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历史学源远流长，在中外文化中都属于最古老的人文学科之一，公众史学则可能是历史学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1978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使用public history为他领导的史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命名，一个新的史学领域从此诞生。尽管兴起的时间不长，但公众史学却发展迅速，影响力与日俱增，不仅给美国史学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而且还飘洋过海，传播到欧洲和其他大陆，与不同国家的史学传统相结合，生根开花，俨然成为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家创造共享话语的一种跨国学术媒介。无疑，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公众史学并非是一种崭新的发明。今天被所谓“公众史学”所覆盖的一些学科领域——如记忆研究、民族志、地方史学、族裔研究、口述史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历史遗产保护、城市人文景观规划等——早已存在，并拥有自身的学术史和专业规范。但公众史学绝非是一种将不同相近学科统合起来的权宜之计，它是对我们熟悉的史学研究、史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以及史学人才的培养提出的一种挑战，它更深刻的意义是将一种新的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带入到历史学中，鼓励生活在追求民主、平等时代中的公众重新思考和利用“过去”。与其说公众史学否定传统的历史学，不如说它希望给后者带来新生。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公众史学的概念就被介绍到国内，但当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无后续跟踪介绍，也无深入的讨论。^[1]直到10年前，国内许多历史学者仍然对公众史学感到陌生，不知其为何物。但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大为改观。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在过去8年（2010—2018），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的文章至少有112篇，而在之前的30年里（1980—2009）这一主题的文章大概不超过10篇。此外，中国知网还显示，过去10年间至少有10篇硕士论文的研究题目是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与此同时，自2013年起，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公众史学的学术研讨会和师资培训班在国内举行，公众史学课程开始进入到大学课堂，专门的研究中心得以成立，有一些学术期刊还组织了关于公众史学的主题笔谈。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仅2018年一年就有两份专注于公共史学研究的学术辑刊——浙江大学的《公众史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公共史学集刊》——在国内出版。今非昔比，这样的“公众史学热”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如果冷静阅读和检审已有的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公众史学在国内仍然处在起步阶段，或者说，仍然是历史学界的新生事物。在大量讨论公众史学的学术写作中，介绍性的文章居多，提倡本土化的讨论也有若干，对这个“舶来品”进行透彻分析的则相对稀少。我们仍然不太了解它的生成背景以及它在后来的发展中所发生的“变异”，也不太了解它的具体实践，更不了解它如何进入美国之外的其他历史语境并如何与后者进行融会贯通。我们尤其不了解它的实践是否或如何体现了某些我们熟悉的史学理论。研究的滞后使我们事实上处在一种尴尬局面之中：一方面，公众史学的实践——无论是口述史、文物收藏、档案收集、族谱编纂、遗址保护——已在国内有限的“公共空间”中蓬勃涌现，公众和学界都有许多人卷入其中，似乎都期望成为自己或他人的“历史学家”；另一方面，历史学界对公众史学的研究又未能及时跟上。无论公众史学将作为一种学科或作为一种文化事业在国内发展，这种脱节都是不利的。我们需要透彻地了解国外公众史学的理论与经验，需要深入分析国内公众史学的实践，需要发展独特但又能与国际公众史学对话的公众史学理论与实践，需要在新技术资源和新学术网络的基础上探索公众史学人才培养的机制与方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娜教授的《公众史学研究入门》的出版就显得十分及时和必要。

李娜毕业于美国公众史学的重镇马萨诸塞大学，在那里先后获得公众史学硕士学位和城市规划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市移民社区的公众记忆形成过程，是一篇将公众史学与城市规划学完美结合的学术研究，英文版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备受同行的赞赏。^[2]2013年，李娜加入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的史学中心，当时我在高研院帮忙，因而成为同事。在此之前，我已在《公共历史学家》（Public Historian）期刊——美国公众史学领域的旗舰刊物——上读到她的论文，因为这是该刊发表的第一篇中国学者的作品，印象尤其深刻。从2013年进入重庆大学高研院直到2018年转入浙江大学历史系，李娜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到推动国内公众史学的创建与发展中，很多工作是从零开始。她参与筹办和主持了多次公众史学的讨论会和全国性师资培训班，在重庆大学开设公众史学的本科生课程，邀请国外专家到国内讲学，并在国际学术刊物上撰文，将中国公众史学放到了这一领域的世界版图上。在过去5年中，李娜用心最重、用力最多的工作应该是撰写公众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同时从中英文双重学术语境来探讨公众史学的理论、实践、教学和前沿问题。李娜坦承，她的密集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国内公众史学飞速发展的激励，同时也深受在不同国家观察公众史学的经历的启发。这种难得的跨国经历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笔独特的精神财富，而她以此为基础写成的文字对国内外同行来说也具有了特殊的价值。现在，李娜将近年发表的近20篇中英文论文进行修订，结合新的思考，采用新的组织框架，集结出版，对国内公众史学领域来说，这的确是一份重要贡献。

二

《公众史学研究入门》给自己的定位是介绍“公众史学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历史”，为从事或有兴趣了解公众史学研究的人“提供入门指导”，并为国内公众史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3]本书的内容选择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个目标而设计的。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公众史学学科的深度介绍，涵盖学科起源、不同模式、研究路径和前沿问题。这一部分的最大亮点是对公众史学在不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的精彩叙述。覆盖的国家很多，不仅包括公众史学的发源地美国和欧洲重镇英国，也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北美和欧洲国家，同时还包括了南非、阿根廷、哥伦比亚、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对非西方国家的覆盖尤其难能可贵。在介绍各国公众史学的发展路径和特点时，李娜也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学术影响和模式借鉴进行了比较，勾画出一幅多彩的公众史学世界版图。我们过去对外部公众史学的了解多聚焦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李娜的全景式介绍则帮助我们避免得出盲人摸象的结论，有利于开阔我们的眼界。第一部分对公众史学前沿问题的讨论也颇有启示作用。数字史学和环境史学都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但如何与公众史学发生连接则还在探索之中，而全球化对公众史学地域化的挑战尚未引起国内同行的高度重视。书中对这些问题的介绍与讨论，虽然简短，但不乏前瞻意义，促使我们从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开始就学习并养成一种思考普遍性问题的习惯。

本书第二部分是主体，包含第二、三、四、五章，占全书三分之二多的篇幅。在这一部分，李娜讨论了公众史学领域内的四大主题：公众史学与记忆和历史感知，公众史学与历史知识的呈现与传播，公众史学与历史的保存与保护，公众史学教育。为了兼顾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她将不同的公众史学实践分置在不同主题之下，结合相关的史学理论，详细描述不同形式的公众史学的实践与规则。这样的设计表现出作者的独到用心：她力图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通用理论与公众史学的实践结合起来，呈现两者的学理联系和共通性，并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来展示公众史学实践本身所蕴含的史学思想创新。除此之外，她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引用不同国家（包括中国）的公众史学例子，呈现出一种全球关怀。

譬如，在第二章，李娜在简短讨论公众史学知识产生的理论之后，启用城市公众史学的例子，通过它来展现公众、空间与城市在历史记忆谱系形成过程中的互动，以及公众如何利用“公民空间”对主流历史叙事提出挑战。这一章对“普通人的历史感知”的讨论值得引起读者的注意，其对英美学界就公众历史感知所进行的调研和结果分析应该在方法论上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样，在讨论历史的“呈现、解读与传播”中（第三章），李娜也是在记忆建构的理论框架下，重点讨论不同的听觉和视觉媒介（包括电视、电影、历史记录片、报纸等）和公众活动（如历史重演等）在历史叙事的公众呈现和公众历史意识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节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对口述史学和公众口述史学的讨论。与其他类似介绍不同的是，李娜注重讨论口述史涉及的理论问题（如共享权威和集体记忆的形成等）和操作中的道德伦理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深层次的思想性（涉及历史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分配），也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们涉及如何把握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平衡等问题。这一节还讨论了数字化时代公众口述史的操作和版权问题，与第一部分的前沿问题遥相呼应，再次提醒我们在利用数据化时代带来的便利的时候需要做好面对其挑战的准备。

在“历史的保存与保护”（第四章）的讨论中，李娜将记忆建构与另外两项公众史学的实践——档案学与历史遗址保护——结合起来，展示两者与公众史学的共生关系。她对公众史学语境下的档案学的讨论令人耳目一新，对技术性细节的描述几乎是在提供一部“公共档案学”的操作指南，但更重要的启示则是指出档案的征集、选择、收藏和呈现与“社会公正”的道德追求之间的关系。李娜使用了包括美国“9·11”事件在内的大量例子来说明档案的收集与解读既是一种保持历史记忆的手段，也是一种“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条件”。^[4]同样，在讨论公众史学视域下的历史保护时，李娜介绍了历史保护学在美国的起源和政策形成，突出讨论了历史保护事业中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采用“沟通式规划”在不同利益的博弈中求取平衡。这一节的叙述专业性较强，但其中所提到的职业道德、职业伦理和操作程序应该为国内公众史学实践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公众史学教育”（第五章）一节中，李娜介绍了不同国家公众史学教育的发展与现状。英美两国占的篇幅最大，因为其公众史学教育已经成型，而且对其他国家颇有影响。在李娜看来，美国公众史学教育的重要特征是实用主义，注重对学生的技能培养，体系完整，分布广泛，专业规范，课程详尽，师资充足。虽然公众史学发起人凯利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历史学专门人才寻找就业出路，但公众史学教学的普及却有力地改变了历史学家本身对历史知识生产的看法：无论是传统的职业历史学家还是公众历史学家，他们并不拥有、更无法垄断公众领域中的历史。英国的公众史学教育则是多以成人教育形式为主，学生多为在不同领域中的实践者，基本上是一种职业培训和深造的模式。其他国家的公众史学教育在参照英美模式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条件来发展，但遵循的共同做法是借助于现有的大学历史系的体制和课程设置作为基础。澳大利亚虽然受美国模式的影响，但发展出学院与社区合作的教学实践。加拿大基本承袭美国模式，侧重技能培训，在公共史学项目下设博物馆与实物文化、口述历史、社区历史、档案学、应用考古学、数字史学等方向。德国则围绕“历史在公共领域的呈现”展开，注重培养具有专长的公众历史学家。在这一节里，李娜也介绍了自己在重庆大学的公众史学教学。其实，公众史学教学在其他国内大学也有过实践，如果能够将这些情况，连同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地区的公众史学教育，一一予以详细介绍，效果更好。

本书第三部分题为“中国公众史学研究”（第六章），应该是一个重头内容，但在全书中所占篇幅最少，实际内容更多是对国内公众史学现状的反思。读者也许会对此感到不解——难道中国没有口述历史、档案建设、历史遗址保护、地方和社区历史等公众史学的实践吗？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事实上，李娜教授在书中不同章节中对国内公众史学的实践尽量做了介绍。我隐约感到李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困难所在：国内不是没有“公众史学”的实践，而这些实践还没有被统合到本书所讨论的“公众史学”的范畴和框架之下。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我对李娜对目前国内公众史学界（如果有的话）存在的问题的反思深有同感：缺乏微观具体的研究，研究思路和方法陈旧，学院派内的研究者在内心和行动上并没有“真正的公众化”，跨学科的对话和合作尚未展开等。这些问题阻碍了公众史学的开展，为此李娜呼吁 “建立起完整的学理框架和概念体系”^[5]，在公众史学与相关学科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进行大量的实证性研究，从而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理论。

三

本书以“公众史学研究”命名，但读者会明显感到它更多是在讨论公众史学的实践。换言之，与其说李娜讨论的是“公众史学是什么”，不如说她在讨论“公众史学做什么”或“如何做公众史学”。关于理论，李娜的看法是，公众史学的理论仍然在形成之中，并无一家之言可以作为定论。与此同时，她也强调，公众史学的理论建构来自实践，学者可以通过不同的实践来建立起“某种有意义的连续”，找到一些“微观的、具体的、适用于特定文化语境的规律”。她同时强调，因为公众史学本身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学科，其理论建构也“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操练”或“为任何学院人所垄断”。^[6]尽管本书没有为读者呈现一种高屋建瓴、结构有序、严密周到的公众史学理论体系，但它促使我们思考一系列与公众史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就我的阅读而言，李娜的写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的思考尤其有启发。

首先是公众史学的多样性。从李娜对世界范围内公众史学的介绍中，我们看到，虽然公众史学起源于美国，而且这个领域也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但不同国家的公众史学实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模式。美国公众史学的兴起最初是为了应对历史学家的就业危机，但最终却演变成为一场全方位的学术整合和创新事业，扩展了传统史学的应用边界，引发了史学界内部的一次变革。英国历史学界虽然在后来接受“公众史学”的名称，但其类似公众史学的实践比美国更早，并且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史观的影响。在后来的发展中，它借用国家官僚体制和专业历史学界的支持，与建构“人民史学”和遗产保护工程相结合，有效地整合了文化身份、遗产资源管理、集体记忆、历史政策、公众参与和公民教育等概念，形成一种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公众史学事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等地，公众史学的兴起则与各自国家的历史转折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的族群关系和身份政治的出现直接推动了公众史学的兴起。德国、南非、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等地的公众史学，虽然还没有形成像英美两国的体系，但也都开始随着社会的需求在迅速展开。我们看到，各国的公众史学均有自己的发展故事，在public history的概念之下，按照自己的需要，发展出符合自己需要的公众史学模式，为己所用。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劳心费力地去追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众史学理论或实践模式。

其次是公众史学的本质问题。承认公众史学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公众史学没有共性。不同国家的公众史学或不同实践形式的公众史学中是否分享某些根本的“共通性”呢？李娜在本书的导言中列举了数种关于公众史学的定义，有的将其界定为是一种就业方式，有的认为它是以人民建构历史的实践，有的认为它是史学知识和技能在公众生活中的运用，还有的将其视为反精英的大众史学，莫衷一是。李娜显然意识到给出统一定义的困难，但她仍然强调，公众史学是一种“突出受众的问题、（受众的）关注点和（受众的）需求的史学实践”，它的目的是“促进历史学以多种或多元方式满足现实世界的需求”和“促成史家与公众共同将‘过去’建构为历史”。^[7]这个定义的关键词是受众、实践和现实。李娜进一步认为，公共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关心的是学院派以外的公众，它的目标在于“进入公众的思维空间与心理世界”，反映公众的“具体的情感和伦理诉求”，为公众提供一个“真实的论辩空间”。^[8]显然，在李娜看来，公众史学是一种有公众参与的、为公众服务的并具有现实公众关怀的史学实践。李娜定义中包含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公众史学不是一种简单的应用历史学，不只是一种历史学家放下身段为人民而写作的实践，或“将史学知识平民化”的过程。在她看来，现代公众史学的最核心的理念是历史话语权的掌握。所以，真正的公众史学家所追求的不只是价值中立的职业素养和无懈可击的专业技能在公众领域中的运用，而是要秉承和信奉另外一种哲学观——即真实的世界（包括我们需要研究和记忆的过去）充满了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多元价值的冲突。公众历史学家需要对这些多元价值的存在与冲突保持高度的敏感并赋予它们以哲学上的尊重。^[9]这一思想的提出，展示了李娜在公众史学理论方面的一种原创性思考。

与之相关的是公众史学中的“公共空间”问题。公众史学之所以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对public的理解不一致，也是public在不同的政体和不同政治和文化语境中的含义不同。“public history”带来的翻译烦恼不止是中国学者才面临的问题，即便欧洲学界也有相似的困惑。我们从公众史学的起源历史中看到，它是一种现代学科，public概念的使用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发展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关系，但 public是什么却并无统一的定论，这也是为何public history 的翻译容易引起争论的原因所在。李娜在全书中始终坚持将public history 翻译成“公众史学”，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公共史学”，对此我完全理解。如果作者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中国公众史学）中对此展开一些讨论（这毕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讨论结果存在），将会使许多读者受益更多，因为这样的讨论本身就是对公众史学理论的一种思考，也会促进我们就公众史学的本质、潜力以及局限性展开有益的辩论。

我赞同李娜对“公众史学”的界定，并且认为她和其他学者坚持使用这一概念是有道理的，能够自圆其说。我也认为，在公众史学中“公众”是这门学科的核心，是它的罗盘、出发点，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终点。但我同时认为，public history中的public 并不全是或只有“公众”（the public）的意思。当我们决定使用“public”中的“公众”含义时，我们可能会忽略它还有“公共”的含义，而这个“公共”的含义与“公众”的含义是密不可分的。公众史学不可能在没有“公共空间”“公共环境”“公共基础”“公共体制”“公共话语”和“公共政治”的环境中凭空生存。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公众史学能够在某些政治环境下得以生长和发展，为什么在另外一些政治环境下只能有限地生长，而为什么在第三种政治环境下无法生长甚至无法存在，我们也许会理解作为“公共空间”的public的重要。我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政治和文化语境中的“公众史学”的互通性或共通性的关键在于有一个相似的“公共空间”的存在。这个空间的质量和范围完全有可能不同，但它应该和必须存在。换言之，是“公共空间”的存在赋予了“公众”具有的公开的、并得到法律认可和尊重的政治存在。李娜在引述英国学者Ludmilla Jordanova关于public history是一种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财产时，也曾列举了公众史学存在与实践需要的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能认识和思辨的公众”，另一个是“能自由对话交流的空间”。^[10]无疑，原来的“public history”同时含有“公众”与“公共”两个内容。“公众”（the public）是公众史学的受众，受惠者、参与者，是公众史学存在的目的；“公共空间”则是公众史学得以存在的外部环境，是一个公众能够在其中进行自由、开放、辩论和平等交流的空间。公众历史除了创造历史知识之外，它还是一种公众文化的体验，一种公共精神的体验和凝练。

显然，强调公众史学中的“公共空间”也会带来无穷的烦恼。公共空间的具体形态是什么，如何界定，又如何衡量，谁来决定它的存在，都是纠缠不清的问题。其次。“公共”与“非公共”空间是否可以发生转换，也是问题。然而，“公众”的使用也有困难。所谓“公众史学”指的是所有公众的史学，还是部分公众的史学？同一“公共空间”中的不同“公众史学”之间应该如何“公正”地分配话语权以追求合适的社会公正，并避免发生美国人围绕内战纪念碑的建立和撤除而发生的流血冲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是困难的，需要有智慧，但不应成为阻止我们推进和发展公众史学的理由。

我们如何起步，这是李娜教授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思考的问题之一。李娜指出了国内公众史学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尚无高校设立公众史学项目，尚无完成公众史学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来源，缺乏经过专门训练的师资和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生，这些都阻止了公众史学“原创性理论”的产生。^[11]与此同时，她也充满希望，保持很高的信心，并对如何创建中国公众史学的教育体系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她提到，公众史学人才的培养一定要以历史学的严格训练为基础，学生需要学习和掌握史学原则、方法和理论，但训练模式需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建构，不能单纯重复和模仿他人的模式。学生应该具有历史研究的能力、沟通交流的能力（书面与口头）和技术操作的能力（包括数字编辑、平面设计、金融管理），同时应该具备包含创新、合作、批判、反思、外交和耐性在内的综合素质。我分享李娜的乐观主义，赞成她提出的总体思路。我并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史学传统如此深厚、史学资源如此丰富、史学文化如此深入骨髓的民族中，我们应该有能力发展出一种同时具有特定和普遍意义的公众史学，借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一种具有民族个性的公众史学。

读完全书，掩卷长思，既为李娜教授的阅读量和思想力度所折服，也深感她的用心良苦。虽然从内容和写作来看，本书仍有值得改进之处——章节划分可以安排得更合理紧凑一些，语言表述可以更清楚流畅一些，理论阐释可以更准确完整一些，实例引用可更多元一些，对国内公众史学的讨论可以更全面和深入一些——但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和优秀性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这是中文世界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具有全球视野和思想深度的、兼具讨论公众史学的研究与实践的著作。我相信，它将为推动国内公众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指导和参考，并会激发起许多有志者投身到这一具有光明前景的开创性学术事业中来。

王希
2019年1月5日
Indiana, Pennsylvania

[1] 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荣渠教授于1980—1982年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学术访问，回国后撰文对美国史学界出现的新领域——新政治史、新经济史和新社会史等——做了详细介绍。他同时提到，因应“群众化历史教育”和“大众化史学“的出现，美国史学界出现了名为“公共历史学”或“实践历史学”的新的史学分支，并提到了由罗伯特·凯利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开创的公共历史专业以及刚出版不久的《公共历史学家》期刊。这应该是国内学界最早介绍公众史学的文章之一。见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第69—76，84页。

[2] Na Li, Kensington Market：Collective Memory, Public History, and Toronto's Urban Landscap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5)．

[3] 李娜：《公众史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页。

[4] 李娜：《公众史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3页。

[5] 李娜：《公众史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50页。

[6] 李娜：《公众史学研究入门·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7] 李娜：《公众史学研究入门·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

[8] 同上书，第 5页。

[9] 李娜：《公众史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页。

[10] 李娜：《公众史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2页；关于Ludmilla Jordanova对此的更为详尽和全面的讨论，见：Ludmilla Jordanova, History in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6), chapter 6。

[11] 同上书，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