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黄金时代
——青年时代的回想
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感到，我平凡的一生中最难忘的是青年时代。
青年时代是我告别苦难的童年跨向新生的年代，同时也是我们亲爱的祖国由苦难走向新生的闪光年代。正是我的青年时代，奠定了我一生事业的根基。每当我想起幸福的青春年华，一股甜蜜的情感便油然而生，使我陶醉，使我振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回忆青年时代是令人非常愉快的，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黄金时代。
青年时代很遥远了，但又仿佛是晚近的事。当我登上西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口时，仿佛是在爬南京的那些小山头；当我在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书海中遨游时，仿佛在上海地摊上翻阅旧书一样激动。年青时代的印象是那样的强烈，时时如电影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那样生动，那样丰富多彩。不知我这支秃笔能体现其万一吗？
我在青年时代，似乎整天都处在一种兴奋的情境之中，尽管也屡受批评乃至批判，但豪性不减，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尝不尽的甜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孤儿的血和泪
我出生在扬州城内东关街的一个商人家庭，家业曾红火过一阵，但“七七事变”以后很快就衰败下来。祖父在日伪土匪的迫害下病死。父亲抽大烟沦为乞丐冻死街头。我和母亲寄居外婆家，弟弟和祖母寄居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1944年母亲病故。1948年祖母亦跳运河自杀身亡，弟弟进了孤儿院。我则在外婆家读书。孤儿的生活是不堪回首的，那时处处受气，感到窒息，盼望着平等的待遇而不可得。世态炎凉，有时幼弱的心灵难以承受。记得母亲去世一年后，我曾从病床上爬起想触电自杀，但被弹了回来。小学五年级的《自然》课本说，五分钟不呼吸人就要死亡，于是我憋气找死，但不到五分钟，便憋不住了。没法子，只好活下去，埋头书本，这也养成我后来孤僻的个性。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我进了初中，崇实中学校园原是日本鬼子的“苏北宪兵队”，这里关押过许多抗日志士，后院有个镪水池，是鬼子将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毁尸灭迹的地方。我亲眼看到这水泥深池，硝镪水中漂着油光。这段历史我无法忘记，我觉得中国人要争气，这也无形中加强了我学习的责任感。
扬州作为文化古城，文化基础较好，我们的中学老师多为饱学之士。初中时的物理、几何老师王履安，教课非常认真，虽然由于生活困难而面黄肌瘦，但讲起课来精神头十足、头头是道。他唤起我对理工科的兴趣，听课之后，做作业非常轻松，考试常考100分，那时就想将来当发明家，做工程师。后来他到江都县中去教书了，我又跟着他到了县中，在县中我也常考第一，打好了文化基础，毕业后就考入了著名的省立扬州中学。
我的小学是在法国人办的天主堂达德小学里读的。崇实中学也是教会学校，可能是新教吧，讲道的是牧师而不是神父。我曾听过牧师的传道，宣传上帝的万能。记得他生动地打了一个比方，说上帝造的人眼，完全自动对光，非常灵敏，不像人造的照相机，还要对快门、距离、光圈什么的，说得天花乱坠。学校里有个爱沙尼亚老太太，矮个子，嘴唇上有些黄“胡须”，对人很和善。据说这校舍就是她主持修建的。学生听“讲道理”“做弥撒”都是自愿的，我们爱玩，很少去。就是偶尔听一两次也是出于好奇，想尝尝“圣饼”的滋味，感受一下教堂中神圣的气氛——那窗户上的五彩玻璃和耶稣受难像，那和谐悦耳的赞美诗是有一定艺术感染力的。基督教“平等博爱”的思想也有吸引力，但许多玄奥的道理我们还理解不了，也没有心思去信教。当时真正“吃教”的人是很少的。到公立学校之后，也就与宗教远离了。但宗教的艺术气氛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电影戏剧都与我无缘。有一次，为了看戏甚至流了不少血。
那是1948年的夏天，国民党军队在左卫街实验小学搭台演戏。这是不用买票的，我很早就跟伙伴们一起去了。人很乱，很挤，我被挤到了前排，没有位子，就站着看。当我正好奇地看着台上进行演出准备，盼望看到好戏出台时，没想到一个大兵在台前维持秩序，要大家别挤。他走来走去，忽然走到我的前面，用脚使劲在我头上一踩，我的眼角猛然碰撞在舞台的木头沿上，立刻血流不止。我只好用手捂着伤口，挤出了“剧场”，回家抓了一把香灰，把伤口盖上。还算幸运，如果再往下一点，把眼碰瞎就更糟糕了。戏没看成，却在我的左眼角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痕。
我的中学时代是悲苦的。我家住东城，扬中在西城，上学时走在大街的石板路上，常常感到阳光惨白，非常暗淡。今天回忆起来还感到奇怪，难道那些年的太阳真是那样惨白吗？那也许只是我的主观感觉吧，但那印象极深，每当我回忆起那段生活，那惨白的阳光就突现在我的眼前。
扬州中学是一所著名的学校。朱自清、胡乔木、江泽民等都是我的校友。“南有扬中，北有南开。”在20世纪30年代，扬中是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老师们上课往往不看教案，滚瓜烂熟，很吸引人。化学老师胡季洪先生在黑板上写的化学方程式是如此精美，简直是极好的书法艺术品，具有独特的美感，令人钦佩不已。物理老师侯湘石、数学老师黄应韶等先生都是著名的老教师。国学常识课的老师鲍勤士先生年近八旬，讲起《诗经》来热情洋溢，颇使人陶醉。语文老师江达臣（树峰）先生，给我们讲李大钊的散文《青春》《今》等名篇，让我们写作文时创作小说，并进行生动的讲评，引起了我对文学的喜爱。原来热衷于数理化的我，那时可以写几千字的小说，觉得是很大的进步了。
在悲苦的生活中，精神生活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精神文化生活主要在文学与音乐。当时武侠小说在学生中很流行，什么《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有好几十本，我不感兴趣，看得不多。我喜爱的是《石头记》和诗歌，小学时学过的《古文观止》也是常翻的。一些新诗能投合我的心理，也常常铭记不忘。至今我还能背出一些。如一首不知名的小诗：
鱼啊，
地狱式的池沼，
生活是苦，
还是甜？
秋雨落了，
处处激起争自由的狂潮。
去吧！
跟着流水东去，
不要在浊水中徘徊。
这首诗似乎是为我所写，所以印象极深，虽然是自由诗，但还是很自然地记住了。
我爱书，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书籍是我精神的慰藉。我常常迷醉在书中，忘却了人间的辛酸。但那时能看到的书还是很有限的。1949年1月25日清晨，没有经过战斗，解放军已进了扬州，我的命运也跟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辕门桥闹市区，新华书店很快开门营业了，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店内办了一个读者阅览室，使我们这些买不起书的穷学生也能在里面看书。刚出的新书，都可以自由取阅，十分方便，这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开了眼界。过去的反共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曾使不少人流亡他乡。当时我也想流亡，只是没钱而未走成。我向往新生活，如饥似渴地读着反映解放区新生活的书。丘东平的《茅山下》，艾青的《黎明的通知》，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等书，以生动的事实使我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事迹。后来又看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小册子，看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以及《社会发展史》《中国四大家族》《蒋党真相》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许多书。当时正值寒假，我常常整天去看书，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那些曾经甚嚣尘上的反共宣传不攻自破了。从此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就是开始爱上了新的文艺作品，成了一个文学爱好者。那些作品使我看到了新的出路，使我更加向往新的生活。丘东平的中篇小说《茅山下》的卷前诗曾那样激动着我年轻的心，我至今记忆犹新：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看你前面的朝霞，
谁爱自由，
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了山头，
红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这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这是革命烈士丘东平同志在江南新四军中跟随陈毅元帅抗击日寇时写下的壮丽诗篇，像一片火红的朝霞一样，照亮了我人生前进的道路。
走向新的人生
当时的解放军住在老百姓家，和老百姓关系很好。老同学郭宏儒家离我家不远，他们家住的解放军有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看了，向我介绍，我也借来看。保尔的身世同我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看得特别入迷。对于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保尔的这段内心独白特别投合我的心理：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终时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不久，我和郭宏儒同学怀着共同的志愿投身革命事业，考取了解放军的“华东医学院”（后来改名“第二军医大学”）。过去我要做一个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后来又把高尔基当作学习的目标，如今则把保尔·柯察金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了。
我从小热爱音乐。运河边纤夫们的号子，搬运工人集体的合唱，沿街卖唱的扬州小曲，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小学时虽在日寇铁蹄下却学会了《青年进行曲》等冼星海的救亡歌曲，而《天伦歌》则是我最爱唱的，因为它也是孤儿的歌。刘雪庵的《红豆词》虽然唱的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但因我的命运同林黛玉甚为相似所以也很爱唱。生活中我常生闷气，往往闷得胸痛，于是便独自一人，爬到城墙上去唱歌。当时我住在缺口城门口，这城门却是堵死了的，所以非常冷落，我可以随时爬到城墙上去散步，尽兴高歌，发泄我的郁闷。现在想来我在城墙上长时间唱歌，或许还救了我一条小命哩。
我有个表妹，比我小两岁，上初一时成绩很好，却染上了肺结核病。我舅舅经商，可以给她请医生看病，但拖了几年也没治好，终于在1950年去世。当时我和她居住在一起，生活条件却比她要差得多，如果也染上肺病，还不是死路一条吗？自母亲死后，从1945年到1948年，我几乎每年都要生一场大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不是肚子痛，就是胸口痛，头晕，天旋地转，但最怕的还是传染上肺病。我母亲可能就是因肺病死的，家中如今有肺病病人，随时都可能传染给自己。这压力实在太大，我尽量不在家里待着，上城墙唱歌，不但发泄了胸中郁闷，同时也进行了深呼吸。城墙外边就是古运河，空气非常新鲜，对我的肺一定很有好处，我庆幸没有传染上肺病。我之所以急于离家参军，躲避肺病也是原因之一。我始终感觉到，党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再生的母亲，如果不是解放，不是参军，我也许早已成了肺病的俘虏，我的骨头早已去打鼓了。
过去我爱唱歌，只是一个人孤独地唱些悲歌。新中国成立以后听到许多新歌，那欢快有力的调子使我的心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伙嗨嗨一个呀嗨……”这首解放的歌唱得特别带劲，后面那“呀伙嗨伙嗨，呀伙嗨，嗨嗨呀伙嗨嗨一个呀嗨！”虽然是虚词，却像锣鼓伴奏一般在我的心中震荡，连心跳也加快了。在开大会之前常唱的歌是《跟着共产党走》，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歌：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这首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进步学生中就在哼唱，但“共产党”则用简谱的“563”来代替。记得有一次开全校大会，一位高三同学坐在我旁边，他的声音非常圆润，他的表情非常庄严，那动人的歌声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扬中有个土风队，是1947年暑假学习上海交大“大家唱”合唱团而成立的。他们唱过《古怪歌》《团结就是力量》《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保卫黄河》《热血》等歌曲。这位高三同学就是土风队的，令我非常钦羡，于是我也参加了土风歌咏队，和同学们一起歌唱。这逐渐改变了我孤僻的生活习性。
参加了土风队，我仿佛从黑屋子里走到了阳光下，我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和同学们一起欢唱，男女同学一起说笑，使我体验到了集体的温暖。我们的队歌是每次活动必先唱的：
年轻的朋友快起来，
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快。
千万个青年一条心，
唱出一个春天来！
唱起它，就感到欢乐，就感到温暖，就感受到团结的力量，决心为祖国的春天早日到来而努力。还有一首短歌也是常唱的：
我们是姊妹兄弟，
大家永远在一起。
不分我，不分你，
一条大路把手携。
这首歌我常常是噙着泪唱的，它使我冰冷的心逐渐转暖，使我受到同学们青春烈火的感染，在友情中体验到一种甜蜜的幸福。它很快在全校传唱，以至于前几年老同学聚会时，一个人起头，大家就满怀深情地合唱起来，反复地唱，泪水夺眶而出，我们的心又回到了那难忘的青年时代，回到了青春焕发的扬中校园之中。
当时土风队常唱的歌还有向往解放的《山那边呀好地方》、苏联歌曲《光明赞》《贝加尔湖之歌》、歌剧《白毛女》插曲、《黄水谣》《打得好》《王贵与李香香》组歌，等等。这些歌把我的思想感情同人类解放的艰苦历程联系起来，使我们体会到革命的道路是充满血与火的艰苦斗争的，然而前途又是光明灿烂的。这些歌的歌词同时也是很好的诗，使我深深体验到诗歌之美，对文学也更加喜爱了。唱起《光明赞》就好像自己已置身于时代大潮之中：“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这是多么辉煌的道路，而被流放的俄国革命者在西伯利亚的风雪中“为争取自由挨苦难”，坚强不屈勇敢斗争，才取得了胜利。唱起它就使我想起《列宁生平事业简史》，想到俄国人民反沙皇专制斗争的艰苦历程。《民主进行曲》也是我们特别爱唱的歌，我们把它抄在歌本上学唱；民主自由曾是我们向往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人民的民主政权而斗争，共产国际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刊头上也是把民主作为目的提出来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要使无产阶级转变为统治阶级，要“争得民主”。民主革命的目标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为了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所以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此语确实深刻。由于把民主看成是可有可无随意摆弄的“手段”，曾使我们国家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历史教训太深刻了。回过头来再看看解放初期对民主的向往和歌唱，就特别令人回味。当时常映纪录片，片头音乐就是贺绿汀《新民主进行曲》中的一段。我们开会也常唱《我们是民主青年》，这《民主进行曲》的最后一段可以说是带有纲领性的：
嗨——我们，我们可爱的祖国呀祖国，
从今要打破，那专制枷锁，
嗨嗨，联合政府就要实现，
我们要建设民主和自由，新的中国。
“民主政府爱人民”，这是人民翻身解放的产物，也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民主的花儿开出幸福的果”，这是最有魅力的。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后，当时扬中的音乐教师黎英海先生曾创作了一首很美的歌曲：
五千年的古树开了花，
四万万个人民当了家，
如今呀东方发红光呀，
光辉那个灿烂新中华。
只有实行人民民主、人民当家做主，中国才能建设成光明的乐土。但这又是多么不易啊！
1949年4月1日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学生们反对打内战要和平民主的请愿斗争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武装镇压，伤亡惨重。扬中学生发起全市大游行进行抗议，支援南京学生斗争。我们扬中土风队员也积极参加了，沿途高唱革命歌曲，印象最深的是那首悼祭的悲歌：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们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前走。
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使人惋惜悲伤，
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群情悲愤激昂，走到东关街时，正好碰到解放军的队伍迎面走来，他们是开往长江准备渡江的。我们高呼：“向解放军致敬！”“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解放军也高呼：“坚决打过长江！”“决不辜负人民期望！”游行继续了一整天，我们却不觉得饿和累。高三的王永生同学（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教授，已故）把嗓子也叫哑了，几天不能讲话。革命烈士的鲜血，是革命的火种，燃烧起我们内心的青春之火。“一个人倒下去，一千个人站起来！”这就是历史。独裁专制是不得人心的，十多天后，解放军就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
扬中的树人堂是我们最爱去的圣地。在那里我们看了文工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黄河大合唱》以及学生们自己演出的小话剧，如田汉的《回春之曲》等。诗朗诵《等待着我吧！》（西蒙诺夫作）在当时也很新鲜。树人堂的“两翼”有着化学、物理实验室，图书室，这是很好的学习处所，许多现代文学书刊是在那里看到的。大礼堂的报告会也有不少激动人心之处。有一次，台上出现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作报告，她就是扬州市青委书记戴昭。她是那样刚健英武，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新女性，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终生难忘。她穿着灰色制服，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头发齐耳根，剪得很整齐，动作非常利索，面色红润，两只大眼炯炯有神，发出锐利的光芒。她的讲话，清脆有力，字字作金石声，痛快淋漓，给人以极大的美感。如此充满生命力的青春的朝气，如此刚强健美的女性，同我过去所见到的那些文弱秀美的女性完全两样，犹如天外飞来的、新世界的新人一般，使我非常崇敬，非常向往。想到自己是个男性，却那样文弱，我便暗自决心要学习这种革命熔炉中锻炼出来的革命气质，做一个新时代的新青年。所以不久我同郭宏儒、方大顺、王春庭等同学一起投身到解放军的队伍里去了。但参军也不是那样容易的，在华东医学院六队（驻美汉中学）过了两三个星期的军队生活，因我生得矮小黄瘦，有时还哼点《红豆词》那样的软绵歌曲，在一次检查身体之后，就被遣送回扬中了。
这次参军虽然只有两个多星期，但印象还是颇深的。在部队每天三顿饭都集合，值班员去打饭打菜时，我们则集体唱歌。开大会时互相拉歌，非常热闹。文化教员是每个连队都有的，我们的文化教员办了一个“指挥学习班”，我爱唱歌，也去跟着学习。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怎么打，很快就学会了。然后就实习。我从来是很害羞的，轮到我指挥时，竟也勇敢地站到队前，定好起音，挥手指挥起来，大家居然还唱得相当整齐。我尽量挺胸昂首拿出军人的风度来，先指挥《打得好》，尽量指挥得有起伏，不平板，唱到“捷报如同雪花飘”时，双手上扬划一个大圈儿，然后越唱越快，最后很干脆地戛然而止。“小鬼，还真有两下子！”大家的肯定使我的信心更足了。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那时，我们学的新歌还有“淮海战役组歌”“千军万马向江南”等。“万众一心，大军向南！”这歌声是雄壮而刚健的，“水里火里救百姓，千山万水不能拦，解放大军渡过黄河渡长江，解放了江北向江南！”这正是我们所向往的。当时南京已攻下而上海正待解放。
在部队我们还下乡帮助农民割麦子，长长的队伍，分散在许多的村庄里。我们队的管理员是个女同志，她看我生得矮小瘦弱，行军时怕我跟不上队伍；其实我一点也没掉队，总是紧跟着队伍，只是因为我们来得晚，还没有发军衣，排在队伍的末尾，就使她以为我掉队了。她对我非常照顾，不让我下田干活，让我和炊事班一起烧开水，给大家送开水。她老是问我：“小鬼，累了吧？累了就休息一下。”当时华东医学院招收的是高中毕业生，我才高一，虽然文化考试通过了，但年纪才15岁，又长得矮小，不久就被送回学校。回校之后，又学习了几个月。暑假期间我参加了团市委举办的“学生之家”学习班，比较系统地学了一些革命理论，进步较大。
1949年7月1日，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学生之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学习，讲解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通过民主政权，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当时党政干部的普遍作风。扬州地区专员杜干泉、地委宣传部部长金湘都亲自给我们上课。他们都是老解放区来的，又是本地人，讲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用最生动的典型事例和数字说明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头头是道，像甘露一样沁入我们的心田。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做了详细的笔记。当时支援前线任务很重，扬州要由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出现了许多困难，杜干泉就讲“四面八方政策”，什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充满了辩证法，使我们看到了现实的困难及其原因，也看到了解决的办法，认识到这些困难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暂时的。我的学习很认真，还当了学习小组长。第一次开会时，我不会主持讨论，还是高三的王炎同学帮了我的忙。当时同学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友爱的，我至今还非常感激他。就在“学生之家”，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先进青年的一分子。入团介绍人是两位女同志，一是团市委的杨遂久同志，一是同班的女同学胡兰芬同志。记得是在一棵大树下，介绍人问我：“入团要把一切献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你愿意吗？”“愿意，这也是我自己的事业！这是最光荣的事业！”我入团了，记得介绍人意见中有一句说我“斗争性不强”，我印象颇深。
1949年9月扬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了，我和吴瑶芳、胡勔、宋光弼等十多名同学参加了大会的服务组。当我们把茶水送到工人、农民代表手中时，他们非常激动，我们也亲身体验到劳动的光荣、为人民服务的幸福。会后，团市委推荐我和盛廉等五人去苏北学机要。我以为是学机械，这同我过去当工程师的理想吻合，也就乐意地去了，带着小行李到萃园扬州地区招待所报到。这是一个很美的花园，我们只住了一两天就上了去泰州的小火轮，当天就到了苏北军区招待所。这是一座旧式的高楼，可能是清朝官员的住宅，我们就睡在二楼的地板上。当时苏北有九个分区，我们来得早，就等待着其他分区的人。没事时就上街逛新华书店，看了不少书。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泰州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和游行。我们在楼上窗口，看到潮水般欢乐的人群，看到新制的五星红旗，心情无比激动。后来下了小雨，但队伍仍然秩序井然，人们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沉浸在幸福之中。晚上我们也自发地开了一个文艺联欢晚会，每个人都表演了节目，我也唱了歌，后来听同志们说我的歌声很有感情，和一般人不一样。
等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苏北机训大队，我被编在三队，队长是前线负伤下来的干部，他对军事训练抓得很紧，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出操，常围着泰州的城墙跑步，口号声传得很远。住在老乡家，还是打地铺。吃饭则在西门城门口，菜盆子放在地上大家围着吃，一阵大风吹来，刮进了尘土，这味道就很复杂了，但大家革命热情很高，还是吃得很香。当然，也有一个人吃不了苦开小差的，大家都很看不起他。
那时可能因为大发展，军装不足，我们没有发单衣，直接发了棉军装。我领了一套小号的但还是太大，上衣快拖到膝盖了，那时我真是矮小。绑腿与饭包都是粗布的，这是地方部队的“土八路”特色。几个月后，发的单衣则是乌克兰式的战士服，是套头的衬衫，上面三个小纽扣，下面未开叉。穿着挺新鲜，但夏天实在太热，后来在南京可受罪了。当然这些都是小事，不在话下。
在部队还是每天三顿饭前唱歌，最爱唱的是“我为谁人来打仗，我为谁人扛起枪。为了爹为了娘，为了自己来打仗。为了你为了他，我为人民嗨扛起枪。我为人民，人民为我，人民解放我解放……”这歌声唱出了战士的感情和崇高的觉悟，“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不正是马克思提倡的共产主义精神吗？
元旦过后苏北军区向扬州转移，长途行军，我们这支娃娃兵担任“先锋”，天不亮就出发了。我们早早起来打好背包，扎好绑腿，在乡间小路上成一路纵队前进；队伍拉得很长，曲曲弯弯，处处是人，非常壮观。天渐渐地亮了，东方一轮鲜亮的红日慢慢升起，我们身披阳光走在田间，水面的倒影，煞是好看！
“呀，快看，妙极了！”盛廉同志背着枪回过身来指着太阳对我们说。真的，我们这支队伍由东向西一路行进，像是从太阳之中蜿蜒而出的一条长龙，曲曲弯弯，无穷无尽。我们一个个精神抖擞，背着背包，扛着枪，腰扎皮带，在田埂上雄壮地大步行进，多么英俊，多么自豪。“我们是红太阳里出来的队伍！”大家特别兴奋。这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奇观，成为我一生中珍贵的记忆。
行军到中午就有点累了，有人哼起了《行军小调》，大家也跟着唱：“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一步步地走着，一步步地走着，丁丁得咙格咙，嗯……，炮口在笑，战马在叫，同志们的心啊，同志们的心在跳……”这儿没有炮也没有马，我们还是唱得挺带劲，就像是奔向战斗的前方似的。下午，脚上开始起泡了，腿也酸疼起来，最后几个村子，走一个盼一个，就想赶快到宿营地，最后是一跛一拐地进了村子。老乡们帮我们提背包，端茶送水，特别热情。这一天只走了七八十里地，已感到如此艰难，想到长征二万五千里，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们的大队长姓江，是长征干部，我们对他都非常崇敬。他告诉我们脚起泡没有关系，只要用针戳破，穿上一根马尾，水流出来第二天就好了。没有马尾，头发也行。我们脚上“山炮 ”“野炮”“小钢炮” “迫击炮”着实不少，一个个都这样处理了，效果不坏。
第二天行军就更累了，吃过午饭简直站起来都感到困难。走到万福桥时，因这个长五六里的大桥遭到战争破坏尚未修复，常常要爬上临时修起的便桥，上下颇为吃力。盛廉同志是我的班长，他走过来对我说：“你的脸发白，把背包给我吧！”我当然不答应，要他去帮女同志。他又指着电线杆上的标语“照顾体弱同志！”给我看，我还是不听，连走带爬，走过了这座桥。盛廉是我扬中同学，是一个好班长，他常常背两个背包，处处照顾大家。我的胶鞋忘带了，还是他检查发现后给我找回来的。他的友情，使我孤儿的心得到了温暖。但我还是要自立，所以始终没有把背包给他。这次行军确是一次意志力的锻炼，最后渡过运河到达扬州时，到驻地观音山平山堂还要走好几里，这时腿有千斤重，走一步都很吃力。唱着《行军小调》，也不像开始那样欢快了。咬着牙向前走，心里想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当然，我们还是坚持到底了，一个个都爬上了观音山。以后每当我工作中感到困难“尾大不掉”时，想到这次行军，就又鼓起了勇气，使之善始善终。
战争时期，部队住大庙本不奇怪，但我们住在观音山高楼神殿之上却引起了一阵风波。女同志胆小，夜间常吓得乱叫。指导员让我们讨论到底有没有鬼神，又带领我们在空地上修了一个篮球场，砍了几棵树做篮球架。这事被司令部发现了，立即下令禁止砍伐风景名胜区树木，对指导员的错误很快作了全军区通报批评。这使我认识到解放军真正是爱护人民的一草一木的。我们对庙内文物也都非常爱护。不久队伍转移进城，临走前每人种了三棵树，全军区都参加了，这些树现在一定都很大了。
军队民主生活有自己的传统，民主选举连队的军人委员会，参加连队管理。大家说我人小心细，选我为经济委员。在制订食谱时，我尽量把扬州好吃的东西都让大家尝一尝。腊八节就做腊八粥，炊事员、上士都是苏北老乡，做得很地道，大家吃得非常开心，记得不少人一下子就吃了七八碗。元宵节吃扬州的“水晶圆子”（即猪油丁白糖元宵），按一般数量做，不够吃，再做，又吃光，做了好几次才吃好。许多老解放区来的同志都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元宵，部队的生活太好了。炊事班的同志们又苦又累，总是先让大家吃，自己最后吃，毫无怨言。他们都是老战士，参加过战斗，革命觉悟是很高的。1950年大生产，我们向老乡借了农具，开了不少荒地，菜吃不完还养了不少猪，生活搞得很好。
在部队最激动人心的是看电影。这是我多年的梦想，如今成了现实。当时主要是东北出的新片子《中华女儿（八女投江）》《桥》等，大大打开了我们的眼界，电影激起了我们感情的波澜，我们和电影中的老战士更亲近了，每次列队去看电影都像过节一样高兴。春节期间军区文艺会演，然后上街头演出，我们自编了一些小节目，我也参加了演出，胆子越来越大了。我们住西城吉祥庵，到扬中操场出操，天不亮就起来学歌，当时学的是《国际歌》，三段歌词都背得很熟，部队还让我教扬中老师作曲的《一边倒》，我也大胆地去教了。现在想来，这都是同志们和组织上对自己的培养和锻炼，使我从一个孤僻的瘦弱的孤儿，逐渐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了。
南京的军旅生活
1950年暮春，我们大队合并到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青年干校。乘小火轮去南京，出了瓜洲口运河进入长江，江面宽广得一眼看不到对岸，浪涛滚滚，非常壮观。谁知在江心遇到了大风，轮船颠簸起来，同船的老太太们都念起“阿弥陀佛”祈求保佑。当时确实有些吓人，我想到了牺牲，但又相信“南京班”的“老柜”是能化险为夷的。轮船终于在夜间到达了南京。大部队乘小火轮进城，我和几个同志留下看管后勤杂物。在江边值勤，连夜站岗确实很累，但一点也不困，想到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心情无比激动。
第二天清晨，雇了几辆马车拉杂物进城，我抱着枪高高地坐在马车上，穿着土军装的娃娃兵，一定是很可笑的，我见到人们都向我们看。马车在石块路上疾驶，我看着眼前宽阔的马路，挺着胸脯进入了大城市，感到非常自豪。
在南京我们住在三牌楼的一个大院里，看到一些小伙子爬钢丝绳、翻双杠，自己便跟着学，也可以爬得很高。双杠推起逐渐增多，胸肌开始凸出了，至今未减。我们的队长是从部队来的，早操时常带着我们出去爬山。我真奇怪，他竟然在南京城内发现了那么多小山。有一次甚至走到下关，爬上了几个小山头。到新街口去看电影也常常是步行，来回几十里不感到累。记得有一次看苏联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回来时已是夜间11点多钟，我却感到浑身是劲，又在楼前双杠上练了好一阵才去睡觉。
由地方部队转到野战军，各种待遇都提高了。我们豪迈地唱起了《野战军军歌》（记得是罗浪作曲）：“我们是人民的希望人民的心，人民的子弟人民的野战军！我们有钢铁的意志，钢铁的精神，钢铁的纪律，钢铁的决心，像狂风像暴雨像闪电像雷鸣，我们勇敢前进勇敢前进消灭敌人，我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决不因胜利而骄傲。人民歌唱着我们的胜利，我们要为人民多立功劳，再接再厉完成最后的大胜利，勇敢地杀敌人。”曲调优美耐唱，唱得很起劲儿。当时我们学习了中国近现代史，系统的学习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与出路，对党史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了解更多了。指导员让我参加学习辅导，我办了借书证可以到三野司令部图书馆去看书，这又让我大开眼界，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尽管如此，星期天到山西路新华书店去看各种新书，仍然是我最高兴的事。我还学着写诗，发表在墙报上。后来我还成了“野直小报”的通讯员。
一支好钢笔是我们朝思暮想的东西，我和盛廉拿着积攒了几个月的津贴去新街口买金笔。烈日当头，南京的夏天是非常炎热的，为了节约，不坐公共汽车，步行20多里赶到新街口。一看，钱还差一点。回去吗？听说海军司令部合作社里有比较便宜的，于是又兴冲冲地去了。看到“博士牌”的小号金笔正可以买，但售货员却说：“不卖给陆军同志。”我失望地想回去了。盛廉班长还是有办法，他说，等一下。我们在门口等到三个海校学员请他们代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是纪律，不能代买！”又等到一位干部请他代买，开始售货员还是不卖，那位干部理解我们学习的苦心，说我们是他的朋友，这才卖了。我们仔细地挑选了两支。这确是书写非常流利的好笔，我们用了多年。向往多年的事实现了，怎么不令人心花怒放。此事也让我知道，到处都有朋友同志，各种困难都是有办法克服的。
歌唱仍然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每逢听大课，各队都要拉歌，军大来的同志们会的新歌比我们多，我们很快也学会了。如苏联歌曲“我们是红色的战士，保护贫穷的人民”，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首青年歌曲：
战马排成队，大雁结成群，
青年人要团结得紧又紧。
嘿！一起整齐步伐跟着毛泽东的大旗，
向幸福的新中国迈进！
我们有火热的心，为人民服务勇敢坚定。
大树要我们栽，大路要我们开，
新中国的房山要我们盖起来，
新中国的一切要我们安排……
此歌唱出了我们的心声，使我们觉悟到自己的责任，决心为幸福的新中国贡献力量。抗美援朝开始后，我们唱的《抗美援朝之歌》在比赛中获胜，曾去南京电台录音，还编了活报剧演美国兵在朝鲜被俘的狼狈相。一位山东人演美国兵，用典型的山东话说：“杜鲁门——俺上了你的当！”曾引为笑话，后来还被屡屡学舌，非常可笑。
1951年年初，我离开部队被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这是华东的最高领导机关，代表中央对所辖各省市进行具体领导。中央的各项指示乃至毛泽东亲自签发的文件，都是我们转发的。各省市的情况报告，五大运动的各项通报，数量甚多，我们的工作非常繁忙。当时没有上下班制度，往往连轴转，日夜加班。我们在老同志带领下干得很起劲。不少人是原新四军军部的老人，对陈毅等首长很熟悉，说他挺严厉又很和善，对下级很好，但对错误却嫉恶如仇。我们当时住在三井花园，有块足球场大小的大草坪，陈毅同志清晨常在草地上打拳。
听政治报告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报告人讲时事都用生动的典型事例说明问题，没有什么空洞套话，每次听报告都能获得不少新的知识，也受到鼓舞和激励。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常到我们办公室巡视，有时把我们召集起来作个小报告，教育我们要过好“困难关”“荣誉关”“美人关”等种种关口，用自己的经历为例，讲得有声有色，有时还带表演。如一次讲到美国兵怕死连缴枪也不敢爬起来而躺在地上把枪挂在脚上时，他当场躺在椅子上作了表演。我们多是20岁以下的青年，而他已是四五十岁的老革命了，如此亲切地爱护我们，使我们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听陈毅同志的报告当然是最带劲的，虽然听得不多，但印象亦颇深。那是在华东一级机关团代会上，他只在香烟盒的反面写了个小提纲，却一口气讲了6个小时，从上午9点讲到下午3点多；在上海体育馆，上万年轻人听得津津有味，中午也不感到饿。他谈到过去在江西的斗争历史，说当时的思想同毛主席后来发表的《实践论》是不谋而合的：只有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取得成功；如果自高自大脱离实际，就变成了“超级空中堡垒”，悬在半空中是很危险的。他还讲到对“三反”运动犯错误的同志不要歧视，没犯错误的也要接受教训，不然，你今后可能比人家摔更大的跤。他还说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运动中有搞错了的，纠正了就好，要互相谅解更加团结，革命利益重于一切嘛。这些话我都深深铭记在心。
机关工作虽然很忙，我还是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夜值班时，午睡时，看了不少书。当时上海旧书很多，很便宜，星期天我常到地摊上买旧书，一去就是半天，流连忘返。虽然每月津贴只有两斤猪肉的钱，我还是买了不少书，如鲁迅的《二心集》、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艾青的《诗论》以及臧克家的《我的新生活》《十年诗选》，等等。当时五分或一角钱就可以买一本书，我几乎每星期天都去，很少空手而归的。
有一次传达毛主席讲话，说他在中央机要处办公室里看到一些年轻人没有工作时就打扑克牌玩，提出了意见，希望年轻人抓紧时间学习，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我们的情况同他们差不多，没有工作时虽不打牌却常聊天，而我则是抓紧时间看书的，当时买了马恩两卷集（莫斯科版）在看。领导看到我爱学习，就让我负责筹办机关图书馆，把大家从解放区带来的书集中起来，其中有不少珍本，如土纸印刷的各种毛泽东著作和张如心的《论毛泽东》，还有苏联用道林纸印的厚厚的《旅顺口》等。这些书历经长途行军、战斗能保存下来真不容易。处长又把机关卖报纸的钱拿来让我到上海最大的福州路新华书店和中图公司去选购了许多书，其中多为文艺书。我们又订了二三十种刊物，一个不错的阅览室就办起来了。这给我的学习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我看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看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里别进斯基的《一周间》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人民文学》等刊物也是常看的，一些好诗常抄下来。记得看魏巍《朝鲜人》时，曾为中朝战友的生死情谊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从参军以后就注意体育锻炼，受毛主席青年时代“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影响颇深。对《怎么办？》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睡钉板进行锻炼的行为甚为钦佩，于是也洗冷水澡进行锻炼。我还参加了排球代表队，在一次友谊赛中曾战胜了有孙道临参加的上影厂代表队。双杠、跳高我也坚持锻炼。但因我原有胃病，紧张的工作、过分的洗冷水浴使胃病又犯了。领导为了照顾我们，在实行包干制之后，让我们自愿参加吃中灶，这是团级干部的待遇，我们这些小机要兵也享受到了。由于我对文艺的兴趣越来越大，领导还发票给我去观摩小剧场的内部演出，后来又调我到华东作家协会工作。这些都是党对一个战士、一个孤儿的培养和爱护，抚今思昔，感激不尽。在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我接触到党的核心机密，深深体会到我们的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为新中国的繁荣幸福而工作的。周围的同志们对我都充满爱心，许多人就是《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人物。他们的言行处处影响着我。我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决心做一个对马列主义“运用自如”的革命者。
我在华东作家协会做秘书工作，同秘书长柯蓝一个办公室。当时副秘书长孔罗荪刚从南京调来，一个人睡在办公室沙发上，照样紧张地工作。我最佩服他极快的写字速度，效率真高。柯蓝常下去体验生活，有一次还带我去公安局看警犬训练，许多警犬能轻易闻出毒品、血迹及某个人的气味。他看到我放在衣橱中的许多书，吃惊地说：“小鬼，你还有这么多书啊！”他的小说《红旗呼啦啦飘》出来后还签名送了我一本。作协有个很大的图书室，内有巴金先生赠送的和新买的许多书，我如饥似渴地借来看。
作协党组开会我作记录。夏衍同志主持会，发言简明扼要，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不要把自己的个人爱好作为党的文艺方针！”这是他针对当时有人片面否定自由体诗时所说的，现在看来符合“百花齐放”精神。黄源同志当时显得苍老，面色黄瘦，常开夜车。他羡慕地对夏衍说：“你是学工的，所以作息时间很有秩序。”他们都是“左联”时代的老作家，至今已90岁左右了，仍然健在，可能和坚持按时作息有关吧。
有一次上海市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开会讨论新宪法草案，我作记录。因动员会不少人未听，有人让我传达一下，我紧张得脸涨得通红，还是唐弢先生为我解了围，作了传达。赵丹念文件很认真，有感情，白杨、袁雪芬、王文娟发言都很积极。高龄的老戏剧家熊佛西先生最风趣，常讲他年轻时怎么跳墙出来演戏的事。看到文艺界的名人们都如此平易近人，我感到只要自己努力，也一定可以在文艺上有所作为。
北大的学术生活
上大学是我多年的梦想，1954年机关动员青年报考大学。我一心想到北京见毛主席，三个志愿都填了北大。经过一段补习，终于考取，名单在报上发表，排在第五名。我带着60多斤重的一箱书到北大中文系报到。随“新生北上团”在前门车站下车就上了北大的汽车，一转弯看到了天安门的红墙近在咫尺，心潮澎湃，感到无限幸福。学习生活开始了，过去以工作为主，读书时间少，虽用津贴买了一箱书，但还是太少了。当时我很天真，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大学里把图书馆的书全都读完。
在北大，我总感到自己太幸运了。当我在课堂上听著名的教授讲课，在图书馆里饱览中外名著时，总想到我年轻的战友们此刻正在紧张地工作哩，他们日夜苦干却没有这样的学习机会，自己只有加倍努力才能对得起他们呀！我感到自己的肩上同时也挑着他们的担子，所以学习特别专心、特别起劲。课前几分钟也抓紧搞些练习。谁知就在这上面还摔了一个跟头，挨了一顿批判。
原来我在笔记本扉页上写了一段对辅导员老师的素描，她是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非常年轻，抽查笔记时看到这段话，以为是调戏她，经过“马列主义基础”教研组把笔记本转到团总支去了。当时新生中调干生多，年纪大，尊师问题格外受重视，于是我成了一个靶子，在支部大会上作了重点批判。刚到北大就遇到一个下马威，打击不小，但我并不在意。我并不是有意的，对过火的批判毫不在乎，知道怎样过“倒霉关”。我的情绪还是很高，课堂讨论还积极发言，后来这位年轻的辅导员老师也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积极锻炼身体，在中文系第一届体育运动会上，获得了200米、800米两项第一名和个人总分第一名。后来我还参加了校代表队，当选为军体委员，带领全班一齐锻炼，明确“锻炼时间神圣不可侵犯”，连不爱活动的青年作家刘绍棠也参加了跑步。
上中文系本来是想当作家的，系主任杨晦先生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理论家、学者。为了打好理论基础，我一年级就主动自学大四才学的两厚本哲学教材，写了哲学笔记。学习外语也很用功，天天念，考试都得满分，大考时甚至抽出两天复习外语的时间去看了两本小说。一年下来，各门功课都考了5分（当时是五级分制）。这里我比别人还多一层障碍，因为“马列主义基础”课的老师对我印象不好，当我顺利回答完考卷上的问题之后，老师还不放心，又让我重抽一张考卷，不给准备时间要我当即回答。我又很熟练地回答出来了，这才得了一个5分。当时学校规定门门功课5分可以获得优秀生奖章，我于是成了全班唯一的优秀生。有几个同学文化课成绩都好，只是体育课4分，所以落选了。我参加了全校三好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校长马寅初的表彰。不久，我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班上的老党员们在一起，各方面的进步更快了。
我有自学的习惯，常在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找书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一书以马列理论作指导进行科研的实际经验给我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在1956—1957年写学年论文时，我选了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我从探讨文艺的本质入手，阅读了所有可以找到的文艺理论书籍，记了三四十本笔记和不少卡片。原来我对苏联文艺理论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发现不少论著教条主义严重，不结合实际，不解决问题，对于文艺本质问题只讲社会本质不讲艺术本质。经过独立思考，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两种本质”的新观点。关于文艺的艺术本质，实际即文艺特性。苏联理论普遍认为文艺特点是形象性，其实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塑造文艺形象的目的是传达感情。由此我分析了大量事实，综合概括建立了一个新的系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写论文，时有心得，情绪很高。这篇论文足足写了5万字，曾在1958年“双反”运动中被批为“修正主义影响的产物”。我曾给杨晦先生看过，他当时未表态。毕业时他留我做他的助教，大约也与此文有关吧。此文与流行的观点不合，当时无法发表，后来我继续思考这一问题，又不断积累了许多资料，进一步肯定了我的观点，总想以后找个机会把它重写一下。
毕业后碰上民间文学搜集的高潮，正好中文系需要民间文学教员。我愿意先搞搞民间文学，再回过头来搞文艺理论；征得杨晦先生同意，我离开了文艺理论教研室。当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委托北大中文系师生编选《中国歌谣选》和《中国歌谣资料》，我带领1956级瞿秋白文学会学生们分头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歌谣书刊、抄本，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分类编排，后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三本《中国歌谣资料》，内部油印了十多本。从这一工作中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专家陶建基等同志和同学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后来我又同他们合作编写了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概论》。在集体科研中，我们查阅了所有已出版的民间文学书刊，对苏联“人民口头创作”的体系作了较彻底的改造，建立了中国化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这部五六十万字的油印教材后来虽然没有出版，但其体系与观点正是如今公认的民间文学教材的基础，内容甚为丰富。当然其中也有“左”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还是力求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所以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搞民间文学很艰苦，又很新鲜。学校领导通过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所长找到贾芝同志指导我进修。他强调调查的重要性。1959年春天我曾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同志去河北农村调查义和团的故事传说，后来发表了一些故事和评论文章。1960年春夏我又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宫等单位的同志去西藏采风，骑马下乡，很累，但处处受到藏民的欢迎，那满碗的酥油茶极香，我们喝了一些，他们马上又给斟满。在下面跑了几个月回拉萨时，不但人晒黑了，脸也变圆了。西藏真是歌海，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歌的，小孩刚会说话，就会唱歌，刚会走路，就会跳舞，真是一个充满艺术天才的民族。歌手们给我们唱了许多歌，要我们记下“到北京唱给毛主席听”。在农奴制压迫下，农奴没有人身自由，随时会被出卖，被挖眼，完全没有人权。民主改革后，他们特别感谢解放军和共产党，把毛主席看成自己的大救星。我曾亲眼看到在日喀则的万人大会上，以前的农奴们用藏语合唱《社会主义好！》的生动场面，他们那从心底发出的热情，真是激动人心。在民主改革中，西藏人民开始了幸福的新生活。当时我感受颇深，回京后写了《西藏的春天》《西藏的歌声》和《阿姐甲莎》（即文成公主）等几篇散文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
回北京后就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同老舍、冯至等老作家分在一个组，我给会议作记录，多年后冯至先生还有印象。在会议上又见到了韩起祥、王老九、姜秀珍等著名民间艺术家，见到赵景深、李岳南等前辈专家，学到许多东西。回校之后就给中文系外国留学生开设了民间文学课，以后又给中文系四五年级学生讲过几遍，直到1966年5月为止。根据学校要求，我还编印了讲义，20多万字，印过三次。当时高教部将民间文学课改为专题课，不再是基础课了，所以几乎所有大学都让民间文学教师去教别的课了，民间文学课无形中被取消。系里也让王瑶先生指导我搞现代文学。王先生是朱自清的学生，知道民间文学的重要，他让我看《鲁迅全集》，重点研究其中民间文学的内容，又支持我继续开课。他审阅了我的全部讲稿，有时还去观摩我讲课，对我帮助很大。后来他曾让我把讲义拿给出版社看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直到1981年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其基础还是我青年时代的成果。同行专家们对我能独自坚持讲民间文学课表示钦佩，钟敬文先生甚至在会上说我有“张志新精神”，这是唯物主义精神对我的鼓舞，也是同许多师友和学生们的支持分不开的。民间文学表现了人民的天才创造，是如此吸引人，以致后来工农兵学员们清理仓库将民间文学讲义运到废品站去时，还有不少人悄悄留下了不少章节。“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青年时代也就结束了。
回忆我的青年时代，我感到无限幸福，这确是我的黄金时代。那时我经历了命运的巨变，得到了平等做人的权利，逐渐认识到人生的真谛。我切身感受到党是最慈爱的母亲，感受到为人民工作是最大的幸福，越苦越累心越甜。我坚信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研究的法宝，能不断开拓民间文学的新天地。虽然当时成果尚少，只编印讲义资料20多万字，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民间文学》《文学评论》等报刊发表各类文章5万多字，但却为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打下了牢靠的基础。青年时代是我的“马拉松时代”，我几乎每天都处在激动的昂扬状态，时时哼着愉快的歌曲，感到文史楼的每一扇窗户都映现出一个新鲜的太阳，引导我向新的境界大步向前。
（原载“中国名人谈青年时代”丛书的《青春似火》一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