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陶渊明研究虽然不能与鲁迅研究、《红楼梦》研究相比，甚至很可能也不能与杜甫研究相比，成果也说不上汗牛充栋，但还是夥矣沉沉。据多年致力于陶学史的吴云先生统计，从1978年到20世纪末，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1300余篇、专著44部。据吴先生说这是百年陶学四个阶段中最为繁荣的时期。[1]我于1990年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矛盾与和谐——陶渊明诗歌中的一重关系》的论文，初步形成自己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的一些基本看法，此后在多部有关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专著中继续展开对陶渊明的论述，并发表了专题论文，应中华书局之请撰写并出版《陶渊明传》，但自问仍然不能算是陶渊明研究专家。我的陶渊明研究，可能也包括我的黄庭坚研究、李白研究等，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于其他研究者，尤其是不同于专门研究者的研究的地方，也许在于通的一方面。当然我也不能自诩为通家。其实，是不是专家，算不算通家，并不重要，也没有标准。我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于陶渊明的服膺者，或者说是学习者。我服膺过不少古人，尤其是苏轼、黄庭坚两家。但是苏、黄的那种游戏于万类，甚至可以说带有天才机智，是我很缺乏的精神气质。所以，我每觉与陶公最亲。吴云先生曾用“骨骾处世”来概括陶渊明，这或许有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在内，而我觉得或许陶渊明真的可称“骨骾”，尽管这劲头与人们心目中魏晋名士陶渊明相去甚远。如果人们真的认识到他的“骨骾”，也许就没有那么多人喜欢他了。我自己每谈陶渊明，或在讲座，或在课堂，常忍不住说：陶渊明是很认真的人，陶渊明的特点就在践履实行。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也许吴云先生说的“骨骾”，我说的“认真”，都不是对陶渊明最合适的概括。当然，我们不否认人们一向强调的陶渊明的自然、平淡，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他的简傲风流。但是即使在这些方面，比如“自然”这样一种观念上，陶渊明也是十分认真的。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并且是极具思辨力量的人，只不过他的思辨不像嵇康那样表现出一种哲学的逻辑。他是用生命本身、生活本身来思辨的人。其实我说的陶渊明的“认真”，就是这样一些意思。因为他把一切都看得很真，把当时流行的这种自然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也看得很真，才会发生他与那个时代的主流的名士文化、华丽风格的格格不入。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排斥那种文化，他只是思辨地接受了那种文化，无疑是提高了它的精神。所以，到了最后，我们又觉得他才是魏晋文化的最典型的代表。这里面的否定之否定，真是不易说清的逻辑。“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元好问），陶渊明经常希望自己从那个时代超越出来，升到三代以前的羲皇之世，但运用我们今天用得有些庸俗了的辩证法来看，难道这不正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产生的精神向往？每到此时，我又觉得所谓学术研究，就像是开凿混沌。但混沌难清，往往刚一清晰了，又会回到混沌状态。

虽然我自问不是陶渊明研究的专家，但本书却努力以“专学之学”的研究方式来探讨陶渊明。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研究时，关注的主要是作家与作品，当时尚没有能力提出有关文学史的整体性的、长时段的看法。进入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以后，我的研究就更多转向断代的研究方式，相关专著与论文，也多着眼于断代、通代的，并且以问题为主。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又多集中在单个作家及作品方面。二是《陶渊明传》的撰写，让我不得不对他做比较全面的阐述，尤其是不能不以考证事实为基本出发点。《陶渊明传》基本上体现了我对陶渊明人生与艺术的理解，在实证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受传记体例的限制，尤其是受自己在陶学方面“学程”的限制，此书在义理、辞章、考据三方面，都留下了很多空间，当然也是很多不足。所以，这本《陶渊明经纬》，我个人觉得是《陶渊明传》的续篇。但两书之间，还是有相互补充的关系的。

至于本书所设计的义理、辞章、考据三方面，我觉得考据虽难，但深入调查史料总能提出一些看法，甚至能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纠纷的问题。义理的深度虽然不可底及，但经过覃思，也能触及一些本质。最难的反而是自以为较有能力的辞章研究，很难提出特别有新意的看法。在这方面，我认为一定要回归古人，然后再运用现代的美学与艺术分析的方法。不但在陶渊明研究方面，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方面，这都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本书的“外篇”中“宋代诗人对陶诗艺术的阐述与接受”一节，着重于介绍宋代诗人对陶诗艺术的分析，他们在自然的宗旨下对陶诗艺术所做的辩证分析，我认为迄今为止仍代表陶诗美学研究的高度。同样，我认为宋人对陶渊明的实证研究，也直接引出现代意义的陶学，但在实践中再现陶诗艺术上的成功，恐怕仍得让唐代诗人居其首功。

[1] 吴云《百年陶学史（下）》，载《骨骾处世——吴云讲陶渊明》，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