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英国模式
与美国模式强调实用主义有所不同，在欧洲，公众史学教育旨在为博物馆、遗产机构、图书馆等一系列机构输送专业人才，公众史学更倾向于影响公众意识，成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因此，“人民史学”的提法有时代替了公众史学，其预设的命题包括：社会冲突与不公是常态，文化一致很难达成；历史判断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或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应该为历史的失败者发声，而不是为当权者辩护。历史研究的政治目的往往是公众史学家回避的，而人民史学则直面这一问题。1970年代，在英国、瑞士、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兴起的“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运动是公众史学在这些国家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历史工作坊”最核心的理念是历史知识的民主化，反对历史的绝对客观与中立，提出“历史自下而上”，融个人经历、体验于宏大历史叙述，书写被忽略的或被边缘化的社群的历史；口述历史成为史料的重要来源；主观性进入历史分析，挑战传统的社会历史范式。于是，没有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人也可以参与历史书写，劳工阶层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社群应该参与到历史的生产中，而不只是被动地消费历史。影视作品、展览、媒体与各类出版物所呈现的历史成为政治与文化参与的新形式。这其实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潮，即无论阶级、财富、性别，每个人的经历平等，每个人都有书写历史的智识与权利。同时，“历史工作坊”运动还受“新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与反实证主义的社会与文化结合，改变了高等教育的诸多领域，历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历史的使命）历史生产的民主化、扩大历史书写的范畴，融现实经验于对过去的解读之中。”可见，“历史工作坊”不仅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畴，还展示了更为宽容的历史书写风格。
在英国，历史在真正意义上走向公众开始于20世纪初。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将英国的公众史学传统归纳为三种形式。首先，历史成为公众教育的一部分。乔治·特里唯亚（George Trevelyan）在《英格兰历史》（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讲述了他的伯叔祖父马可雷爵士（Lord Macaulay）的显赫成就，指出正是英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以坚韧、沉着、向往自由为核心的国家精神使得个人能取得如此成就。[1]历史由此成为一种能够充满人性的教育，启发对现实的思索。过去虽然与现实相关，但只是一个远离现实的避难所，而不是与现实积极对话的手段。其次，历史与国际事务，尤其是公共政策在公众生活中发挥作用。第三，历史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作用。左派史学家唐宁(R．H．Tawney)倡导历史的相关性以及用史学视角进行社会批判；与政治史不同，经济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需求。[2]这三种形式虽然与公众相关，但均属于职业历史学家眼光里的“历史相关性”（relevant history）。而在1960年至1980年代，受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真正成为现代英国公众史学的基础。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对被剥削阶层充满同情，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反映工业化进程中的种种现实以及不同文化阶层的反抗，这种与工人阶级及下层民众的身份认同深深影响了学院之外的历史受众。[3]
英国公众史学研究的真正先驱是拉菲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他提出“人民的遗产”（people's heritage），倡导 “非官方知识”（unofficial knowledge），包括口述传统、儿童戏剧、历史辩论等多种历史形式，并指出历史是一种“社会形式的知识”，也是一系列的活动与实践的集合。[4]他还视大众记忆为1960年代新社会史学运动的产物，与美国公众史学起源的时代背景一致。关于遗产，萨缪尔认为遗产不应只是那些代表宏大历史叙事的名人故居，而更应该是关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乡村农舍、关于如何继承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关于讲述平民企业家的故事。这种“自下而上的遗产”其实是1960至1970年代新社会史学对遗产的一种极为人性的回应[5],意味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6]
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职业历史学家在公众领域的实践呈多元态势。他们通过影视、网络、报刊等媒体或政策咨询等形式，将研究成果传播到学院之外，引起广泛的公众关注。他们开始与博物馆和遗产机构合作，这一方面是学术界与这些机构对话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消费物质或非物质遗产文化的公众需求。他们还在各个社群开展历史项目，如社群口述历史项目、家族历史与企业历史撰写等。[7]这里，职业史学家扮演着顾问、支持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同时，作为公众记忆的载体，历史不仅仅是纠正虚构或错误的记忆，还能将过去与现实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对于正视有争议的历史或是曾经被官方历史隐去或忽略的历史，譬如英国的殖民历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原住民历史、美国的奴隶历史等研究尤为重要。[8]
当然，历史的公众角色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众史学项目都带有实践的动机或目的。公众史学的价值在于批判性地传递某种学术矛盾或挑战：当历史传播的受众范围越广，我们就越能看到历史的作用在于批判、开放，而不是走向自我封闭；不在于固守某个答案或某种观点，而在于发掘不同的可能性。[9]职业史学家突破学院的藩篱走向公众仅仅是公众史学的一种形式而已，而公众史学更多意味着学院派和社区历史学家之间的一种职业关系，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学院派史学家的参与。发生在学院之外，譬如在博物馆、历史遗址、社群中的历史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与被动消费过去的学院历史相比，这类历史往往富有创意和激情，受到广泛关注，公众享有充分的“所有权”（the ownership）。因此，公众史学不仅是学院对社群历史的贡献，还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历史与公众分享，并与之共同解读和书写历史。
遗产与记忆在英国似乎是公众史学的代名词。史地学家戴维·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认为记忆的主要功能是为现实所用。我们认识过去、阅读史料、参观遗址，实质是与历史对话。我们试图将个体与集体记忆和公众历史联系在一起，但历史的真实性其实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内容到形式、过程、形象再到仪式展演都是如此。因此，原真性既“受制于时间”也“受制于文化”。[10]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right）论称历史遗址体现了英国政府对大英帝国的光荣充满“民族怀旧”，而私人资本与遗产保护其实矛盾重重。作为英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并没有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与纷争。[11]历史学家罗伯特·何唯森（Robert Hewison）更为犀利地指出所谓的 “遗产工业”只是政治与权力斗争的产物。[12]1983年，由英国政府出资成立了遗产保护和研究机构“英国遗产”（English Heritage）。公众对历史的热情与政府提倡保护国家遗产的初衷似乎一致。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公众更接近并拥有历史？对历史进行商业包装，很多人们喜闻乐见的遗址所传达的是一种浅显的历史、怀旧的情节或墨守陈规的仪式而已。公众虽然对历史抱有热情但并不完全具备分析甄别的能力，在历史走向更广范围的公众时，历史的复杂性被妥协，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历史方式去思维，因此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远离公众。一方面，历史是否与现实相关；另一方面，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门科学，具备专业知识、高层次的分析批判技能、方法、解释性的见解或观点：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诉求。与19世纪的“历史相关性”探索不同，“批判性公众史学”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和成果的传播，还在于它关注公众，并希望通过历史的解释和传播激发公众辩论，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正因为此，在英国，以及受其影响的欧洲其他国家，公众史学与历史教育相辅相成。
公众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英国则刚刚兴起，它整合了文化身份、遗产、资源管理、制度化的记忆、历史政策、公众参与、公民教育等概念，但尚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公众史学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公众史学家在学院之外如何使用史学理论、史料编纂、历史研究方法与技能？公众史学对传统历史学家的学术准则、伦理道德等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其次，“公众”本身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与“大众”“民众”“非官方”“关于整个政治形态或政体”，或者是“人人均可享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何界定“公众”以及公众在公众史学实践中的角色？在各种公众史学场所，专业人士是如何与公众“共享权威”的？公众又是如何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化为历史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最后，多数情况下，公众史学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是史学的各个领域与相关分支学科之间的桥梁，在项目合作、历史呈现和传播中与公众共享话语权。在这一进程中，就学术与实践的不同目标、公众政策、制度上的远见、公众参与以及商业现实等有哪些矛盾和协同？[13]与之相关的是，公众史学的集体性似乎与传统史学研究的个体性格格不入。公众始终存在，公众服务也始终存在，因此历史与公众的对话始终存在。由于公众史学是公众参与或资助的历史，因此非历史判断进入历史叙事，妥协在所难免。尽管如此，对于公众关注的历史事件分析和呈现，公众史学是唯一由职业史学家介入的严肃的集体行为。公众史学的集体性能促使人们重新思索国家历史，而历史认知，或是对历史的关注和热情，内化为公民权利的一部分。[14]
历史学家彼得·曼德尔（Peter Mandler）在论述历史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时指出，严肃的历史学家既能够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其成果也能为公众接受。[15]这看似积极的结论其实暗示着学院派史学与公众史学的矛盾：历史学家应该如何与公众交流历史思维的方式和批判思维的技能？公众史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卢德米拉·约丹诺娃（Ludmilla J．Jordanova）认为历史学家应该与公众共享推理模式与实践进程。[16]基于历史学家实践的核心是历史受众和学院内外的公众这一理念，她敦促历史学家将其推理的模式与实践扩大至公众领域，鼓励在分析神话、信仰、偏见的力量时使用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她主张公众史学的核心问题与历史学本身一致，因此史学中关于年代分析的假设、历史机构与动因、反思性的历史评判等，都需要历史学家进行批判性分析。
约翰·托什则主张“实践历史主义”，视公众史学为应用史学的一种方式。[17]尽管历史似乎无处不在，但对于在协商民主制度下的公众而言，这些通过课堂、媒体等传播或呈现的历史还不够活跃，最多只能激发低层次的批判性历史感知。而历史学家还没有在政策制定中充分传播批判性历史知识或通过各种媒介将历史呈现给公众。他认为实践历史主义需要更高层次的批判性历史思维，将史学视角注入公众辩论中，同时与公众分享其学术技能。公众史学家有责任帮助公众更好地解读历史，进而真正地拥有历史。尽管卢德米拉批判约翰·托什让公众真正拥有历史的“批判性历史主义”过于浪漫，忽略了公众参与历史的种种障碍，但与约翰·托什一致，她也主张历史思维模式、历史学家的责任与担当、共享权威，而这些都是公众史学的核心。
其他国家的公众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这两种模式的交叉影响。在澳大利亚，公众史学的发展与历史学的职业化进程息息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澳大利亚只有5位历史教授和1位历史副教授，分布于6所大学。1970年代中期，约有750位历史学教授分布在各大高校。当时，城市环境行动主义、新史学运动以及日益发展的遗产工业和文化旅游业等，都促进了传统史学家与学院之外的公众的联系，他们在遗产保护、受委托历史项目、博物馆、媒体、教育、影视、政府等一系列领域就业,关注历史与公众、实践及社会语境的关系[18]，并试图回答历史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谁拥有历史的话语权等问题。1980年代，学术界开始渐渐使用“公众史学”这一术语。公众史学在澳大利亚被定义为“受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在学院之外就业”。[19]历史学家格拉姆·戴维森（Graeme Davison）很明显受到美国公众史学运动的影响，其定义与罗伯特·凯利1978年的定义异曲同工，却远不如约翰·托什的“批判性公众史学”激进。
1970年代的经济萧条最初并没有影响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就业，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惠特兰姆（Whitlam）劳工政府慷慨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本，赞助高校的人文学科。1970年代末，年轻的历史学毕业生开始感受到职业危机的压力，而到了1980年代初，工作的机会就已经非常稀少了。与美国当时的情形类似，接受了专业历史训练的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学院之外，因此1980年代诞生了一系列“职业历史学家联盟”（Professional Historians' Association, PHA)。这些联盟探讨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历史话语权”，他们尤其关注公众与历史实践和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并成为学院与公众的桥梁，不仅试图扩大历史学毕业生的就业范围，也希望加强社区或公众的历史感知。[20]
受英国的民众历史运动和美国的实用主义的双重影响，澳大利亚的公众史学强调职业技能与素质培养，不过似乎更加充满学术与政治激情。公众史学在澳大利亚的显著特点是基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21]这与澳大利亚本身的历史相关：自1788年欧洲殖民者来到悉尼湾的普利茅茨，澳洲原住民的历史就被改写了。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公众史学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发掘并呈现原住民的历史。具体而言，一是关于历史呈现或表述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公众景观、纪念碑、纪念仪式、艺术馆等讲述原住民的历史，尤其是发掘被传统主流文化边缘化甚至忽略的历史，不只是在现存的体系里增加一部分，而是试图改变历史评价的基本框架。二是史学视角的政治性：如果没有接受公众史学训练的原住民，那原住民的历史该如何进入历史话语体系？[22]这些都是公众史学家面临的问题。
公众史学在加拿大的起源也可从历史学的职业化进程谈起。加拿大强大的宗教根基使历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脱颖而出。1890年查尔斯·科比（Charles Colby）和乔治·诺（George Wrong）分别开始在麦吉尔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乔治·诺是英国圣公会牧师，没有接受传统史学训练，却建立并极大地影响了多伦多大学历史系。他还创建了《关于加拿大的历史研究评论》(Review of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Relating to Canada)，也就是后来加拿大历史学界的权威学术刊物《加拿大历史评论》(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乔治·诺主张历史学家不应只关注史料的细枝末节，还应是历史真相的捍卫者，并作出道德判断。同时，历史教育应该与宗教教育相辅相成，两者都是对公众事务进行批判性辩论。随着1960年代高校历史系的发展，历史学日益专业化，遗憾的是，乔治·诺建立的“历史服务于公众”的传统却失去了。[23]
与其他国家类似，公众史学的实践在加拿大远远早于传统高校历史系的建立。1872年加拿大公共档案馆(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成立；1910年，国家人类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Man)成立；1911年，加拿大国家公园局（Parks Canada）成立；1919年, 加拿大历史遗址和纪念碑委员会(Historic Sites and Monuments Board of Canada)成立。这一系列机构是历史学家在学院之外的主要就业领域，而“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也在1970年代中期被增加为合法的职业类别。[24]
在加拿大，公众史学的定位首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属于任务导向型史学实践，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因此在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跨学科性。公众史学实践者通过对史料的专业分析提炼，为现实问题注入公众视角，强调历史知识的生产者、消费者、使用者之间的对话。公众史学的实践也因受众不同呈现多样性，如博物馆的展览，历史建筑、遗址的解读和保护，档案管理，政策分析，历史纪录片摄制，社群历史书写等，口述历史、公众记忆的研究在这里受到特殊的重视。[25]
多元文化传统是公众史学的实践在不同领域中蓬勃发展的原动力。[26]自启蒙时代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博物馆取得合法地位。无论是陈列展出，还是知识与价值的传播方面，博物馆都成为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桥梁。和西方很多国家类似，在加拿大，博物馆已进入后现代阶段，成为最具活力的文化产业之一。将博物馆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它成为交流的公众空间和思辨的平台，宽容地接受各种见解观点，并容许自由平等的讨论。与欧洲的博物馆不同，北美的博物馆更侧重休闲、教育和非学术环境中的研究，且与当地社区（公众）保持密切联系。不仅如此，博物馆也是开放、自由、平等、活力四射的空间，充满历史想象与惊喜，因而更容易让参观者发现惊喜，魁北克的文明博物馆便是很好的一例。[27]档案馆也是公众历史与记忆的空间体现，它储存的“档案记忆”（archival memory）成为公众可自由平等享用的资源，并基于这些资源建构多重身份认同。[28]譬如，日裔加拿大国家档案和博物馆（Japanese Canadian National Archive and Museum）是社群主导的档案馆，记录了自1942年到1946年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剥夺日裔加拿大人的基本权利并将他们监禁在集中营的历史。大量的照片来自这些被拘禁的亲历者，从他们的视角讲述那段艰难的历史，档案馆因此变成了记忆之所。
在历史文化资源管理方面，自1970年代末，政府开始让有管理经验而不是历史学背景的部门经理（modular manager）介入遗产管理，无形中加深了历史保护与经济利益的矛盾。[29]如果关于遗产保护的决定在管理决策中总是以达成一致为目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公众利益以及“什么是值得保护的”等问题上妥协。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掌握最终决策权的高层管理人士和政治人士是否真正懂得历史遗址所传达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对构筑国家精神的重要意义。与之相关的，公众纪念也充满官方与民间记忆的矛盾。在以多元文化主义著称的加拿大，少数族裔的历史、原住民的历史或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历史常常游离在“官方”纪念的视野之外。虽然传统史学家有时成为政府与公众的桥梁，而公众史学家在遗产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公众的历史视角和感知，以及如何发掘解释“非官方”记忆方面还没有太多机会发挥作用。[30]与美国的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历史类似，公众史学在加拿大也是一种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工具。公众史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与有着各自独特历史却被边缘化的社区对话；如何识别历史的文化语境，在以社区为主导的公众史学项目中协调社会与经济利益；如何面对具有争议的历史并对此作严谨的剖析。[31]
在制度层面，加拿大基本是借鉴美国模式。“公众史学团体”(Public History Group)于1987年成立，2006年重新活跃，2009年改名为加拿大公众史学委员会（Canadian Committee on Public History, CCPH），正式成为加拿大历史协会的分支，并始终隶属于该协会，而不像在美国那样成为全国性的专门机构。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包括：推广公众史学、促进学科建设；为公众史学家提供交流、辩论的平台；建立公众史学网络，协助加拿大历史学会年会中的公众史学部分。
在地处太平洋西南端的新西兰，公众史学依然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直到1980年代末，很少有职业历史学家在学院之外从业。极少部分的历史学家在政府机构工作，如内务部或主要的博物馆等。但是，在政府相关部门、博物馆与历史遗产部门的工作机会日益增加，于是出现了大量的自由历史学家，其中一部分参与了新西兰历史遗址、遗迹的遴选、评估、解读与管理工作。新兴领域多有人“抢占山头”，相互排挤，新兴的公众史学领域所达成的共识则是，公众史学者与传统史学者使用的是同样在大学里学习的研究、分析与写作的技能。在历史学的众多分支中，公众史学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虽然公众史学在新西兰是较为新近的术语，但公众史学实践早已有之。1930年代新西兰内务部的“百年纪念”小组和“战争历史”小组就生产了丰富的公众历史学术成果。随后，“怀唐伊法庭”（Waitangi Tribunal）、各种周年庆典与蒂帕帕（Te Papa）国家博物馆的发展与重建大大扩展了公众史学实践的类型与范围，使公众史学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过，这一术语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完全认可，因为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公众”史学似乎暗示着另一种“学院”史学，而在新西兰，公众史学与学院史学同出一辙，大部分的公众史学家使用的是严谨的历史研究方法，尊重史料与前人的学术成果；使用档案，进行文献综述，史料辨析，提出观点，佐证其观点等。将公众史学与学院史学对立并没有反映这一领域在新西兰发展的实际情况。
过去30年，公众对新西兰历史的热情不断增长，这不仅体现在如博物馆、历史遗址、展览等公共空间里，历史故事以新的方式得以呈现，也包括“历史”定义的扩展，如虚构历史作品、影视历史等新领域的出现。对历史的兴趣也不局限于阅读与历史相关的书籍或在档案馆进行历史研究，在有能力赞助、支持历史项目的机构中，历史也颇为流行。还有新媒体与数字革命，日益全球化的社群建构，家族史的兴起[32]等。同时，公众史学的范围开始扩展至使用公共基金资助、服务于公众的历史，包括了政府机构、私人机构、各类社群、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大学等一系列机构。高校的历史学家不仅为政府机构，如新西兰百科字典项目，也为当地的历史组织或机构撰写历史。当历史学家在学院之外参与主要针对学院受众的学术论辩时，公众与学院史学之间的距离则更不可能清晰地量化，如部分历史实践者长期为《新西兰历史杂志》（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撰稿。
历史学家在公众场合的实践包括四个主要方面：
一、通过政府资助的历史项目，例如，文化与遗产部的战争史编纂与战争纪念；[33]历史参考书的编写；与《怀唐伊条约》相关的申诉进程与新西兰国家博物馆的改建；新西兰日的设立等；
二、遗产或历史资源管理，如全国最主要的国家历史遗产机构“新西兰遗产”（Heritage New Zealand）；[34]
三、新媒体与历史；
四、历史教育。
这些实践通常具备两大特征：首先是由政府赞助、支持并主导公众史学项目，目前由文化遗产部下属的“历史小组”统一管理，致力于历史研究、传播与出版。其次是《怀唐伊条约》的申述与处理进程，这是目前公众史学家受雇的最大领域。[35]我们看到，一些公众史学项目本身具有“公众”特质，如博物馆的展览，需要面对大量的普通受众；而另一些项目则针对少数特定的受众，如政府委托项目。在新西兰，公众史学家往往不是自己选择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而是根据其他人或其他机构所确定的研究课题或资金渠道与数量而开展项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史学完全是某一特定情境的随机产物，公众史学家被雇佣按他人（赞助方）意愿撰写历史。事实是，从事委托项目的公众史学家极少因为金钱利益而妥协自己的职业伦理。
在德国，公众史学被定义为历史在学校与教育机构之外的各种公众呈现。[36]它随着公众对历史兴趣的增加与需求的改变而产生。公众史学提供全面的、丰富的、生动的历史叙事，融入个人经验，凸显历史进程的空间层面，包含历史的视觉表现，并重新理解“历史是文化记忆之空间”。[37]厄姆加德·佐多夫（Irmgard Zundorf）教授在2010年提出：公众史学是学校与教育机构之外的历史呈现。它是公众对历史兴趣与需求增加的一种反馈。公众史学试图提供全面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叙事，融入个人经验，关注历史进程中的空间层面，吸纳历史的视觉效应，并最终重构“历史是文化记忆之空间”这一概念。2015年，他进一步论述，认为公众史学本质上是公众“当代”史学。公众史学的特殊使命不只在于为新近的过去在公共空间里提供新的表征形式，还在于激发公众对过去的热情，并积极参与到历史生产传播的进程中，即凸显史学的当代性。
在学院内，公众史学正在兴起，与1950年代建立的“当代史学”(Zeitgeschichte)相关。两个学科存在相当的共通点，如相似的研究课题、方法、资源与传递知识的模式（两者都使用图像、电影、纪录片与亲历者证词等），在历史叙事的媒体这一新兴领域，两者都尝试不同的策略，将关于过去的学术理解融入公众讨论。同时，传统历史学也开始关注历史的公众生产，不同呈现方式，公众期望值对历史生产、传播与认知的影响。例如，德国人如何面对他们的过去、历史学与历史教育、历史之争等。史学理论家耶尔恩·吕森（Jrn Rüsen）认为历史及其应用原本就不可分割，公众史学是公众参与历史的一种形式。历史是为当下生活提供指导的叙事实践，而历史文化分为认知、美学、政治、伦理与宗教五个方面。受英国“历史工作坊”的影响，公众史学在德国更多的是强调公众参与，尚不是一门学科。
在法国和意大利，公众史学围绕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识展开，在学院之外蓬勃发展。公众表演（仪式）及其受众，体现着政治、文化与历史的张力；公众史学在这里不是固定的机构与他们的历史呈现，而是以不同方式呈现政治、文化与历史的各种复杂因素。2017年意大利公众史学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公众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南非的公众史学深受源自英国的“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影响。1977年，一小部分学院里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Witwatersrand University）创立“历史工作坊”。他们来自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或学科，试图为索韦托（Soweto）叛乱后南非日益活跃的社会运动、劳工运动与贸易活动寻找联系。早期的历史工作坊成员多运用国外引入的分析工具，解释历史的复杂性，如研究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关注后殖民地时代历史等。“历史工作坊”积极倡导关注被南非传统的学术研究边缘化的或为之忽略的社群的生活、经历与社会（内心）世界，试图书写被种族隔离政策抹去的历史，推翻“南非的历史就是一部白人带来的进步史”这一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论断。他们深入研究被遗忘或边缘化社群的社会、生活与经验，由种族隔离带来的历史遗忘，以及由殖民者主导的南非历史研究。
1994年南非实现民主制，“历史工作坊”面临转型，开始与各类社群、公民组织、遗产机构、历史教育者等积极合作，开展公众历史项目。例如，第六街区博物馆(District Six Museum)便是南非历史与公众记忆的空间体现。第六街区位于开普敦市区，自1966年起，在种族隔离政策下被规划为“白人区”。自1968年至1982年，6000多名居民被迫迁移，造成历史与记忆缺失。1980年代末，第六街区博物馆基金会成立，明确博物馆的使命是讲述、呈现被迫迁移的居民的历史与记忆，以此挑战各种形式的社会压迫。博物馆也因此成为土地申诉与补偿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12月第六街区博物馆正式开放，通过口述居民被迫迁移的故事，试图重建第六街区的历史。该街区的居民在博物馆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口述历史、照片与各类实物以不同方式呈现，成为常设展览与临时展览的一部分。在这里，公众、学者与遗产专家之间的对话也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譬如，不同的历史解读应该如何在某一特定的空间里呈现；在社区博物馆里，公众史学家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第六街区博物馆是否应该成为城市博物馆；如何将现存的记忆传递给后人等。同时，“历史工作坊”还为南非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提供历史的视角，“本地历史与当下现实”（Local Histories, Present Realities）便是其中一例。自1990年代开始，“历史工作坊”开始从事一系列基于社群利益的公众史学项目。近年来，“历史工作坊”还组织、参与了一系列的遗产与公众史学项目，包括社群史、博物馆展览设计等，定期组织研讨会、新书推荐、针对学校教师的口述历史培训等。
在阿根廷、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历史学家在博物馆、争取真实与正义委员会、政府各部门、档案馆等公共机构供职、服务，有着很长的历史；而公众智识参与一直是拉美历史学界的传统。例如，在1976年至1983年的“国家重建进程”中，大约30000人无故消失，还有不计其数的人被监禁、拷问。当恢复民主制度后，那些消失的孩子的母亲开始在公共领域，如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迪玛约（De Mayo）广场，积极合作，参与寻找他们消失的孩子。而迪玛约广场也因此成为公众记忆运动的中心。目前，由抗议者、学者、专家组成的五个人权组织联合成立了爱博尔特记忆联盟（Memoria Abierta），希望通过建设关于独裁政权的档案以激发公众对这段特殊历史的认知。由于没有影像记录，相关的档案也被销毁或隐藏，爱博尔特记忆联盟与受害者家庭积极合作，通过记录证词、搜集文件、绘制监狱和地下组织的地图等方式，将这段历史呈现给公众。除此之外，他们还设计了博物馆巡展，如通过影像记忆呈现独裁政权期间的书信特展，约有3200名当地的学生参观了这一展览。我们看到个人的故事与集体记忆的融合，通过有感染力与参与性的博物馆展览设计，历史的复杂性得以有效地呈现。历史学家简·玛丽·谢弗（Jean Marie Scheaffer）有言，图片不仅能传达信息，还能影响人们如何解读信息；实物远远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场景中。记忆联盟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源自阿根廷的历史与遗产研究领域，通过犯罪证据与公众记忆相结合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认识、了解、反思这段新近发生的历史。不过，直到最近，这些实践才被认为是“公众史学”。可见，公众史学实践早已有之，而公众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则是新近的事，相关的学术文献亦正在发展、成型中。葡萄牙的全国公众史学协会(Rede Brasileira de História Pública)已组织过三次会议，相关的学术讨论也逐渐展开。[38]
“历史工作坊”运动也影响着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如何从工人、农民等普通人的视角书写后殖民历史，让被边缘化的群体发声，成为印度公众史学发展的动因。自1947年独立后，印度历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史与朝代史转向社会史与经济史。1960—1970年代的历史之争，对历史教科书的撰写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历史教科书随着政权更替而频繁修订。对印度而言，古代史对当下有着特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身份认同和遗产解读均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而民族主义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远古文化相关联。对现实更为宽容的解释不仅有助于理解新近的过去，也有助于重新解构遥远的过去，批判地探索其关系是公众史学的重要职责之一。
对于很多国族国家而言，公众史学对于新兴的、多言的、不稳定的政权往往至关重要。戴维·泰伦（David Thelen）提出现代的职业历史学与民族国家的建设并驾齐驱。他认为，历史学的使命是记录、解释国族国家的兴衰沉浮，而历史教育也承担着将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纳入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之职责。[39]民族政府往往提供相当的政治与资金支持撰写公众历史，以激发对国家的忠诚。印度尼西亚的公众史学发展便与此相关。自1998年开始民主化进程，尽管社会记忆呈现多元化，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审查依然很严格，关于印尼的现代历史档案几乎完全封闭。国家叙事的建构导致部分人物或事件被抹去或改变，例如，官方认定、设计、保护的纪念碑和纪念馆体现了系统的由政府主导的纪念与遗忘，成为统治者维系其政治与文化权威的工具。比如，主要针对国内公众的神圣潘查希拉纪念碑（The Sacred Pancasila Monument或Monument Pancasila Sakti)是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公众历史场所，试图建立某种传承与延续；而主要针对国际公众的巴厘岛轰炸遇难者纪念碑（the memorial to the victims of the Bali Bombing）则属于“表演型纪念”，代表着记忆与遗忘的博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众的历史意识。
集权政治对历史的控制依然十分森严。在俄罗斯，从事公众史学实践的历史学家——历史研究、写作、讲座和影视作品的制作——几乎都在学院之外，且多具有自然科学的背景。因为在苏俄时代，科技是很少受到严格控制和审查的领域，不少有冒险精神的学者都进入了科学领域。今天的俄罗斯，历史依然受到严格的压制。总统普京最近谈及历史书籍时说：历史教科书应该给年轻人灌输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这意味着学校的历史课程会更加严格。可见，在一些国家里，由于公共空间被日益压缩，公众史学的实践依然充满政治敏感性，并不安全。
[1]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History of England．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6.
[2] John Tosh，Why History Matters，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104-105.
[3] E．P.Thompson，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V.Gollancz, 1963.
[4] Raphael Samuel，Theatres of Memory，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4, pp.5-11.
[5] Iain J．M．Robertson，“Heritage From Below: Class, Social Protest and Resistance”，Hilda Kean, Paul Martin，The Public History Reader，Routledge Readers in History, 2013, pp.56-67.
[6] Raphael Samuel，Theatres of Memory，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4.
[7] Holger Hoock，“Introduction”，The Public Historian, vol.32, no.3, 2010, pp.7-24.
[8] Henry Reynolds，Why Weren't We Told?：A Personal Search for the Truth About Our History,Ringwood, Vic.: Viking, 1999．James Oliver Horton, “Patriot Acts: Public History in Public Servic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92, 2005, p.807.
[9] John Tosh,Why History Matter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22-23, 118-119．另可参阅：Jill Liddington,“What Is Public History? Publics and Their Pasts, Meanings and Practices”,Oral History, vol.30, no.1, 2002, pp.83-93。
[10] David Lowenthal，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0．David Lowenthal，Possessed by the Past：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11] Patrick Wright，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The National Pas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London: Verso, 1985.
[12] Robert Hewison, Allan Titmuss, and Chris Orr，The Heritage Industry：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A Methuen Paperback，London: Methuen London,1987.
[13] Holger Hoock，“Introduction”，The Public Historian, vol.32, no.3, 2010, pp.19-20．Paul Ashton, Hilda Kean，People and Their Pasts：Public History Today，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14] J．M.Winter，“Public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cholarship”.History Workshop Joural, vol.42, 1996, pp.169-172.
[15] Peter Mandler，History and National Life，London: Profile Books, 2002.
[16] Ludmilla．J．Jordanova，History in Practice，London, New York: Arno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 John Tosh，Why History Matters，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18] Paul Ashton, Paula Hamilton，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Australians and the Past，1st ed．Ultimo, N.S.W.: Halstead Press, 2010, pp.121-133.
[19] Graeme Davison, Stuart Macintyre, J．B．Hirst, Helen Doyle, and Kim Torney，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Melbour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532．这与新西兰历史学者对公众史学的定义基本一致，即“公众史学是任务导向型的史学研究，其实践根据研究的课题重心、议程、资金渠道及规模等因素开展，它涉及博物馆、政府、高校等教育机构，也涉及自由历史职业者。见Bronwyn Dalley, Jock Phillips, Culture New Zealand．Ministry for, and Heritage，Going Public：The Changing Face of New Zealand History，Auckland, N.Z.: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 Paul Ashton, Paula Hamilton，“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Australians and the Past”．Hilda Kean, Paul Martin，The Public History Reader，Routledge Readers in History, 2013, pp.237-238.
[21] Jill Liddington，“What Is Public History? Publics and Their Pasts, Meanings and Practices”.Oral History, vol.30, no.1,2002, pp.83-93．Ruth Donovan，“Australian Public History: Growth of a Profession?”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2006．Paul Ashton, Paula Hamilton，“Streetwise: Public History in New South Wales”.Public History Review, vols.5/6, 1996-1997, pp.15-16.
[22] Paul Ashton, Paula Hamilton, “Blood Money? Race and Nation in Australian Public History”.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76, 2000, pp.188-207.
[23] John R．English，“The Tradition of Public History in Canada”.The Public Historian, vol.5, no.1, 1983, pp.47-59.
[24] C．J Taylor，“Public History in Canada”．The Public Historian, vol.5, no.4,1983, pp.5-6.
[25] Nicole Neatby and Peter Hodgins，Settling and Unsettling Memories：Essays in Canadian Public History，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2.
[26] L．Dick，“Public History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The Public Historian, vol.31, no.1, 2009, pp.7-14.
[27] Andrée Gendreau，“Museums and Media: A View from Canada”，The Public Historian, vol.31, no.1, 2009, pp.35-45.
[28] Patrizia Gentile，“Archive and Myth: The Changing Memoryscape of Japanese Canadian Internment Camps”，John C.Walsh, James William Opp，Placing Memory and Remembering Place in Canada，Vancouver: UBC Press, 2010, pp.241-242．关于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可参阅：Francis X Blouin & William G．Rosenberg，Archives, Documentation, and Institutions of Social Memory：Essays from the Sawyer Seminar，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29] Frits Pannekoek，“Canada's Historic Sites: Reflections on a Quarter Century, 1980-2005.”The Public Historian，vol.31, no.1, 2009, p.71.
[30] Veronica Strong-Boag，“Experts on Our Own Lives: Commemorating Canad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The Public Historian, vol.31, no.1, 2009, pp.46-68.
[31] David Neufeld，“Ethics in the Practice of Public History with Aboriginal Communities”，The Public Historian, vol.28, no.1, 2006, pp.117-121.
[32] 尤其Pekeha新西兰人，即祖先是欧洲人的新西兰人。
[33] 参见网址：http://www.nzhistory.net.nz/,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Heritage, http://www.heritage.org.nz/
[34] 参见网址：http://www.doc.govt.nz/
[35] Giselle Byrnes，“Teaching Public History in New Zealand, the story so far”，Public History Review, vol.10, 2003, pp.61-72.政府主导公众史学项目在新西兰有历史渊源。日益增长的文化民族主义，例如，1990年《怀唐伊条约》签订150周年，1993年新西兰女权运动100周年，均引发了公众对过去的更多关注，以及对遗产的热情。
[36] Thorsten Logge，“Public History in German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Germany Studies Review, vol.39, no.1, 2016, pp.141-153.
[37] Irmgard Zündorf，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Version: 2.0, in: Docupedia-Zeitgeschichte, 16.03.2017.
[38] 关于公众史学的研究刚刚起步的讨论，参阅：Journal Tempo & Argumento，关于公众史学的特刊参见网址: http://revistas.udesc.br/index.php/tempo/issue/view/519/showToc.
[39] David Thelen，“The Nation and Beyo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6, no.3, 1999, p.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