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红与黑》在源语国的生成
（一）司汤达身前的接受和评论
文学作品的接受和评论，一般有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一是作品的出版，一是作家的逝世。作品的出版提供了接受和评论的时间起点，而作家的逝世，将会重新刺激作品的接受和评论。就司汤达来说，1830年《红与黑》的出版，就提供了研究他的作品接受和传播的第一个时间段。
当然，在1830年之前，司汤达早已得到评论界的关注。比如，1829年，《世界报》上出现了一篇对《罗马散步》的评论，它持有的观点，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对其他的评论有暗示的效果：
他的思想中有许多古怪、冒昧以及近乎放荡的东西；他的手法有非常生硬、非常粗糙、非常倨傲的东西，以至于如果没有入迷，如果没有令人心灰意冷或者陷入喜悦或者发怒而来的迷狂，就难以阅读下去。[1]
这种观点将《罗马散步》的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否定掉了，《红与黑》也要承受这些指责。早在1831年，在《百科全书评论》中，珀特坦（Anselme Pétetin）曾指出《红与黑》刚出版时人们对它人物性格的普遍印象：“人们过多地指责德·司汤达先生，说这个人物被人们发现是不真实的、不可能存在的。”[2]诚然，于连不像古典主义小说中的角色那样忠于爱情，他仅仅为自尊和野心而战，他甚至漠视教会，在保王派和教会势力仍然强大的19世纪30年代，《红与黑》中的主人公注定要经受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审判。但珀特坦并没有认同别人的观点，他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呢，平心而论，把他看作是原创性的、真实的，我大胆地这样说，不担心作出解释。”[3]
珀特坦的肯定并不能扭转一些评论家的认识。将人物的真实性与道德心联系在一起，在这一阶段是很常见的批评模式。它的潜在观念是：角色符合道德，则角色真实。这一潜在观念体现了在文化、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人们行为上普遍受到传统规范的约束。雅南（Jules Janin）在1830年发表过这样的评论：
德·司汤达先生最新的这部小说极不可信，没有道德……德·司汤达先生是这样的一位小说家：有许多名字，有三重面孔，永远都是严肃的，人们不大可能去怀疑它。这是一位冷淡的观察者，一个残忍的嘲笑者，一个凶狠的怀疑家，他因为不相信一切而喜悦，因为不相信一切他有权不尊重一切，有权谴责所有他接触到的东西。在身心上如此的作家，行事没有顾虑，没有内疚，他将敌意投向所有他遇见的东西：青春、美貌、优雅、生活的幻想；甚至投向田野、森林、花朵，他抹黑它们，他破坏它们。[4]
如果将司汤达看作是现有秩序和真实的破坏者，那么他的小说将是离经叛道之作，他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和性格将会对现实真实提出挑战。其结果是虽然获得名声，但“人们绝不会爱上这个作家”。
甚至连司汤达的好友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也指出《红与黑》人物性格上的过失：“在于连的性格中存在着残酷性，所有人都感到是真实的，但却令人反感。艺术的目的不是显示人性的这一面……为什么您选择这个好像不可能存在的性格？”[5]梅里美虽然认为于连的性格是真实的，但他认为这种真实仅存在于作品中，由于于连对宗教和爱情的残酷态度，他在现实世界中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司汤达生前得到的最大肯定，莫过于来自巴尔扎克（H．de Balzac）的评价。1839年3月，看到《立宪报》上刊登的一章《帕尔马修道院》后，巴尔扎克满心激动地给司汤达去了封信，在次月的另一封信中，巴尔扎克作了这样的评价：“《帕尔马修道院》是一部伟大的、优美的书；我对您说这个，不是奉承，也不是嫉妒，因为我无法写出这种书，对于我不擅长的东西我能坦率地赞美它。”[6]这种评价将司汤达提升至伟大作家的行列之中，对于司汤达的文学经典生成产生巨大的推力，它也产生久远的影响，后来许多的评论家不管认同不认同，他们至少都要面对巴尔扎克的评论。
1840年，巴尔扎克又在《巴黎评论》上发表《论贝尔先生》的专题论文。巴尔扎克将司汤达视为“观念文学最杰出的大师之一”，而《帕尔马修道院》中人物的性格无疑是真实的，巴尔扎克从来没有指责过司汤达小说的人物性格。有理由相信，巴尔扎克似乎认为，产生于完美观念下的人物性格构成了一种紧凑的戏剧：“角色们在行动、在思考、在感受，戏剧一直在前进。这个诗人凭借着他的观念而成为戏剧家，他从未在道路上俯下身来捡拾零星小花，一切都像酒神赞歌一样迅速。”[7]
（二）司汤达身后的接受和评论
1842年司汤达去世，次年1月，比西埃刊发了纪念论文《亨利·贝尔》。针对司汤达小说人物性格的虚夸，比西埃批评道：“于连·索雷尔这个角色，在某些方面是虚假的、矛盾的、不可能存在的、无法理解的。”[8]比西埃指出，于连的性格跟当时法国年青人并不一样。虽然如此，比西埃还是对司汤达表示了赞赏，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对司汤达的所有指责，都源于这个作家对独创性的不息追求：
他要走的每一步，他要说的每一句话，他似乎都提出这个问题：采用这种写作方式是否会与某个人相似？对他来说，由此产生了永不停息的创新的必要性，甚至是在无法创新的细节上也是如此；由此也产生了他的孤立状态。[9]
比西埃想弱化人们眼中司汤达的缺点，但是人们的习见很难消除。这甚至在有鉴赏力的大作家那里也是如此。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意见举足轻重。但他并没有和巴尔扎克站在一边，他毫不遮掩地批评《红与黑》：
我在阅览室拿起《帕尔马修道院》，然后认真地读起来。我了解《红与黑》，我发现它写得很差，难以理解，比如在人物性格和意图方面……至于贝尔，在读完《红与黑》之后，我并没怀有巴尔扎克对这类作家的热忱。[10]
福楼拜是讲究客观、真实的作家，而《红与黑》中于连的行动往往从观念出发，而非从围绕人的环境出发，因而于连的性格在福楼拜眼里是失败的。福楼拜的批评仅仅出现在给私人的信中，流传的范围很小，但另外一个批评家圣-伯夫（Sainte-Beuve）却没有这么客气，他公开表示自己对司汤达的不屑。
圣-伯夫显然觉得司汤达应该被历史的巨浪淘汰掉，但19世纪中叶人们偏偏对他发生了兴趣，这好像是一个历史的玩笑：
当他1842年3月23日在巴黎去世，人们对他一片沉默；他很快被大多数人遗忘了。但刚刚过了十年，所有新的一代开始迷恋他的作品，开始寻找他，研究他，几乎像是在古典时期，几乎像是一场文艺复兴。他可能会对此感到非常震惊。[11]
司汤达长眠在地下，已经无法“感到非常震惊”了，真正震惊的是圣-伯夫本人。他将司汤达热比作是一场文艺复兴，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司汤达小说经典化的不解和阻挠。文艺复兴让人们联想到不朽的经典、后世的楷模，而司汤达在圣-伯夫眼里算不上是一个作家，勉强只是一个批评家，就连司汤达的遗嘱执行人、维护他声誉的科隆，也认为他是“不完美的”，司汤达何足为人师范呢？圣-伯夫将他的攻击点对准了小说中的人物心理真实性：
贝尔作为小说家的缺点，在于仅仅以批评家的身份进入这种文体的创作，他遵守着某些预设的、预先的观念；他一点也没有从自然中获得叙事的大才能……他利用两三种他认为是恰当的、而且往往是吸引人的观念，来塑造他的人物，时时刻刻都忙于召唤它们。这些人物不是鲜活的生命，而是构造精巧的机器人；几乎在每一个行动当中，人们都看到机械师站在外面安置和触摸发条。[12]
按照19世纪流行的批评观点，圣-伯夫认为司汤达小说的人物性格不是“有机的”，而是机械的、固定的。有理由相信，于连在圣-伯夫眼里就是一个“机器人”，司汤达就是一位“蹩脚的”机械师。司汤达预先给他上好了发条，无论外界作何变化，于连都机械地反应，他被虚荣心、自尊心所支配，他一旦认定一种方向，外界的任何幸福和痛苦都无法让他回头。左拉认为圣-伯夫的评论非常肤浅，但是圣-伯夫这里的话确实能切中《红与黑》中于连性格的要害。于连夜闯雷纳尔夫人的房间，并且获得了幸福，在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情妇的少年心胸里，陶醉的不是初恋的甜蜜，而是老于世故的虚荣：“甚至在最愉快的时刻里，他还企图扮演一个惯于征服女人的男人角色……职责的观念从来没有在他眼前停止出现过。”[13]这种描写，几乎将构成于连生命和欲望的东西，看作是野心与虚荣，而非是肉体。于连的性格中确实是存在着反人性的成分，圣-伯夫的“机器人”说并非没有道理。
圣-伯夫在下文还有语调更重的批评：
在现在的案例下，在《红与黑》中，于连具有作者赋予他的两个或三个固定的观念，他很快只是表现为一种令人讨厌的、难以存在的怪物，一个像罗伯斯庇尔的坏蛋，置身于平民生活和家庭阴谋当中：他因为被送上断头台而结束生命。作者想要描述的当时阴谋与政党的图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缺乏这种连续和细微变化，而只有它们才能赋予思想以一种真实的风俗图景。[14]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伯夫之前，批评家眼里于连的不真实，往往参照的是外在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于连的性格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矛盾，而圣-伯夫将批评的触角伸向于连性格的内部，他解构了于连性格的一致性，将它看作是古怪结合的观念，缺乏持续和过渡。
圣-伯夫是非常活跃、有很高地位的批评家。他对司汤达的批评损害了司汤达的文学声誉，将司汤达贬低到庸俗作家的程度；但也要看到，他的批评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他可以引起其他批评家、读者的兴趣，这会进一步推动司汤达的文学经典生成。
圣-伯夫令司汤达的文学生命岌岌可危，危难之时，丹纳（H．Taine）强有力地保卫了司汤达小说的地位。在丹纳眼里，于连不仅不是虚假的、矛盾的，相反，它非常真实，非常独特。性格真实性问题现在变成司汤达的优点而非缺点了。但是丹纳不能只是跟圣-伯夫唱反调，他还必须摆出自己的道理。丹纳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人们对于连的指责一方面是少见多怪，谁能保证现实中没有一个这样的于连呢？第二，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真实与否以人物本身为评价尺度，只要于连的心理和行为在小说中是一致的，于连的性格就是真实的：
一种性格当它与自己保持一致时，它就是自然的，所有它的相反面都源于基本的品格，就像一架机器的多样运动完全来自于唯一的发动机一样。人物的行动和感受的真实性仅仅在于它们是始终如一的。人们一旦运用心灵的逻辑，人们就获得了真实性。没有比于连的性格创造得更好的了。[15]
丹纳破坏了圣-伯夫的有机主义性格真实观，也改变了性格真实性的含义。圣-伯夫从人物性格的构成及其关系上判断真实性，而丹纳把真实性置于人物所有的心理和行为的关系上。两个人的方向正好相反，一种是由深层性格看表面行为，一种就表面行为来看深层性格。因而丹纳得出了与圣-伯夫相反的观点。
丹纳重新确定了司汤达的意义：司汤达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分析学家，“他作品中的世界最值得注意和研究”。丹纳甚至还暗示，人们对司汤达的误解，仅仅在于人们比他矮很多：“这种心灵几乎难以让人理解，因为必须要攀爬才能接近它。大众不能达到它的高度，因为大众憎恶麻烦。”[16]
丹纳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极大地恢复了司汤达小说的声誉，但是这一阶段并不是司汤达文学经典化确立的时期，许多反对意见仍然不绝于耳。比如1876年出版的《七月王朝文学史》中，作者内特芒对司汤达进行了辛辣的批评：
司汤达的小说几乎只是对他那个时代、对人性甚至对上帝的诽谤。尽管他有头脑，但是他的头脑与仇恨相比少得可怜，他作为作家的才能甚至比不过他作为健谈家的头脑。他完全缺乏这种技巧：控制一种行动，发展它，创造真实的或者至少像是真实的角色，表达自然的感受。[17]
内特芒的批评不仅针对司汤达小说的性格描写，而且将情节、思想等成就一概抹杀，这种宗教裁判式的批评很少出现在文学史中。
圣-伯夫、内特芒的攻诘，显示了司汤达文学经典生成之路的艰辛和困难。作品的经典地位既不是几个有名的作家、批评家登高一呼，就可以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负面的批评随便就能轻易推翻的。司汤达文学经典的生成，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观念、文学风格。简单来说，他更容易在宗教观念淡薄、文学风格容许主观真实的时代获得成功。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
（三）司汤达小说经典地位的确立
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虚无主义在法国扩散，道德观念开始瓦解，兰波在他的《彩图集》中呼唤“重造的、完美的标准”，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汤达不仅能摆脱不虔诚的、亵渎神的罪名，而且可能还成为新道德的先驱。而文学观念中，人们开始重视内在的真实性——象征主义诗人们将诗歌的意蕴推进到表象背后，小说中人们对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也开始厌倦起来。蒙克拉尔（Henri de Montclar）在《现代主义评论》中指出了这种文学观念的变化：
司汤达在创作中开创了通向新学派的道路，通向巴尔扎克、福楼拜的道路，通向心理分析学派的道路，这种道路被忽略得很厉害，因为人们寻求更加表面的观察，寻求来得更加容易的真实性，寻求比真实往往更加显明的自然主义。[18]
这种时代里产生了一种新的真实观，它将真实性的内容扩大了，既肯定细节和背景的真实，也肯定内在心理的真实。司汤达小说性格为人诟病的主观性，现在被解除了枷锁，而且获得了全新的价值。在这一时期，最先给司汤达献出鲜花的是左拉。
左拉虽然鼓吹自然主义，但是他的文学胸怀非常宽广，他将司汤达列在他的《自然主义小说家》一书之中，视其为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当然，左拉敏锐地看到司汤达人物性格与环境的脱离状态：“他极少重视环境，我指的是人物浸染于其中的氛围。外在的世界勉强地存在着，但他既不关心他的主人公成长的房子，也不关心他生活的地域。[19]这种意见要比圣-伯夫说得更透彻，司汤达小说人物性格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们是从作家头脑中生出的，而不是从人物生活的环境中发展、变化而成的。但是这种性格仍然有深刻的真实性：
现在，司汤达的天才之举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在于他运用心理分析的手段常常获得的高度的真实性，尽管它很不全面，很偏执。我说过，我不把它看作是一位观察家。他不观察，也不描摹常人身上的本性。他的小说是头脑的作品，是利用哲学方法获得的极其细致的人性。他深刻地看到了世界，看到的很多；但他不在实际的步骤中来表现它，而是用自己的理论来降服它，通过自己的社会观念来描述它。[20]
左拉给司汤达进行了很好的辩护，虽然司汤达小说的人物脱离了他们生活的环境，但是因为这些人物的观念来自司汤达极为细致的思考，这些思考是从普遍的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具体的人物和环境既然与普遍的抽象相联系，那么，普遍的抽象也能拥有某种真实性。
蒙克拉尔同样承认司汤达人物性格的不合逻辑：
我们在这部作品（《红与黑》）中发现许多准确的、复杂的观察，诚然是有点夸张；我们在其中发现的描述具有一种真实性和完美的简洁性，但是，必须说它也有某些悖论和某些不真实的地方。主人公的性格是司汤达许多古怪观念中的一种；它符合逻辑，却显得不真实，富有趣味，却令人不快，但可以肯定，它富有力量，是出自大师之手。[21]
蒙克拉尔与左拉相似，体现了这一阶段批评的共同趋势，他们都承认司汤达小说性格的缺陷，但他们不像圣-伯夫、内特芒那样将司汤达一票否决，他们选择了补救措施，即重新理解这种缺陷，使缺陷本身风格化。因而，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经典不是人们寻找到的，而是人们“解释”出的，经典是一种价值，它并不客观地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理解和感受中。
在这一阶段，一部重要的著作值得关注，它具有总结性，对后来的文学史影响颇大。这是司汤达文学经典生成的标志之一。这部书就是出版于1901年的《大作家文选：司汤达》。作者帕里戈（Hippolyte Parigot）在前言中，将《红与黑》称作“完美的杰作”。他指出，《红与黑》中于连的性格的真实性是在与司汤达的比较中产生的，于连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司汤达的心灵。他还解决了司汤达小说文学归类的问题：“《红与黑》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属于准确的、注重细节的现实主义。它的观察显的一丝不苟。另外，我们要注意这种现实主义完全是主观性的。”[22]
司汤达在给巴尔扎克的信中，希望自己到1880年的时候能获得声誉。1886年，阿尔伯特在《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中给了司汤达回应：“他的预言差不多实现了。”[23]从司汤达19世纪整个接受和评论史上看，他文学经典地位的实现，发生在19世纪末期，而这一过程非常曲折。在司汤达生前，除了巴尔扎克等少数人的赞同之外，司汤达遇到的大多是辛辣的批评，就人物性格刻画方面来说，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性格是否道德、是否符合现实的问题上；在司汤达身后，批评和赞美同在，而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人物性格是否一致、是否具有自发性的问题上；而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司汤达小说的经典地位最终确立，在这一时期，批评家谅解了人物性格的道德问题，并且赋予人物性格以主观的真实性。
当代学者认为，文学经典是集体共识的体现，集体共识与社会风气、普遍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集体共识的建立，虽然要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但在普遍的观念并未确立之时，单独的批评家无力促成它，集体共识是时代与文学批评联姻的结果。司汤达的文学经典生成之路，给这种理论提供了绝好的注解。
[1] O．Prosper Duvergier de Hauranne, “Promenades à Rome”,Stendhal, ed．Michel Crouzet．Par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1996, p.57.
[2] Anselme Pétetin, “Le Rouge et le Noir”,Revue encyclopédique, Février, 1831, p.357.
[3] Ibid., p.357.
[4] Jules Janin, “Variétés”,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eraires, 26, Dec.1830: 4.
[5] Adolphe Paupe,Histoire des oeuvres de Stendhal．Paris: Dujarric et Cie, diteurs, 1903, p.77.
[6] H．de Balzac,Correspondance de H．de Balzac 1819—1850, Paris: Calmann Lévy, diteur, 1876, pp.455-456.
[7] H．de Balzac, “tudes sur M．Beyle”,La Chartreuse de Parme, ed．R．Colomb．Paris: J．Hetzel, 1846,p.482
[8] Auguste Bussière, “Henri Beyle”,Revue des deux mondes, 1 Janvier, 1843, p.292.
[9] Ibid., p.251.
[10] Gustave Flaubert, “A Louise Colet”,Oeuvres complètes de Gustave Flaubert: correspondence（Tome Troisième）．Paris: Louis Conard, Libraire-diteur, 1902, pp.52-53.
[11] Sainte-Beuve,Causeries du lundi（Tome neuvième）．Paris: Garnier Frères, Libraires-diteurs, 1854, p.301.
[12] Ibid., p.330.
[13] Stendal,Le Rouge et le Noir, Paris: A．Levavasseur, Libraire, 1831, p.150.
[14] Sainte-Beuve,Causeries du lundi（Tome neuvième）, p.330.
[15] H．Taine,Essais de critique et d’histoire．Paris: Librairie de L．Hachette et Cie, 1866, p.32.
[16] Ibid., 1866, p.23.
[17] Alfred Nettement,Histoire de la litérature franaise sous le gouvernement de juillet．Paris: Librairie Jacques Lecoffre, 1876, p.259.
[18] Henri de Montclar, “Stendhal.”La Revue moderniste, Janvier, 1885, pp.93-94.
[19] mile Zola,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Paris: G．Charpentier, 1881, p.84.
[20] mile Zola,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 pp.90-91.
[21] Henri de Montclar, “Stendhal.”La Revue moderniste, janvier-fevrier 1885: 73-96.
[22] Hippolyte Parigot,Pages choisies des grands écrivains．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01, p.xxxiv.
[23] Paul Albert,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au dix-neuvième siècle（tome 2）．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 1886, p.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