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器映道 深体人文
中国人喜谈“道器”，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此，乃多有着力于“道器之辨”者，就怕以器害道，使人文流于表象，生命落于枝节。但其实，谈道器，在“严其别”外，更可举“道器合一”。
说不能只执于别，是因以器害道，固让人孜孜于末节，但以道轻器，尤让人流于空疏。以艺术而言，只在器上转，你就追逐技术，花指繁弦，虚矫呈现；但若就在道上谈，你仍然只执于概念，离乎作品，空言大义。以此，真正的艺术家乃须道器得兼，对具体的外现能掌握，对内在的精神能呼应。且何止得兼，能被称为大家者，更就道器合一，“以道显器，以器映道”。
个人如此，历史中成其典型的文化亦然。有形上的拈提总有形下的映现，有形下的呼应就有形上的标举，以此，你想契入，固可“以道入”，亦可“以器合”。
而虽说“以道入”“以器合”因人而异，但谈音乐，先以器入，则有其必须。必须，是因音乐抽象整体，直以道入，空疏之病尤大。
以器合，可以就作品论，但音乐艺术的门槛高，没受专业训练，就难在此判准。以器合，也可以直接就乐器说，它内在讯息的丰富会让你惊讶。
乐器不像许多人所想的，只纯然是个表现音乐的载具而已，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文化美学的外现，也因此，它有自己的个性。而在中国，这个性尤为突出，因为它直指一定的生命情性，“见器犹见人”，你可以由此拉出的，何止于音乐，更是生命。
这生命，在古琴，是高士；在琵琶，是侠客；在竹笛，是书生；在筝，是儿女；在胡琴，是常民百姓。可以说，涵盖了中国人生命情性的全面。
而何止于生命，更及于文化，这其中所能契入的，还涉及社会阶层、文化特质，乃至历史气象的变迁，透过这具象的存在，许多抽象的精神竟可以如此被我们深刻而贴近地感受着。
所以这书，既在谈乐器，也不只在谈乐器，虽聚焦于音乐，映现的却是更广的人文。对一般人而言，它不构成门槛，但真掌握了它，你其实也就掌握了一把开启生命观照、契入中国文化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