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线索

在经历了新世纪的头十年之后，中国外交已跃上一个新的高地。“新高地”有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显著特征：其一，凭借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外交努力，中国已初步具备世界大国的气象，差不多所有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事务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表态，在某些领域（如推进世界贸易和投资、大范围推广脱贫减灾经验、拉动全球制造业景气等），更显现出带动国际社会进步、为人类整体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良好前景。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也是占当今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罕见的机遇，当然其间包含着中国外交人的辛劳。其二，在骤然增加的机遇、压力和复合型的内外矛盾面前，中国外交受到来自不同方向、对错混杂的大量批评与建议，所谓“高处不胜寒”，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症，例如各个层次的战略“先手”不够，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不多，不善于应对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和大众舆论，已出台的某些政策缺乏公信力，外交部门的自我评估与外界评价之间有差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外交急需自我更新和再定位，在既定方向和适度调整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即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基本路线为基础，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和“有所作为”的力度。

笔者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是就新时期、新高地的中国外交所提出的建言。它并非某种系统的思想学说或逻辑假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说和外交理论^[1]，而是一种介于形而上的理论和具象的政策解释之间层次的引导性说明，也可以说是一种旨在激励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倡导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对外关系思想。这种“创造性介入”论说，主要受到近年来中国外交一些成功案例的启示，同时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外交风格的延续性，参照了国际惯例及发展趋势，努力发掘国际外交事务圈的“中国特色”。大体上，“创造性介入”的要旨如下。

（1）它判定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没有变，我国持续壮大和加深对外依存的趋势没有变，以此认知作为鼓励中国外交“给力”的大背景。

（2）它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方针的中心点。

（3）它拒绝成为习惯思想和做法的囚徒，相反，“创造性介入”的特点在于，越是在困境和挑战面前，越要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

（4）它特别强调国内社会政治清明开放的价值，把内部的改革和进步作为外交活跃奏效的基石，提示国家外交转型与社会政治转型之间的正比联系。

发生在新世纪前后的“创造性介入”外交实践，预示着中国外交更大作为与责任的时代，揭示出未来中外关系更加积极和良性互动的力量源泉。“创造性介入”当然需要付出大量智慧与心血，似乎让外交人和政治家增添了成本和辛劳；但它也有好的回报，不只是拓展了于我有利的空间，使中国外交家能够扬长避短、大展身手，为人民、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好的外部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富有智慧的一面，对内也将产生持续的“倒逼效应”，促使我们的做法、体制和观念不断改进、去粗取精。

本书的写作思路是，在大致厘定“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之后，挑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中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人物，梳理呈现其创新之处并解释其普遍意义。案例选取的原则是尽量“厚今薄古”，以便与中国外交的下一阶段对接；素材完全取自可公开查阅的资料，包括网上可查的信息，以表明中国外交研究可以不依赖特殊渠道和内部信息。本书不仅讨论每个个案的成功之处，也要探究它们有待完善的地方、局限性和风险；与其说是赞扬那些优秀的外交官和外交手笔，不如说是更希望鞭策、推动相关的变革及反思。本书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逻辑，介绍有关“创造性介入”的各种支持性命题、观点和“理论”；第二部分把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的外交方针和国际角色做出对比，揭示中国从革命者到建设性大国的全球角色转换，厘定转型命题的大致内涵；第三部分聚焦中国外交能力建设问题，研究若干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领域及问题。囿于笔者有限的信息量和认识力，书里选取的案例，肯定有各式各样的缺失和不同的解说版本。所谓“理论”，也只是笔者个人对中国外交实践过程的一种初步整理，还不是系统和成熟的学说。请读者注意，这种新外交的基本取向不是书里的外交故事细节和精准度，而是“创造性介入”的思路。

这里顺便说一下本书的分析角度。首先，它不属于简单的对策研究，也不算是单纯的描述解释，更不像是有些人热衷的预测分析。在笔者的心目中，研究工作不必把自己束缚在特定框架内，上面提到的三种角度都可以应用，关键在于分析和写作时从实际出发，避免跟风或唯上。其次，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的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的长短优劣，我们既不要过分迷信它们，也不要随便否定其功用。就笔者而言，比方说，比较欣赏建构主义对问题的动态捕捉和解析能力，比较看重全球主义，特别是新的全球治理学说的包容性和进步视野，比较不喜欢传统权力政治理论咄咄逼人的争斗特点，比较愿意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探索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同时比较注意那些小而有趣、多少有些跨领域和交叉学科的学术讨论（如“主权”“人权”的讨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非传统安全理论、功能外溢说、复杂性学说等），避免以偏概全，影响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严谨。再次，就“创造性介入”这一范畴的探索路径而言，开始时主要考虑的是对中国外交这些年建设性参与世界事务、发挥更大作用之实践的经验做一些梳理，越往后越觉察到内政对外交的推动（制约）作用，所以不光要赞扬成绩，也要思考缺失，本书后面的部分更多的是审视和批评，也是对中国走向更高阶段的期待。

“内圣外王”的中国古训启迪我们：与其更多算计他人，不如自省自强。这既是笔者研究中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创造性介入”思想的主要线索。

[1] 对于中国外交过去一段时期的实践成效，国内外学界和研究者有大相径庭的评估及结论。下面的作品可作为有代表性的、相对深入和客观公正的读物：Barry Buzan, Rose-mary Foot, eds., 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 Essays in Memory ofGerald Segal, Rout-ledge,2004; 〔加〕江忆恩：《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朱锋、〔美〕罗伯特·罗斯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版社2008年版；〔美〕金骏远：《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总体而言，笔者的个人感受是，它们各有其观测角度和事实依据，阐述的看法都有值得重视的道理，但同时均有缺失和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不足是，就本书关注的主题来说，多数作者似乎不言自明有一个预设，即中国是一个长期有麻烦、存在巨大不稳定性和挑战威胁的国家，中国外交始终处于被动的、反应型的状态，而“国际社会”（其实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总是用同情或责备的眼光，居高临下地审视“中国问题”，或对中国外交“下指导棋”。这个预设固然有它的成因和理由，不过不是本书批评的重点。笔者更关心的是，如何把“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多样的、变化的、可影响的对象？中国在经历“成长的烦恼”的同时如何展示自己的活力？中外的互动如何放置在一个更有积极意义和创造性的平台上？对这些问题，似乎缺乏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