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篇

一　生年考证新析

（一）旧说检理

沈约《宋书·隐逸传》中的陶渊明传记，说他去世的时候是六十三岁：“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1]元嘉四年（427）卒是确凿的，颜延之《陶征士诔》（下简称《诔》）有云：“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2]渊明《自祭文》也说“岁惟丁卯，律中无射”，正是元嘉四年九月。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即据此定为元嘉四年九月去世。但陶渊明去世可能在稍后，不一定写完这篇《自祭文》就去世了。渊明在《自祭文》中也没有说到他的得年，但说：“乐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这个“百年”是“一生”的代名词，即后来杜甫“百年多病独登台”的“百年”。文章后面还说：“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这个“百龄”，也是前面“百年”的意思，说自己“寿涉百龄”，是说自己是老死善终，尽天年的，不是夭死。梁启超考证陶渊明得年五十六，古直考证其得年五十二，与陶渊明本人这个自叙首先就不符，五十多就去世，是算不得老死的。古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过了六十岁自然死亡，可以说是老死寿终了。

颜延之《诔》载于《文选》，后来有些《陶渊明集》附载颜延之此文，将其中“春秋若干”写作“春秋六十三”。袁行霈认为：“此乃陶集附录，或编校者据沈《传》有先入之见，遂增此六字，不如《文选》可信也。”[3]这是有道理的。袁氏又据颜《诔》不著渊明得年这一点来怀疑《宋书》本传之记载：“颜延之与渊明情款，于其死后不久作诔文尚且不知其享年，而沈约晚于颜延之，又从何得知？据《宋书·自序》，其书乃齐永明五年（487）春被敕撰，永明六年（488）二月毕功，此时距渊明去世已六十一年，其说何据，自然成为疑问。两相比较，宁可相信颜《诔》而怀疑沈《传》。”[4]颜延之虽与陶渊明是友人，但对于他的具体年龄不太清楚，是有可能的。至于沈约《宋书》所载渊明得年的来历，是我们下面要具体讨论的。

按《宋书》所载元嘉四年卒，得年六十三推算，陶渊明应该是出生在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365）。在南宋人张作《吴谱辨证》之前，历来的学者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南宋时所修的好几种陶渊明年谱都是按照《宋书》的说法。但张从陶诗的本文里找到了一个证据，提出陶氏享年七十六岁的说法。他的《吴谱辨证》一开头就提出此说：

先生《辛丑游斜川》诗言“开岁倏五十”，若以诗为正，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至辛丑，为年五十，迄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①

辛丑为晋安帝隆安五年（401），陶公说自己这一年已经五十岁，当然就可以知道他是壬子年即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出生的，到丁卯去世时为七十六岁。如果此诗文字上无异议，则张氏的说法，足破《宋书》的记载。但南宋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则仍按“六十三”之说，认为“开岁倏五十”的五十，应该是“五日”。其云：

按辛丑岁靖节年三十七，诗曰：开岁倏五十，乃义熙十年甲寅，以诗语证之，序为误，今作开岁倏五日，则与序中正月五日语意相贯。[5]

后来的陶诗版本注“又作日”，即是根据李公焕注本的校改，并无流传版本的依据。“日”的草书写法，与“十”有些相似。但“开岁倏五日”，语气较突兀，且与下句“吾生行归休”一句意思不承接。所以历来学者采取此说者不多。

陶诗流传最广，异文也最多，在南宋时保存下来的另外一些陶集版本中，“辛丑”又作“辛酉”（421）。汤汉注《陶靖节诗》，于此首“辛丑”下即注：“一作酉。”这一年是刘宋永初二年，如果认定辛酉是纪年，又根据诗中“开岁倏五十”的说法，则陶渊明去世时是五十六岁，上推其出生年为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梁启超说陶渊明得年五十六，就是根据这个理由的。[6]

我们不妨据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将《游斜川》的相关文字录下：

游斜川

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

逯钦立先生认为“辛酉”是计日，非计年。他根据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义熙十年（414）的正月初一，朔日正是辛酉日。按元嘉四年六十三岁去世说，这年渊明正值五十岁，所以说“开岁倏五十”。他的一个理由是说，晋人的风俗，是在正月初一祖祭游宴。陶渊明的斜川之游，正是遵循这个风俗。具体说法，请参看逯氏校注《陶渊明集》附录二《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义熙十年》。[7]就我所知，南方许多地方，正月初一的确是士庶出游的日子。但陶渊明在诗序中明说“正月五日”，所以逯先生又不得不说“正月五日”的“五”是错了的，这就削弱了逯氏前说的说服力。

总之，在陶渊明疑年问题上，《游斜川》这一首诗中的文字是关键。“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这几句读来，“五十”也应该是没错的。开岁即元旦。渊明说：“开了岁，我就五十岁。行年将老。想到这事，不觉内心动荡，所以这个日子举行这样的游览活动。”逯先生注：“行归休，行，将。归休，归而休息。行归休，谓从此就要不再出仕。”[8]但逯先生既说此诗作在五十岁时，那么渊明四十二岁辞官彭泽，隐居多年，不应该现在还说“从此就要不再出仕”。这个“吾生行归休”好像还是生命将尽的意思比较合适，所以才有“念之动中怀”之语。

关于陶渊明的得年，自南宋张据《游斜川》“辛丑”与“开岁倏五十”对《宋书》六十三岁的记载提出怀疑后，近人辨疑尤多。主要的方法，都是力求从陶渊明自己的诗文中提出证据。有些诗人的写作，对时、地的因素比较忽略，他的作品中对于生平活动的时间，以及创作的时间与地点，都很少记载。比如说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就是这样。魏晋人的诗，多不太注重时、地等历史方面的因素。这可能是魏晋诗的纯抒情性的一种表现。刘宋以降的诗人才开始重视时与地的因素，谢灵运就是一个典型。那陶渊明的诗，又是怎样的呢？大概有两类：一类是纯粹的抒情诗，沿着阮籍等人而来的，如《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杂诗十二首》，这些作品都收在卷四里；另有一类作品，都有干支纪年，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总共有八九首。另外，陶渊明在诗文中，也是爱说他自己的年龄的。这差不多可说是渊明写诗的一个特点了。渊明有比较强的史学的意识，对历史颇有研究，也写了一些史传述赞。可见渊明是重视生命个体的经历与经验的。我们现在为陶渊明的生平活动的一些时、地的问题考证纷纷纭纭，似乎应该怪陶渊明自己对生平缺少交代。但情况恰恰相反，陶渊明的作品中，有关时间与地点的信息其实不少。应该说，陶、谢的诗，都有实录的意识，对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地点，都留下好多信息。谢灵运在这方面很可能是受陶渊明影响。根据这一点，大家似乎会不约而同产生这样的自信，根据陶渊明的作品，总能解决他的得年问题。所以，历来考证陶氏得年，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是以其作品为内证。这甚至可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梁启超是近人中第一个这样做的，并且影响很大。他将陶集中有自述年纪的文字统统搜集了一遍后说：“集中自述年纪之语句，凡十二处。”他列出这十二处：

（一）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

（二）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辛酉正月五日游斜川》

（三）俛六九五十四年。《怨诗楚调》

（四）弱冠二十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同上

（五）俛四十年。《连雨独饮》

（六）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

（七）总发抱孤念，奄出四九三十六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八）行行向不惑四十，淹留自无成。《饮酒》

（九）是时向立年三十，志意多所耻。同上

（十）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

（十一）吾年过五十。《与子俨等疏》

（十二）我年二六十二，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9]

根据上述文字，我们发现陶渊明是颇重数字的人，甚至喜欢在诗中用乘法语言，如六九、四九、二六之类。这也许是他们当时的一种语言习惯，也可以说是陶诗语言靠近日常语言的一种特点，值得注意。那么梁启超是怎样考证的呢？概括地说，他用上述第二条即《游斜川》诗得出陶渊明得年五十六岁。但我们说“辛酉”“辛丑”本来就有两种版本，所以这一条不能作为确证。于是只能求之其他几条以为旁证。其余十一条，都不是确定的，梁氏经过处理，全用来推翻“六十三岁”之说。他列出八条材料，以证渊明得年不可能是六十三岁。梁氏还有一个说法，“先生自十二岁至五十四岁之事迹，既屡见于诗文中，若寿过六十，不应无一字道及”。[10]意思是说，如果渊明是六十三岁去世，怎么诗文都没有说到六十岁呢？如果说那是因为年老了不大写文章了，但他却有《自祭文》与《拟挽歌辞三首》的创作。这大概是支持梁启超坚信渊明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一个重要的感性认识。我们知道，支持考证结论的实证材料很重要，由于实证材料的不足，所形成的考证结论多是感性的认识。对于梁启超的说法，游国恩氏作了一篇《陶潜年纪辨疑》，是全面驳梁说的。他说梁说“骤然一看，觉得这话好像是不可动摇的大翻案。但仔细研究一下，却大谬不然”。[11]然游氏据以反驳梁氏的，还是用“辛丑”“开岁倏五日”这两条。但我们知道，“五日”原是李公焕校改的。其余驳梁诸条，都不是硬性材料。总之，从梁说与游说这两个最系统的推论陶氏得年的考证中，我们看到的都不能视为定论。也许可以这样说，存在于陶集本文中的这么多的关于年纪、事迹的自述，的确隐藏着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要怎么得到呢？似乎谁也没有找到真能开启它的钥匙。

除了“七十六岁”说（张）②、“五十六岁”说（梁启超）[12]之外，古直持“五十二岁”说[13]。古直根据《与子俨等疏》“天地赋命，生必有死……吾年过五十”，《拟挽歌辞三首》其一“早终非命促”，颜延之《诔》“年在中身”这几条，认为渊明是五十过后就死去了。这几条都是不确定的。其中《与子俨等疏》并非临终遗嘱。至于《拟挽歌辞三首》其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更是一般的生命短促之叹。活了六十三岁的人，未尝不可以这样感叹。至于颜《诔》的“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14]是说渊明五十岁以后，即患痁疾，并不是说他死的时候，正在“中身”。孙德谦《六朝丽指·六六，隶事之法》认为颜延之“年在中身”的“中身”是用《尚书》“文王受命惟中身”。其论云：

颜延年《陶征士诔》“年在中身”，是以《书》“文王受命惟中身”而言渊明之寿，同于文王也。文王九十七而崩，则渊明卒年亦当在九十七岁矣。若从《尚书》本义，文王享国五十年，受命之时只四十七岁，将渊明没年，仅在四十七乎？惟知“中身”代文王，而渊明之生卒可以考矣。[15]

说渊明卒年九十七岁，自属荒诞之论。颜氏若用《尚书》“中身”之义，也应该是后一种。即渊明在五十左右即婴疾。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到五十岁以后身体不好，经常患病的情况：“吾年过五十……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这也是他写疏给儿子们的原因，但不是这时就去世了。由于生活的艰苦以及劳作等原因，渊明晚年是疾病缠身的。据上面的分析，古直推翻“六十三岁”说也是靠不住的。但古直另有他认为确凿的证据，他根据《祭程氏妹文》中渊明自言母亲去世时十二岁，“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加上《祭从弟敬远文》“相及龆齿”推论渊明比陶敬远大五岁，敬远死于辛亥年（411），文中说他“年甫过立，奄与世辞”，推定其三十一岁、渊明本年三十六。由此下推至元嘉四年，得出渊明得年五十二岁的结论。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祭从弟敬远文》是这样说的：“岁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从弟敬远，卜辰云窆，永宁后土。”说的是敬远下棺安葬的日子，并未明确地说敬远即是这一年死的。我们知道，过去的人，不一定是死后就能下葬的，常常因为经济的原因，先厝置别处，究竟厝置多少时间，那是没有定的。杜甫的棺木厝置五十多年后，他的孙子才有能力将祖父搬回老家安葬，并请元稹写下那篇著名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我们看渊明的这篇祭文，也不像热丧的祭文，而是敬远死后已久，今当窆葬，又重触哀感。文中深情地回忆两人的友好过往，至说敬远之死，是这样写的：

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事不可寻，思亦何极，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异方，存亡有域。候晨永归，指途载陟。呱呱遗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礼仪孔闲。庭树如故，斋宇廓然。孰云敬远，何时复还？

从上面吁叹的文字来看，描述的正是敬远去世数年后的情形，其中有“日徂月流，寒暑代息”这样一个时间过程。又如“庭树如故，斋宇廓然”，是写落葬仪式时重经敬远故宇。这些都不像刚去世时的情形。敬远的儿子话还说得不太好，大概敬远去世时刚出生。这样看来，敬远的安葬距离他去世，应该有三五年时间。按六十三岁计，渊明作此文时四十一岁，他比敬远大五六岁光景，敬远又是三十一二岁去世的，“年甫过立，奄与世辞”，这样是恰合的。所以，古直的考证，看起来铁板钉钉，但忽略了葬年并不一定是死年这个常识。这也是求证太切的原因所致。他甚至认为“宋书之误，直至梁任公《陶渊明年谱》始发其覆”。[16]这就不对了，明明是宋人张作《吴谱辨证》第一个提出来的。梁的“五十六岁”说、古的“五十二岁”说，还有一个不成立的旁证，我在上面说过，渊明《自祭文》明明说自己老死善终，五十六、五十二岁去世，都不能说是老死善终。

邓安生的《陶渊明年谱》提出“五十九岁”说，并为龚斌《陶渊明诗集校笺》所引用。邓氏受逯氏的启发，仍从《游斜川》诗入手，他接受逯氏的计日的说法，但仍持“辛丑”说，认为《游斜川诗序》“辛丑正月五日”乃干支纪日，然后根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查得义熙十四年（418）的正月五日正是辛丑。那么根据诗中“开岁倏五十”，下推至元嘉四年去世，得出渊明得年五十九的说法，[17]也不能说已找到确凿证据了。

多种说法，纷纭歧出，莫衷一是。但诸家对《宋书》“六十三岁”的记载的质疑，以及各自据以确定渊明生年、得年的证据，都非确凿无疑。维护《宋书》记载的学者，如游国恩、逯钦立等人，对各家质疑之说多有驳证，但都重在破而非立。[18]各家的具体说法，为避赘烦，就不一一讨论了。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证，一一地去反驳“非六十三岁”说，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寻找出支持“六十三岁”说即维护《宋书》旧说的材料。如果找到能够证明“六十三岁”说的文献资料，自然异说不攻自破。所以，考证从本质上说，是依赖于发现。

（二）《宋书》记载渊明得年无误

笔者的看法是，张的说法毕竟是一个孤证，尤其是还存在着异文的问题。对此张自己似乎也拿不准，所以说“若以诗为正”，③用了一个“若”字，耐人寻味。后来的学者虽然找了一些补证，但都不是直接的证据，类多推测之辞。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按《宋书》的记载为妥。一种看法认为，沈约《宋书》修成距渊明去世已六十一年，并且全部写作时间只有一年，不能保证没有问题，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又会增加一些错误，因此沈约《宋书》“六十三岁”的记载不可靠。梁启超等人的这种怀疑有一定道理。[19]沈约《宋书》虽然只用一年多时间就撰成，但实际上刘宋一代十分重视本朝的历史，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就已经开始修撰国史，著名学者何承天草立纪传。陶渊明在晋末，朝廷曾征召他为著作佐郎，他不肯出仕，与周续之、刘遗民合称“寻阳三隐”。在当时士林希企隐逸、朝廷褒尚逸民的社会风气中，他也是能代表一个方面的重要人物。加上他曾经任宋武帝刘裕的幕僚，其在刘宋当朝所修之《宋书》中就已被列入传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此时距他去世才十二年。也就是说，陶渊明立传的资格，是刘宋时期修史书时就定下来的。何承天之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等人又参照何承天等人的旧稿续修国史（以上据沈约《上宋书表》）。沈约《宋书》之所以完成得这样快，就是因为有前人的基础。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书多徐爰旧本”之说（卷九）。[20]所以《宋书》的陶渊明传是刘宋时何承天、徐爰等人所撰，非沈约所撰。传中所记的陶渊明享年，是当代史家的实录，非异代史家的推测。退一步说，就算是沈约所撰，其中的享年的资料，自然也是根据前面文献的记载。

另一方面，刘宋重隐士，朝廷既然常有征召隐士之举，则档案文书中关于那些有名隐士的生平材料是不会缺乏的。陶渊明既然被征召过，按惯例会隶名官府，当他去世时，按常理州郡是要向朝廷报告的。《宋书》中有关他的卒年、享年的记载，很可能来自这一类的材料。其实不仅陶渊明，其他著名隐士也会有类似的待遇。《宋书·隐逸传》中所列的十七位隐士，其中十六人的卒年、享年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戴颙：“（元嘉）十八年，卒，时年六十四。”[21]

宗炳：“元嘉二十年，炳卒，时年六十九。”[22]

周续之：“景平元年卒，时年四十七。”[23]

王弘之：“弘之（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24]

阮万龄：“元嘉二十五卒，时年七十二。”[25]

孔淳之：“元嘉七年，卒，时年五十九。”[26]

刘凝之：“元嘉二十五年，卒，时年五十九。”[27]

龚祈：“元嘉十七年，卒，时年四十二。”[28]

陶潜：“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29]

宗彧之：“元嘉八年，卒，时年五十。”[30]

沈道虔：“元嘉二十六年，卒，时年八十二。”[31]

郭希林：“（元嘉）十年，卒，时年四十七。”[32]

雷次宗：“（元嘉）二十五，卒于钟山，时年六十三。”[33]

朱百年：“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时年八十七。”[34]

王素：“（泰始）七年，卒，时年五十四。”[35]

关康之：“顺帝昇明元年，卒，时年六十三。”[36]

只有翟法赐一人因为“栖身幽岩，人罕见者”，后来“卒于岩石之间，不知年月”。[37]可见当时曾蒙征召的著名隐士的卒年、享年史籍都有明确的记载。法赐一人不知去世年月，史家特为说明。这更可证《宋书》记隐逸必书其卒年、年纪的体例。这很可能关乎当时隐逸之制度。我们没有理由唯独对其中关于陶渊明的享年的记载加之质疑。

（三）《饮酒二十首》其十九等诗提供的内证

从内证方面来看，虽然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找不出可以直接证明他享年六十三岁的材料，但笔者曾反复用六十三岁说和其他几种不同的说法概览全集，觉得后者处处扞格不通，前者则多有印证。我在这里只举《饮酒二十首》这组诗的第十九首来做些分析：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宋书》本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38]《饮酒二十首》其十九正是陶渊明晚年回忆这件事情时写的。关于渊明为州祭酒的时间，王质《栗里谱》定为其三十岁以前。该谱“太元十九年甲午”条：“君年三十，有《归田园》诗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初为州祭酒，当在其前。不堪，乃解归。故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寻亦却主簿。”[39]撇开王质认为《归田园居五首》是州祭酒解归后所写这一点不说，他的渊明三十岁前为州祭酒的观点，为后人所接受。至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明确地定于太元十八年（393）陶氏二十九岁时，其在“十八年癸巳”条下云：“是岁为江州祭酒，未几辞归。州复以主簿召，不就。《饮酒》诗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又云：‘是时向立年。’盖先生以二十九岁始出仕，实癸巳岁也。本传云：‘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此《饮酒》诗下句所谓‘拂衣归田里’者也。”[40]其后持渊明得年六十三岁说者，皆宗此说。可谓无疑义。

现在我们来看这首诗中反映出来的陶渊明的年龄问题。“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这两句是指诗人二十九岁时初出仕为州祭酒，因为忍受不了当吏员的生活，没过多少日子就回家了。“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说的就是这件事。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即据此定《宋书》本传所载的“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为二十九岁。这一点历来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关键在于“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这两句，是说陶渊明二十九岁辞州祭酒后的心情，还是指辞彭泽令后的心情？这两句应该是写当时要终老田里的心情。陶渊明在这里交代，自己终老田园的打算，是在那时定下来的。如果是指后者，则“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是说彭泽辞官归隐后已经十二年。宋人汤汉根据“终死归田里”“亭亭复一纪”这两句，定渊明这组诗为义熙十二三年时的作品：

彭泽之归，在义熙元年乙巳。此云复一纪，则赋此《饮酒》诗当是义熙十二三年间。[41]

但“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明明说的是渊明二十九岁辞州祭酒时的事情。渊明从辞州祭酒到彭泽休官，还有十二三年的闲居与出仕的经历。说了二十九岁辞州祭酒后，直接跳到十二三年之后彭泽辞官归田，未免跳跃性太大，并且与“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这几句意思重复，全诗的叙述次序也显得很紊乱。所以我认为“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是陶渊明追忆二十九岁辞州祭酒时的心情，是说当时就准备终老田园，并不是说这之后就终死归田里。上引吴仁杰之说，也认为《饮酒二十首》“拂衣归田里”即指为州祭酒辞归之事，非指后为彭泽令辞归之事。事实上，诸史陶传都记载陶渊明州祭酒辞归后躬耕之事。《宋书·隐逸传》：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42]

其他如萧统《陶渊明传》及《晋书》《南史》的陶传，都是这样记载的。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太元十八年”条也根据史书这种记载，记为：“解职后，开始‘躬耕自资’。此时居住在寻阳（柴桑）上京闲居。”[43]这里说得很清楚，渊明早年既有高致，著《五柳先生传》以寄怀。后来以“亲老家贫”而出仕，但不久就解归。州召主簿又不就，而是以躬耕自资。这就是诗中所说的“终死（一作‘拂衣’）归田里”。但是后来又出仕镇军、建威参军，并且仕途中淹留无成，最后终于确定终身归隐，辞官彭泽。诗人不具体交代中间的一段仕历，只用“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来概括中间这十二三年的仕历，就是指中间这一段经历。陶澍的《靖节先生年谱考异》已主此说：

若以先生为生于壬子，则集中“是时向立年”等句，合之时事，皆不可通。近见余姚黄璋著辨数则，力主季长以生壬子为是。然既据《饮酒》诗“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谓先生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不思诗固又云“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止于四十也。若生壬子，则二十九为州祭酒，岁当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间州召主簿不就，并未仕也，何待历十余年至四十始赋止。且既止矣，何又历十余年至五十复出为参军乎？惟生乙丑，至彭泽解绶正四十一岁。[44]

“亭亭复一纪”的“复”字正表达出其在仕途迁延的被动心情。《祭从弟敬远文》所说“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即是这“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中的事情。至“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才是写彭泽归田之事，即《祭从弟敬远文》中的“敛策归来”，而“世路廓悠悠”的“世路”，正是指“亭亭复一纪”中的出仕应世的经历。

《饮酒二十首》这一组诗，具体的写作年月虽然不能确定，但根据全诗所反映的内容，是渊明晚年归隐后所作。组诗第六首有“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之语，“弊庐”即南村，渊明义熙七年（411）四十八岁时移居南村（参看本篇“籍贯、里居、隐居”的考证）。所以《饮酒二十首》这一组诗，应该是其四十八岁移居南村后所作。第十九首诗的“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数句，就是指辞官归隐之事。汉人疏广辞官归乡之后，不把为官时所得的金银留给子孙，而是挥金于酒食游宴。渊明觉得自己辞官后虽不能像疏广那样挥金，但由于亲旧的馈赠，几杯浊酒还是喝得上的。此诗之外，如第四首“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第六首“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第九首中诗人回答父老劝其再度出仕的话，“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第十二首“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都是表现其决计终隐田园之后的心情。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的讨论：《饮酒二十首》其十九，前八句回忆诗人二十九岁（即“向立年”）“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一事。“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是紧接着叙述其二十九岁之后的事情。“一纪”十二年，加上二十九岁正好是四十一岁。可见渊明辞官彭泽时确为四十一岁，而《归去来兮辞》中已明说这一年为“乙巳岁”，即晋义熙元年（405）。可知此诗为渊明辞彭泽归田后所作。由此上推，渊明生年确为公元365年，至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去世时为六十三岁，《宋书》所记无误。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两句亦多为考渊明年纪者所引，有两种解释的方法。一种解释方法是上下句意思连在一起，说的都是弱冠的事，就是弱冠遭遇世阻，且丧妻或妾。王质认为是指渊明二十岁丧妾，《栗里谱》“太元九年甲申”条云：“君年二十。失妾。《楚调》诗云：‘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谓‘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当是翟汤家。汤、庄、矫、法赐四世，以隐行知名，亦柴桑人。”[45]渊明妻翟氏，萧统《陶渊明传》云：“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46]至《南史》本传则云：“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47]李公焕仍认为是指丧妻：“其年二十丧偶，继娶翟氏。”[48]另一种解释，是将两句作偶句读，各说一事。即弱冠时逢世阻，始室年丧其妻。“始室”是三十岁。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十九年甲午”条云：“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庞主簿邓治中》云：‘始室丧其偏。’《礼》：‘三十曰壮，有室。’《左传》：‘齐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东郭氏。’杜注：‘偏丧曰寡。’先生《与子俨等疏》云：‘汝辈虽不同生，当思四海兄弟之义。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先生盖两娶。本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则继室实翟氏。”[49]陶澍云：“又斗南以丧偏为三十岁事，盖以‘始室’‘弱冠’为偶句，义亦可通。”[50]此说为后人所宗。至于“弱冠逢世阻”，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云：“按《晋纪》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兴、南康、庐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饥，先生时年方冠，连年旱潦饥馑，故云。”[51]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更加上其他史实：“澍按，是时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谓‘世阻’，固不止于旱潦饥馑也。”[52]

①张：《吴谱辨证》，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附，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

②张：《吴谱辨证》，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27页。

③张：《吴谱辨证》，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27页。

[1] 沈约：《宋书》卷九十三，册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90页。

[2]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三十八，册三，第2646页。

[3]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4]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第260—261页。

[5] 《笺注陶渊明集》卷二，册一。

[6] 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143—144页。

[7] 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0—282页。本书所引陶渊明作品，如无特别注明，皆用此版本。

[8] 《陶渊明集》卷二，第45页。

[9] 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142—143页。

[10] 同上书，第143页。

[11] 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169页。

[12] 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163页。

[13] 古直：《陶靖节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212页。

[14] 王质《陶渊明年谱》引颜《诔》作“疢维痁疾”（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127页），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亦作“疢”。而《全宋文》录颜《诔》作“疚维痁疾”（《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三十八，册三，第2646页）。

[15] 孙德谦：《六朝丽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本，册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75页。

[16] 古直：《陶靖节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180页。

[17] 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附《陶渊明年谱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507页，527—528页。

[18] 参见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168页；《陶渊明集》附录二《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第290页。

[19] 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陶渊明研究》，第212页。

[20]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9—180页。

[21] 《宋书》卷九十三，册八，第2278页。

[22] 同上书，第2279页。

[23] 同上书，第2281页。

[24] 同上书，第2282页。

[25] 同上书，第2283页。

[26] 同上书，第2284页。

[27] 同上书，第2285页。

[28] 同上。

[29] 同上书，第2290页。

[30] 同上书，第2291页。

[31] 同上书，第2292页。

[32] 《宋书》卷九十三，册八，第2292页。

[33] 同上书，第2294页。

[34] 同上书，第2295页。

[35] 同上书，第2296页。

[36] 同上书，第2297页。

[37] 同上书，第2286页。

[38] 同上书，第2287页。

[39] 王质：《栗里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2页。

[40] 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12—13页。

[41] 陶潜撰，汤汉注：《陶靖节诗》卷三，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编“宋元闽刻精华”丛书影印宋淳祐汤汉刻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42] 《宋书》卷九十三，册八，第2286页。

[43] 《陶渊明集》，第265页。

[44] 陶渊明著，陶澍集注：《陶渊明全集》，龚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229页。

[45] 王质：《栗里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2页。

[46] 《笺注陶渊明集》卷十，册四。

[47] 《南史》卷七十五，册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59页。

[48] 《笺注陶渊明集》卷二，册一。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引此作汤东涧注，然宋刊本汤汉《陶靖节诗》本诗下无此注，疑误。

[49] 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13页。

[50] 《陶渊明全集》，第232页。

[51] 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第12页。

[52] 《陶渊明全集》，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