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从殖民地到全球化：面对超级强邻美国的加拿大文学
傅 俊
加拿大和美国是山水相连的北美邻国。两国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英语均是官方语言（之一），人口构成都含多种族裔，两国都幅员辽阔（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经济发达，等等；但它们的不同之处却更明显：美国在18世纪下半叶与宗主国英国开战而获得独立，而加拿大以“自治领”立国（1867）获不完全独立[1]则比美国晚了几乎一个世纪，而且直到1931年才成为与英国平等的英联邦国家之一[2]。迄今，美国已发展成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独立自主、繁荣富强，日渐自以为是、咄咄逼人，常在别国国土上惹出战事；而加拿大却一直与原宗主国英国保持密切联系[3]，同时又生活在强邻美国的阴影之中。加拿大人给人以谦虚、谨慎、实际、平和的印象，他们常受联合国委派去战乱的别国国土上维持和平。
自殖民地时期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加拿大人对美国人一方面是羡慕、向往，另一方面又心存戒备或嗤之以鼻。他们羡慕美国的财富、活力、科技、效率、进取精神、生活方式，又怀疑美国的政体，害怕美国的控制。”[4]面对超级强邻美国，加拿大文学界的态度可以用“既羡又怕，欲迎还拒”来形容。本文旨在从“殖民地心态中的两难”“民族意识中的矛盾”和“全球化语境中的悖论”等方面，回顾加拿大人这种爱恨两难的复杂心态的演变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以使中国在面对全球化中西方强势文化冲击时有所借鉴。
一 殖民地心态中的两难：亲英反美，爱恨交加
美加两国曾经都是英国殖民地，却经历了不同的独立之路。美国靠与宗主国打了一场战争获得独立，而战败的约五万亲英分子则从新英格兰地区逃往魁北克和新斯科舍等地定居；1812年美国对加拿大发动了边界战争，加拿大人中不仅亲英分子（抗美的主力），连原来中立的土著和黑人（美国逃奴）[5]，甚至一向反英的加拿大法裔，都积极参战，抵抗美国扩张、保卫自己的领土。结果美国吞并加拿大的企图失败了。这是加拿大人亲英反美意识的历史成因。[6]然而，由于美国独立早，经济、科技、文化发展迅猛，生活蒸蒸日上，这些又使加拿大人羡慕不已。
反映这种爱恨两难的矛盾心态成了加拿大文学的传统内容之一。早在殖民地时期，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的“加拿大第一部讽刺文学作品”[7]《钟表商》（1836）就塑造了山姆·斯利克这个常被与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狄更斯的米考伯等喜剧人物相提并论的美国佬的滑稽形象。在加拿大顾客心目中，这个在新斯科舍的乡村小镇兜售钟表的美国商贩既让人羡慕，又是个卑鄙小人。他自吹自擂，插科打诨，语言粗俗，行动鲁莽，却又见多识广、头脑敏捷。也许他兜售的钟表质量令人怀疑，但他巧舌如簧，总能把它们成功推销出去。他一方面赞扬美国人的进取精神和商业诀窍，抨击新斯科舍人的空谈、保守、懒惰；另一方面又信不过那些蛊惑人心的美国政客。这正是哈利伯顿本人对美国的矛盾态度和亲英派倾向的反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哈利伯顿的幽默文学成就，美国人将“美国幽默之父”的头衔加在了这个逃离美国的亲英分子后代—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新斯科舍）人[8]的头上。
加拿大法语文学中反映这种矛盾态度的杰出作品则是路易·埃蒙的《玛丽亚·夏普德莱纳》（1916）。由于现代城市的兴起、欧美和加拿大英语社会的渗透性影响等，加拿大法语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受冲击。强调保持法裔天主教传统、坚守土地从事农业的“本土派”与向往欧美物质文明和实验性文学的“海外派”作家之间爆发了争论。埃蒙的小说折射了这种争论：女主人公玛丽亚有三位求婚者，她钟爱的一位不幸被冻死在大森林中，她拒绝了许诺要带她去美国过舒适安逸的城市生活的第二位求婚者，却接受了决心在魁北克农村种一辈子地的第三位求婚者。此后的20多年，玛丽亚·夏普德莱纳的形象成了加拿大法语文学中忠于传统的典范。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尽管已获独立，加拿大人传统的殖民地自卑心理却未得到彻底的清除；同时，美加两国间的一些不平等协议对加拿大作家也产生了影响，这些都以不同形式在作家本人的行为及作品中表现出来。比如，由于受制于偏袒美国的关税协议，20世纪初前后，加拿大的出版业步履维艰，许多作家出于读者人数[9]、经济回报等考虑选择在美国而不是在加拿大发表作品。被誉为“加拿大诗歌之父”的联邦诗人[10]查尔斯·罗伯茨的诗歌就首先（1879）在美国的《斯克利布纳月刊》上发表（尽管“加拿大第一”是联邦诗人的口号）。此外，《大西洋月刊》《世纪》《哈泼斯》等期刊当时都是加拿大作家的重要发表园地。加拿大书籍的出版也集中到了美国，如科普兰和代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布·卡曼、阿·兰普曼、邓·坎·斯科特等联邦诗人的诗集。此后，欧涅斯特·巴克勒、莫利·卡拉汉、弗雷德里克·菲利浦·格罗夫、休·麦克兰南、露西·毛德·蒙哥马利、辛克莱尔·罗斯等加拿大经典作家的第一部小说也都是由美国出版商推出的；与此同时，加拿大市场却充斥着英美畅销小说。更糟糕的是，出于经济或个人的原因，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离开了加拿大，远走欧美谋生，如罗伯茨、卡曼等人就移居到美国。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形象地刻画过当时加拿大作家的困境：“他发现他的作品几乎没有销路……如果他有幸能获得美国或英国出版商的青睐，他或许会得到加拿大知识界的一些注意；为了得到这些，他必须把自己的作品挤塞到别人的模式中去，……把自己伪装成美国人或英国人。……或干脆离开这个国家，去一个‘文化中心’—伦敦、纽约、巴黎……”他充分体会到“生活在文化和经济上是殖民地的国家意味着什么。”[11]“被殖民化了的观众心态……认为，令人向往之处不是现在、过去和将来，而是国境之外，是超出自己可到之处之外的地方。”[12]作家的大量外流减缓了加拿大民族文学形成的进程。这种形势还影响了这一时期加拿大文学的内容：为了迎合美国人（还有欧洲人）的阅读趣味，不少加拿大作家常套用外国人眼中一些陈规化了的“加拿大形象”，如将自己的国家描绘成法国或英国的殖民地、美国的第51个州、太平洋边缘国家、北极巨人、友善之邦、不宜生存的荒野、文化荒原，等等；他们有意无意地为自己的作品选择严寒的北方，因纽特人[13]、印第安人、法语魁北克地区、皇家骑警队[14]等在美国读者眼中具有神秘或浪漫色彩的内容。有些作家甚至不惜将自己小说中原来的加拿大背景更改成美国背景，以期能在美国出版[1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两国经济实力发生了换位性变化：美国取代了英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由于加拿大的参战，美国为加拿大提供了英国海权之外的安全保护，美加两国走得近了，加拿大人的反美情绪也有所减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浩劫，但客观上却给了加拿大发展的机遇：它不仅参加了打败法西斯的战斗，还因战时大力生产欧洲前线的军需品而在战后成了工业强国，国际地位提高了，并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国家意识和对前途的信心增强了。加拿大人传统的“亲英反美”态度也变了，他们开始认识到，加拿大已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北美的主权国家；从地理位置来看，也许该和近邻美国（而不是隔着大西洋的英国）打更多的交道。二战后，美加两国在外交上、国防上关系更加密切；为了保持经济繁荣，加拿大日益依靠外来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16]；同时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增加了。
加拿大诗人与美国诗界始于联邦诗人时期的联系延续了下来，雷蒙德·苏斯特等人主办的加拿大诗歌杂志《联系》（1952—1954）发表了美国黑山派[17]诗人查尔斯·奥尔森、罗伯特·克利莱等人的不少诗作。美加诗界的这种联系和影响是双向的：加拿大诗人欧文·莱顿后来成了《黑山评论》的定期投稿人兼编辑；美国期刊《起源》则为莱顿和加拿大女诗人玛格丽特·艾维森出了专辑；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西海岸诗坛涌现了一批深受美国黑山派诗歌运动及其他美国现代派诗人影响的诗人：乔治·包沃林、弗莱德·华、弗兰克·戴威、达芙妮·马拉特等，他们以温哥华的《迪什》（Tish）杂志为基地，进行语言实验诗歌的创作[18]，因此有时被称为“迪什派诗人”。
然而，这种双向影响很不平衡。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期刊发表了大量来自美国的稿件，常常不分良莠，以至于后来（1958）诺思洛普·弗莱抱怨说，《嫩叶》杂志（Fiddlehead）“正在变成美国积压稿件的‘倾卸处理场所’”。早在1951年就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交的“梅西报告”[19]与弗莱的意见不谋而合，该报告提请政府和民众警惕美国赢利主义对加拿大文化的颠覆性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许多方面无疑是有益的，然而它太不平衡了，实在令人不安。”加拿大政府接受了“梅西报告”的意见，于1957年成立了以扶持民族文化为宗旨的“加拿大文化委员会”，资助各种文化事业。然而，加拿大期刊一直在发行、广告和市场遇到强邻美国杂志的激烈竞争。1963年，美国《时代周刊》等杂志被允许在加拿大发行“加拿大版”，吸引了很多加拿大广告商的经济支持，使本已十分脆弱的加拿大出版发行业更是雪上加霜。
二 民族意识中的矛盾：面对文化殖民，欲迎还拒
1967年，加拿大全国举行了独立一百周年纪念的盛大庆典，加拿大人对日益繁荣富强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加拿大民族文学开始形成并走向成熟。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加之间出现了贸易摩擦及外资政策、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矛盾，两国关系曾一度紧张。加拿大曾尝试“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但和睦相处”的“第三种选择”[20]，但却因加拿大经济对美国的过度依赖而归于失败。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不无痛楚地指出：“加拿大与一个超级大国同居一块大陆，这使她面临着许多特殊的困难。就如同一只老鼠和一头大象同用一张床一样，老鼠必须十分小心、规矩”。20世纪70年代末，加拿大政府被迫放弃了“第三种选择”。[21]这种经济上对美国“欲拒还迎”的复杂态度充分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加拿大文学创作之中。如阿尔·帕迪的诗集《新罗马书：加拿大人对美国的坦诚看法》（1968）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表达了一种防范美国主宰加拿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代表了当时许多加拿大作家的态度；类似的作品还有乔治·帕金·格兰特的《为一个国家哀叹：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挫败》（1965）、《技术和帝国：北美面面观》（1969）等；而丹尼斯·李获总督奖的《文明的悲歌》（1972）则是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诗意表述。
为了彻底摆脱殖民地心态的桎梏，一些加拿大作家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开始对自己的殖民地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反思，丹尼斯·李在评论文章“韵律，国家，沉默：在殖民主义的空间写作”[22]中提醒人们：不应忽视加拿大作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内涵。加拿大作家因加拿大文学常被称为（欧美的）“随从文学”而感到屈辱。不少作家将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经验、对强大邻国文化殖民倾向的恐惧，及其在加拿大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在小说中记载、反映出来。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1972）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对美国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厌恶感。她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满目都是被“从南方蔓延过来的病毒”毁坏的树木—暗喻美国对加拿大的毁灭性影响；一路上，美国的阴影随处可见：美国人开办的电力公司为了提高水位，破坏湖围，给森林和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包括女主人公的几位旅伴在内的许多加拿大人竞相模仿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和语言，以此为荣；到处都是美国游客，“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这好像向我们（加拿大人）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23]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女主人公怀着厌恶描述那群破坏环境、残杀野禽、言行粗野的“美国佬”，后来却发现，他们其实是加拿大人，更糟糕的是，他们也在猜测女主人公一伙人是“美国人”。正是用这种手法，阿特伍德先突出了加拿大人头脑中模式化了的“美国人”形象—自大、粗鲁、残忍，然后又颠覆了它。然而，女主人公却坚持说：“可毕竟是他们杀死了苍鹭。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无关紧要，我的大脑告诉我说，他们仍然是美国人。他们正在把我们引向歧途，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我们是怎么变坏的？……”[24]进一步提醒人们关注加拿大人的美国化倾向。然而，阿特伍德在《第二位的话：散文评论选集》（1982）中也承认，美国的《超人》漫画、滚石流行音乐、迪士尼动画片米老鼠唐老鸭等大众文化在帮助加拿大摆脱殖民地传统方面也起了某种积极作用。[25]
评论家罗宾·马修斯在专著《加拿大文学：投降还是革命》（1978）中则概括地描述了他对一种真正的加拿大文学的设想：它应该以强调社团价值、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加拿大特色来对抗强调个人主义、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美国特色。他批判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在更早一些的文学作品中已有所表述，比如，戴夫·戈德弗莱的短篇小说集《死亡对可口可乐更相宜》（1968）和比尔·毕塞特的《没有人独占地球》（1971）就是对美国文化无孔不入的批评。
阿特伍德1972年发表的《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被看作“加拿大文学批评方面开创性的著作：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学所做的有选择性的评论指出了加拿大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受害’与‘幸存’，因而成为对加拿大文学经典进行严肃研究的基础。”[26]该书通过与英美文学的比较，勾勒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过程与特征，并指出，加拿大因曾是殖民地而形成了一种可悲的“殖民地心态”：它既受“不在身边的英国主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同时也有被强邻美国“变为第五十一州的危险”。因而作者呼吁摆脱英美文化的影响，发展加拿大自己的文学，振兴加拿大独立的民族精神。该书激起了人们对加拿大文学的极大兴趣，它的出版被公认是加拿大文学和文化发展中的里程碑。[27]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及文化批评兴起。常有人将加拿大和女性相联，认为加拿大的地理和心理位置与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十分相似，均有其“边缘性”。在一些加拿大女作家的笔下，男女关系和美加关系往往互为隐喻。比如，苏珊·斯万的小说《世上最庞大的现代女人》（1983）讲了新斯科舍省的一位女巨人受来自美国的男人利用和榨取的寓言故事，显然是在讽喻普遍意义上男人对女人的“利用和榨取”，也暗喻了美国对加拿大的“利用和榨取”。在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1987）中，这种对美国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得到了更为巧妙的展示：故事发生在一群右翼激进分子靠政变而掌权的未来美国社会，那儿，女性被剥夺了财产和工作，按社会功能划分等级：夫人、嬷嬷、使女、马大（女仆）、经济太太、荡妇，其中的“使女”被专门训练来为上层人物繁衍子嗣，是“国有资源”[28]，“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29]所有想逃离该国的人，目的地则都是边境北面的加拿大。《使女的故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它赢得了超越加拿大国境的“更为普遍的主流市场”[30]；而小说的美国背景（哈佛大学和新英格兰地区）也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尽管票房非常成功，却受到阿特伍德的一些加拿大同胞和女性读者的批评，理由是其制片、导演和编剧都不是加拿大人[31]，而且均为男性，因而电影的拍摄背离了原作中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内涵。
三 全球化语境中的悖论：世界与本土，一体与多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崛起、因特网时代的到来，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的“地球村”预言得到了证实，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地球村”和“全球化”都暗示着“世界融为一体”，暗示着国家边界的淡化或消失。而“边界”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性内涵，早在全球化进程开始之前就已成为加拿大作家们所感兴趣的话题。美加两国之间有着一条号称“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的国界”[32]，而在加拿大文学中，这条边界“与时俱进”地演化出许多不同的含义来。
与加拿大文学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同步，美加之间出现了各种穿越边界的文学活动，这种“越界”既指真实的穿越也有隐喻意义。比如，20世纪70、80年代，克拉克·布莱、戴夫·戈德弗莱、威·帕·金塞拉、罗伯特·克罗耶奇等加拿大作家就越过边界，参加了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作家研习班及其他类似的课程班，增进了美加两国文学间的交融。这些作家大多连续发表完全或部分地以美国为背景的小说。克罗耶奇的《沉沦的印第安人》（1973）就是个突出的例子，小说中不仅有美国和加拿大两个主要场景，而且，代表了两种对立价值观的美国教授和加拿大学生之间有着一种爱恨交加的矛盾关系，其讽喻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1972年，克罗耶奇与美国同事威廉·维·斯巴诺斯一起在美国创办了著名的《疆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其影响后来又穿越了两国间的边界，推动了加拿大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然而，对有些加拿大作家来说，两国边界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于乔治·包沃林、弗莱德·华等西部[33]作家来说，美加两国间的差异还不如加拿大西部和东部之间的差别大。于是，一种将北美划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以强调两国不同地区间的联系的倾向出现了。加拿大西部作家和学者与美国西部同行的联系和影响，早从20世纪60年代迪什派诗人和美国黑山派诗人间的联系就开始了，此后，这种联系还不断增强，如1978年在加拿大召开的题为“跨越边界”的班夫文学研讨会就是一例：来自国界两边的美、加与会者欢聚一堂，讨论的主题则是“西部文学”。
但对于美加两国的原住民（如印第安人）作家，这种“跨越国界”则具有另一层含义：美加之间的政治边界在他们眼中像是有人在一片明明不可分割的土地上专横武断地划上的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尽管荒唐，却具有令人无可奈何的极大权威。托马斯·金在其短篇小说“边界”（1991）[34]中将两国边界的这一特点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了出来：一位妇女不得不在两国边界上的一家免税商店的停车场过了两夜而无法回家，原因是她坚持说自己的国籍是“黑脚”（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而分别被两国的边防官员“推回”另一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波又一波来自南欧、东欧、亚洲、非洲、加勒比等地区的移民涌入美国和加拿大。在很多移民眼中，横在北美洲与他们所离开的国土之间的边界，比美加之间的边界要难以逾越得多；只要能够移民北美这块象征自由、富裕的土地，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对他们来说区别并不大。出生在捷克的加拿大作家约瑟夫·斯科伏尔斯基的《人类灵魂的引擎》（1983）、《恋爱中的德夫拉克》（1986）等作品就传达了这种心态。
然而在移民作家中也有持不同观点的人，如来自巴巴多斯的黑人移民奥斯丁·克拉克认为，这一边界应该使人意识到自己有别于人的独特身份。尽管他承认自己曾受美国黑人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波浪之源》（1997）却突出了加拿大与美国非裔文学形式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及其引起的民族身份的困惑也受到了其他加拿大作家的关注。比如，乔治·艾略特·科拉克在论文“质疑一种黑色模式：关于非裔加拿大人的非洲式美国风格的思考”（1998）中强调了面对压倒优势的非裔美国文学，加拿大黑人作家对如何表述有别于美国黑人的自我身份感到的困惑。
“‘全球化’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语境，是随着全球问题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它可被看作是一个通向最终的稳定和大同的、时常伴有紊乱和冲突的过程，是一个进步性和矛盾性并存的过程。”[35]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日益感受到全球化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冲击，其中最直接的感受是文化全球化。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杰姆逊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弱势国家）的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抗和冲突[36]。他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一世界强势文化通过跨国资本对弱势国家民族文化所造成的冲击，感到忧心忡忡。[37]
当前的文化全球化（美国化）对加拿大的冲击很大。“加拿大全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距离美加边界320公里以内的地区，美国的大众媒体对加拿大受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他们80％的时间都在看外国（美国）的电视节目。……加拿大电影市场97％的利润被外国（美国）拿走，出版业本国只有20％的市场，……加拿大出售的杂志77％来自外国（美国）……”[38]面对这一冲击，加拿大人又一次体现了他们多元文化[39]社会的特点，表达了“多元的”反应。不少人对美国强势文化的大肆入侵有着传统的忧虑，而压在美加边境的数量巨大的美国书籍对加拿大市场虎视眈眈，更增强了他们对本国文学文化前景的担忧，并引发了关于全球化大背景下加拿大人的文化危机、身份困惑的辩论，“警惕美国媒体帝国主义的入侵”“驱逐美国媒体垄断”的民族主义呼声响彻加拿大。[40]然而担忧和辩论并未能阻挡美国印刷品的入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保护本国文化的良好愿望，往往是对自由贸易准则的违背，也必然会受到贸易规则的惩罚，这确实是一种悖论。结果，加拿大安大略省不得不修改法律条文，以便允许各学校的董事会购买美国价格低廉的教科书。1999年，人们反对发行美国杂志的加拿大版的立法提案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也只好作罢。[41]
然而，也有人为全球化下了更为乐观的定义，中国学者杜书瀛说：“我所理解的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碰撞、渗透、融通，从而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某些方面、某些部分虽难以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42]换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发现，“当美国的媒体产品大量涌入加拿大的时候，人们仅看到它对加拿大文化的冲击，却没有认识到它同样也为加拿大受众带来了文化娱乐和享受。事实证明，加拿大人对美国媒体的态度岂止是‘喜欢’，他们多数情况下是自愿‘选择’美国的通俗文化。”[43]因此，也有一些加拿大作家对全球化（美国化）冲击民族文学文化的担忧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人类即将进入“后民族时期”，加拿大和美国的文化融合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是历史的必然，应坦然面对。比如，西部作家弗兰克·戴威在《后民族时代的辩论》（1995）中暗示说，在文学与文化的层面，美加边界越来越没有意义，暗指美加文学和文化没有什么区别；而大卫·斯泰因在《超越省份：世纪末的文学加拿大》（1998）中则探讨，假设（美加）“边界消失是无可避免的”，前景或后果将会怎样？20世纪末这类研究成果还有不少，如罗伯特·莱克的《边界地区》（1991）、萨拉·M.考丝的《民族主义和文学》（1997）、威·赫·纽的《边界：我们如何谈论加拿大》（1998）等书，都表现了加拿大作家对全球化语境下加拿大文化的模糊边界和困惑身份所给予的关注和思考。
全球化的悖论式语境，意味着多元共存与矛盾冲突同在，其基本表现就是全球化与本土化（民族化）的矛盾；而对美国强势文化的“既羡又怕，欲迎还拒”的复杂态度，不正是这一矛盾在加拿大文学中的体现吗？同时，不也正是加拿大文学文化有别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文学文化的独特之处吗。全球化（美国化）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外来（美国）文化入侵的简单单向度概念，它是一个不同文化不断相互抵制、碰撞、磨合和吸收的复合性概念。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全球话语与本土情境，是一个互动和对话的状态。对于文化相互交合的未来走向，英国学者罗兰·罗伯逊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即在不完全丧失自己文化独特性的前提下，承认自己的文化可以是一个更大的文化的组成成分。[44]
四 结语
其实，诺思洛普·弗莱早就在《一片土地上的分界：加拿大文化论集》（1982）中表达过与罗兰·罗伯逊类似的观点，他一方面承认美国化（全球化）无可抗拒，一方面引用毛泽东的话来强调，加拿大在文化方面应走自己的路，他说：“这个世界在政治、经济、科技上是连接着的；加拿大是纳入美国轨道之中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是这个样子。这是加拿大人无法抗拒的，即使抗拒也没有用处，何况没有多少人要抗拒。但在文化方面，两个国家均应走自己的路，而文化发展的方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百花齐放。”[45]
正在崛起的中国也面临着加拿大所经历的和正面临的类似问题。如今，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如何面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强势文化，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的同时，又不丢弃自己独特而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是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需要认真思考的一道难题。在这一点上，加拿大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比照的镜子。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1] 仅获得在大英帝国内的自治权。
[2] 宋家珩：《枫叶国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8页。
[3] 比如：加拿大将英联邦之首同时也是英国之首的伊丽莎白女王法定为国家最高首领。
[4] 黄仲文、张锡麟（主编）：《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22页。
[5] 1793年上加拿大宣布废除奴隶制度，引起大批美国黑人逃往加拿大这块自由之地。
[6] 王晓春：“美国革命中的效忠派对加拿大的影响”，《加拿大略影2》，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7] 黄仲文、张锡麟（主编）：《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8] 哈利伯顿的外祖父母均为亲英分子，都死于美国独立战争，他父母则逃至新斯科舍定居，在那儿生下他。
[9] 加拿大人口一直只有美国人口的大约十分之一。
[10] 联邦诗人是一群出生于联邦成立（1867）前后的爱国诗人，作品多以描写加拿大的自然风光来抒发爱国情怀，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加拿大诗歌的发展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1]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秦明利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174页。
[12] 同上书，第175页。
[13] 加拿大爱斯基摩人的自称。
[14] 指身着红色制服骑在马背上的警察，是加拿大特色之一。
[15] 威廉·赫伯特·纽（主编）：《加拿大文学百科全书》，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5页。
[16] 宋家珩：《枫叶国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8—266页。
[17] 美国当代诗歌流派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诗坛前卫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成员为北卡罗林纳州黑山学院的师生，包括罗伯特·克利莱、查尔斯·奥尔森、罗伯特·邓肯等，以及与黑山学院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诗人，他们共同创办了《黑山评论》。
[18] 他们试图摒弃诗歌的修辞传统，直奔真实的诗歌意象，采用重节奏韵律和停顿的口语化的松散诗行；在内容上强调人类经历中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特点，呼吁创造一种准确、客观的“实质性诗歌”，以便“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构成世界的真实事物”。
[19] 文森特·梅西（1887—1967）于二战后奉命负责发展艺术、文学、科学的皇家委员会的工作，1951年提交该调查报告，建议创建加拿大文化委员会，次年梅西任加拿大总督。
[20] 宋家珩：《枫叶国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91页。
[21] 同上。
[22] 丹尼斯·李：“韵律，国家，沉默：在殖民主义的空间写作”，《疆界2》，1974年，第3期。
[23]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蒋丽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24] 同上书，第139页。
[25]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渡过八十年代”，《第二位的话：散文评论选集》，多伦多：阿南西出版社，1982年，第377页。
[26] 赫·格拉汉·劳林森等：《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多伦多：麦克阿瑟出版社，1997年，第31—32页。
[27] 娜塔丽·库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多伦多：ECW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
[28]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陈小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29] 同上书，第156页。
[3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第277页。指欧美读者市场。
[31] 电影《使女的故事》的制片是美国人丹尼尔·威尔森，导演是德国人沃尔克·施龙道夫，编剧则是英国人哈罗德·品特。为拍摄此片，阿特伍德曾试图寻找适合的加拿大女性，但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
[32] 王彤福等：《加拿大风情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3] 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阿尔伯达、萨斯喀切温斯、马尼托巴等草原省份。
[34] 载托马斯·金：《那可是个短篇佳作》，多伦多：哈泼—考林斯出版社，1993年，第129—145页。
[35] 赤尔：“全球化语境与总体文学—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趋向的思考”，《当代文坛》，2000（2）：41-44.
[36] 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05—121页。
[37] 赤尔：“全球化语境与总体文学—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趋向的思考”，《当代文坛》，2000（2）：41-44.
[38] 吕秋凝：“媒体主权与民族文化—加拿大‘文化危机’评论”，《加拿大略影》4，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46—147页。
[39] 加拿大人口由100多个不同族裔（大多数是移民）组成，“多元文化”政策已被写入加拿大宪法，目的是促进多族裔的人民既保持各自的文化传统，又和睦相处。该政策与美国的“大熔炉”政策相对，被称为“加拿大马赛克”。
[40] 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05—121页。
[41] 威廉·赫·纽（主编）：《加拿大文学百科全书》，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8页。
[42] 杜书瀛：“在全球化浪潮面前—关于艺术与美学处境的断想”，《文艺争鸣》，2001（6）：16-23.
[43] 吕秋凝：“媒体主权与民族文化—加拿大‘文化危机’评论”，《加拿大略影》4，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44] 高岭：“本土情境与全球话语：一个中西方二元对立的预设？”，《雕塑》，2013（3）.
[45] 诺思洛普·弗莱：《一片土地上的分界：加拿大文化论集》，多伦多：阿南西出版社，1982年，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