRD后的处理，特别是不同亚型白血病HSCT前后用不同方法检测的MRD仍需要大量临床研究来论证。对于疾病“冬眠期”的认识可以使人们对处于这种疾病状态的患者给予适度的治疗，而不需要一味的给予高剂量化疗导致治疗过度。在很多白血病亚群中已经有很好的MRD标记，今后的研究中还要发现更多更好的MRD检测指标，这些指标可能为白血病相关细胞信号通路中的分子，有助于靶向治疗的研发。近年来一些血液疾病的基因组学特征已通过高通量芯片检测揭示出来，发现了与癌症和细胞分化相关的约350 000个遗传位点。这些检测可发现更多的缺失或突变导致的功能丧失与血细胞分化调控的关系，也更有助于找到新的MRD检测指标。

毫无疑问，MRD检测是疾病控制的关键，将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在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中应用标准化的MRD技术，并阐明HSCT前后其监测意义，以达到在临床治疗中根据检测结果给予患者适度治疗策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