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吕德申老师

吕德申先生是我敬爱的师长。他的逝世是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巨大损失。

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们课，但在毕业以后，工作上的联系是很多的，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吕德申先生属于温文尔雅、谦虚谨慎的一类人。他不事声张，为人低调，却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工作。

从1955年起，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文艺学引论”基础课，又开了“文艺思想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思想史” “文艺理论专题”“中国古典文论”以及“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 “马列文论专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思想研究”等专题课。由此可见，他对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有全面的理解，对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艺理论教学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是北大乃至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吕先生不只讲课，同时还编印教材。他是蔡仪主编《文学概论》通用教材的统稿人之一，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心血。他和张少康同志编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1986年出版后，成为全国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种基本读物。1990年他又主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与人合作主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河南教育出版社），为国家第八个五年计划重点图书，1999年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华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此外，他还写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典型论等基本理论的论文，在学术界影响深远。2006年吕先生荣获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颁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进一步肯定了吕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门学科奠基人的学术地位。

吕先生还大力协助杨晦先生的古典文论研究工作，1986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钟嵘诗品校释》这样的经典著作，其精深的研究使北大的古典文论研究别具特色，处于全国前列。这本书成了研究者必备的案头常用书。

1958年我毕业后，被杨晦先生留作他的助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虽然后来我调到文学史教研室从事民间文学教学，但我在教研室秘书工作、民间文学教学和外出调查中，常常受到他热情的关怀和帮助，真是如沐春风，十分温暖。他长期担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对我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

当时学校教学一般都重视书本知识，一些权威人士也主张“搞书斋里的民间文学”。我1959年到河北武清、廊坊调查义和团故事传说，1960年春夏到西藏调查民间文学好几个月，这些“出格”的活动，都得到他和杨晦、程贤策、张仲纯等同志的鼎力支持。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在60年代“民间文学课下马风”的巨大压力之下，我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坚持给中外学生讲民间文学课六七遍，直到1966年，这种孤军奋斗，绝对离不开老师们的支持，其中吕先生是主要的支持者之一。他总是鼓励我讲好民间文学课，认为民间文学很重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很重视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知识是中文系师生所必备的。

当时坚持讲民间文学课的全国只有我一个人。钟敬文先生说他5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都改行教别的课了，只有我还能坚持讲，说我有“张志新精神”。其实，应该说这是一种“北大精神”才对。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搞开门办学，我一个人住在双井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个小木板房里，教文艺创作课。我编了一本《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在当时大批“封资修、大洋古”的形势下，是有风险的，而这项工作始终得到了吕先生的支持。我阅读了大量西方作家的传记、回忆录和作品资料，抄录了几十万字，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也向吕先生请教，总能得到他很好的指教。当时英国作家的材料不多，他特别关注这一点，使我难忘。

吕先生是老北大，是俞平伯、沈从文等先生的学生。我总以为吕先生是抗战胜利后才进北大的，最近才知道，他早在1941年19岁时就考入了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王力等先生。吕先生1946年即到北大中文系任教，后又协助杨晦先生创建了文艺理论教研室，并担任副主任职务，主持日常工作。吕先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40年代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党性很强，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要继承吕先生谦虚谨慎、埋头苦干的精神，为文学研究奉献微薄的力量。

（原载《文史知识》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