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7—19世纪初欧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播的历史。而在跨文化传播中，经典的译介又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它是跨文化交流的起点，可以说是文化交流、文化影响的首要条件和必经步骤。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由于内忧外患而处于生死存亡的转折时期，晚清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开始对西方的文化产生兴趣，企图利用西方先进文明拯救风雨飘摇的国家。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为先导，拉开了国民启蒙的序幕。而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的译介则成为“开民智”“立新民”的重要手段。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即兴盛于晚清。基于阿英的《晚清小说目录》，有学者考证出晚清共有479部创作，而译作则达628部之多。另据陈平原统计，1891—1911年的20年间至少有615种小说译至中国。^[1]

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与历史嬗变过程中，西方文学的影响至关重要。20世纪中国现代作家在建构新的民族文学的殿堂时，不断采撷西方文学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世界。正如新文学的先驱胡适所说：“文学的最终目的自然要创造，但创造不是天上掉下石里迸出的，必然有个来源。我们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里，就该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2]其中，欧美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灿若星辰的文学经典在中国新文学的天空中留下了耀眼的光辉：古典主义时期的莫里哀、清教徒革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18世纪启蒙文学代表伏尔泰、卢梭，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笛福；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雨果、普希金以及惠特曼等等，都是影响中国文学进程的耳熟能详的文学巨匠，他们所创作的经典作品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甚至成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总的说来，欧美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文学经典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五四”时期至30年代，与此相对应，这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期和成长期；二是80年代初至世纪之交，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复兴期。

“五四”前后的译介热潮是现代思想启蒙与现代文学启蒙的双向选择。人们对西方近代文学经典的译介传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价值取向。法国启蒙主义自然是当时进步学者关注的焦点。辛亥革命前后，法国启蒙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陆续被译介传播，其中以卢梭的著作译介最为系统。卢梭的著作《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和《论科学与艺术》先后翻译出版。其民主自由的思想对文人产生极大的精神触动，出现了大量关于卢梭的专论，从而对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有人将其作为拯救中国的“医国之国手”^[3]。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社会政治变革的时代背景，使那个时期对卢梭著作的译介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思想方面，而忽视了他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中所表达的关于自然、情感的丰富思想。直到1930年8月，上海黎明书局才出版了伍蠡甫翻译的《新哀绿绮思》。而另一位启蒙主义文学家伏尔泰的小说也是20年代中期以后才陆续翻译出版的。

与此对照，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却因其热烈、激越、摧枯拉朽的文学品质与“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最为契合，因此在“五四”前后得到了最广泛的译介传播。

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传入中国，得益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这篇诗论作于1907年，是鲁迅浪漫主义诗学与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作者借用英国“湖畔派”诗人骚塞用来攻击拜伦、雪莱等诗人的恶意称谓，把一群富有革命精神的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囊括其中，包括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裴多菲（Petöfi Sándor，1823—1849）等。鲁迅希望通过介绍这些诗人，唤醒国人，召唤出一代“发为雄声”的中国摩罗诗人。

在鲁迅等人的感召下，“五四”前后文学界对浪漫主义诗人、诗作的介绍蓬勃兴起，其中以译介英国浪漫主义“恶魔派”诗人拜伦和雪莱最为集中。1903年1月，《新小说》第3号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援引了《唐璜》中一首可以独立成章的“诗中诗”《哀希腊》的第一节和第三节，并用曲牌填译了该诗，这是我国对拜伦诗歌的最早翻译。对雪莱的译介可与拜伦比肩。“五四”时期，率先译介雪莱的是郭沫若。1920年3月，郭沫若以五言古体诗翻译了雪莱名诗《致云雀》。1922年，雪莱逝世一百周年，掀起了大型纪念活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晨报副刊》等报纸杂志纷纷发表关于雪莱的论述及译作。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在“五四”之后呈蓬勃之势，与此一致，欧美近代文学经典的译介传播也日益繁荣。后者在推动“白话文运动”和文学新文体的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胡适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力主“八事”，陈独秀与之呼应，在《文学革命论》中倡导革新文学的“三大主义”，这些理论宣言无疑为新文学树立了一面旗帜，但如何打破传统诗学与美学的厚墙从而开辟一条新路仍是一件难事，而翻译却为此提供了一件利器。卞之琳先生在1987年专门就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做过细致分析，他通过对胡适翻译实践的研究，鲜明地指出西方诗歌的翻译可谓促成了我国白话新诗的产生，且后来对新诗的发展过程及重大转折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亦如有的学者所说：“没有译诗，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就会因为失去影响源而难以发生。”^[4]可以说，“五四”时期积极参与到新文学运动中的作家们都或多或少地从事过文学翻译，翻译工作已成为文学革命事业血肉一体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新诗建设过程中，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功不可没”。1919年，田汉在《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这是中国第一篇介绍惠特曼及其诗歌的文章，在这篇长达万字的文章中，田汉明确阐述了中国新诗运动与惠特曼诗歌的关系：“中国现今‘新生’时代的诗形，正是合于世界的潮流、文学进化的气运。……这种自由诗的新运动之源，就不能不归到惠特曼。”^[5]与此同时欧美浪漫主义诗歌的翻译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浪漫主义诗歌传入中国，正值“白话文运动”兴起前后，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翻译用的是文言文，其代表就是苏曼殊。苏曼殊是清末民初译介外国诗歌的先锋人物之一，与林纾、严复一起，被誉为“清末三大翻译专家”。苏曼殊的译诗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打开了视野，然而在“白话文运动”兴起的时代氛围下，文言译诗限制了读者的接受面。于是人们主张打破旧体诗，完全用白话文来翻译外国诗歌。很长一段时间，翻译诗歌变得极为自由，不用韵，不用平仄，出现了“非诗化”现象。面对这种译诗散文化的情形，徐志摩、傅东华、朱湘等人提出可用白话译诗，但不能完全不讲形式，并且大胆实践，探索用“白话文新格律诗”来翻译浪漫主义诗歌。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代诗歌形式的确立与外国诗歌的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朱湘曾做过分析：“我国如今尤其需要译诗。……倘如我们能将西方的真诗介绍过来，使新诗人在感兴上、节奏上得到新颖的刺激与暗示，并且可以拿来同祖国古代诗学昌明时代的佳作参照研究，因之悟出我国旧诗中哪一部分是芜蔓的，可以铲除避去，哪一部分是菁华的，可以培植光大，西方的诗中又有些什么为我国的诗所不曾走过的路，值得新诗的开辟？”^[6]

欧洲近代文学经典的译介传播对中国戏剧改良和现代话剧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话剧从诞生之初即与欧洲近代戏剧有着紧密的关系。作为区别于传统戏曲的艺术，我国话剧的产生是从翻译介绍西方戏剧开始的。目前所知最早译介到中国的就是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杰出代表莫里哀的作品。莫里哀的剧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量上演，而田汉认为，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话剧，正是启蒙时代”^[7]，《新青年》提出的戏剧改良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反对旧戏、提倡西洋近代剧方面有很大影响。在新、旧剧的争论中，胡适倡导要将翻译作为一种“武器”，以此毁灭落后的老套戏剧，建立新的戏剧界。^[8]钱玄同也明确提出：“如其要中国有真新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9]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民众剧是中国戏剧改良应走的道路。而莫里哀戏剧最显著的艺术特色就是批判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虚伪丑陋，赞扬普通人民的机智勇敢，这恰恰因应了戏剧改良运动中倡导戏剧走向民众、戏剧服务于民众的社会诉求。

西方经典的译介依赖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更与中国主流价值体系紧密相关。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欧美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成为最重要的译介对象，苏俄文学的翻译评介渐渐独占鳌头。到了六七十年代，只有高尔基等少数几个作家在中国较有影响。到了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西方经典又纷至沓来，各种主义、各种思潮流派蜂拥而至，泥沙俱下，几乎全部稍有影响的外国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近代外国文学经典，都被译介到中国，形成了世界跨文化传播空前的蔚为大观。

关于这个时期欧美文学经典的译介传播情况，本卷若干章节均有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1]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9页。

[2] 胡适：《论翻译——与曾孟朴先生书》，《胡适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14页。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5页。

[4] 蒙兴灿：《胡适诗歌翻译的现代性探源——以〈关不住了〉为例》，《外语学刊》，2011年第3期，第133页。

[5] 同上书，第310页。

[6] 朱湘：《说译诗》，转引自海岸选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7] 王平陵：《南国社的昨日与今日》，《矛盾月刊》，1933年1卷5-6期，转引自孙庆生：《为中国话剧的黎明而呼喊——二三十年代的话剧研究概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第176页。

[8] 陈励：《莫里哀与中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74页。

[9] 钱玄同：《随感录（十八）》，《新青年》，1918年7月5卷1号，转引自丁罗男：《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