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Dausset和Van Wood等学者认识到HLA的存在，这就是后来学者们所谓的移植抗原，即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通过MHC分子识别异体抗原是供者移植物进入受者体内后引发免疫反应的基础。人类的MHC位于6号染色体上一段长度约为4Mb的区域，包含一系列基因，编码两类具有高度多态性的细胞表面糖蛋白，主要包括HLAⅠ类和Ⅱ类抗原分子。HLAⅠ类分子由单一的多态性α链（重链）构成，含有338～341氨基酸残基，与β 2微球蛋白的轻链非共价结合；包括HLA-A、HLA-B和HLA-C。其他Ⅰ类区域基因编码的抗原目前尚未确定。HLAⅡ类抗原由3个位点的基因编码而成，包含一条单一的α链和一条β链，两者非共价结合。DRA、DQA1和DPA1分别编码HLA-DR、-DQ、DP抗原，9个特征性的DRB基因编码多态性的HLA-DR β链，这些抗原在移植过程中可以激发免疫反应。截至2013年4月，被确认的MHC等位基因数量为9310个。其中，HLA-A位点的等位基因为2244个、HLA-B位点为2934个、HLA-C位点为1788个；HLA-E、F和G位点的等位基因数量分别为11、22和50个；HLA-DRB1等位基因位点为1317个、HLA-DQB1为323个、HLA-DPB1为185个、HLA-DQA 1 50个、HLA-DPA 137个（http://www.ebi.ac.uk/ipd/imgt/hla/stats.html）。（详见本篇第三章）

编码HLAⅠ类和Ⅱ类抗原的基因密切相连，在家庭成员中呈“单倍体”方式遗传，重组的频率很低。HLA相合的同胞供者在家庭成员中很易鉴别，尤其是家庭成员的HLA为杂合型、父母单倍体能够被可靠地标记和鉴定时。对于一个患者而言，他有能找到与父母单倍体完全相合的同胞供者的概率为25%，称为“HLA基因型相合”。因此，同胞全相合不仅是在配型分析的HLA分子多态性方面，而且在其他MHC多态性方面均相合。对于无关供者而言，HLA相合的含义则不同，相合仅指检测位点的多态性相合，而其他MHC分子可能不相合。由于HLA抗原高度多态性的免疫学特性，两个无关供受者在HLA-A、B、C、DR、DQ、DP的位点完全相合的概率微乎其微；这也构成了HLA相合同胞移植与HLA配型相合无关供者移植后GVHD发生率不同的免疫学基础。

MHCⅠ类和Ⅱ类抗原具有相似的结构，均由8个反向平行的β片层和2个α螺旋组成抗原结合槽。HLA分子的多态性残基主要位于β-片层和α螺旋，这些残基都指向两个螺旋。MHCⅠ类和Ⅱ类分子结合短片段肽转移到细胞表面并被T细胞识别；多肽主要通过N′末端和C′末端与MHCⅠ类分子结合槽中的氨基酸之间的氢键和疏水作用而结合。MHCⅠ类分子结合的多肽通常为8～11个氨基酸，可以是内源性蛋白，也可以是细胞内吞的外源性蛋白。内体蛋白酶（如组织蛋白酶）可以将内化的蛋白降解为肽，然后与MHC分子结合。内化的蛋白也可被转移到细胞质。泛素化修饰的内源性或外源性蛋白可以在细胞质被蛋白酶体降解为C′端含疏水残基的短肽。降解的短肽片段以三磷酸腺苷依赖途径被转移至内质网。与MHCⅠ类分子不同，MHCⅡ类分子的多肽结合槽中的氨基酸与整条多肽的主链形成氢键，其两端是打开的，所以对于多肽长度的限制不大，递呈的抗原肽长度可为8～30个氨基酸残基，在多肽中部通常有3～4个锚定残基。此外，MHC相关分子CD1家族分子提供脂类或糖脂类抗原，这些抗原通常是亲水基团暴露在外，为T细胞受体（TCR）所识别。抗原递呈细胞（APC）通过MHC分子向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递呈抗原是T细胞活化的前提和关键环节。

Allo-HSCT同时激活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反应，固有免疫细胞针对病原能做出即刻反应，适应性免疫细胞反应较慢，需要几天时间。固有免疫细胞表面的模式识别受体（PRR）能识别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MP）。Toll样受体（TLR）作为一种重要的PRR，主要表达在DC和巨噬细胞表面，在识别PAMP中起重要作用，构成机制抵御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屏障。适应性免疫的受体（如TCR和BCR等）可识别非己的外源性“表位”。固有免疫反应通常通过一种常用的信号途径活化，此途径涉及适应因子Myd88（myeloid different factor 88），固有免疫反应发生没有效应细胞的增殖，而适应性免疫反应需经祖细胞克隆扩增为效应细胞并分化。固有免疫反应可以通过活化APC（树突状细胞）来调节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介导的适应性免疫反应。因此，固有免疫是微生物入侵的“危险信号警报器”，激活适应性免疫反应抗微生物。此外，屏障器官，如消化道、皮肤、肺脏等具有高度复杂的机制来调节固有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抑制入侵病原，避免造成局部破坏。下面重点介绍NK细胞和T细胞，后者在allo-HSCT免疫中起着核心和关键作用。

NK细胞是一种大颗粒淋巴细胞，大约占外周血淋巴细胞总数的10%～15%，同时也广泛分布于外周组织，如肝脏、腹腔等部位。NK细胞主要的表型特征是表达CD56和CD16，不表达CD3。NK细胞是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需要预先致敏便可杀伤侵入机体的病毒、微生物及侵袭的肿瘤细胞，主要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如干扰素-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穿孔素／颗粒酶途径以及死亡受体（Fas-FasL）途径来发挥作用。根据NK细胞表面CD56表达强度的不同可以将NK细胞分成CD56 ^briCD16 ^dim及CD56 ^dimCD16 ^bri两个亚群。CD56 ^dimNK细胞表面的CD56表达强度较低，但CD16的表达强度较高，这群细胞大约占NK细胞的90%；而CD56 ^briNK细胞与之相反，CD56表达高、CD16表达低甚至不表达，大约占NK细胞10%。除了表型及比例的差别外，这两群细胞在细胞表面各种受体的表达及细胞的功能均存在差异。

CD56 ^briCD16 ^dim是一类免疫调节细胞，主要通过分泌各种细胞因子发挥其功能，如IFN-γ、TNF-α、GM-CSF、白细胞介素-5（IL-5）、IL-10和IL-13等。静息的CD56 ^briCD16 ^dim其杀伤功能远远低于CD56 ^dimCD16 ^bri细胞，细胞表面表达高亲和力的IL-2受体，在体内或者体外用低剂量的IL-2可以使其增殖、活化，活化后的这类细胞的杀伤能力明显增强可高于或与CD56 ^dimCD16 ^bri细胞相当；相比而言，CD56 ^dimCD16 ^bri是一群以杀伤功能为主的NK细胞，其因子分泌能力明显低于CD56 ^briCD16 ^dim，细胞表面只表达中到低级亲和力的IL-2受体，在体外只能用高剂量的IL-2才能使其激活并扩增，但杀伤力并未增强。除此之外，CD56 ^briCD16 ^dimNK亚群表面表达高水平的C型凝集素样、CD94/NKG2家族受体，只有一小部分细胞表达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家族）；而静息的CD56 ^dimCD16 ^briNK细胞，其KIR和C型凝集素受体表达强度相对都比较高。在移植过程中NK细胞通过识别MHCⅠ类同种抗原发挥作用。

人类NK细胞表达至少4种不同类型的活化受体和至少2种抑制性受体。KIR的胞质尾部含有免疫受体酪氨酸活化基序（ITAM）和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ITIM）。CD94家族中除了NKG2C和NKG2D成员外，可抑制NK细胞活化。编码活化和抑制性KIR的基因均位于19号染色体短臂，而编码CD94家族成员的基因位于12号染色体短臂。细胞表面受体介导的活化和抑制信号的平衡调节NK细胞的功能，其中抑制信号占主导地位。成熟NK细胞通过表达至少一种能识别自身细胞上相应配体的抑制性受体形成免疫耐受。表达抑制配体的通常是MHCⅠ类分子，通过这种途径，抑制性配体保护自体细胞免受NK细胞攻击。如果与NK细胞受体结合的靶细胞上自身MHC分子表达缺失（如肿瘤细胞或病毒感染的细胞），NK细胞就会活化，进而杀伤靶细胞。

NK细胞同种反应性在allo-HSCT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定义同种反应性NK细胞的有如下几种模式：①配体-配体模式，被KIR识别的HLAⅠ类分子的抗原决定簇，称为KIR配体。供受者间KIR配体不合可引发NK细胞的同种反应性，其中HLA-C分子是决定NK同种反应性的主要KIR配体。配体-配体模式只单独考虑供受者的KIR配体，可判断供受者间是否存在同种反应性NK细胞。简单来说，当受者不表达供者所表达的KIR配体时存在宿主抗移植物（HVG）方向的NK同种反应性；供者缺乏受者所表达的KIR配体时存在移植物抗宿主（GVH）方向的NK同种反应性。通常分别考虑GVH方向与HVG方向的NK同种反应性与移植预后的关系。但是，Ruggeri等人通过临床及动物试验均证明，GVH方向的NK同种反应性可提高移植预后，因此，GVH方向的NK同种反应性与移植预后的关系更受关注。②受体-配体模式，尽管配体-配体模式是比较公认的判断是否存在NK同种反应性的定义模式，随着对NK细胞同种反应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另外一种模式相应而生，即受体-配体模式。应用PCR-SSP技术分析供者NK细胞KIR基因型或流式细胞仪技术检测供者NK细胞上KIR蛋白的表达，若受者缺乏识别供者KIR的配体时，即存在潜在的同种反应性NK细胞，而不考虑供受者间配体-配体模式是否不合。③基因-基因模式，定位于19号染色体的KIR基因，通过编码KIR受体影响NK细胞的同种反应性。决定KIR多样性的因素有两个，其一不同的单倍体上所含基因数目和种类不同，其二是KIR基因具有等位基因多态性。单独考虑供受者的KIR基因型，而不考虑供受者间KIR配体是否不同，提出了基因-基因模式来定义供受者间是否存在同种反应性NK细胞。受者缺乏供者所表达的KIR基因时存在HVG方向的NK同种反应性；供者缺乏受者所表达的KIR基因时存在GVH方向的NK同种反应性。近年来，由于在不同的移植模式下得出的NK细胞同种反应性对移植预后的结论颇具争议，这一问题仍是allo-HSCT领域研究的热点。

最近，在小鼠和人的黏膜系统（如肠道、扁桃体等）中发现了一群以分泌IL-22为主的固有免疫细胞亚群，其表型与NK细胞有很多共同之处，可分泌IL-22、LIF等多种黏膜免疫相关细胞因子，但不分泌IL-17，这群细胞被称为NK-22。另外，NK细胞根据其分泌因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亚群：分泌IFN-γ的NK1细胞，主要行使对CTL、Th和γ σT细胞的正调控，在抗肿瘤和抗病毒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分泌IL-10的NK2细胞和分泌TGF-β的NK3细胞，它们主要行使对T细胞的负向调控，在自身免疫疾病发生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上述NK细胞亚群在allo-HSCT中的作用还不清楚。

T细胞发育过程可分为骨髓内发育和胸腺内发育两个阶段：其一是HSC在骨髓微环境中发育、分化为多能祖细胞（MPP），MPP进一步分化为髓系（CMP）和淋巴系前体细胞（CLP），CLP再分化为T前体细胞（ETP），ETP在CCL21、CCR7等趋化因子及其受体的参与下，迁移至胸腺；其二是ETP在胸腺微环境发育过程中分为DN1到DN4四个阶段，经历TCR受体重排和阳性选择后，分化和形成为CD3 ⁺CD8 ⁺细胞毒T细胞或CD3 ⁺CD4 ⁺辅助性T细胞。人体T细胞发育与小鼠T细胞发育极其相似，都经历祖细胞从骨髓向胸腺迁移，经历双阴性（double negative，DN；包括DN1到DN3）、双阳性和单阳性阶段，也经过TCR重排、阳性选择，分别成熟为CD8 ⁺细胞毒T细胞或CD4 ⁺辅助性T细胞。在α β T细胞中有少量从CD4 ⁺CD8 ⁺TCRα β分化来的“非常规”细胞，如NKT细胞和CD8α内皮淋巴细胞等。

在胸腺内，表达能识别外源性微生物抗原肽以及自身MHC分子复合物受体的T细胞可以存活，并被选择输出至外周血淋巴结、脾脏和其他器官，这个过程称为“阳性选择”，该过程主要由胸腺皮质的上皮细胞介导。在输出到外周前，表达高亲和力，能识别肽-MHC分子复合物或邻近细胞上自身抗原的T细胞被淘汰，这个过程称为“阴性选择”。阴性选择主要由骨髓来源的树突状细胞，也可由胸腺髓质上皮细胞介导。需要指出的是，胸腺髓质上皮细胞通过广泛表达胸腺外器官的组织特异性蛋白介导自身反应性T细胞的阴性选择。胸腺内皮细胞与发育中的T细胞结合可使T细胞失去反应或对自身MHC分子“无能”；胸腺皮质内皮还可诱导调节性T细胞（Treg）产生，抑制针对自身MHC分子的免疫反应。在胸腺发生的阴性选择、诱导免疫无能和产生免疫调节细胞是中枢自身耐受产生的主要机制，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自身反应性T细胞从胸腺外逃。

胸腺以外的静息DC和淋巴结基质细胞在缺乏固有免疫系统“警报信号”的情况下可以向T细胞递呈抗原，这被认为是外周免疫耐受形成的主要机制，同时也解释了逃脱胸腺阴性选择的T细胞在正常生理情况下不引发自身免疫损伤或疾病。静息DC给T细胞递呈抗原后，T细胞快速增殖，但由于持续自身抗原暴露，这些T细胞或被清除或变得“免疫无能”，也就是形成免疫耐受。固有免疫细胞提供的“警报信号”可诱导APC活化，并将耐受信号转化为适应性免疫反应信号。

T细胞对同种抗原的识别可以分为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前者指供者APC将其表面MHC分子后抗原肽-MHC分子复合物直接递呈给受者同种反应性T细胞，使其产生免疫应答，无需经过APC处理；后者指供者移植物中的细胞或MHC抗原经过受者APC加工处理后，以供者抗原肽-受者MHC分子复合物的形式递呈给受者T细胞使之活化、产生免疫应答。

APC包括DC、B细胞和巨噬细胞等，其中DC是专职APC，它的抗原递呈能力最强。骨髓中的细胞可通过不同途径发育为不同类型的DC，在其他组织中DC也以由相应的祖细胞发育、分化而来。DC在外周组织的感染部位获取抗原，然后迁移到淋巴结。迁移至淋巴结后，DC直接将抗原递呈给T细胞或将抗原转给其他细胞，再递呈给B细胞和T细胞。同种免疫反应始于APC上的MHC抗原肽复合物与T细胞上的TCR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分别位于T细胞和DC上的黏附分子，如CD11a/CD18、CD2/CD54，帮助T细胞和DC克服细胞极性相斥的力量。

为了诱导抗原特异的免疫反应，T细胞必须接受APC传递的信号。二者相互作用的过程被依次分为：黏附、识别和激活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黏附：APC与T细胞在外周血与淋巴组织中随机碰撞，通过细胞表面黏附分子及其配体（包括LFA-3及其配体CD2、ICAM-1、LFA-I等）相互作用发生接触；第二阶段为识别：T细胞可通过TCR识别APC表面的MHC呈递的抗原。这一过程被称为第一信号系统，具有抗原特异性和MHC限制性，内源性抗原肽通过MHCⅠ类分子呈递给TCR，外源性抗原肽通过Ⅱ类分子呈递给TCR。第三阶段为T细胞的激活：需要两个信号系统的共同参与。第二信号系统又称协同刺激，不受抗原特异性和MHC的限制。CD28仅局限表达于T淋巴细胞和浆细胞，CD28在APC表面的配体为B7.1（CD80）、B7.2（CD86）等；B7家族途径可能传递不同的共刺激信号。T细胞表面表达的另一个分子为CTLA-4。作为第一信号系统的补充，通过信号相互作用，来促进T细胞激活、增殖和分泌细胞因子。若阻断黏附分子或TCR受体与抗原的接触，则T细胞不发生抗原识别，最终结果是免疫抑制；但当这些细胞再次遇上特异性抗原，仍会发生免疫反应。但若调控过程发生在B7-CD28阶段，则这些细胞由于已与特异性抗原发生接触，必须通过第二信号发生增殖，此时阻断B7-CD28，则细胞进入一长久的特异性免疫无反应状态，即使再次遇上此抗原仍无法发生免疫应答反应。

T细胞适度活化涉及APC、CD4、CD8之间的相互作用。DC上MHCⅡ类分子递呈同种抗原给CD4 ⁺T细胞或DC递呈与自身MHCⅡ类分子结合的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mHA），APC上的MHCⅡ类与T细胞上的CD4结合促进这一相互作用。CD4 ⁺T细胞活化后CD154表达增加，CD154为CD40或gp39的配体，其与APC上的CD40结合，使APC的CD86表达增加，后者与T细胞上的CD28结合提供共刺激信号，促进T细胞免疫反应。APC上的MHCⅠ类分子提供同种抗原或与自身MHCⅠ类分子结合的mHA给CD8 ⁺T细胞，并活化后者；APC上的MHCⅠ类与T细胞上的CD8结合促进这一相互作用。某些TNF家族成员与T细胞上的相应的受体结合也可提供共刺激信号。CD4 ⁺T细胞可通过分泌IL-2或增加APC上的共刺激分子表达辅助CD8 ⁺T细胞的免疫反应；在某些情况下，CD8 ⁺T细胞也可分泌IL-2及其他有辅助功能的细胞因子。

T细胞信号传导可导致活化蛋白-1（AP-1）、核因子-κ b（NF-κ b）以及活化T细胞核因子（NF-AT）等介导的许多基因转录活化。T细胞信号传导始于TCR-CD3复合物、CD2与CD4或CD8在细胞表面很小的区域形成“免疫突触”。TCR-CD3复合物和CD4或CD8分子的胞质部分组合成“脚手架”样结构，启动蛋白激酶磷酸化级联反应，导致p21ras和水解磷脂酶C γ活化。p21ras途径活化Fos的表达，后者与AP-1组成促进子复合体，促进IL-2等T细胞活化相关基因的转录。水解磷脂酶C γ剪切质膜上的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PI4，5-P2），并形成甘油二酯（DAG）和肌醇-1，4，5-三磷酸（IP3），DAG活化蛋白激酶C异构体，后者调节p21ras和NF κ b。在细胞核内，NF κ b家族成员在功能上作为转录调节子，调节IL-2等多种细胞因子基因转录。IP3促进胞内储存的Ca ²⁺释放使胞外Ca ²⁺内流，进而活化钙调神经磷酸酶（一种具有丝氨酸和苏氨酸磷活性的酶），活化的钙调神经磷酸酶使NF-AT去磷酸化，后者随即从细胞质进入胞核，并与AP-1结合活化靶基因转录。环孢素A和他克莫司结合胞内蛋白，形成药物蛋白复合体，后者抑制钙调神经磷酸酶活性，进而干扰抗原活化后的T细胞信号传导。共刺激分子介导的T细胞信号传导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似乎是通过活化Jun，后者与AP-1形成促进子复合体促进T细胞分泌细胞因子。此外，CD28信号途径可以通过稳定IL-2的信使RNA增加IL-2的产生。

外周T细胞活化至少可以产生以下几种性质不同的结果：① TCR信号和适当的共刺激信号可以导致T细胞产生IL-2，并分化为效应和记忆T细胞；②在细胞周期的S期，TCR信号与Fas-FasL相互作用可导致凋亡或活化诱导的细胞死亡；③低于适度刺激的TCR信号或共刺激信号，T细胞活化后会处于一种缺乏IL-2产生的无能状态；④通过一致性受体介导的低于适度刺激的共刺激信号或强烈信号可导致产生适应性免疫耐受，其特征是酪氨酸激酶活化被阻滞，Ca ²⁺外流，对IL-2刺激无反应。此外，在IL-10存在的情况下可诱导活化T细胞分化为具有调节特性的T细胞。

在免疫反应过程中，共刺激信号的调节涉及复杂的机制。共刺激静息状态的T细胞涉及CD28，共刺激活化状态的T细胞涉及诱导共刺激分子（ICOS）蛋白。T细胞活化可诱导CD152（CTLA-4）的表达，后者是CD80分子的第二种配体。CD152和CD80结合的高亲和力抑制了活化T细胞通过CD28传导的共刺激信号。此外，CD152传导的信号抑制T细胞活化，通过诱导磷酸活性拮抗TCR信号介导的酶级联反应。T细胞反应也可被其他分子抑制，如PD-L及B和T细胞衰减子（BTLA）等，这些分子具有CD28同源结构。

活化T细胞可以分化为效应细胞，后者分泌细胞因子介导细胞毒活性。在体外条件下，CD4 ⁺和CD8 ⁺T细胞可依据产生细胞因子的免疫学特征被诱导分化。在单核或活化的DC分泌的IL-12存在的条件下，T细胞被刺激活化并分化为产生Ⅰ型细胞因子（如干扰素-γ和淋巴素）的效应细胞，这些I型因子可活化巨噬细胞。在IL-4存在的条件下，活化的T细胞分化为产生Ⅱ型细胞因子（IL-4和IL-5）的效应细胞，IL-4和IL-5活化B细胞增殖和分化。近年来发现，在IL-6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存在的条件下，可使活化的T细胞表达独特的转录因子ROR-γ t、分泌白细胞介素-17A（IL-17A）和IL-17F，形成Th17细胞。近年来研究还发现Th9、Th22细胞可能是两类新型的CD4 ⁺辅助性T细胞亚群，其在移植免疫方面的作用值得关注。CD4 ⁺和CD8 ⁺T细胞均可分化为细胞毒效应细胞。T细胞的细胞毒效应可以由两种机制介导：其一是CTL细胞表面表达的FasL和靶细胞表面表达的Fas结合导致靶细胞裂解；另一种途径是穿孔素促进颗粒酶进入CTL识别的靶细胞的细胞质；两种机制都可诱导靶细胞的凋亡。

T细胞在体内表现为两种类型的免疫反应。“初级”反应发生在初始T细胞第一次遇到特定抗原时。T细胞第一次遇到特定抗原后，发育1周左右的时间，扩增为特性的效应细胞克隆，具有识别该抗原的受体。当抗原消失后扩增的克隆会减少。初始T细胞受到刺激后，非对称分裂为效应或记忆T细胞。记忆T细胞至少可以分为中心记忆T细胞和效应记忆T细胞。中心记忆T细胞像未经历抗原接触的初始T细胞一样，迁移到淋巴组织，长期存活；而效应记忆T细胞像经历抗原的效应细胞群一样，迁移到非淋巴组织，寿命较短。记忆细胞通常经过高TCR亲和力选择，黏附分子表达增加，迁移特性改变，表达特征性的细胞因子。记忆细胞再次接触抗原后反应迅速。“次级”免疫反应由记忆T细胞介导，需要数天时间，比初级免疫反应更强烈。CD4 ⁺细胞是CD8 ⁺记忆T细胞存活和功能维持必需的。IL-7在维持CD8 ⁺记忆T细胞存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IL-15是CD8 ⁺记忆T细胞增殖必需的。

目前已经鉴定出一系列的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T细胞亚群，这些细胞亚群包括CD4 ⁺CD25 ⁺Foxp3 ⁺Treg、CD3 ⁺TCR ⁺CD4 ^-CD8 ^-Treg、CD3 ⁺CD8 ⁺CD28 ^-Treg以及CD4 ⁺CD25 ^-CD69 ⁺Treg等。其中CD4 ⁺CD25 ⁺Foxp3 ⁺ Treg是研究最深入的一个亚群，分为天然Treg和诱导Treg，CD4 ⁺CD25 ⁺Foxp3 ⁺Treg表达LFA-1、CD103、CCR2、CCR4、CCR6、CCL5、CXCR3，以及E选择素和P选择素配体等黏附分子和趋化分子受体。CD4 ⁺CD25 ⁺Foxp3 ⁺Treg主要通过IL-10、TGF-β或通过CTLA-4发挥其免疫调节作用。此外，该类Treg还有其他作用：①在次级淋巴器官通过抑制Th细胞间接抑制抗体产生，或在淋巴组织的生发中心直接抑制B细胞增殖、抗体产生；②通过抑制APC抗原递呈，抑制T细胞的活化；③通过颗粒酶或穿孔素途径杀死靶细胞。CD4 ⁺CD25 ⁺Foxp3 ⁺Treg是诱导移植免疫耐受的主要细胞之一。

免疫耐受是指对抗原特异性应答的T细胞与B细胞，在抗原刺激下，不能被激活，不能产生特异性免疫效应细胞及特异性抗体，从而不能执行正免疫应答的现象。T细胞免疫耐受的产生机制包括克隆清除、克隆无能以及活化抑制。在allo-HSCT中，供者T细胞免疫耐受的诱导方法有：①利用细胞因子处理供者，如G-CSF、IL-11、GM-CSF等；②阻断供者T细胞与受者APC相互作用所需的黏附分子或共刺激分子；③调节性免疫细胞，如CD4 ⁺CD25 ⁺Foxp3 ⁺Treg、CD8 ⁺CD28 ^-Treg、CD3 ⁺CD4 ^-CD8 ^-TCRα β ⁺Treg、NKT细胞、γ σT细胞、间充质干细胞、调节性巨噬细胞、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髓系来源的抑制性细胞等；④其他方法，如CXCR-4拮抗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