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产业升级

未来中国经济要保证中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是必须之路，但目前当务之急，应是逆其道而行，对外要改革，对内宜开放。双管齐下，促进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一枝独秀，保持了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21世纪以来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的GDP为10.98万亿美元，已经达到美国（17.95万亿美元）的6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更是比美国多出近1万亿美元。

从人均指标来看，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7 990美元，这一数字远高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线（3 946美元）——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以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二产业规模在2013年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当年经济总量的44％。尽管最近几年金融业、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稀释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但仍超过40％，制造业无疑是当今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然而，中国的制造业劳动需求密集、资源消耗大、出口产品价值低，“世界工厂”早已不堪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保持能力的重负，以往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中国制造业也要随之进行转型升级，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产业价值链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产品价值链提升为何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市场环境稳定、国内政策得当，就能很轻松地从低收入国家晋升至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想要再前进一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却十分困难：经济徘徊不前、人均收入增长放缓，甚至由于经济模式调整缓慢发生经济危机，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大多数国家，如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非洲的南非，都掉进了这一“陷阱”。也有少数幸运儿避开了这一陷阱，成功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日本、匈牙利、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香港地区。

为什么这些国家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目前通行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或自然资源丰富，它们如果能够按照本身的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是相对比较容易的。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水平上涨，人口增长率降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同时自然资源并不能无限开采且要面临价格波动风险，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便会减弱，经济增长后继无力。

在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上，经济学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要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绩效，不断提升产品价值链，实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升级。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经构建了一个“出口复杂度”指标，一个国家出口产品复杂度越高意味着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技术含量越高，提升产品价值链也就越容易。图1比较了中国同其他历史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南非）及成功跳出陷阱的几个经济体（日本、中国香港地区、韩国、匈牙利和新加坡）的出口复杂度。

可以看到，跳出陷阱的国家出口复杂度要高于其他国家，而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恰好居于此两类经济体之间，而且在2000—2008年有较为显著的提高。这使得我们更加关心中国产品的价值链提升问题：中国产品价值链提升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持续提升价值链，使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呢？

中国的产品价值链提升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工业制造业部门保持了高速发展使得产品价值链迅速提升，而且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企业层面的数据为研究这一过程提供了充分的支撑。

研究出口产品种类变化最经典、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her）和他的学生、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俄林（Ohlin）所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预测中国这样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会出口纺织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机械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然而现实情况是，中国在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在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现象在21世纪变得更为明显。

不仅如此，中国同样还出口高新技术产品，这成为中国的产品价值链升级的重要特征。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以计算机和通信产品为主，兼有电子产品、光电子产品和生物制品，总计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0％，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美国。这与大家对中美科技水平的认识大相径庭。

加工贸易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加工贸易最初指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利用国内的加工技术进行加工，然后向国外出口最终产品。我国针对加工的中间产品的关税免征、减征、增值税退税等优惠政策使得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出口企业中十分普遍、也是最为重要的模式。

从数据上来看，机械部门和非金属矿业部门出口的产品中大量使用了进口中间产品，这与我们的日常感受相同：机械制造行业大量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和韩国进口而来。由于存在加工贸易，中国出口的产品价值含量要远高于传统贸易，这成为中国出口产品价值链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有一些行业的价值链提升要快于另一些行业？不同行业的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差异来自各行业企业的生产率的差异。生产率指的是企业组织、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生产产品的能力，体现了企业的技术水平。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指出：“生产率不是全部，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这是因为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利润，从而推动了整个行业利润率的上升，当企业利润增长后，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研究开发部门，不断积累知识和技术，最终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和产品价值链的提升。

克鲁格曼把亚洲金融危机归咎于“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过于依赖资本要素的投入而轻视企业的研发能力和产品质量提升，生产率提升缓慢，因此经济缺少内在稳定性，危机抵御能力差。从中国的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各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得到了较大提高，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7％。如采用产品附加值来计算，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的年增长率达到7.5％。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成为出口产品的价值链提升的最直接原因。

中国产业升级面临的挑战

我们关心的是，2000年以来生产率快速提升的趋势能否持续下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生产率快速提升将不断提升产品价值链，从而使得中国更有可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从中国经济的内部因素来看，2010年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工资成本大幅上升，并由此逐渐辐射到中部内陆省份。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明显，人口抚养比上升速度较快。这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曾经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变得相对稀缺，劳动力工资迅速上升。目前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比较低，但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比并无优势，工资成本的上涨势必会导致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向这些国家转移。中国的产品出口结构如不及时调整，那么未来的出口形势将不容乐观。

从中国经济的外部因素来看，受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欧美日等传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经济增长乏力，外部需求萎靡不振；其次，长期的增速放缓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各国为保护本国的就业必将会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中国同发达国家、产品出口结构相似的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再次，美国高调力推TPP,旨在建成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内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所有商品零关税，这将使中国同类产品在出口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冲击。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要保证中国能进一步顺利地实现产业升级，作者认为应当在接下来的10年中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政策方向进行调整，赋予改革开放的国策新的内涵，重点方向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对外改革并非是停止开放，而是强调改革对外开放的方式和内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格局。

对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主要出口目的国。欧美市场一直是中国贸易的主要伙伴，消化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大部分。过度依赖主要的贸易伙伴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这些经济体不景气时，大幅度减少进口中国产品，将导致中国出口行业波动加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出口目的国，如俄罗斯、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等。俄罗斯于2011年正式加入WTO后放开了一系列的产品市场，进口关税也大幅度下降，这给中国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对沿线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关系的深化亦可以有效地发展潜在的贸易伙伴，新技术的崛起使“跨境电子商务”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通过发展新的贸易伙伴、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贡献，可以有效地分散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减少中国出口部门的波动，为出口行业提供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使其能够持续提升生产率，促进其研发，推动可持续的产业升级。

对外改革的第二项任务是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目前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有一定制度基础，应当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当前，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比较容易，而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增速缓慢，原因在于东盟并没有对中国产品实行零关税，而中国对东盟93％—97％的产品都实行了零关税。双方制度化建设的不对等使得中国当前从自贸区中的获益还不是很大。

除此之外，中日韩三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都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大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对三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韩国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中间品进口国和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国，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对促进中国的外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积极发展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区建设，积极利用这些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产品市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仍然很大，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合作意愿增强，推进自贸区建设正当其时。

对外改革的第三项任务是调整加工贸易方式，提升出口产品价值。首先要减少来料加工比例，增加进料加工比重。中国的加工贸易促进了就业，但问题是最终出口品附加值太低，产业发展踌躇不前。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应成为一句空话，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提高出口品附加值的唯一方法。增加研发投入是提高出口品附加值的重要环节。

经济学上的研发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对传统工序的优化和创新，即“工艺创新”；另一种则是生产全新的产品，亦即“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投入较小，时效性强且技术门槛低，可以直接地、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应该作为当前的重点方向。在产品创新方面，坚持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差距，对现有成熟技术的改造、再吸收战略更加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对高铁技术的引进就是最好的实例。

同样，对内开放不是说要止步改革，而是说改革应当更加关注开放国内各市场。通过开放产品和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实现产业升级。

对内开放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国内各地区间贸易壁垒，降低地区贸易成本。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程度差异还很大。如果能够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腾笼换鸟”的产业政策，将为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然而目前部分中西部地区政府仍然思想僵化，缺少全局观，巧立名目地设置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地区壁垒，致使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区间贸易成本甚至要高于对外贸易，严重制约了各地区的协同发展，也阻碍了各地区的产业升级。

对内开放的第二项任务是逐步开放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有效运行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直接影响着生产的效率。相较产品市场而言，中国要素市场的准入门槛还很高，行政指令色彩比较浓重，资源配置十分低效。本届政府十分重视改革，多次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到要素市场，就是要逐步降低能源、电力、金融等行业的进入门槛，打破“玻璃门”，让民营资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加强竞争、提升效率。

同时，劳动力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放开二胎政策能有效应对老龄化渐现、人口红利耗散的现实问题，其积极作用将会逐渐凸显，下一步便是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最优就业结构。这两项政策，对于劳动力密集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内开放的第三项任务是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中国的产品市场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行政指令的成分已经很小。但是生产企业的税负还是很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多且乱，这使得产品价格畸高，而且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为了维持企业活力，实现产业的不断升级，需要减轻企业负担，持续地进行结构性减税、减少行政收费项目，推进“营改增”为代表的税制改革，不断减轻企业的负担，减少重复征税、双重价格扭曲的低效率。

（本文载于《财经》杂志，2016年11月7日。合作者：王宾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