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籍的“去优雅”和“去神圣”
数码时代对书籍的最大影响恐怕是加速了过去十多个世纪中书籍的“去优雅”和“去神圣”进程。美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在《爱读书的傻瓜》一文中说，“书总是地位和优雅的象征。甚至对于讨厌书的人来说，它也是自我价值的展示”。从手稿时代到印刷时代，书的优雅象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菲雷迪问道，“在数字时代，爱读书还是向公众展示自己文化修养的标志吗？”[2]
书籍会失去它的优雅象征吗？这个问题经常被“印刷书籍会不会死亡”的问题偷换论题。有些人以怀旧的温馨之情坚持书籍存在的理由，秘鲁经济学家拉米罗·德·拉玛塔（Ramiro Castro de la Mata）在《印刷书籍不会死亡》一文中动情地写道：“印刷的书籍总是伴随着自己的栖息地：图书馆。图书馆是知识、智慧和反思的圣所。毫无疑问，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我们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印刷书的享受，每一次享受一页。数码书就像快餐，批量生产和快速消费。但是，印刷书却是一场多道菜肴的宴会，可以长时间地平静享受。印刷书是文明的顶峰，永远不会死亡。”[3]数码时代的快餐阅读颠覆了传统的优雅阅读享受，文字本身的那种神圣性也随之消失殆尽。
文字的神圣也许是起源于它与精神信仰的维系，这种信仰最早是从敬神开始的，今天已经世俗化为文化精神。远古的人类在岩石、木头、黏土、莎草纸、龟壳、竹片上留下符号或图像，最重要的是记录和解读神意。解读与阐释象征和符号因此被视为超凡的能力和神奇的威力。菲雷迪对此写道，在三千多年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只有一小群经学家才能解读楔形文字，文字阐释者享有尊崇的地位。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拥有了显示读者享有象征性威力和特权的最早迹象。通过限制人们接触其神秘知识的途径，野心勃勃的经学家保护了自己作为令人艳羡的解经者的文化权威地位。在公元前7世纪，当耶路撒冷的约西亚王（King Josiah）资助撰写《旧约全书》的《申命记》时，为敬慕书籍设定了很高的门槛。国王约西亚利用《申命记》作者写的书卷巩固了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誓约，出于政治战略的动机，也为其王权遗产提供了合法性，并宣称了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4]
与神有关的文字神圣性，它的丧失早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这个进程已经相当明显。文字的“书”已经不再是祭祀神明的专用品，而是成为拥有文化特权的富豪享受的奢侈品。但是，书的神圣依然在阅读行为中保留下来，如菲雷迪在《阅读的力量》中所说，阅读是一种“神圣或半神圣的行为，阅读揭示更高的真理，也让人认识自己”。中世纪德国神学家托马斯·阿·肯皮斯（Thomas à Kempis）要求以宗教般的心情对待阅读，“手捧书本，就像正义的西缅（Simon the Just）用双臂抱住婴儿基督，带着他，亲吻他”。他还说，“当你阅读完毕，合上书本，要为每一个字献上感谢。因为在上帝的天地里，你找到了隐藏的珍宝”。[5]
1世纪，罗马人开始使用“羊皮纸”，这是做“书”工艺的一大革命。羊皮纸用的不只是羊皮，还有各种动物皮：牛皮、羊皮、兔皮，甚至松鼠的皮，最佳的是小牛皮（vellum）。莎草纸很不结实，在灰尘、高温、潮湿的作用下容易腐烂，莎草纸的手稿需要隔一段时期就重新誊抄。羊皮纸比莎草纸结实，但价格很贵，因为罗马人需要从中东进口动物皮。与莎草纸不同，羊皮纸可以把字迹刮去后再用（最初的意思是palimpsest，“重写本”）。制造羊皮费时费工，《温彻斯特圣经》（Winchester Bible，一本成书于1160年至1175年温彻斯特的罗马式泥金装饰手抄本《圣经》）需要250张小牛皮，得从2000张皮中选出，因为有瑕疵的牛皮是不能用的。羊皮纸价格太高，直到3世纪才取代莎草纸，但莎草纸仍用于一些短小作品书籍的制作。
最早的手抄文稿是卷状的（罗马的“书卷”是用20张莎草纸粘贴而成）。2—4世纪，手抄文稿越来越多地运用册页（codex）的形式。这是书籍变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之后只有改进，没有改变。册页书（册子本）的每一页都是同样大小，在左边订起来，用布、木板或更贵重的材料做封面。册页相比书卷有诸多优点。它可以两面写字，一部《圣经》可以容纳在一部册页书里。由于内容量大了，许多古代的册页书会把几部不同的著作放在一起。册页书阅读起来要方便得多，阅读时不需要再用双手捧着，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做笔记或其他的事情。最早的书没有页码，读者可以自己把页码写到书里。册页书便于反复阅读，在册页书里寻找需要的内容要比在书卷里方便得多。这样阅读时就可以把不同书页上的内容互相参照，这就是最早的“关联索引”（cross reference）的阅读方法。今天，我们使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阅读时在屏幕上连续移动，又回到了书卷的阅读形式。在屏读时，我们用字词搜索的办法来代替关联索引。
罗马时代，制作精美的册页书不仅用来阅读，也用来装饰富贵人家的私人图书馆。书籍是一种不但拥有财富，而且拥有文化品位和高等地位的象征。私人图书馆是有钱有文化的罗马人住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私人图书馆里的藏书就像皇家或市政府藏书一样，摆放在书橱或壁橱里，如同艺术品一样展示在访客的眼前。许多人（尤其是暴发户）藏书只是为了炫富，可以夸口，“我有两个书房，一个是希腊语的，另一个是拉丁语的”。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拥有物质财富但缺乏贵族优雅和品位的有钱人继续模仿罗马人的这种藏书癖好。[6]
大约一千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虽然早期的印刷技术已经让书籍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但书籍仍然是价格昂贵的物品。阅读仍然是一种与身份、地位、财富和高等教养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精神活动。文艺复兴的推手是拥有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人文学者（humanists），他们的抱负是复兴古代的学术，而不是在社会中推广阅读或文化。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关心教育的人士，他们的著作中也有许多是用于教育的教材和参考书。但是，他们要培养的是下一代的人文学者，而不是与他们自己不同的新型阅读者。在他们那里，阅读、写作和做学问的世俗性理念已经扎根，读书写作是人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的方式，也是认识世界和经营学问的途径。人文学者在世人眼里不仅是有识之士和文化精英，更是整个社会优秀精神和高尚道德的代表。
如果说书卷变为册页，手抄变为印刷是技术革命的成果，那么，从朗读转变为默读则是阅读思维自身的演变和发展。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发生在被许多人以为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虽然古代已经有了默读，但从朗读到默读的关键性转变却是发生在中世纪早期。[7]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忏悔录》里记叙了他看到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Aurelius Ambrosius）默读时的惊骇心情。他看见安布罗斯阅读的时候，眼睛盯着书页，虽然内心充满了激动，却悄然无声，舌头纹丝不动。奥古斯丁想，安布罗斯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的嗓子得到休息，也许是因为厌倦有人在他阅读时用经院问题来打扰他，所以做出想独自清闲片刻的样子：“他或许是害怕，假如他大声朗读，书中的困难段落会让专注的听众心中产生疑问，然后他就必须解释其意义，或甚至就其中一些更深奥的要点做出辩解。”[8]
奥古斯丁想不出一个好的解释，因为他早已习惯了出声朗读。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是用朗读来解读经文的。用朗读而不是默读也是有原因的。古代的希腊文或拉丁文手抄本经常是字母连续书写的，字母全都用大写，字与字之间没有间隔。出声朗读文本与说话相仿，因为说话时字与字之间的隔断是“听”出来的。手抄文字的字间空格（或其他表示）是一个视觉记号，是为人的眼睛而不是耳朵服务的。在手写文本中添加视觉符号，这是书写的发明，不是语言原来就有的。没有字间隔断的文本给默读带来很大的困难，即便是出声朗读，也可能出错。奥古斯丁，就像他之前的西塞罗一样，在高声朗读一篇文章之前必先练习一番，因为在当时，见文即读（sight reading）是一种高难度的技巧，而且常常导致理解的错误。4世纪，文法学家瑟那额斯（Servius）批评他的同僚多纳斯图（Donat）在朗读维吉尔的《伊尼德》（Aeneid）时，把eollectam exilio pubem（被集中准备流放的人民）读成了eollectam ex Ilio pubem（从特洛伊城召集来的人民）。这种错误在阅读整篇文本时经常可能发生。[9]
文本之所以这样书写，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用来大声朗读的，所以书里的字间也就不需要间隔的记号了。字间的间隔造就了改变大声朗读的条件。7世纪，手抄本开始在字与字之间留出空隙（开始出现在爱尔兰），8世纪开始传到欧洲，称为aerate（吹气），但仍不成规范，要到12世纪才被当作规范普遍运用。[10]由于默读与字间隔断的密切关系，有的文化史学家把默读普遍化的时间也确定为12世纪。
在这之前就有人认识到了默读的好处。7世纪，神学家依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说，出声朗读妨碍理解经文，他建议，阅读时只要稍微动动嘴唇，喃喃发声即可。[11]对于默读的推广来说，除了字间留空的书写变化，默读的好处恐怕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正如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在《阅读史》中所说，“借着默读，读者终于能够与书本和文字建立一种不受拘束的关系。文字不再需要占用发出声音的时间。它们可以存在于内心的空间，汹涌而出或欲言又止，完整解读或有所保留，读者可以自己思考，从容检验，从中得出新的想法，也可以与记忆或与其他摊在一旁准备同时细读的书来做比较”。[12]
默读不仅让阅读变得更方便、快捷，而且还改变了作者、读者和文本三者之间的关系，让作者和读者可以借由文本进行私密的思想和精神沟通，而不必把沟通的内容暴露在大众或权力的监视之下。罗马时期盛行作者为读者朗读自己的作品，公众朗读有利于作家让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传播，但有批评者认为，这是政治上无权者的无谓的虚荣表现，是政府监控文学创作的一个有效办法。如果书是大声读出来的，那么谁都会知道你在读什么书，偷读异端或不良书籍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杜绝了。当众朗读自己的作品成为“上流人士和大众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与今天电视或其他大众媒介的“读书活动”颇为相似。这种阅读实质上是一种娱乐，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又显得特别“有文化”。诗人贺拉斯曾多次抨击当时罗马人对这种公众朗读的迷恋，他本人拒绝参与这种活动。他说，“在人山人海的剧场里朗读我的文章，为这种无聊的事浪费精力让我感到羞耻”。[13]
在阅读必须大声朗读，在默读成为普遍阅读方式之前，异端活动一直只是局限于个人或少数的异议会众。但是，默读让异端活动变成了一件许多人都可以参与，可以藏在心里、默不作声的事情。对默读的敌意也会因此而生。但是，开始的时候，对默读的谴责只是道德的，而非政治的。曼古埃尔对此写道，正统人士“对这种新风潮开始警惕起来：在他们的想法里，默读让人可以作白日梦，导致怠惰……之危害。但是默读还引来另一种天主教神父们尚未预见的危害。一部可以私下阅读的书，一本只用眼睛便能阐述文字意义的书，不必再受到聆听者当场阐明或指导、非难或审查。默读让书本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未有他人在场的沟通”。[14]在还不太长远的过去，所有的禁书都是偷偷阅读的，不但不能出声，而且还不能让别人看到或知道。这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书本与读者之间的秘密沟通。今天，要防止或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除了强制禁止书籍出版，已经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