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之魂——《玛丽亚·夏普德莱纳》中民族形象的构建
陈燕萍
1921年，一部名为《玛丽亚·夏普德莱纳》（Maria Chapdelaine）的小说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轰动，成为那个时期法语文学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几乎传遍了整个法语国家和地区，此后多次再版并被译成二十五种文字。这部小说成了同一时期“除《圣经》以外印数最多、最成功地用法语写成的作品。”（Boivin 11）该作算上各种不同的法语版本和翻译版，总共有250个版本，印数超过四百万册。令人惊讶的是，这部描写法裔加拿大人生活的小说出自一个仅仅在魁北克生活了18个月、之前几乎是默默无闻的法国人路易·埃蒙（Louis Hémon）之手，而作者本人却永远无法知道自己作品的出版盛况，更无从享受这份料想不到的身后荣誉：因为在作品成书出版的三年前，作者已经不幸罹难。
路易·埃蒙于1880年出生于法国的布雷斯特（Brest）。1901年取得索邦大学的法律学士和东方语言学士学位。服完兵役后，他去了伦敦，从那里为几家法国杂志撰写文章。1908年到1910年之间路易·埃蒙写过三部小说，但均都未能发表。1911年，也许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他抛下妻女只身漂洋过海来到魁北克。1913年在魁北克圣—让河（Lac Saint-Jean）的佩里蓬卡（Péribonka）的一个农庄的帮工经历成为路易·埃蒙创作《玛丽亚·夏普德莱纳》的灵感来源。1913年，他在完成小说《玛丽亚·夏普德莱娜》后，将书稿寄给法国的出版商，之后就动身前往加拿大西部，不幸的是途中葬身火车车轮底下。《玛丽亚·夏普德莱娜》最初于1914年在巴黎《时代》（Le Temps）日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1916年以成书形式在蒙特利尔出版，1921年由巴黎格拉塞出版，引起空前盛况。
小说围绕法裔加拿大垦荒者萨谬埃尔·夏普德莱纳（Samuel Chapdelaine）一家人的生活展开。热衷于开拓空间和喜欢独立的垦荒者萨谬埃尔·夏普德莱纳带着家人来到远离人群的偏僻森林深处开荒垦地。这家的长女玛丽亚（Maria）有三个追求者，一个是代表居无定所的深林猎人[1]弗朗索瓦·帕拉迪（François Paradis），一个是代表定居者的农民欧特罗普·加侬（Eutrope Gagnon），另一个则是移居美国的洛朗左·絮尔普勒南（Lorenzo Surprenant）。在她所倾心的弗朗索瓦· 帕拉迪为了赶在圣诞节期间和她相聚而冒险独自穿越森林、遇上暴风雪不幸遇难后，玛丽亚一度考虑离开地处穷乡僻壤、生存环境恶劣的家乡，和洛朗左·絮尔普勒南一起去美国生活。但玛丽亚在为母亲守灵时听到了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神秘的声音，这个声音让她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出于对传统的忠诚和对故土的依恋，她选择了农民欧特罗普·加侬作为自己的丈夫，决定留在祖祖辈辈生活过的魁北克土地上。
这部小说出版后在法裔加拿大引起很大反响，很快成为法裔加拿大当时盛行的乡土文学的典范。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魁北克乡土文学属于当时在魁北克文坛颇有影响的神父加米尔·鲁瓦（Camille Roy）主张的“加拿大文学民族化”计划的一部分（Biron 194），被看作是一种拯救民族的文学，是当时主宰魁北克社会的保守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反映。魁北克文学因其特殊的历史境遇，从一开始就与法裔加拿大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肩负着保障民族生存的使命。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呼应、为民族生存服务成为在法裔加拿大被英裔征服[2]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加拿大法语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乡土文学也不例外。在法裔加拿大人为争取政治权益于1837和1838年发起的暴动失败后[3]，教会控制了魁北克社会，它宣扬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倡导一种依附宗教、农业的生活模式，希望借助土地来拯救民族。教会竭力让法裔加拿大人远离英裔征服者，到乡村生活，扎根土地，以便完好地保存自己的宗教、语言和民族传统，从而有效地抵御英裔的同化、保障法裔加拿大民族的生存。魁北克乡土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乡土文学主要以小说为主。为了配合教会的保守主义主张，乡土小说作家极力将过去理想化，赞美祖先的光荣历史和传统，推崇农耕生活，将土地神化，倡导人们回归传统。然而大部分乡土小说很少具体表现土地生活，而是刻意描写乡土生活的祥和富足和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中的悲惨遭遇，从而让人警惕城市虚假的魅力，奉劝人们回归土地。这些作品往往带有很明显的说教成分，很难吸引读者，更难以成为经典。而出自法国人之手的《玛丽亚·夏普德莱纳》却完全不同于这些致力于简单说教的小说。
路易·埃蒙在这部作品中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角度，客观而真实地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法裔加拿大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作者将小说故事背景置于加拿大北方广袤的土地上，通过描写法裔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他们的渴望和情感等向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魁北克社会，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忠于传统，牢记历史与先辈，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热爱土地，在生存困境中乐观豁达，坚韧不拔的法裔加拿大民族形象。作者客观的视角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可信度，也赋予了这部作品某种“文献资料或人种志的功能”（Mailhot 82）。
作品结合历史与现实，表现了法裔加拿大民族古老的传统，并对他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巨大的生存勇气和坚定的决心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它“诉说着过去，重温重大事件，唤起传统”（Renaud 10），呼唤‘生存’，表达了“一个不想死去，也‘不会死去’的民族深深的意愿”（Renaud 10）。这一点也是这部小说在法国和法裔加拿大同样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书中所表现的“对纯粹的民族的颂扬，对外来者的憎恶，对力量的崇拜，土地意识，通过拥有土地来寻找出路，所有这些都被当作是依然充满活力的古老法国的象征”（Biron 200），小说因此在当时的法国得到教会和右派的支持，被看作是一本应该人手一册的书。而对处于生存困境中的法裔加拿大人来说，这曲疑似来自故国法兰西的赞歌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正如魁北克学者比荣所说，这部小说“比同时期的任何一部乡土小说都更好地体现了加米尔·鲁瓦所说的‘加拿大之魂’：天主教信仰，坚持与外来者抗争的必要性，对法语的赞美，尤其是家乡的各种名称，基于农民家庭的简单生活、土地劳作、祥和安宁的氛围以及人与自然的水乳交融之上的社会风俗”（Biron 203）。
那么，路易·埃蒙在《玛丽亚·夏普德莱纳》中是如何塑造法裔加拿大民族形象的？作品所揭示的法裔加拿大之魂又是什么？让我们走近作品来一探究竟。
小说题目是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玛丽亚·夏普德莱纳，这个标题可谓意味深长。因为女主人公的名字中有着丰富的寓意：首先，玛丽亚（Maria）这个名字，无疑会让人想到“Ave Maria”，即圣母经，自然也会联想到圣母玛丽亚；其次，夏普德莱纳“Chapdelaine”一词在法语中的发音和拼写都接近念珠“chapelet”一词，这一姓名的宗教色彩可谓一目了然；而“Chapdelaine”的后半部分“laine”在法语中是羊毛的意思，这也很自然令人联想到乡土生活。可以说，宗教和农耕的主题在小说的标题已初露端倪。
小说中玛丽亚的三个追求对象的名字同样寓意丰富：深林猎人弗朗索瓦·帕拉迪的姓名中弗朗索瓦（François）这个名字无论从发音还是拼写都很接近法国—“France”和法国人“Français”，而古法语中的“François”就是现代法语中的“Français”。至于“Paradis”这一词，它在法语中是天堂的意思，法裔加拿大人的法兰西情结在此可见一斑：对法裔加拿大人来说，法国是他们的故国，是天堂般美好的过去。而弗朗索瓦所对应的象征传奇色彩和冒险精神的森林正是法裔加拿大的祖先—加拿大早期拓荒者的空间。至于农民欧特罗普·加侬（Eutrope Gagnon）名字中的“Eutrope”与法语中的欧洲“Europe”一词很接近，无疑暗示着欧洲，代表着故乡与传统，而法语中“Gagnon”的发音和“gagnons”（我们赢）是一样的，显然表达了对传统的信心；玛丽亚的另一个追求者，移居美国的洛朗左·絮尔普勒南的姓“Surprenant”在法语中则是“令人吃惊”“出其不意”的意思，影射了陌生之地的不确定性，这位移居美国的表兄无疑对应了代表外来文化的陌生城市。
可见作品的标题和人物的名字就已经透出浓浓的法裔加拿大社会的气息：虔诚的农耕社会，怀旧，传统，对外来文化充满焦虑和担忧。
如果说作者巧妙地借助小说的标题和人名揭示了法裔加拿大社会的氛围，那么作品中对自然环境的真实描写则衬托了法裔加拿大人的勇敢乐观的精神面貌。和许多魁北克本土作家不同，路易·埃蒙并没有一味把农耕生活理想化，而是真实地反映了法裔加拿大人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在他笔下，大自然严酷而可怕，对人们的生存构成很大的威胁。小说一开头就向读者展示了魁北克严酷的自然环境：
片刻之前，这座坐落佩里蓬卡河上陡峭的河岸上的路边的教堂看上去还是一片荒凉，覆盖着积雪的冰冻的河面像一片平原。厚厚的积雪同样覆盖着路面、田野[……] 所有这片冰冷的白色，沿路稀稀拉拉排列的矮小的木头教堂和几所木头房子，阴森森的森林边缘带近在咫尺，以至于看上去像是一种威胁，这一切都在诉说一个在严酷的国度里艰难的生活。（Hémon 19）
“荒凉”“冰冷”“威胁”“严酷”“艰难”，作者用寥寥数笔勾勒出法裔加拿大人严酷的生存环境。然而环境的严酷丝毫没有改变法裔加拿大人乐观的天性：从教堂出来的人们“欢快的招呼，人群之间不断交换的略带嘲讽的称呼，时而严肃时而轻松的话语表明这些人属于一个充满了不可战胜的乐观精神、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他们欢笑的种族。”（Hémon 19）这种坦然面对严酷的大自然的勇气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女主人公玛丽亚在从教堂返回的路上，面对沿路光秃秃的树枝、陡峭的河岸、冰冻的河面、阴暗的森林和布满树根的狭窄的空地，觉得“一点也不荒凉，也没什么可怕的”（Hémon 26-27），因为更糟糕更悲惨的景象她见多了。在魁北克，冬天十分漫长，夏天转瞬即逝，但对于过分短暂的夏天的吝啬和无情，法裔加拿大人却淡然处之，默默承受，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甚至都没有感到难过”（Hémon 93）。
然而这群天性乐观豁达的法裔加拿大人却并非有着同样的生活模式。作为局外人，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法裔加拿大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法裔加拿大人中间，一直以来存在着两类人—游牧者（nomades）和定居者（sédentaires）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前者是行踪不定的开荒者和深林猎人，后者则是固守在一片土地上安家立业的农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将法裔加拿大人分成了两派。路易·埃蒙以外来者的眼光揭示了这种游牧者和定居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在小说中，玛丽亚的母亲和玛丽亚的追求者之一欧特罗普·加侬代表了寻求安定生活的定居农民。玛丽亚的母亲喜欢安定的生活，守着一个教区和一望无际的田地，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安定的农耕生活更快乐的了：“一块好地，在一个老教区，没有树根也没不坑坑洼洼，一所里面糊满墙纸的温暖的房子，养在园圃或牲口棚里的肥肥的家禽，……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和叫人喜欢的呢？”（Hémon 48）她常常为自己不得不跟随丈夫不断迁徙感到遗憾：“我很遗憾你爸爸喜欢挪地，并且愈来愈往林子深处去，而不是在一些古老的教区置一块地”（Hémon 36）。
而玛丽亚的父亲和玛丽亚所钟情的弗朗索瓦·帕拉迪则代表了追求自由和独立、行踪不定的垦荒一族。他们无法在同一块土地上待上很久，开垦荒地是他们的一种迷恋：“一个生来为开荒而不是耕种的男人的迷恋。他在年轻的时候置过五次地，盖起了一所房子、一个牲口棚和一个谷仓，在林中置下了丰厚的家业；却又五次卖掉这份家业离开，去北边更远的地方，每当最初的累活完成后，当邻居大量到来，那个地方人多起来并开始开放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泄气，失去所有的兴趣和干劲。”（Hémon 42）和玛丽亚的父亲一样，弗朗索瓦·帕拉迪也不喜欢定居生活，他在父亲去世后把地全卖了。因为对他来说，总是守着同一块地，年复一年地在上面耕种，他会觉得“像动物被拴在了木桩上一样”（Hémon 48）失去自由，他永远做不到。
法裔加拿大民族中这两类人群的分歧和对立在这部小说中第一次得到充分的表现：“这是两个族类之间永恒的隔阂：垦荒者和定居者，后者是来自法国、在新的土地上继续那种井然有序、平和安定的理想的农民，前者是那些被广袤的荒蛮之地唤醒了身上充满流浪和冒险精神的遥远的祖传意识的其他农民。”（Louis Hémon 48-49）这种永恒的隔阂在之后的魁北克文学作品中被不断再现，成为魁北克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另一方面，作品生动地表现了法裔加拿大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宗教和传统的热爱和依恋。从1759年法裔加拿大被英裔征服后，保障民族生存，不被同化，成了法裔加拿大人的首要任务。语言、种族、宗教是一个民族集体身份认同的三要素。而法裔加拿大民族“首先是由法语和天主教信仰来定义的”（Biron 195），要想保护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就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宗教和语言。在小说中，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和归属感以及和对家乡的热爱随处可见：“当法裔加拿大人谈到自己时，他们总是自称加拿大人，不加别的定语。”（Hémon 71）而对在他们之后到来的其它民族则“都保留他们来源地的称呼：英国人、爱尔兰人、波兰人或俄罗斯人，并且一刻不曾允许这些民族的子女自称为加拿大人，即使他们是在加拿大出生的”（Hémon 72）。他们把“加拿大人”看作只属于自己民族的称呼，因为“这是他们凭自己最先到来的英勇资历，自然而然、毫无冒犯之意留给自己的称呼。”（Hémon 72）在玛丽亚为是否离开家乡去美国过舒服的日子而纠结的时候，想起自己在听到人们说起家乡的各种地名时带给她的那种强烈归属感，正是这种温暖的感觉坚定了她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决心：因为这些名字是“如此熟悉和亲切，每次都给人一种亲情般的温暖感受，使得每个人都在心里重复：‘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到哪儿都是在自己家里……在家里！’”（Hémon 192）而对于自己的语言，法裔加拿大人也充满了自豪感。在玛丽亚看来，英语是无法和法语媲美的，虽然花些时间也可以学会并且说得很自如，“但哪里找得到法语名字所特有的那种悦耳动听呢？”（Hémon 192），家乡带给她的归属感以及对母语的热爱使玛丽亚不自觉地拒绝陌生语言，从而也成了她说服自己留在家乡的一个重要理由。
对宗教的虔诚是法裔加拿大民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和语言一样，法裔加拿大人把宗教看作是拯救民族、保障民族生存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小说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几乎贯穿整部作品。在小说中，宗教在法裔加拿大人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柱。
从小说题目开始作者就把我们带入一种浓浓的宗教氛围中。而小说的开篇也是从一场周日弥撒开始的：“好了，弥撒做完了。佩里蓬卡教堂的大门开了，男人们开始往外走”。（Hémon 19）对于这个处于偏远地区的教区的人们来说，周日弥散就像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为了这个日子，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的盛装，精心打扮一番，女人们不论年龄和长相都“穿上了漂亮的毛皮大衣或是厚厚的呢制大衣”，为“这个他们生活中唯一的节日脱去他们的粗布衫和土制的羊毛裙”（Hémon 23）。外乡人会“吃惊地发现在这些处在几乎是荒蛮之地的女人很优雅，在大片荒凉的树林和积雪中如此像法国女人，她们打扮得像法国外省的大多数年轻的布尔乔亚一样得体”（Hémon 23）。
周日弥撒对生活在偏僻地方的夏普德莱纳一家甚至成了一件奢侈的事，玛丽亚的父亲在回家路上经过教堂时，满怀敬意回忆起周日弥撒：“礼拜精彩的场面，那些拉丁语的歌声，那些点燃的蜡烛，周日弥撒的庄严每每使他充满了虔诚感。”（Hémon 29-30）他为自己住得太远、不能经常参加周日弥撒而感到遗憾，甚至觉得这会影响到他的运气：“或许因为我们不能每个周日都来做弥撒，所以我们没有别人幸运。”（Hémon 29）
居民们都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几乎家家户户墙上都贴满了与宗教有关的画，透着浓郁的宗教气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虔诚地遵守各种宗教礼仪。玛丽亚一家在饭前都要虔诚地高声祷告；周日，在吃完早饭后，全家人一起在弥撒时间数着念珠做祷告之后才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每天临睡前，玛丽亚和她妈妈及她的小弟弟蒂贝都要跪下来做晚祷。
他们对宗教充满了信任和依赖。夏普德莱纳一家把宗教当作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一个灵验的法宝。夏普德莱纳妈妈对贪吃的儿子说在他受到美食诱惑时“就拿起你的念珠祈祷”（Hémon 38），以此克服嘴馋的毛病。宗教也是帮助他们实现愿望的最可靠的依托。一心想与自己心爱的弗朗索瓦·帕拉迪在一起的玛丽亚为了让自己梦想成真，把希望寄托在了宗教上。和弗朗索瓦重逢后的玛丽亚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去做午夜弥撒，她相信“如果她能在祭坛前和歌声中祈祷的话，一定会受到恩惠”（Hémon 102）。由于恶劣的天气无法去教堂时，玛丽亚就想通过在圣诞前念一千遍福哉玛丽亚的方式来获得主的怜惜：因为“一个有事相求的人如果在圣诞夜认真地念一千遍福哉玛丽亚的话，他的愿望很少会得不到满足。”（Hémon 102）
作为宗教权威代表的神父不仅是民众在宗教上的引路人，而且还被看作是万能的顾问和救星：“神父不仅是他的教民的良知引导者，还是他们生活各个方面的顾问，他们争论的裁判，实际上他是唯一和他们不同的却可以在疑惑时向他求助的人”（Hémon 127）。在弗朗索瓦·帕拉迪不幸在森林中迷路遇难后，玛丽亚曾一度悲伤过度，十分消沉，是神父的一席话让她顺从命运，重新振作。
可以说宗教在法裔加拿大人的生活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们的最终希望和寄托。
而对祖先的忠诚和敬仰，对传统的坚守和传承是铸就“加拿大之魂”的另一个核心。小说中玛丽亚在为母亲守灵时听到的“声音”集中体现了这一核心，也因此成为魁北克文学的经典名段。这声音“一半像是女人的歌声，一半像是神父的讲道”，“她像是钟声一样传来，像教堂里管风琴庄严的声响，像淳朴的悲歌，像伐木工穿透树林的悠长的互唤。”
这声音汇集了铸就魁北克灵魂的一切：“庄严可贵的古老宗教；被小心翼翼守护的优美动听的古老语言，令古老的根重新焕发青春的崭新国度的壮丽和粗犷。”（Hémon 193）
这个神秘的声音述说着过去，再现着历史，回忆着先驱，同时也触及着未来—即法裔加拿大民族的“生存”情结：
我们从海外把我们的祈祷和歌声带到这里：现在还是那些祈祷和歌声。我们将国人勇敢而充满活力的心揣在怀里带到这里，这颗心富于同情和欢笑，是所有人类心灵中最人道的心：这颗心没有改变。从加斯佩到蒙特利尔，从圣—让·第贝尔维勒到昂加瓦，我们在新大陆绘制了版图，并对自己说：在这里，我们带来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美德甚至我们的弱点都成了神圣的、不可动摇的东西，这些会一直延续下去。（Hémon 194）
声音传递着法裔加拿大人的历史，表达着他们对传统、对祖先的热爱和忠诚，同时也显示了法裔加拿大人守护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决心。尽管“外来者”（英裔加拿大人）“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权力，所有的金钱”（Hémon 194），他们依然进行着不屈的抵抗，在逆境中顽强地坚持着，留在父辈曾经坚守的地方，像他们一样生活，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坚持下去，保持原状”（Hémon 194），以此向后人证明法裔加拿大民族“属于一个不死的民族……”（Hémon 194）
玛丽亚的声音“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凝聚了19世纪法裔加拿大社会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期待（Beaudoin 23）”，“成为一个‘不会死去’的弱小民传统美德的象征”（Beaudoin 23）。这些凝聚了法裔加拿大民族的“加拿大之魂”的“玛丽亚的声音”无疑就是魁北克的声音。正是这些声音使玛丽亚在充满物质诱惑的城市生活和土地理想之间做出了选择，或者说是“魁北克的声音”替她做出了选择：留在土地，留在家乡。这一选择也是法裔加拿大民族的选择，因为这声音无疑将玛丽亚的命运和法裔加拿大民族的命运融汇在了一起，为法裔加拿大民族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守住祖先的土地和传统，让它们生生不息，将它们世世代代传递下去。
从小说标题到玛丽亚的声音，作者生动地向外界诠释了法裔加拿大之魂，成功塑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法裔加拿大民族形象，他们铭记历史、牢记祖先，忠于宗教和自己的语言，坚定地守护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义无反顾地传承祖先的精神和信念，勇敢抵御外来者，在困境中坚强地生存并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从问世之日到乡土文学结束，《玛丽亚·夏普德莱纳》成为众多魁北克乡土作家的创作蓝本，至今已成为魁北克文学中不朽的经典。而“玛丽亚的声音”也一直回荡在20世纪60年代平静革命前的魁北克，经久不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Beaudoin，Rejean，le Roman québécois，Montréal：Les Editions du Boréal，1991.
2．Biron，Michel，François Dumont et Elisabeth Nardoute-Lafarge，ed.：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québécoise，Montréal：Les Editions du Boréal，2010.
3．Boivin，Aurélien，Pour une lecture du roman québécois，Québec：Nuit blanche éditeur，1996.
4．Hémon，Louis，Maria Chapdelaine，Montréal：Bibliothèque québécoise，1990.
5．Mailhot，Laurent，ed．La littérature québécoise，Montréal：Typo，1997.
6．Marcotte，Gilles，Une littérature qui se fait， Montréal：HMH，1962.
7．Renaud，André，«présentation» dans Menaud，Maître Draveur，Montréal：Bibliothèque canadienne-française，1963，pp.7-16.
[1] coureur des bois：深林猎人，深入印第安人领地打猎的早期加拿大猎人以及用独木舟贩运动物毛皮的毛皮商人。
[2] 1759年，魁北克亚伯拉罕平地（plaines d’Abraham）的一场持续仅半小时的战役彻底改变了法裔加拿大人的命运：英军击溃了法军。翌年，蒙特利尔降城，新法兰西从此沦为英国的领地。这就是加拿大历史上的“大征服”。大征服之后，生活在北美的法裔加拿大人由统治者沦为被征服者，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丧失了原有的权利，经济处境困难，精英和骨干纷纷离去，留在北美大陆的法国人沦为沉默的少数弱势群体，他们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英裔加拿大人中间艰难生存，面临民族消亡的危机。
[3] 大征服之后，法裔加拿大人虽然为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力和经济权益与英裔统治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却屡屡受挫。1837年，由于法裔加拿大代表提交给伦敦的92项争取权益的决议全部被否决，法裔加拿大人举行了武装暴动，然而终因寡不敌众再次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