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漫长的撤退

一

1943年，德国民众的士气变得极其低落，这不仅受到同盟国加强空袭的影响，也反映出德国在其他战场遭遇了一系列重大的溃败。其中，最令人沮丧的是德国在北非的失利。1942年夏天，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成功攻占北非地区的重要海港城市图卜鲁格（Tobruk），把英国人赶回了埃及。但隆美尔的军队在陆路或海路的兵力补给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这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实力；同时，英军死守着阿拉曼（El Alamein），并在那里部署了很深的防御工事，准备集结兵力，发动反击战。1942年10月23日，在行事谨慎的新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的领导下，英军以至少两倍于隆美尔的步兵和坦克数量向德军发起了进攻。在为期12天的鏖战中，英国军队给了德军致命一击。隆美尔部队有3万人在匆忙穿越沙漠撤退的过程中被俘。而在之后的两周多时间里，同盟国位于地中海的司令部则几乎毫发无损，完全没有受到威胁。同盟国又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调遣了6.3万兵力，并配备了430辆坦克。如此一来，德国方面本想控制北非，并以此为切入点夺取中东地区的油田的计划此刻早已彻底落空。1943年3月，隆美尔告病返回德国。[84]5月中旬，轴心国25万兵力（其中一半左右是德国人）向同盟国投降，这让德国在北非的战败上颜面无存。[85]德军未能动摇英国在埃及和中东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得第三帝国终究无法得到这些地区重要的石油资源。德军接二连三的失利不仅反映出了英国人绝不屈服妥协的事实，同时也反映出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分布广阔，实力强大，不容小觑，而且，英国此刻还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为其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资。[86]1944年，隆美尔元帅自己也在反思失利的根由，但他仍然笃信，如果德国军方能为他提供“更多的机械化队伍以及稳定的物资补给”，那么他就能够控制苏伊士运河，阻断英国的物资补给，进而拿下中东、波斯甚至巴库在里海沿岸的油田。但这只是痴心妄想。他悲痛地承认，“北非地区的战争胜负完全取决于英美国家的物质补给。事实上，自美国参战以来，我们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就变得微乎其微了”。[87]许多普通德国民众都持这一观点。一个名为洛蕾·瓦尔布的女学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说隆美尔是一名杰出的将军；不过她还写道：“他兵力有限，而且又缺少武器装备，他能怎么样呢？”在同盟国军队于1942年11月重新占领了图卜鲁格后，瓦尔布开始思考“这是否是终结的开端”，几天后她开始担心德国可能会输掉整场战争：“老天爷会忍心看着我们被杀害吗？？？”[88]

第三帝国的盟国也开始与其背离。1943年3月，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就认定德国不可能赢得战争。在他6月份与希特勒会晤时，这位德国独裁者提出要求，希望用保加利亚的军队去顶替德国部署在塞尔维亚东北部的军队，如此一来，这些德军就能被调遣到东部战线去作战，鲍里斯三世心里清楚，答应希特勒的这一要求才是明智之举。但他拒绝向德国方面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援助，而且他开始秘密地向同盟国国家示好，发出请求和平的试探性信号，因为他完全有理由担心，苏联或许会在扩大化的冲突中，无视保加利亚保持中立的官方态度。1943年8月，希特勒再次与鲍里斯会面并进一步向其施压。但在尚未就磋商内容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之前，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鲍里斯在回到索菲亚（Sofia）后不久就一病不起，并于1942年8月28日辞世，年仅49岁。在当时狂热而极端的政治氛围之下，说鲍里斯被毒死的谣言很快就甚嚣尘上。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对鲍里斯进行了一次尸检，结果显示他是因左心室心肌梗塞而死。之后，还是一个小男孩的西美昂二世（Simeon II）继承了鲍里斯的王位；而在其整个摄政时期，保加利亚基本上都沿用鲍里斯的政策，脱离与德国的关系。从1943年11月开始，同盟国加强了对索菲亚的空袭，保加利亚更是加紧撇清与德国的关系。反战情绪在保加利亚民众中迅速传播，在受苏联启发而形成的“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组织的领导下，武装游击队也出现了，这使得保加利亚的秩序愈发混乱。英国特工专门前来辅助他们，但游击队运动依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其中一些特工还被出卖并遭到杀害。然而，在这些压力下，保加利亚政府开始回归之前的政策，废除反犹太人法律，并于第二年宣布完全中立的立场。[89]

德军在北非失利后，意大利境内一连串的戏剧性事件更是令许多德国人愈发惊恐不安。1943年7月10日，英美联军越过海洋，在空军对西西里岛海滩后的防御工事进行空袭的辅助下，成功登陆当时由意大利和德国军队联合占领的西西里岛。尽管英美方面对此次进攻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在具体实施时，他们还是远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登陆的军队误将头顶上的飞机当作敌机，对其开火射击，此举严重地削弱了空袭的破坏力。英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将位于东面的部队一分为二，一支为海岸纵队，另一支为内陆纵队，这一错误性决策导致英军在德军的拼死抵抗下进展缓慢。英军攻陷锡拉库萨（Syracuse）后，进展迟缓，使得绝大部分德军都成功转移到了大陆地区。但西西里岛最终还是被同盟国军队占领。同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独裁者墨索里尼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当美军入侵巴勒莫（Palermo）时，当地的民众已经举起了白旗，而且愈来愈多的迹象都表明，意大利的普通民众根本就不想再继续作战。1943年7月18日，希特勒前往意大利北部拜访墨索里尼，试图重振他的信心。希特勒一个人不停地给他讲了两个小时，结果反而使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沮丧不已，这让希特勒逐渐意识到墨索里尼已经失去了继续作战的意志。在经历了自1941年以来的各种灾难性失利（尤其是希腊的失利）后，墨索里尼这位独裁者就一蹶不振，他的威望和民众拥护程度大打折扣。而且自此以后，他和希特勒的关系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甚至连他自己都认为，法西斯意大利不过是轴心国的“尾灯”而已；不久之后，他就有了一个新的绰号——意大利党区领导人。习惯晚睡的希特勒，总是在半夜时分给墨索里尼发信息，并命人将他叫醒起来接收信息。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开始抱怨，说希特勒频繁召见他开会，弄得自己就像个待命的侍应生一样，他已经受够了。[90]

虽然意大利军队仍然在继续作战，但对于这份要求他们奉献自己生命的事业，他们已经逐渐失去了信念。墨索里尼本人私底下也开始抱怨说意大利民众想让他下台。希特勒早已不相信意大利方面还能坚持战斗，他制定了相关计划，计划接管意大利以及意大利在法国南部、南斯拉夫、希腊以及阿尔巴尼亚所占领的区域。并任命隆美尔负责这一接管行动。[91]随着同盟国开始对意大利展开空袭，其地面部队也同时在向意大利本土逼近。而德军则顺势进驻了意大利半岛，这足以看出意大利人此刻究竟是在为谁的事业而战斗。多年来，对墨索里尼独裁统治的强烈抗议第一次浮出水面，到7月底，抗议达到高潮。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开始对他愈发不满，1943年2月，墨索里尼对党内领导人实行了一次清洗运动。在此之前，意大利法西斯党对墨索里尼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就提出了愈发频繁的指摘和批评。而此次清洗运动算是他采取的最后一次决定性行动了。墨索里尼早已手足无措、气势全无了，他开始饱受胃痛的折磨，这损耗了他大部分心力。他很多时候都和情妇克拉拉·贝塔西（Clara Petacci）厮混在一起，花大把时间将意大利经典小说翻译为德文，或者是把时间耗在一些鸡毛蒜皮的行政事务上。因为墨索里尼不仅是意大利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同时还身兼多个政府部门的部长之职，这意味着权力中心此时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那些被他罢免的党内领导人们开始策划针对他的阴谋。法西斯大委员会（Fascist Grand Council）中的一些成员决定在1943年7月24—25日举行的会议上（这是他们自1939年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剥夺墨索里尼的绝大部分职权，这些人主要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人想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来号召民众参战，而另一类人则致力于将军事行动的决策权彻底转移到军队手中。这场戏剧性十足的马拉松式会议持续了10个小时，但关于此次会议的细节不为人知。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是一名法西斯主义领导人，思想观点都比较温和，也是由他在会议中提出针对墨索里尼的动议。他后来承认道，会议期间，他全程都带着一个随时可以拉响的手榴弹，以防发生任何意外。但这完全没有必要。面对矛头直指自己的各种挞伐批判，墨索里尼的反应是那么疲软乏力且茫然困惑。他似乎对此刻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这让许多人都以为他对格兰迪提出的动议没有丝毫反对。凌晨时分，他们以19∶7的投票通过了这一动议。[92]

法西斯大委员会的投票结果正中了军队领导人的下怀，他们对战争早就不满，这促使他们让意大利国王罢免了墨索里尼（这是宪法赋予国王的权力，因为当时墨索里尼的正式职位依然是意大利的首相），并在第二天将其逮捕。墨索里尼既没有做出任何抵抗，也没有发出任何强烈的抗议，此刻，这位前独裁者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押送到了监狱。据悉，仅有一名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选择了自尽。意大利国王任命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元帅接手墨索里尼的职位，由他执掌新政府。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下，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几乎彻底瓦解，很快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巴多格里奥和意大利国王向德国方面保证，他们不会退出战争，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已成定局），新政府同意德国人接管他们位于阿尔卑斯山的重要关口以及其他关键的战略点，同时允许德国人开始向意大利半岛调遣大量的军队和武器装备。一方面，德国将他们的军队撤出科西嘉岛和撒丁岛（Sardinia），但另一方面，他们还命令从西西里岛抽离出来的部队做好准备，防守意大利大陆的南部地区。在这样一个战况迅速衰落的形势下，巴多格里奥开始秘密地与同盟国进行停战协商，并在1943年9月3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就在同一天，同盟国军队登陆意大利南方遥远地区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然后在1943年9月9日抵达了沿海岸进一步延伸的萨莱诺（Salerno）。而前一天，也就是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政府就宣布向同盟国投降了。巴多格里奥、意大利国王以及整个政府都逃往受同盟国庇护的意大利南部地区。据报道，德国民众都对此表示很失望，都在说应该早点将意大利的领导人们逮捕并绞死。此外，意大利军方和意大利政府也没有给至少上百万的意大利士兵留下任何指令，他们此时还依然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93]

战争使德军变得强硬而冷酷，他们占领了意大利半岛的所有据点，面对这般严峻的形势，意大利士兵赶忙丢下了自己的武器，扔掉了自己的军装，或者干脆直接投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分队做出了抵抗，其中最有名的一场抵抗发生在希腊海岸附近的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上。意大利军队在这里持续抵抗了一周。最终，德军处死了6,000多名意大利士兵和水手，并在长达4个小时的血腥屠杀中，分批枪决了几乎所有意大利军官。而当时处于同盟国控制区域内的50万意大利士兵则非常走运，他们被解除了武装，最终被送回家乡。但有65万名意大利士兵沦为德军战俘，并在1943年12月被遣送到德国，充当强制性劳动力。虽然没有被直接杀害，但他们的处境也极为不堪。戈培尔公开宣称意大利人就是“一个懒惰成性的吉卜赛民族”。在希特勒看来，意大利人极度颓废堕落。在众多德国人眼中，意大利是轴心国的叛徒，因此对意大利人愤恨不平，并且，他们还将意大利人的背叛行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类似事件联系起来，因为那时候意大利也曾临阵倒戈。党卫队保安处汇报：

第三帝国境内所有地方以及任何一个帝国民众阶层中，都弥漫着一股针对某一个民族的仇恨之情，这个民族就是意大利民族。哪怕是对他们真正的敌人，德国民众也没有怀揣过如此强烈的敌意。人们感觉这就是命运，天意如此。但此前，意大利人通过他们自己任命的友好代表向德国一再信誓旦旦地许诺保证，事到如今却再一次“卑鄙无耻”地背叛了他们，因此，德国民众绝对不可能原谅意大利人。他们对意大利人的憎恶可谓深入到了骨子里。[94]

由于意大利违背了与德国的结盟，因此后者采取残酷的报复，德国统治当局对意大利人尤为苛刻。就食物配额和总体待遇而言，意大利人的地位与苏联工人的地位并无二致。在位于埃森的克虏伯公司，意大利战俘的体重在1944年的前3个月平均减轻了9千克，有的甚至瘦了22千克。同其他任何群体相比，意大利战俘的死亡率都很高，仅次于苏联工人。[95]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多达5万名意大利战俘不幸丧生。他们中每1,000人就有75人死亡，这是英国战俘死亡率的5倍；事实上，在德国境内的西方国家战俘中，意大利战俘的死亡率是最高的。[96]

而在意大利境内，德国人开始大肆发泄他们对意大利人临阵倒戈的愤怒，无缘无故地破坏公共财产，实施众多报复行为。1943年9月26日，德军在进入那不勒斯时遇到了一些轻微的抵抗，于是他们在当地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浇满了煤油，随即将其付之一炬，毁掉了5万卷书籍和手稿，其中许多都是孤本。两天后，当图书馆的火焰仍在肆虐燃烧时，德国士兵又在诺拉（Nola）的各个档案室里面发现了8万卷书籍和手稿，这些书籍和手稿是为了安全起见而专门存放在这些档案室的，现在也被他们点燃了，一同被烧毁的还有当地市民博物馆的藏品，包括45幅油画。空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是德国驻意大利的一名军事指挥官，他匆忙组织队伍将存放在佛罗伦萨和其他一些城市博物馆的艺术瑰宝转移走，因为如果同盟国军队成功挺进意大利半岛，那么这些城市都很有可能变为战场。德国士兵和党卫队成员趁机掠夺宫殿和乡间别墅中的珠宝、裘皮和银器，或者将这些地方原来的主人逐出门外，强行将其占为临时营房。侯爵夫人奥里戈（Origo）本是一名英美血统的妇女，她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贵族，德军撤退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别墅，并用这样的文字描述映入她眼帘的场景：

德国人偷走了他们能看上的所有东西，毯子、衣服、鞋子以及玩具，当然，还有其他任何值钱的东西和食物，而且他们还故意破坏了许多对我们个人而言有价值的东西及那些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我们的餐桌没有被偷走，还在饭厅里面，随处可见他们酩酊大醉留下的痕迹：空红酒瓶以及摔碎的玻璃杯散落在我众多的帽子旁边，这些都是我夏天戴的帽子（他们很有可能还试戴过），还有鞋楦、玩具、倒得横七竖八的家具，还有厕纸……马桶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而且每张餐桌上都摊着已经开始腐烂的肉食，使得本就令人作呕的气味愈发浓烈。到处都是苍蝇。我们的卧室也一样。[97]

德国士兵当时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曾在东部战线打过仗，此刻，他们对一切都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奥里戈侯爵夫人的痛苦经历也是当时许多意大利财产拥有者所遭遇过的。

就政治层面而言，德国人并未袖手旁观。1943年9月，在新政府的命令下，被废黜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先是被带到蓬扎岛（Ponza），然后又被带到另外一个岛屿上，最终被带到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里的一个与世隔绝的滑雪场酒店里。此刻，墨索里尼已绝望至极，再加上疾病缠身，他有一次甚至试图自杀。而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开始组织对墨索里尼的搜索救援行动，他已下定决心，绝不能让自己的盟友落入英美人的手中，因为那必将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严重破坏，而且还会让他陷入尴尬的处境，他必须将这些可能性排除在外。如党卫队保安处所汇报所说，他非常清楚一个事实——许多德国民众都认为，如果墨索里尼的政权可以在一夜间倾覆，那么希特勒的政权也有这个可能性。无论如何，他必须重建这位意大利独裁者的传奇。墨索里尼的倒台给德国民众的士气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7月底，德国国内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说民众将此次事件看作是战争的又一个转折点，而且绝大部分民众此刻也开始听天由命，认为再也看不到“真正的出路”，因此，希特勒必须采取措施来控制墨索里尼垮台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98]要找到墨索里尼被囚禁的具体位置并非难事——这个信息已经通过无线电通信截获了。他所在的酒店有一大群武装宪兵把守。但上级指示这些宪兵，要他们行事务必谨小慎微，而且此刻意大利正处于德国人的占领之下，无论如何，这些宪兵都极不愿意冒犯意大利半岛的新统治者。如此一来，实施救援行动看来是很有希望的。[99]

奥托·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是一名奥地利籍的党卫队军官。在他的率领下，1943年9月12日，一支由空降兵组成的突击队在对墨索里尼所在的区域进行了一番空中侦查后，搭乘滑翔机悄无声息地越过山顶，然后，突击队员们跳伞空降到墨索里尼被囚禁的酒店，任他们搭乘的飞机坠落到附近的山中。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就将这座建筑群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开一枪。斯科尔兹内找到了墨索里尼，并告知他自己是希特勒派来的。突击队员在酒店门前一片倾斜的狭小草地上整理出一条降落带，并呼叫了一架小型的施托克（Stork）侦查联络机，这种飞机能够以极慢的速度着陆。墨索里尼迅速被带上飞机，然后被带到了罗马，经罗马再被带到了希特勒位于拉斯滕堡的现场指挥部。面对眼前这个显然已经精疲力竭的人，希特勒感到很失望。但他还是成功说服这位前意大利独裁者在意大利北部组建傀儡政权，以小镇萨罗（Salò）为政权根据地。在纳粹党的怂恿下，他在萨罗将五名法西斯领导人以叛国罪的名义审判并予以处决，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兼前外交大臣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这五个人都曾在法西斯大委员会的投票中给他投了反对票。但他的政权很快就陷入一片混乱，充斥着暴力、腐败和恐怖。而与此同时，斯科尔兹内的英勇功绩则令德国民众欢欣鼓舞，而这也是此次营救行动本身的意图。据报道，人们都说这充分证明了德国仍然有能力采取突然行动，以意想不到的巧妙方式摆脱困境。[100]

二

德国接管意大利并在萨罗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使意大利境内的4.3万名犹太人（其中有3.4万都位于德国占领的区域）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1938年，意大利开始执行依照德国《纽伦堡法案》而制定的种族法律，自此，犹太人就遭到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严重的政治歧视。但意大利从未出现过严峻或普遍的反犹主义情绪。事实上，在希腊、法国南部和克罗地亚等地区，意大利军队还曾尽力保护犹太人，使其免遭杀害和驱逐。而现在，这种保护再也不可能了。德国人首先开始实行了大规模的抢劫。德军占领罗马后不久，党卫队保安处驻意大利首都的总负责人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就下令，要求犹太社区在36小时内给他们送来50千克的黄金。他向犹太社区的领导人保证，如果犹太社区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那么犹太人就不会被驱逐。尽管希姆莱确实是在1943年9月12日就给卡普勒打了电话，要求他组织驱逐意大利犹太人的行动，但党卫队保安处驻意大利的这位总负责人却认为，意大利警察此刻给他们构成的安全威胁要严重得多，他决定，如果可能的话，他打算组织自己相当有限的人力，率先对付这些意大利警察。1943年10月7日，犹太社区的领导人们准备好黄金并交付给了卡普勒，卡普勒将其运往位于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而与此同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部下也来到了罗马，开始将犹太社区图书馆的馆藏装进两节火车车厢，然后运往德国。这一明火执仗的抢劫在罗马犹太人中引起了普遍的惊恐，德国人肆无忌惮地劫掠，完全不受任何惩处，这令他们骇然不已。该现象对犹太人自身的安全来说似乎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事实上，不久之后就有54名犹太人在位于意大利极北地带的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区域被党卫队部队杀害了，而且梅拉诺（Merano）和的里雅斯特的犹太人也开始遭到驱逐。1943年10月6日，特奥多尔·丹内克尔在一支武装队伍的护送下抵达罗马，他奉柏林方面的命令前来取代卡普勒，以抓捕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处死。[101]

特奥多尔·丹内克尔的到来引起了罗马城内德国高层官员的高度重视。德国外交部的临时代表艾特尔·默尔豪森（Eitel Möllhausen）以及罗马地区的德军总负责人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与卡普勒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向柏林的外交部施压，要求不要“彻底清除”犹太人——默尔豪森于1943年10月6日在给柏林方面发去的一封电报中曾鲁莽地使用过这一字眼——而是让他们去修建防御工事。而且，新任命的德国驻梵蒂冈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向德国外交部警告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驱逐运动按计划在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眼皮底下展开，教皇可能会发出公开抗议。为了避免这一不利局面，冯·魏茨泽克也建议说，让犹太人就在意大利境内从事劳动工作，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更可取。希特勒很快便做出了回应。1943年10月9日，外交部以极其肯定的口吻通知默尔豪森，告诉他里宾特洛甫依然坚持决定，“基于元首的指令”，罗马的犹太人将被带走，默尔豪森不能再“干涉任何犹太人相关事宜”，这些都由党卫队来处理。[102]这彻底否决了他们的反对意见。1943年10月16日，在德国常规军的支持下，丹内克尔的党卫队抓捕了1,259名罗马犹太人，其中包括200名还不满10岁的儿童。绝大部分被捕者都是妇女。丹内克尔释放了其中的29名囚犯，有的因为不是意大利人，有的因为是“混血种族”，还有的是因为配偶是非犹太人，而剩下的人则都被送往了奥斯维辛，到战争结束时，他们中仅有15个人幸存下来。许多犹太人在非犹太裔意大利人的帮助下都藏匿起来了，这些意大利人对德国人的暴行感到震怒不已。数千名犹太人躲到了梵蒂冈城中，或躲到了罗马其他地方的寺院和女修道院中，但冯·魏茨泽克的预言（教皇会发表公开抗议）并未发生；教皇本应以身作则，发出抗议，成为意大利民众的表率，如此一来，德国方面或许会因为担心引发公众反抗而停止暴行。但教皇却怕这种公然的谴责或许会让教会甚至是梵蒂冈本身陷入危险的境地。《罗马观察报》（Roman Observer）是梵蒂冈的官方报刊，它随后刊登了一篇文章，颂扬教皇努力减轻战争所造成的伤害，但这篇文章只是泛泛而谈，措辞含糊，所以正如冯·魏茨泽克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没有人真正认为里面所谈及的事情与犹太人问题有丝毫关联。[103]

在意大利北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还在苟延残喘，当地政府下令将全部犹太人关进集中营。1943年12月，警察开始抓捕威尼斯的犹太人，并在1944年8月和10月份的时候再次实施了抓捕行动，将他们从养老院、医院以及他们各自家中赶了出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抓捕行动与第一次又不同，后两次有德国人的参与，那些最虚弱不堪的囚犯被直接杀死，剩下的则被送到了奥斯维辛。1944年，总共又有3,800名犹太人被遣往了奥斯维辛，而与此同时，从东部调来的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还在亚得里亚海海岸围捕了4,000名犹太人和游击队员，然后将他们送到的里雅斯特附近的集中营杀害，其中一些人是在移动气罐车里被毒死的。[104]尽管如此，还是有80%左右的意大利犹太人得以在战争中幸存，这尤其要归功于非犹太裔的意大利普通民众，因为正是他们对犹太人施以了援手。[105]德国占领意大利这一事实立即促发了众多游击队的成立，截至1943年年底，游击队员的数量就达到了1万人，而到了1944年10月份时，这一数量则增长到了10万。他们中大约一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而除他们之外的其他游击队员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团结性可言，也没有任何协作。游击队的四处活动再加上萨罗政权的煽动怂恿，一系列反游击队的组织也应运而生；这些组织的成员在农村地区到处游荡，搜寻萨罗政权的敌人，展开血腥的报复行动。此外，党卫队的队伍也加入了报复行动。1944年3月24日发生了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党卫队的队伍在罗马围捕了335个市民，其中包括72名犹太人，并将他们带到了阿尔帖亭（Ardeatine）洞穴（一处早期基督徒地下墓穴迷宫），命令他们跪下，然后朝着他们后颈射击。这次行动纯粹是出于报复，因为就在前一天，党卫队遭到了游击队的一次小规模攻击。随后还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屠杀行动，而且所有的屠杀行动打的都是同一个幌子，其中在马尔扎博托（Marzabotto）屠杀中，共有771人被枪杀。据估计，在与法西斯或德国警察、准军事组织、党卫队以及陆军分队的激战中，共有近4.5万名游击队员遇难，还有近1万人在报复行动中丧生。[106]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是在这些行动中被捕的游击队员之一，他是一名年轻的工业化学家。为了避免被捕，他逃到了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麓丘陵中，然后加入了一个自称为“正义与自由”的团体。在被法西斯民兵组织抓获后，他承认了自己的犹太身份，然后被带到了摩德纳（Modena）附近专门关押犹太人的福索利（Fossoli）拘留营，随后又被带到了奥斯维辛。他在奥斯维辛被囚禁了几个月，多亏他懂德语，同时还得到了一名意大利狱友的帮助，才得以幸存下来。1944年11月，莱维又被转移到莫洛维茨集中营，在那里，他在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派上了用场，被派去参与生产丁纳橡胶的项目。战后，他在自己的著作《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以及其他出版物中记录了大量的回忆和思考，他作为一名亲历者，以详细而精微的笔法将这段经历描绘出来，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107]

与此同时，同盟国军队继续沿着意大利半岛由南向北缓慢挺进。在他们的行军路线中有一块沼泽地，名为蓬蒂内（Pontine）沼泽，20世纪30年代时，墨索里尼以高昂的代价把这块沼泽地抽干，将其改造为耕地，并让一战中退伍的10万名军人及其家属在此定居，还在那里建造了5个新城镇和8个村庄。为了减缓同盟国军队的行军，同时也为了向背叛他们的意大利人实施进一步的报复，德国人决定将这块土地变成之前未开化的样子。埃里希·马丁尼（Erich Martini）和恩斯特·罗登瓦尔特（Ernst Rodenwaldt）是两名疟疾方面的医疗专家，都在柏林的军事医学科学院（Military Medical Academy）工作。意大利投降后不久，他们两人就来考察过该区域。而且，他们均得到了希姆莱的党卫队祖先遗产学会（Ancestral Heritage）的鼎力支持；马丁尼还是该机构达豪分部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二人指导德军关闭了之前将这片沼泽地抽干的抽水泵，如此一来，到冬季末的时候，这片土地就会再次陷入深达30厘米的水中。随后，他们还无视意大利医学专家的呼吁，将抽水泵掉转方向，把海水抽入了这片区域，并且还摧毁了防止高潮期间海水灌入的防潮闸门。在他们的指挥下，德军炸毁了许多抽水泵，并将剩下的抽水泵运回了德国，同时，他们还破坏了用于防止排水道中生长植物的设备，甚至还在周围地带布上了地雷，以确保他们造成的破坏具有持久性。[108]

这些措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疟疾重新带到这片沼泽地来，因为马丁尼本人在1931年时发现，只有一种蚊子能在盐水、淡水和咸水环境中同等自如地生存和繁殖，这种蚊子就是羽斑按蚊（labranchiae），它是疟疾的载体。由于洪水的淹没，蓬蒂内沼泽区里只适合在淡水环境下生存的蚊子种类就此灭绝。如此一来，此刻在这片面积达9.8万英亩的被淹没土地上，正疯狂繁殖的所有蚊种几乎都是疟疾传播者。这与1940年的情形有天壤之别，那会儿这些物种正濒临灭绝。为了确保疟疾能在这片区域肆虐传播，马丁尼和罗登瓦尔特的团队将所有可利用的奎宁（专门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都没收了，将其送到与这片沼泽地相距甚远的托斯卡纳，藏在其中的一处秘密之地。同时，为了将目击者的数量降到最低，德国人将沼泽区内的全部人口都撤走了，直到他们完成了所有预定计划后才允许人们回到这片区域。许多人的房子被淹没了，或者直接被摧毁了，因此不得不露宿街头，很快，他们就沦为疟蚊的受害者。这些疟蚊到处都是，在堵塞的排水渠以及被炸弹炸出的坑中疯狂繁殖。官方登记的数据显示，1943年疟疾感染人数为1,200例出头，到第二年，这一数字就猛增为5.5万例，而1945年时则有4.3万例。据后来估计，1944年时，该区域疟疾患者的真正数量应该接近当时官方数据的两倍。一方面，他们没有治疗药物奎宁，而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和意大利政府的名存实亡，医疗服务也陷入一片混乱，此外，他们的耕地遭到了严重破坏，食物补给相当匮乏，民众因此营养不良，这导致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贫苦民众们都染上了疟疾。德国方面蓄意采取这一措施，将其当作生物战的手段，其目的不只是对付可能会途经这片区域的同盟国军队，也是对付生活在这里的近25万名意大利人。此刻，德国人不再将意大利人视为自己的盟友，而将其看作劣等民族，由于他们做出抛弃轴心国事业的背叛行为，因而必须受到最残酷的惩罚。[109]

三

此刻，同盟国军队已经彻底占领了地中海，这使他们对意大利的进攻成为可能。1942至1943年，英国和美国能随意将他们的部队调遣到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等区域。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根本无力攻击他们。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本计划打造一支水面舰队，但截至1939年，已经建成的战舰数量相对较少，因此，要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不太可能。战争初期，英国皇家海军打败了德国的“斯比伯爵号”（Count Spee）袖珍战列舰，迫使其驶离了乌拉圭海岸。1940年2月16日，另一支皇家海军队伍登上了驶离挪威的德国监狱船“阿尔特马克号”（Altmark），解救了上面300名被俘的英国水手。正如我们所见，在对挪威的进攻中，还有更多的德国战舰遭到了沉重打击。德国海军一直没能建成一艘航空母舰，所以，从地面基地出发的轰炸机由于受到作战半径的限制，它们空袭英国战舰的破坏力颇为有限。同盟国护航舰队在驶向俄罗斯位于北极地区的港口时，德军以挪威为基地的飞机的确对其发起过攻击，但这些飞机的补给明显不足。因此，要对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还是要靠德国战舰。海军指挥官雷德尔元帅派出主力舰去攻打英军，但结果却喜忧参半。一艘名为“俾斯麦号”的新型战列舰击沉了英军的“胡德号”（Hood）战列巡洋舰，并且还重创了“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战列舰，但1941年5月27日，一艘英国飞行艇发现了“俾斯麦”号战列舰并将其击沉。1941年6月13日，“吕佐号”（Lützow）袖珍战列舰被鱼雷击中。第二年初，“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和“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从法国出发前往挪威，结果当它们悄悄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被英军鱼雷击中，因而报废。此刻，德国方面还剩下一艘战列舰，名为“提尔皮茨号”（Tirpitz），这艘战列舰在挪威海域内受到过多次袭击，现已是伤痕累累，但一支英国突击队突然袭击了位于圣纳泽尔（St. Nazaire）的港口，摧毁了大西洋地区这唯一一个能够维修“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码头。1943年9月，这艘战列舰又遭到了英国小型潜艇的袭击，随后又遭到了轰炸，最终彻底报废。海战的教训再清楚不过，传统海军力量是无法取胜的。而在这期间，雷德尔元帅仍一直提倡水面攻击这种传统的作战方式，因此，1943年1月30日，他被匆忙罢免，取而代之的是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他是潜水艇舰队的总指挥官。希特勒本打算不再将德国海军剩余的大型战舰用于海战，而是将这些战舰上的枪炮用来防守海岸线，而邓尼茨司令在新上任前才刚说服希特勒，让他打消了这一念头。[110]

事实上，长期以来，希特勒一直集中资源建造U艇。然而，在战争初期，一方面由于铜和橡胶等关键原材料的匮乏，另一方面因为德国调集资源准备从陆路入侵法国，所以邓尼茨建造600艘U艇的宏伟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事实上，从战争爆发之初到1940年夏天，他们仅建成了20艘U艇。一艘德国潜水艇潜入英国位于斯卡珀湾（Scapa Flow）的海军基地，在那里击沉了“皇家橡树号”（Royal Oak）战列舰，德国方面对此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宣传报道。但更严峻的是，尽管德国U艇的数量相当有限，但他们却立即对同盟国的海运发起了水下进攻，意图切断对方的物资补给。而且，德国方面还成功破解了英国用于无线电发送的情报密码，这对他们的进攻而言无异于如虎添翼。截至1940年3月，德国的U艇已经击沉了英国近68万吨的海运物资。这引起了伦敦方面的高度恐慌。然而，这也只是英国海运物资的极小一部分。由于各种折损、抛锚以及长时间停靠在港口中进行修理，截至1940年夏天时，德军在大西洋地区真正投入使用的U艇仅有25艘。要想切断英国的跨大西洋物资补给线，这个数量远远不够。[111]

德国的潜水艇不仅数量颇为有限，而且它们也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它们大多数时候依然必须在海面上行驶，速度缓慢，而且很容易会被敌机发现。它们只能在水下停留相对较短的时间。此外，它们另一个劣势就是没有空中侦察的辅助，所以，它们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发现对方船只。英国方面几乎立即建立了一套护航体系，命令驱逐舰保护容易受到攻击的商船。德国潜水艇在发射鱼雷之前，不得不以目力来瞄准，他们焦急地搜寻着从英国船只上缓缓升起的模糊烟柱，试图通过这些暴露自身位置的烟柱来定位远在地平线之外的目标。对德国潜水艇而言，潜水只是一种防御策略，是到万不得已才采取的措施，旨在躲避负责保驾护航的驱逐舰以及它们发射出来的深水炸弹。德国的U艇极其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U艇舰队根本经不起折损，稍微损失几艘，德国方面摧毁英国海上物资补给线的行动就会受到重创。[112]如果德国方面组织了大规模的U艇生产，那么U艇舰队或许能在与英国的交手中占得上风。与建造水面舰艇相比，生产U艇的成本要低得多。1940年7月，希特勒下令，要求将U艇的月产量提高为25艘。然而，实际的生产进程却相当缓慢。1940年年底时，与才智过人的士兵汉斯·迈尔—韦尔克一样，一名观察员不得不承认：“我们根本无法打败英国的海上力量。”[113]其他头衔更高的人也持这一观点。不久之后，希特勒还是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陆军身上，因此，截至1941年3月，又交付的潜水艇数量仅为72艘。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这20多艘U艇又击沉了英国200多万吨的海运物资，他们任何时候都一起在太平洋海域搜寻目标。但是，英国方面随后又进一步增强了护航体系，而且他们还成功破解了德国的无线电密码，所以截至1941年夏天，英国每个月的海上物资损失减少到了10万吨以下。[114]

在向美国宣战后的头几个月里，德国的潜水艇潜伏在远离美国海岸的海域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当时，美国方面并未熄灭沿海城镇的灯光，德国潜水艇借此机会击沉了大量运送补给物资的船只，这些船只在穿越大西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武装护航。截至1942年8月底，被击沉的船只达到了485艘，它们所载的物资总共超过250万吨。在1942年绝大部分时间里，德国方面由于使用了一套新的密码，英国方面因此无法解读德方的海军情报——直到1942年12月时，这套密码才被最终破解——而与此同时，德国方面却能解读英军的无线电通信情报。仅1942年11月，同盟国方面被击沉的海运物资就达到了惊人的86万吨，其中72万吨是被潜水艇击沉的。截至此刻，德军在海上的U艇数量已经从1942年1月的22艘猛增为100多艘。早在1942年6月27日时，德国的飞机和潜水艇就重创了驶往北极地区的PQ17护航队，当时，这支护航队正载着大量的军用物资补给品前往苏联。伦敦的海军当局误以为“提尔皮茨”号战列舰已经驶离港口前去攻击PQ17护航队，因此下令疏散护航队中的货船，结果39艘货船中损失了26艘。同盟国方面从这次灾难性的失败中汲取了诸多教训，在短暂中止后，北极地区的护航队于1942年9月恢复运行，而护航队这次则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同盟国方面试图炸毁生产U艇的造船厂以及U艇停泊的港口，结果不仅计划失败，而且还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护航舰队与德国潜水艇之间的这场战争被戏称为“大西洋海战”，双方在1943年的头4个月里展开了一系列的激战，将这场战争推向了高潮，此刻，德国在北大西洋的潜水艇超过了120艘。[115]海战的最终结果似乎难以预料。

但自1942年12月以来，英国方面便能再次解读德国海军的往来信号了，使自己的护航队能避开正伺机袭击它们的德国U艇。[116]德国潜水艇被迫四处搜寻同盟国护航队的位置，这些潜水艇主要以较为松散的方式结对航行（“狼群战术”），当其中一艘潜水艇发现敌军船只时，其他潜水艇便随即聚拢而来。而且自1941年以来，德国海军还能截获护航队所使用的海岸至船只的无线电通信，这有助于他们的潜水艇成功找到护航队，或者至少说可以帮助其弄清这些护航队正驶向什么地方，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6月，那时英国方面引入了一套新的密码。使用狼群战术的U艇相互之间通过无线电信号交流，但护送货船的护卫舰队截获了它们的无线电信号。因为潜水艇在水下无法发送和接受无线电信号，而且在水中的航行速度也非常缓慢，所以他们绝大多数时候都在水面上航行，如此一来，他们就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并遭到攻击。而在水下的时候，敌军也可以用回音探测手段将他们定位出来并用深水炸弹将其摧毁。通常情况下，潜水艇是在夜晚时分从水面发起攻击的，所以护卫舰队设计制造了一套探照灯系统，用来确定潜水艇的位置。自1943年以来，小型航空母舰开始护送货船队伍，这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对于北极地区的货船而言。1943年2月，同盟国方面——最重要的是美国方面——所生产船只的载重总吨位首次超过了德国击沉船只的载重总吨位。截至1943年5月，U艇的损失达到一天一艘，潜水艇指挥官越来越不愿意攻击敌军。1943年5月24日，海军司令邓尼茨认输，并命令潜水艇舰队驶出北大西洋。尽管德国方面仍在大规模地继续制造U艇，也在命令生产更先进的新式潜水艇，而且海战仍在进行，但这对同盟国横跨大西洋以及穿越北冰洋地区的物资补给线而言，再也构不成什么严重威胁了。[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