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词缀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我们的看法

汉语词缀及附加式词语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所涉及组合是否为词似乎少有考察

既然是词缀，其所构成的组合必须成词。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进行构词方式的探讨。但古汉语中的一些组合是否为词并非一目了然。从当前研究来看，我们发现很多纳入研究的组合，可能只是处于同一音步的双音组合，并不具有词的特点，将此类组合中的无义成分当作词缀，显然是不妥当的。

以《诗经》中的一些被定性为词缀的成分如“言”“曰”“于”等为例，我们认为其中很多组合很难称得上是词。且不论有些成分似有实义，即便均为无义成分，也不能简单地定性为词缀，以下几点无疑提示我们它们与前后成分的组合似乎不具有词的性质：第一，语言的时代特点。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双音词并非主流，《诗经》有何必要通过附加式构词方式构成如此多的双音词，值得思考。第二，文体特点。《诗经》以四言为主，为了保证四言采用了很多方式，这些所谓的词缀是用来凑足句的字数还是构成双音结构，必须注意。第三，往下延伸，必须关注古注的影响。《诗经》毛传及郑笺对后人影响很大，魏晋时的模仿用法应当是在这些注文的影响下使用，故其性质的确定应当考虑这些注文。第四，可验证性。作为一个词，不当仅出现于《诗经》及模仿《诗经》的韵文中，散文中未见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它们并非为词。第五，现代诗歌、民歌中衬字的存在，可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成分。

二、词缀的内涵还存在争议，认识上的局限性依然存在

当前的一般观点认为：词缀是黏附于词根上无义的附加成分，具有类推性。但也有人只注重其中的部分特性。如有些学者强调构词能力的类推性及定位性，而认为义虚不是很重要，一些谨慎的学者将意义较实在的构词成分称为准词缀，还有一些则直接将它们纳入词缀。这种认识可能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西方语言如英语有明显的形式标志，并依此定性词缀，而对应的意义却未曾考虑，故而对译成中文后，我们发现很多词缀对应意义很实在。但这种认识若移植到汉语中来，则会出现问题，因为意义实在的成分在汉语中会与另外的语素在意义上构成诸如并列、修饰等关系，从而出现分类上的矛盾。如有学者将表人的“者”看作词缀，实际上它完全可与前面的成分构成偏正式合成词，故我们认为词缀义虚，不与另外语素发生其他关系，是词缀成立的必要条件。另有学者只强调义虚，而忽视类推性，这同样会出现问题，因为很多词语某个语素意义的消失只是偶然的，个例的，是这个组合长期使用中受到前后语境的影响而致使意义虚化，并未作为附加成分参与构词。所以我们认为词缀必须要在使用中能作为附加成分参与构成一定数量的词语，其外在表现就是类推构词。义虚及类推构词这两个条件，是词缀必须同时拥有的，缺一不可。

同时我们还认为，无论是词缀义虚，还是类推构词能力，以及黏附性强等，这些都是词缀特征的外在表现，它们只是词缀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判断词缀及附加式合成词必须另辟蹊径。

研究词缀及附加式构词，其他构词方式的研究可提供参考。我们在界定并列、支配、主谓、偏正等构词方式时，常依据字面上语素之间的意义关系，这可解决大部分词的结构定性。但也有可能出现问题，如“雪白”，到底是主谓式还是偏正式，从字面上就难以确定，这时就要考察成词时各语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成词之后特定时段、特定语境中各语素所表现出的关系。也正因此，一些偏义复合词，如“国家”，虽然“家”这个语素不表义，但我们仍然将它定性为并列式合成词。词缀以及附加式合成词自然可通过诸家所讨论的外在特征加以判定，但这只是界定的第一步，真正确定还需要成词机制的考察，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个疑似附加式合成词或词缀在共时平面所表现出的特点，还要注重历时层面的成词机制及成词过程的考察。作为附加式合成词，其形成过程应当是：某个语素在使用中意义虚化，或意义本就很虚，随着词汇双音化、韵律规则或其他某种需要，这个语素以无实在意义的附加成分附着于特定类别的语素前或后，构成合成词，这类合成词即附加式合成词，这个用以附着于其他语素的构词语素即词缀。关注成词过程，以是否以附加的方式成词来判断是否为附加式，可以避免仅依据外在表现而判断构成方式所带来的问题。以下我们举例加以说明。

杨荣祥（2002：66-67）在考察副词词尾“乎”时认为，“乎”作为副词词尾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介词，另一个可能来自上古汉语中的形容词词尾“乎”。杨先生对来自介词“乎”的词尾进行了特别考察，并以“几乎”为例，认为这个词是由原处不同层次的跨层组合进而逐渐成为附加式合成词的^[1]。文章对“几乎”成词过程的考察结论可信，但将这个“乎”定性为词尾则可商榷。从成词过程看，“几”与“乎”长期而大量连用，它们原处于不同层次，后来由于“乎”后的宾语出现了次类变化，导致结构关系上的重新分析，从而成词，“乎”在参与构词的过程中，不是以无义的附加成分附于“几”之后。与之相对，“断断乎”“恰恰乎”“迥乎”等成词时，是以无义的“乎”直接附于词根语素后而成词。鉴于“几乎”并非以附加的方式成词，我们认为它并非附加式。

与“乎”相似的还有“其”，张振羽（2009：51-56）详细探讨了“尤其”的成词过程，他指出：程度副词“尤其”是由副词“尤”与指代词“其”通过跨层连用词汇化而成的，它是句法位置、韵律规则、词汇双音化、使用频率以及认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尤其”萌芽于唐五代，形成于宋元，完全成熟于清代。从其考证过程来看，这个结论是可信的，但他同时认为：受共同因素的影响，在近代汉语中产生了一批副词词尾，如“～乎（几乎、似乎）”“～自”“～复”等，它们有着与“其”类似的虚化轨迹。这个观点就有问题了：“自、复”作为词尾早在中古时期即已产生并成熟，其产生是因为“自、复”处于某一类语境中，意义虚化，再附加于副词性语素，构成附加式合成词，它们与“尤其”的根本不同在于，“尤其”的成词是个案，由跨层组合逐渐成词，因而不具有能产性，所以自然不能看作附加式。

由“然”构成的词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它大量用于“若/如+AP+然”的句法环境中，词义逐渐虚化和脱落，发展成词尾“然”，再附加于词根语素，构成附加式合成词。其成词过程是：先有意义很虚的“然”，再有“～然”类词，也正因此，这类词可类推构成很多词（参王兴才2009）。附加式“～然”应当排除“既然”“不然”等由“然”构成的另外一些词，因为它们都是因前后文语境的变化，独立由词组逐步凝固成词。

如果我们注重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成词过程，用以判断附加式词语，并进而确定词缀，将可以有效解决词缀判断中因立足于外在特点而造成的混乱。

三、判断标准的执行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

为了界定词缀及附加式合成词，学者们着力探求词缀及附加式合成词的特点，并制定了词缀意义较虚、具有类推构词能力、黏附性强等判定标准。可综观当前的研究，我们发现标准虽有，但却缺少执行标准的有效方法。

以意义较虚这一标准来说，既然制定了这一标准，自然要有判断意义虚实的方法，目前使用最多的是以去掉某个语素词的意义是否改变为手段加以鉴别，意义不变则说明这个语素无实义^[2]。这样做有一定的效果，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同义复合词无法判定。学者们在使用此方法时，一般均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出要排除属于同义复合的词语。但问题是，很多同义复合词并非一眼就可以看出，若不细加考辨，很容易将同义复合词看作附加式。以“毒”为例，朱庆之（1992：146-148）将其定性为“起扩充音节作用”的语素，蒋宗许（2009：178-180）将其定性为词缀（两家的看法并无本质区别），并举“悲毒、酸毒、苦毒、酷毒、痛毒”等词为例。考上举词语用例，去掉“毒”后，意义不变，似乎符合词缀无实义的标准，实则并非如此。“毒”在文献中有痛、苦义，《广雅·释诂二》：“毒，痛也。”王念孙疏证：“《大雅·桑柔篇》：‘宁为荼毒。’郑笺以‘荼毒’为‘苦毒’，陆机《豪士赋序》：‘身厌荼毒之痛’，是荼、毒皆痛也。”《广韵·沃韵》：“毒，痛也，苦也。”上举各词实为表此义的“毒”与同义语素构成的同义复合词，其中“苦毒、酷毒、痛毒”还有完全同义的倒序词“毒苦、毒酷、毒痛”。

其次，其他结构的词语也存在去掉某语素后意义不变的情况，若以去掉某语素意义不变来判定这类词，也会出现错误。如由“口”构成的“住口、停口、歇口、辍口、毕口”等词，去掉“口”后，主体意义不变，而它们实为支配式。与其类似的还有由“手”构成的一组词，有学者认为“断手、毕手、了手”为以“手”为后缀的附加式，因为“手”去掉后，整个词的意义不变，其实将“断手、毕手、了手”与上举由“口”构成的词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两组词结构上并无不同，“断手、毕手、了手”实为支配式合成词^[3]。

第三，有些虚词，因本身无实在的词汇意义，在句中主要表达语气或起连接等语法作用，去掉某个语素，并不影响意义的表达，这样的词也无法使用此方法验证。如“忽即”一词，蒋宗许（1992：83）认为“即”去掉后意义不变，因而将其定性为词缀。然而仔细体会其用例，我们发现“即”实用于连接前后相连的两件事，相当于“就、便”，因其主要发挥连接功能，所以去掉之后并不影响意义，而且文献中还有“忽便、忽乃”组合，与“忽即”用法完全相同，此亦可证“即”的性质。

类推构词能力标准同样存在缺乏验证的问题。类推之“类”有特定内涵，不能仅停留于数量，然而在实际研究中，有时连数量都未加考虑。

以“馨”为例，它作为后缀得到大多学者的认同，用以佐证的词包括“宁馨、如馨、尔馨”三个，有学者还举有根本不为词的“如……馨”的搭配。三个词数量本就不多，更重要的是这三个词本为同一个词的不同音变形式，这已为诸多研究者所发明，如此一来，用以佐证的词实质上只有一个，“馨”自然不具有类推构词能力。“馨”的构词能力如此之差，其词缀性质实在让人怀疑。

研究中未考虑“类”的内涵而造成的判定问题更多，如当前对词缀“生”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生”可作后缀，并依据“生”前成分的不同分为五类：1.用作形容词词尾，形容词可以是单音节的，也可以是双音节的。且“生”做形容词词尾时，常出现在“太+形容词+生”的格式中。如“瘦生、贪生”。2.用作名词词尾，使名词具有形容词功能，表某种状态。如“僧生”。3.接于动词和动词性结构之后，表状态，相当于“……的样子”。如“多知生、无礼生”。4.放在疑问代词之后，构成“怎生、作摩（么）生、甚生、何似生”等词，充当状语、定语、主语、谓语。5.作副词词尾，构成“好生、偏生、怪生、甚生”等词。“生”的五种用法存在一些根本区别：第二种用法用例很少，名词在“太……生”的组合中，实际取得了形容词的功能；第三种用法，“多知”与“无礼”表面看是动词性结构，实际表达的是形容词的功能。前三种用法中，无论“生”前是形容词、名词还是动词，它们与“生”构成的组合在功能上都相近，且基本限于句末位置，以“太……生”的形式为常见，故1、2、3种用法可归于同一类型。第4种用法，与“生”组合的疑问代词与形容词在功能上明显不同，所构成的组合在句中位置灵活，功能多样，与前三类亦有显著区别；第5种用法，与“生”组合的副词虽与形容词有相似之处，但从所构成的组合看，它们主要做状语，位置、功能与前四种亦有明显区别，因而4、5两种当分作两类分别对待。

然而各家在研究时，多将“生”的五种用法不加区别地统于词缀“生”之下，这种做法的实质是未能正解处理类推之“类”，由此带来了一些问题：诸家根据五类组合得出结论，“生”所构成的附加式具有形容词的功能，因此将其定性为形容词后缀。然而细加考察，我们发现，前三类才真正属于同类，而它们构成的组合在使用上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种组合几乎全出现于句末，不能充当定语、状语，这与一般的形容词完全不同。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个“生”与它前面的成分并未组合成词，它只是用以表感叹、夸张语气的语气助词。

再以“手”为例，学者们在论证其为词缀时，举了很多例子，这其中包括“应手、随手、当手、寻手、就手”等，另外“逐手、缘手、趁手、跟手、循手”也属此类。不过在处理时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词从数量上看很多，但在证明“手”是否具有类推性时只相当于一个词，原因在于，这些词中“手”前的语素都是同义成分，这些词更有可能是同义语素替换而构成的词。

由此可见，疑似词缀是否具有类推构词能力并不是一眼就可看清的问题，在实际研究中需要加以关注，“类”及类推均需要作科学的定义。

再看黏附性标准，这个标准要求词缀语素必须紧附于词根语素上，不能分开，其实质是二者组合必须成词。这在现代汉语中比较简单，语感一般就可解决问题，可对古汉语来说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语感往往会欺骗我们。

当前的研究者虽然多强调黏附性标准，但在研究中却缺少基本的验证，很多用以佐证的所谓附加式合成词根本不具有词的性质，由此界定的词缀自然让人怀疑。以“试”为例，有学者认为“试”可作动词前缀，且基本局限于诗歌中，并举多例用以佐证。可是，我们发现这些组合在散文中也有很多，它们与动词组合松散，一般情况下都能感知“试”的实在意义。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组合到了诗歌里就成了黏附性强的词语，就成为附加式合成词？带着疑问，我们对“试”与动词的组合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它们在诗歌中多可找到扩展形式，以“试听”为例：

唐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试听紫骝歌乐府，何如骥舞华冈？”蒋宗许（2009：134）举此例，认为“试听”为附加式。我们考察文献，发现了如下用例：

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唐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如君所言诚有是，君试从容听我语。”唐李涉《送杨敬之倅湖南》：“久嗟尘匣掩青萍，见说除书试一听。”宋袁去华《剑器近》：“试细听、莺啼燕语，分明共人愁绪，怕春去。”

与“试听”相比，“试静听”“试从容听”“试一听”“试细听”只是在“试”与“听”之间添加了一个修饰成分，各组合所表核心意义与“试听”相同。这些用例说明，“试听”是一个松散组合，而非结构紧密、黏附性强的附加式合成词，其中“试”当解作试着或聊、姑且等义。

其他由“试”构成的常用组合基本都可利用此方法证实它们只是松散的组合，与散文中的用例并无不同，如此“试”的词缀性质自然不能成立。

除了“试”之外，还有一些来自《诗经》被定性为词缀的成分，如“载”“伊”“于”等，它们所构成的组合基本限于《诗经》及仿照《诗经》文体的文献中，是独立的成分，还是附着于词根构成真正的附加式合成词，需要考察验证，不能仅停留于感觉。制定行之有效的验证方法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四、词缀及相关词语描写尚嫌粗疏

现有词缀研究的基本模式是指出某个词缀，然后举一些例子加以佐证说明，这样的描写显然不够。我们认为词缀及附加式研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问题，需要加强研究。

第一，很多非词缀成分及非附加式词语被误认为词缀或附加式合成词。

以中古汉语词缀来说，目前研究所发掘的词缀数量很多，但这些词缀多缺少科学的验证，诸如“自”“复”等经过充分研究讨论的少之又少。就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初、第、毒、即、来、切、试、手、生、馨、载、祗”等都不是词缀（详参下编）。一些真正的词缀，用以佐证的词语也需要考辨。如：

唐张祜《容儿钵头》：“两边角子羊门里，犹学容儿弄钵头。”

王力（2003：229）引此例，认为“钵头”为附加式。“钵头”表示盛物的器皿是不是附加式尚待考证，问题是，张祜诗中的“钵头”实指传自西域的唐代乐舞，与器皿全无关系。这一点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十六已经指出：“明皇宫中有容儿弄钵头、邠娘羯鼓、要娘歌、悖儿舞，张祜各有诗。”关于钵头舞，唐段安节《乐府杂录·鼓架部》有介绍：“钵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又作“拨头”，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乐二十》：“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钵头舞中舞者被发素衣，“钵头”之名或与被发有关也未可知，故将表乐舞的“钵头”看作附加式尚需证据。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六：“刮取车轴头脂作饼子，着疮上。”

蒋宗许（1999：34）引此例，认为“车轴头”为附加式。从句义看，这里的“车轴头”当指车轴的两端，因为只有车轴的两端安车轮的地方，才有油脂，“头”的意义非常实在。“车轴头”指车轴之两端从古注中也可以看出。《方言》卷九“车轊”，郭璞注：“车轴头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四》：“初，燕人攻安平，临淄市掾田单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铁笼傅车轊。”胡三省注：“车轴头谓之轊。”同样解释“轊”，另外两家有所不同。《广雅·释器》：“，轊也。”王念孙疏证：“车轴两耑谓之轊。”南朝宋鲍照《芜城赋》：“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李善注引《说文》曰：“轊，车轴端。”李善所引在《说文》中作“軎”，《说文·车部》：“軎，车轴耑也，从车象形，杜林说。轊，軎或从彗。”两相比照，“车轴头”中的“头”指车轴之端非常明确。

其他诸如“宣头、座头、膝头、前头、拳头”等看作附加式都有问题，需逐一考辨。

第二，词缀来源考察尚有明显不足。

考察来源是词缀研究的重要内容，来源不清楚，词缀的研究也就不完满，甚至连词缀的性质都让人怀疑。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词缀来源的考察存在明显不足，目前仅常见的几个词缀的来源有比较可靠的论证，其他多限于简单推理及说明。以蒋宗许《汉语词缀研究》为例，蒋先生试图探求各词缀的来源，因此文中多有对词缀来源的说明及推定，但缺少深入细致的论证，其结论的可靠性自然大打折扣。如谈及后缀“来”时，他认为（2009：215）：“‘来’的通常意义表去来之‘来’，从魏晋而后即有虚义用法，且开始和表时间的单音节名词组合，作为后缀而组成表时间的复音词。”上述探讨显然过于简略，蒋先生只谈及魏晋而后“来”有虚义的用法，但这个虚义如何来，又虚到什么程度，则未加说明。我们考察之后发现，这个“来”实由上古表时间的“以来”缩略而来，在使用中，意义虽有虚化，但仍然保留了“以来”的主要功能，因此其词缀性质让人怀疑。再如“馨”，段玉裁明确提出“馨”乃“”之同音借字，诸多先生赞同其说。问题是，“”作为语气词仅在词典中保存，其性质、功能都不清楚，仅从字音相近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总让人感觉有所欠缺。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由“馨”构成的“宁馨、如馨、尔馨、如……馨”与“宁许、如许、尔许、如……许”在形式与意义上相对应，而且语音上“馨”“许”亦相通，通过考察，我们认为：“馨”实为“许”之音变，用以表数量，它并非真正的词缀。

第三，词缀的组合特点、使用情况、发展变化的考察描写尚显粗放。

来源弄清了，词缀的性质得以确定，其在共时层面的组合及使用特点以及历时层面的发展变化过程及动因，需要考察研究，并细致描写。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有深化的必要及可能，以蒋宗许《汉语词缀研究》一书来说，这部书对词缀的考察与研究注重了共时与历时层面的结合，并对词缀发展变化的原因及表现进行了分析，使得每个词缀的发展变化过程都得以相对完整的展现，这是其长处。从其描写来看，此书以时间先后略举用例，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论述，这当然有篇幅受限及研究精力的原因，但这样的展现方式存在明显不足：虽然注重了时代先后，但共时平面的组合面貌及组合特点无法有效展示，而且由于举例与分析未能紧密结合，使得说服力大打折扣。以“云”为例（2009：142-144），此书中前缀及后缀均提及“云”，在谈及前缀时，举有“云谁、云何、云远、云亡、云余、云别、云终、云备、云阕、云尽、云已、云游、云豫”等用例，时间贯穿上古至清代。蒋先生在举例之后分析说：“按照判别词缀的标准解析，《诗》中的‘云’作词缀的用法亦颇有之，且用法很随意，我们上边所举前四例前缀，分别用于单音代词、形容词、动词之前。我们觉得，‘云’作前缀当只是借助于其语音形式而构成双音词而已，其道理与‘曰’‘爰’等相同，盖其语音相近而通。到了后世，除了直接沿袭《诗》的用法外，似基本上只缀于单音动词之前。”

从所举组合来看，“云”与代词、动词、形容词的组合功能存在很大差异，将它们不加区别地并列在一起显然不当。而且由于未加分别，它在后代的发展变化及使用情况无法客观描写及展现。从我们的研究来看，“云”与代词组合基本限于“云胡、云谁、云何”三个，在《诗经》中，它们同属一个音步，看作一个整体，不影响诗义，因而后世得以继承使用，“云胡”“云谁”在后代主要用于四言、五言古体韵文，清楚地体现出其与《诗经》的继承关系。与“云胡、云谁”不同的是，“云何”在后代得以推广使用，并发展成为一个常用词，引申出众多功能。鉴于后世文献仅限于对《诗经》既有的三个组合的继承使用，“云”并未作为附加成分附于同类性质的语素构成其他组合，“云胡、云谁、云何”实为历史组合的继承使用，“云”似不当看作词缀。

“云”与动词、形容词的组合同样出自《诗经》，但在后代的发展变化及使用情况与“云”与代词的组合有很大不同，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1.“云”与动词、形容词的组合没什么特别限制，由此构成的组合数量极多，蒋先生认为“‘云’到了后世，除了直接沿袭《诗经》的用法外，似基本上只缀于单音动词之前”的说法未能反映语言事实。2.“云”与动词、形容词构成的组合，除“云亡、云殁、云逝、云毕、云远、云暮、云晚”等少数几例通用于韵文及散文外，基本限于韵文中使用。3.“云”与动词、形容词的组合汉魏时兴起，盛行于唐，宋元之后逐渐衰微，但直到清代仍在使用。

这些特点在蒋先生所举文例及分析中都未能反映出来，不仅如此，我们发现，他所谈的副词后缀实质上仍属“云”与动词、形容词的组合，因在研究时误将二者分开，故而研究结论亦值得商榷。（2009：230-232）

[1] 麻爱名（2010）详细论证了“几乎”由两个不同的词凝固而成为副词的过程。

[2] 参蒋宗许（2009：60）、王云路（2010：276）。

[3] 详参下编“手”的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