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为保存而战

“我生活在过往之中。”在《伟大的电影》第一部中，我用这句话来为我的文章开篇。我将自己的职业描述为一位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电影剧照资料馆（Film Stills Archive）里的助理策展人。从1968年起，我就开始整理和扩充这个博物馆的电影照片藏品。我是在剧照资料馆里才学会了欣赏其中凝聚的证剧。它们证明着一部电影醉人的视觉风格和一位演员转瞬即逝的美丽，尽管他们如今早已是沧海桑田，过眼云烟。由于剧照在纸上封存了这些特质，并为未来的世世代代保存，因此我的同事特里·吉斯肯（Terry Geesken）和我满怀爱意地工作着，悉心呵护着这些图像，并使它们能够被公众所看到。在剧照资料馆的工作，就是公开邀请人们进入到一种深沉的怀旧之情中。

今日我为刚过去不久的时间——三年以前——而感到一种怀旧之情。在我写出那段对自己工作凄切动人的爱之宣言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很快就会失去它——更糟糕的是电影剧照资料馆竟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于2002年1月11日关门大吉。这个世界上最全面的电影剧照收藏空间，现在既无法对那些曾经使用过它们的研究者、作家、学者和编辑开放，也无缘被那些曾经受到它们滋润过的电影人们所使用。在我2004年7月写这篇文章之时，资料馆依然关闭着，留待他用。

无法取得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剧照资料馆的资源，造成很多现实影响。其一，是人们不得不转向它处，去寻找那些过世了的电影艺术家的照片。当听到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查克·琼斯（Chuck Jones）、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以及许多其他巨星陨落的消息时，我感到悲伤不已。我的这种悲伤之情，因知道他们从艺生涯光辉灿烂的相关视觉文献被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地窖所锁藏起来，而进一步加剧了。

关闭资料馆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必须要从其他地方取得本书所需要的图片。对我来说，很幸运的一点在于，纽约城有一个美妙的照片服务机构，名为“照片集”（Photofest），它由卡洛斯·克拉伦斯（Carlos Clarens）和霍华德·曼德尔鲍姆（Howard Mandelbaum）于1982年创立。霍华德现在正在和他的兄弟罗恩（Ron）经营这个业务，他不仅仅是一位极佳的档案保管者，还拥有一颗慷慨大度、生机勃勃的心灵。他宽厚大度地允许我搜刮“相片集”中海量的藏品，以选择出可以匹配罗杰精辟入里的文章的剧照。

罗杰可能因为其新片批评家的身份而声名显赫，但是我相信，通过他的专栏文章，通过他在电影节上的逐镜头作品分析，通过他在他的“沧海遗珠”电影节，以及像本书这样重新发现那些被忘却或被埋藏的宝藏，所建立起的恢弘壮丽、发人深思的影史经典作品的布道者和教育家的身份，将令他流芳千古。他拓宽了电影爱好者的眼界，扩展了他们电影鉴赏的视野，将许多国家最好的作品，介绍给一位本来可能对新事物心存戒心的观众。通过推介伟大的电影，他将它们植根在影迷的心灵之中，而且还鼓励录像带和DVD公司发行更多发人深思的精神食粮。滚雪球一般地，学生成为了老师。受到一部黑泽明或是雷诺阿电影影响的今日青年人，将会成为明日的罗杰·伊伯特。

很显然，我希望我现在依然能待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资料馆中，为每一部罗杰所选择的电影采集最完美的照片。但是“照片集”参与本书，也令人感到舒适惬意。这是由于，多拜沉溺其中的业余爱好者的关爱，电影是所有艺术中受益最多的艺术。业余爱好者，按照这个单词的法语完整解释就是：成为电影专家的电影爱好者。

对文学、艺术史和考古学的探索和发现，一般出自专业人士和公认的学者之手。而电影考古学家则是另外一种人。通常一开始，他们就像我们中的其他人那样，属于追星族。他们可能从未得到过一张电影学的学位证书，或者甚至没上过一门电影课程。相反，他们通过午夜场或者是电影杂志这样的非正规大学自学成才。他们抚去影音资料馆以及他们亲戚家小阁楼一角成堆碟片上的灰尘，车库大甩卖是他们的校外考察之旅。这样一位特殊的学者，自少年时代起就有了一股收藏的冲动、一种整理的才智，以及一种将粉丝的幻想转变为一场英雄使命的虔诚感。这种使命就是通过各种各样必要的手段，去保存电影胶片、电影剧照以及电影海报，并将它们和这个世界共同分享。他们是电影遗产的保护者和救世主。

如果制作与掌管老电影的制片厂，能够认识到他们有道德与金钱上的义务去保存它们的话，我们也不会如此极度渴求这些特殊的学者。但问题是，好莱坞对保存它们所制造的产品的兴趣不大于宝洁（Procter&Gamble）公司对它们罐装品客薯片的兴趣。鲜有制片厂愿意费心去保存它们的胶片和其他无价的道具。并且即使贵重的材料被保存下来了，它们基本上也是无人照管的。1977年，卡洛斯和我去洛杉矶准备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主办的关于好莱坞美术指导艺术的展览。我们进入大卫·O.塞尔兹尼克[8]的收藏馆去寻找《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1939）和《蝴蝶梦》（Rebecca，1940）的手稿。这些艺术品本应该高挂在博物馆的白墙上，而不是堆放在仓库的地板上。

如果说制片商没有意识到他们挖掘的宝石的价值，那么收藏家们可意识到了。要不是因为像威廉·K.艾弗森（William K.Everson）与凯文·布朗洛（Kevin Brownlow）、戴维·夏普德（David Shepard）与约翰·科巴尔（John Kobal）、卡洛斯、霍华德和罗恩这些人的努力，我们对这种奇妙媒介的理解将会比现在狭隘得多。他们是电影工业的良心与记忆。

有时，他们必须采取游击战策略，从大垃圾箱中将电影史拯救出来。在1960年代，有人在派拉蒙影业（Paramount Pictures）的纽约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将隐藏在制片厂中的电影剧照扔掉。幸运的是，一位名为约翰·科尔巴的加拿大年轻人那时正在那里，他拯救了这些宝藏。在同科巴尔分享着电影之爱的派拉蒙员工威廉·肯利（William Kenly）的告知下，约翰得以在此紧要关头，从后巷中带走了这些半个世纪前留下的尚未褪色的照片。正是通过这样那样正义的突击活动，约翰建立起了名闻遐迩的科巴尔收藏馆（Kobal Collection），它在其创立者去世十三年后的今天，依然是一个极佳的照片收藏库。

艾弗森曾是一位伦敦男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中了电影的毒。成年之后，他来到纽约，将自己获得的少量老电影的十六毫米胶片分享给了前数码时代的电影爱好者们。后来，他以自己大量的收藏作为基础，在纽约大学教授电影史课程。布朗洛同样在伦敦长大，十一岁时就开始收藏电影。他在十五岁时，获得了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的《拿破仑》（Napoleon，1927）的两盘胶片。他来到美国和默片艺术家们见面，我们还可以从他那本《游行已经结束》（The Parade's Gone By）的访谈集中，阅读到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凯文修复了很多默片经典，而且还制作了六部极佳的关于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的纪录片。谢泼德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他买了一台二手的十六毫米投影机作为自己十二岁生日的礼物，然后开始购买老电影。他在黑鹰电影公司（Blackhawk Films）和美国电影学院帮助保护和修复默片与早期有声电影，现在他将这些电影通过他自己的电影保存联合公司（Film Preservation Associate）进行销售。

卡洛斯是一位满世界跑的古巴人，散发着一种性感的魔力，他同样还是一位一丝不苟的电影研究者。他的书籍《恐怖电影插图史》（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Horror Film）与《犯罪电影》（Crime Movies）都很经典。霍华德来自纽约皇后区，从小就开始收藏电影。有几年时间，他为“电影明星新闻”（Movie Star News）工作，这是一家位于纽约的照片纪念品店，欧文·克劳[9]曾将他所拍摄的1950年代著名模特贝蒂·佩吉（Bettie Page）声名狼藉的照片卖给了这家商店。当卡洛斯在1987年去世的时候，霍华德挑选了他的兄弟罗恩来帮助管理“相片集”，该公司现有二十五名雇员，是最主要的电影图片商业机构。因此是在纽约和伦敦，在加拿大和古巴，在这些自学成才的学者们的悉心呵护之下，保存电影与电影剧照的宽厚激情之种开花结果，茁壮成长。

我不将自己列入这个电影保存者的万神殿之中，但在超过三十四年的时间里，我尽己所能来养育与守护电影史中的某个角落。除了组织主题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到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从犹太人电影到迪尼斯动画的四十一场展览之外，我还使得剧照资料馆向成千上万的学生、作家与电影人们开放。不计其数的电影书籍、数不胜数的关于此种艺术和电影事业的纪录片，用小号字体援引资料馆的名字（以及我的名字）来致以感激之情。

2001年，为准备一个为期三年的扩张计划，博物馆开始腾空它位于五十三街的总部。大部分员工和陈列馆都被转移到了皇后区。唯一被关闭的公共资料馆，就是电影剧照资料馆。我们被解雇的那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资料馆关门的报道；表示同情的文章见诸于《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每日新闻报》（Newsday）、《纽约观察家报》（The New York Observer）、《村声》（Village Voice）以及其他报纸之上。罗杰，我的一位患难之交，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封义愤填膺的信。

特里和我相信，关闭资料馆，是对我们在2000年春夏现代艺术博物馆员工大罢工期间参与工会抗议活动的打击报复。我们的母工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向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提出申诉。在完成调查之后，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控告博物馆歧视罪，并开始准备就此案为我们辩护。此案于2003年9月29日被提交给了法院的一个行政法法官，于2004年1月30日结束。我们此刻正在等待着法官的裁决。

当你阅读此书的这篇文章之时，决定已经出来了。那些无比恢弘而又美妙的藏品，将会要么被宣布重新向公众开放，要么被宣布无限期地、甚至是永远地遥不可及。在过去两年半时间里，我被好心的陌生人与好友们鼓励着，为保护剧照资料馆而斗争。人们都说我以我家中那句令人生畏的乌克兰格言为生：“凡事皆从最坏处着想，你将永远不会失望。”但是我敢于希望。

即便是活在过去的人，也能相信未来。

玛丽·科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