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歌，一直以来我总是将其作为一种诗歌艺术的经典和人生境界的高度来阅读与领会。最早的一个认识，形成于我读博士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真切地感受到陶诗的魅力。这种魅力怎么形容呢？我觉得陶诗直击我的心灵，我此前读了很多诗人的作品，喜欢的诗、喜欢的诗人也很多，但是仍然感觉陶诗有一种特殊的高度。我开始理解苏轼与黄庭坚对陶诗的一些评价。黄庭坚强调陶诗的自然，将陶渊明放在谢灵运、庾信之上，还肯定他的忠义，也强调陶诗艺术上的高超。《宿旧彭泽怀陶令》诗说：“空余诗语工，落笔九天上。”[1]这不仅是欣赏陶的思想，而且强调陶诗的艺术。苏轼更是将陶放在六朝以来的谢灵运、鲍照到唐代的李白、杜甫之上。他对陶诗的评论，大都很到位，甚至可以说是很经典。比如他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2]，又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3]。这是对陶诗的艺术所做的一些建设性的评论。其后的宋代评论家都沿着苏、黄的思路，继续对陶诗艺术的高度，尤其是它的自然而合乎艺术之道的高度做出有效的阐述。我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对陶诗的境界与艺术，尝试做些总结。

但是，我发现，与任何历史人物一样，陶渊明这个人，历史上的记载也将他简单化、偶像化了。他也被严重地贴了标签，大致上说，在南朝到唐代的文献记载中，他基本上是一个隐士、高逸之士；到宋代，一部分人强调他的忠义，也肯定他在思想上的造诣，视其为一个有道者。他最容易给人的印象，就是闲逸平淡。其实他满怀激情，他的人生也充满了矛盾。他的和谐来自矛盾的解决，亦即从矛盾到和谐。不过这种从矛盾到和谐，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不断地进行着。矛盾是他作为诗人的本质，但与大多数诗人都处于矛盾之中，持续着激情的体验不同，陶渊明一直寻找一种超越，或者说一直寻找理性。这种理性最终结晶为一种生命思想，即“神辨自然”的生命哲学。我觉得他的这种性格，可能是从小就已经是这样的。他在许多作品里向我们讲述他的少年时光，一方面是闲静少言，乐于琴书；另一方面又很具激情，甚至可以有一种“奇志”“猛志”。当然，他真正的矛盾，是在进入中年以后发生的，其中仕与隐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引起他对人生的深入思考。一般认为，彭泽归隐后是这个矛盾的解决。我最先也这样认为，但后来我发现不能这样理解，仕隐问题，以及提高到哲学上的形、影、神的问题，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灵与肉的问题，其实贯穿他的一生。他的宁静与澄明，也是终生持有的，最初只是一种性格，“闲静少言”（《五柳先生传》），“弱不好弄”（颜延之《陶征士诔》）[4]，最终上升为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哲学：“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对于陶渊明及陶诗的艺术，古人也不是没有异议。南朝诗人对陶渊明的艺术成就普遍认识不足，这是学者们熟知的一个事实。即使是推崇陶渊明的北齐阳休之，也说：“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5]认为他辞采未优，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毕竟是一种贬词。后来宋代的陈师道，也有“陶诗不文”的看法。对于陶渊明思想，古人也有提出异议的，唐代的大诗人中，王维与杜甫、刘禹锡等人都对陶渊明提出过质疑性的看法。上述情况说明，虽然陶渊明在古代地位崇高，但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与思想的质疑性观点在历史上还是客观存在的。后来的一些理学家们也对陶渊明有没有真正得道，以及其与儒道的离合关系有过讨论，其中也有质疑性的意见。进入现代之后，在思想上对陶渊明提出的质疑更有一些实质性的发展。比如对他的选择隐逸道路，曾经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这种行为虽然带有不满于黑暗纷乱的现实、不同流合污的积极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行为，这样的人，当然不具备作为一种人格典范，尤其是现代人的人格典范的资格，最多只能算是方外逸士。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而且充满了时代优越感。从这种时代优越感出发，当然不仅是陶渊明，任何一位古代的圣哲，都没有与我们相提并论的资格，最多可以有所借鉴，而在整体上不具备供我们学习的资格。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思想还是诗歌艺术本身，陶渊明在我们当代乃至于后世，都没有失去经典的价值。迄今为止，仍然还没有一种足够有说服力的对陶潜的诗与人的批评，让我们放弃将他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而只是客观冷静地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研究对象来看待。我们当然不是不知道陶诗之外，还有许多的诗歌经典，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的诗，甚至像黄景仁（仲则）、苏曼殊、郁达夫这样清代乃至近代诗人的诗，也都有独特的魅力，读着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也会觉得在某种情绪的表达上达到了一种极致，何况李、杜、苏、黄这些古代诗人呢？应该说历代都有诗歌经典产生，艺术上具有欣赏价值的诗歌，那就更多了。陶渊明基本上还只是一位古典式的诗人，在具体的内容表现及艺术方法方面，他能提供给后代诗人的东西也是有限的。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在写实性上有所发展，但主要的特点还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古典式的抒情。他也经常在诗歌中追忆仕宦的经历，但是这些诗歌并没有正面地叙述他具体的仕宦，尤其是那些人事的交往，像传说中的不愿束带见督邮、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叹，这一类的内容，从没有在他的诗文中被正面地叙述出来。陶诗很少写到他个人具体的现实遭遇，对当时的政局人事也很少直接的表现。这对后来标榜讽喻用世的诗人来说，终究是一种不足。所以，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陶诗显然是不够丰富的。其实，陶渊明在用诗歌反映个人的遭遇或者更大的现实背景的方面，很接近于后来对陶诗推崇备至的黄庭坚的一种诗歌主张，即“兴托深远，不犯世故之锋”（《答晁元忠书》）[6]。“兴托深远”这个主张，李白也有类似的表达。我认为他们都是受到陶诗艺术的影响。尤其是黄庭坚的这种诗歌主张，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学习陶诗的经验。所以，陶诗中的现实性内容是比较少的。

至于说到人生经历与经验的丰富性，陶渊明可资借鉴之处似乎更是有限的。陶渊明虽然曾经出仕、出游，但其大部分时间的身份，只是南岳一幽居之士（颜延之《陶征士诔》语意）。从外表上看，他的人生比好多人都要简单。事实上，陶渊明之后无数仰慕、学习陶渊明的人，有不少在人生阅历、经验的丰富性方面，远远超过陶渊明。如我们所熟悉的苏轼、辛弃疾、龚自珍等人。至于那些处于各种政治与经济斗争的旋涡中的人，或者说那些自许为人生的弄潮者，陶渊明当然更不可能提供给他们有用的策略与机谋，更无法鼓励他们的斗志。所以，在处于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来看，陶渊明的人生可供借鉴的价值，似乎是深可怀疑的。但是，不一定只有复杂的人生经验与经历才可以作为我们借鉴的对象。简单的人生，也可以作为一种人生典范，甚至一个简单的人生，可以作为有过复杂的人生经历与人生经验者的学习对象。所谓返璞归真，就是这个意思。同样，陶诗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简单的，在体制、风格、修辞等方面，都可以这样说。朴素的艺术可以作为复杂的艺术的典范吗？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我们所说的复杂的艺术，是指具体的艺术技巧的繁复性与作品所展示的生活内容的丰富性。而朴素的艺术则是指在体制与技巧方面都显得比较简单、古朴的那种。比如六朝流行的繁缛的作风，就是一种复杂的艺术；而陶渊明则用朴素自然的艺术理念对其进行澄汰。陶诗显然较那种用繁缛的技巧来写作的诗歌，更接近于诗的本质。所以，判断诗歌艺术的价值高下，只应该是来自于对诗的本质的理念及蕴含此理念的一种审美判断。我们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本质论者，以是否接近本质、揭示本质来判断一种思想或艺术的高下。简单地说，我认为陶渊明在人生方面，接近于得道；而在艺术方面，则实现了审美的自由。陶渊明的诗，很难说是一种艺术还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美还是一种真。它是融合了艺术与哲学，同时表象着真与善。仅就这两点来说，陶诗在现代的经典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应该结束只将陶渊明作为一种客观对象来研究的时代（对于中国古代的其他的思想经典与艺术经典也是这样），从而展开充分的同情、共鸣式的研究。只有这样，陶渊明研究才能成为当代思想史与审美史的一部分。所以，我的态度是，我们研究陶渊明，并非只是在做一种科学研究，除了个别实证问题接近于归纳、综合的方法外；其实所谓“研究”，就其所带有的那种现代实验科学的原义来说，在任何人文学科中都只是一种借代。有时不如说用走近、了解，或者解释，来指称我们这种文学方面的工作，也许比“研究”二字更准确点。但这个词我们也是用习惯了，所以还是随俗地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