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探析

阿拉伯文学概略

阿拉伯文学的分期

阿拉伯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地理范畴和不同的涵义：在伊斯兰教创兴前和创兴初期是指阿拉伯半岛人民的文学；此后是指阿拉伯帝国的文学；在现代则是指阿拉伯世界各国的文学。

一般说来，阿拉伯文学史可以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为界，分古代与现代两大部分。即19世纪前为古代，19世纪后即为现代（包括通常所说的近代、现代与当代）。

依照传统，阿拉伯古代文学史基本上分五个时期：

（一）贾希利叶时期（475—622，亦称蒙昧时期）

这一时期是指伊斯兰教创立前的150年左右期间。“贾希利叶”（al-Jāhiliyah）一词原为蒙昧、愚妄、无知的意思，源于《古兰经》。因为从伊斯兰教的观点看，当时半岛大部分游牧民桀骜不驯，信奉原始宗教，即信仰多神，崇拜偶像，而未认识真主，因而被认为是蒙昧阶段。当时人们多以氏族部落为单位，放牧驼、羊，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因生产力低下，部落间常因争夺水草而发生冲突或战争，盛行相互劫掠和血亲复仇。居住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在这一时期才逐渐有了统一的标准的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并日臻完美；而流传至今诸如世界文坛奇葩的《悬诗》等最古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二）伊斯兰时期（622—750）

即自穆罕默德创兴伊斯兰教至伍麦叶王朝灭亡。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时期：先知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在位的伊斯兰初兴时期（622—661）和伍麦叶王朝（亦译“倭马亚王朝”， 661—750）时期。

穆罕默德（Muhammad 570—632）实现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化，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穆罕默德逝世后，由艾卜·伯克尔（Abū Bakr 632—634）、欧麦尔（‘umar bn al-Khattāb 634—644）、奥斯曼（‘uthmān bn ‘affān 644—655）、阿里（‘alī655—661）先后继位，称四大哈里发（al-Khalīfah 意为后继者、接班人）。661年，伍麦叶家族从阿里手中篡权，自立哈里发，并从此改政体为世袭帝制，遂名伍麦叶王朝，迁都于大马士革。伍麦叶朝旗帜尚白，我国古书称之为“白衣大食”。在这一时期，由于不断征战，开疆拓域，自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最后形成。其疆域西起大西洋的比斯开湾，东至印度河和中国边境，跨有亚、非、欧三洲（即中亚、西亚、南亚、北非以及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土地。

（三）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

750年，先知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的玄孙艾卜·阿拔斯（Abū al-‘abbās 750-754 在位）从伍麦叶人手中夺得政权，建阿拔斯王朝，因旗帜尚黑，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1258年，蒙古人旭烈兀攻克巴格达，杀死阿拔斯朝最后一位哈里发，王朝遂亡。

学者又往往依照各自的观点，将阿拔斯朝再细分成几个时期：有的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分法又有两种：一种是波斯布韦希人在巴格达掌权（945年）为界，将前约200年称为阿拔斯前期（750—945），后约300年称为后期（945—1258）；另一种分法是以哈里发穆台瓦基勒上台（874年）为界，认为此前约100年为阿拔斯朝的鼎盛时代，称为前期（750—847），往后则渐大权旁落，走下坡路，称后期（847—1258）。有的学者将阿拔斯朝分为三个时期：将前约100年称为前期（750—1258），第二个约100年称中期（847—945），余者为后期（945—1258）。亦有学者将这后一时期再以1055年塞尔柱人进入巴格达为界，再分成两个时期（945—1055，1055—1258），共成四个时期。

阿拉伯帝国版图建立在多种文明的积淀上；各族混居通婚；统治者奉行文化“广采博收” “择优而取”思想自由、宗教宽松政策；对文人墨客又多方奖励；许多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的文学、哲学、科学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故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文化呈多元、多彩、繁荣、昌盛的状况，特别是在开国初的一百年间更是如此，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化的黄金时代。王朝后期，虽是地方割据，王国群立，但很多王公贵族文化素质很高，有的本身就是文人、学者，同时，他们为自身利益也往往招徕力量，笼络各方文人、学者为他们服务，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仍相当繁荣，且形成巴格达、开罗、阿勒颇、科尔多瓦等几个文化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8世纪初叶伍麦叶朝时代西班牙地区已被阿拉伯人征服，称安达卢西亚。自8世纪初，至15世纪末，阿拉伯人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统治长达近8个世纪之久。这一地区自然环境与民风与东阿拉伯迥然不同，故而安达卢西亚的文化、文学有许多特点，产生了许多著名诗人、学者。

（四）近古时期（1258—1798）

1258年旭烈兀占领巴格达后，曾下令洗城40天，把书籍焚毁或投入底格里斯河。蒙古军队所到之处，文化典籍几乎荡然无存，文化遭到破坏，文学难免停滞。同一时期，在西方，阿拉伯人被逐出安达卢西亚。只有统治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地区的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的首都开罗仍保持其光彩，成为文人聚集的文化中心，文学活动相对比较活跃。1517年，马木鲁克王朝亡于土耳其人始建于14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此后，至16世纪中叶，阿拉伯各地相继落于土耳其人之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

在阿拉伯文学史上，这段始于1258年旭烈兀占领巴格达，止于1798年拿破仑侵占开罗的近古时期，又被称之为“衰微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1258—1517，被称之为蒙古—马木鲁克时代；2、1517—1798，被称之为奥斯曼——土耳其时代。

马木鲁克朝的统治者毕竟是异族人，大多文化素养、文学鉴赏力都不高，使他们对诗人、作家缺乏热情的奖掖和鼓励；人们又多在贫穷困苦中挣扎，难得有闲情逸致去舞文弄墨。因此，与中古时期相比，文学显得中衰是不难理解的。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时期，阿拉伯文学进一步衰落，处于最低潮。这是因为掌权的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横征暴敛，实行种族歧视和愚民政策，规定土耳其语为国语，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学修养普遍下降。阿拉伯的诗人、墨客难以受到那些不懂或不精通阿拉伯语的土耳其统治者的赏识，仅靠诗文他们往往难以生存。

有些阿拉伯学者不同意将这一时期称为“衰微时期”，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并未衰微。其实，衰微与否只是相对的。如果与这之前比较，无疑，阿拉伯文学这一时期在异族统治下是有所衰微，否则为什么把此后的近现代称为复兴时期呢？若无衰微，何必复兴！

以上是阿拉伯文学史传统的分期。西方学者这样分，阿拉伯各国多数学者也都这样分。只是近年来，埃及著名学者邵基·戴伊夫（Shawqī Dayf 1910—2005）在其巨著《阿拉伯文学史》中提出一种新的分法：即把阿拔斯朝时期限定于在945年布韦希占领巴格达前，并把它以84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而把自945年直至1798年这整个一段时间称为“诸朝列国时期（‘asr ad-Duwal wa al-Imārāt）”。邵基·戴伊夫教授是当代在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颇有影响的阿拉伯文学评论家；其专著《阿拉伯文学史》是一部史料翔实、观点新颖的鸿篇巨著。这位教授及其文学史都颇有权威性。他的这一标新立异的分期理由似乎也很充分：945年后，原阿拔斯王朝实质上已名存实亡，阿拔斯的哈里发已不掌握实权，各地区纷纷独立，建立各自的小王国。但仔细分析一下，让人对邵基·戴伊夫先生的分期法实难苟同：首先，直至1258年，后期的阿拔斯王朝虽然名存实亡，有名无实，但毕竟是“名存”“有名”，阿拔斯的哈里发毕竟还是正统的名义上的宗教领袖；

其次，传统毕竟是传统，阿拉伯与外国的古今史学家都将阿拔斯朝划至1258年，文学史的分期，应依据传统的历史分期，约定俗成，这种划分已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个传统的概念，将一个所谓“诸朝列国时期”的概念强加于人们的头脑中，并要让人们改变固有的概念，把阿拔斯朝诗坛巨子穆太奈比（915—965）、艾布·菲拉斯（932—968）、麦阿里（973—1057），把赫迈扎尼（969—1007）和哈里里（1054—1122）的《玛卡梅集》和伊斯法哈尼（897—967）的《诗歌集成》等名著不说成是阿拔斯朝时期的诗人、作家、作品，而是属于一个所谓“诸朝列国时期”，其结果必然造成人们思想概念的混乱，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再者，如果以阿拔斯朝自945年名存实亡，阿拔斯的哈里发有职无权、有名无实，诸王列国相继独立为理由，而否定其后至1258年的属阿拔斯王朝的话，那么阿拔斯朝与所谓“诸侯列国时期”似乎还应往前提，因为早在847年以后，阿拔斯朝的哈里发们就已大权旁落，成为被玩弄于突厥近卫军股掌中的傀儡，而早在945年之前，各地的大封建主已割据称雄：在东方有塔希尔朝（820—872）、萨法尔朝（867—903）、萨曼朝（874—999）、布韦希朝（925—1055）、哈木丹王朝（929—991）等；在西方，在埃及有土伦朝（868—905）、伊赫希德朝（935—969）、法特梅朝（909—1171），在北非则有伊德里斯（788—974）、艾格莱卜朝（800—909），而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714年被占领后，就一直掌握在伍麦叶人手里，阿拔斯朝建立后，史称后伍麦叶朝（750—1031）。上述诸朝列国都建在945年前。按照邵基·戴伊夫先生的逻辑，阿拔斯朝只有100年的历史，甚至应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阿拔斯朝从未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或王朝），这种推论的结果岂非荒谬！可见文学史或历史的分期，不能完全凭个人主观去标新立异，而应尊重传统习惯的分法。

在按照传统划分的阿拉伯文学史的这五个时期中，我们还可以把它们归纳成阿拉伯文学三个兴盛时期：

（一） 贾希利叶（蒙昧）-伍麦叶朝，为阿拉伯文学的第一次兴盛时期。

（二） 整个阿拔斯朝为第二次兴盛期。

（三） 近现代为第三次兴盛时期。

一个民族或国家、地区文化发展、文学兴盛，都要遵循“传承——借鉴——创新”这一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阿拉伯文学的三次兴盛也不例外。纵观这三次兴盛，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正是在传承、弘扬本民族文化、文学的基础上，与他者撞击、融汇，向他者借鉴并加以创新、发展的结果。每次的撞击与融汇，一方面影响了阿拉伯文学，促其振兴；另一方面也同时影响了世界其他很多民族文学的发展。

古代阿拉伯文学简述

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它像一面镜子，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与社会现实。诗歌是阿拉伯文学，特别是阿拉伯古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

阿拉伯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诗歌可追溯至5世纪下半叶，即贾希利叶时期。当时的诗歌已显得成熟而完美。那时虽已有了书面文字，但识字人很少，诗歌主要靠口耳相传。诗人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崇。他们在党同伐异的部族之争中，是本部族的代言人；在战争中，他们似鼓号手，激励人们去战斗；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是贤哲，启迪人生的真谛。

贾希利叶时期最著名的诗和诗人是《悬诗》及其作者。《悬诗》（al-Mu‘allaqāt）是贾希利叶时期7篇或10篇著名长诗的总称，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诗作的精华和代表，从而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列。此外，还有一类“侠寇诗人”（as-Sa‘līk）也很著名 。这些人往往一贫如洗，劫富济贫、行侠仗义。他们的很多诗歌真实地描绘了当时下层贫民百姓啼饥号寒的穷苦生活，反映了他们对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对自由、平等和幸福社会的追求与向往。

这一时期传世的散文不多。这是因为当时阿拉伯人多为文盲，一切作品都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诗歌因为合辙押韵，便于记忆，而散文作品则往往不易被完整传述下来而保持原貌。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些演说辞、箴言、成语、格言、卜辞和故事等。

《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具有绝对权威的根本经典，又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最有影响的散文著作。作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不仅在政治、宗教方面起到了统一阿拉伯民族，传播伊斯兰教等的绝对作用，而且对阿拉伯语言、文学乃至整个伊斯兰文化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作用。它使阿拉伯语得到统一和保存，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修辞的典范。它的问世带动了伊斯兰—阿拉伯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促进了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发展。

伊斯兰初创时期，诗坛一度显得有些沉寂，只有一些为先知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歌功颂德以及为伊斯兰开疆拓土鼓吹的“宗教诗”和“征战诗”。

如果说在伊斯兰初期诗坛曾一度显得有些沉寂、萧条的话，那么，在伍麦叶朝，则又恢复了喧腾、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大量的政治诗和情诗。

在这一时期，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政治与宗教派别，反映在诗坛上，就产生了政治诗。诗人实际上成了各派的发言人，利用诗歌的形式阐述本派的主张，进行斗争。伍麦叶朝的统治者为维护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实际上纵容、鼓励诗人们相互舌战， 并替他们歌功颂德。在这种奖掖下，“对驳诗”（an-naqā’id）兴盛起来。艾赫泰勒（al-Akhtal 640—710）、法拉兹达格（al-Farazdaq 641—732）与哲利尔（Jarīr653—733）之间的对驳诗战长达50年之久。他们三人被认为是“伍麦叶朝三诗雄”。

情诗（al-Ghazal）在贾希利叶时期只是长诗（盖绥达al-Qasīdah）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伍麦叶朝时期情诗往往独立成篇。其内容又可分为“艳情诗”和“贞情诗”。

艳情诗（al-Ghazal al-’ibāhī）主要盛行于希贾兹地区的麦加、麦地那等城市。代表诗人是欧麦尔·本·艾比·赖比阿（‘umar bn Abī Rabī‘ah 644—712）。

与“艳情诗”相对的是“贞情诗”（al-Ghazal al-‘fīf），即“纯情诗”，多产生并流行于希贾兹地区游牧民中。著名的贞情诗诗人有哲米勒（Jamīl bn Ma‘mar ？—701）、盖斯· 本·穆劳瓦哈（Gays bn al-Mulawwah？—约688）等。

阿拔斯王朝前期（750—945），阿拉伯大帝国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空前鼎盛。由于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多元文化的影响，加之统治者在文化上采取“兼收并蓄、择优而用”的政策，宗教方面亦有较宽松的氛围，故这一时期诗坛分外繁荣、活跃，是阿拉伯诗歌的黄金时代。一些具有异族（特别是波斯）血统的诗人从一开始就在诗歌内容、形式上进行创新，被称为“维新派”。其先驱是盲诗人白沙尔·本·布尔德（Bashshār bn Burd 714—784）。最杰出的代表是艾布·努瓦斯（Abū Nu'ās 762—813）和艾布·阿塔希叶（Abū al-‘atāhiyah 748—825）。继艾布·努瓦斯、艾布·阿塔希叶之后，先后称雄于诗坛的是艾布·泰马姆（Abū Tammām 788—846）和布赫图里（al-Buhturī 820—897）。而以善于刻画市井、世相著称的诗人是则伊本·鲁米（Ibn ar-Rūmī 836—896）。著名诗人还有穆斯林·本·瓦利德（Muslim bn al-Walīd 757-823），其诗作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典雅，是“藻饰派”的创始人。情诗写得最好的当数阿巴斯·本·艾哈奈夫（al-‘abbās bn al-Ahnaf ？- 808）。 还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一些民间诗人。他们多为平民百姓，生活在社会最下层，他们往往会在自己的诗中用幽默、诙谐的话语揭示社会之不公、生活之艰辛。

散文在阿拔斯朝亦得到空前的发展，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其成就并不亚于诗歌。

在阿拔斯朝初期，波斯人握有军政大权。非阿拉伯（主要是波斯的）学者、文人多奉“舒欧比主义”（ash-Shu‘ūbiyah），即竭力贬抑来自沙漠荒原的阿拉伯人及其文化，而褒扬波斯和其他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及其文化。为此他们吟诗作文，著书立说，宣扬这一观点。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学者、文人也不示弱，亦以大量的诗文、论著进行反击。双方的论争，客观上不仅推动了诗歌的发展，也推动了散文的发展。一场在哈里发麦蒙（813—833年在位）时代达到顶峰的百年翻译运动及其成果，无疑对阿拔斯朝散文的发展与繁荣起了很大作用。一大批翻译家不仅引进了学术、文化，开阔了阿拉伯人的眼界，同时也引进了大量的外来语和科学术语，丰富了阿拉伯语的词汇和表达方法，并拓宽了阿拉伯散文的领域，使它的文体形式多种多样，多姿多彩。

阿拔斯王朝前期最著名的散文大师是伊本·穆格法（Ibn al-Mugaffa‘ 724—759）和贾希兹（al-Jāhiz 775—868）。伊本·穆格法，祖籍波斯。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波斯与阿拉伯两种语文。其著译颇丰。其中最著名的是《卡里莱和笛木乃》。 贾希兹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传世的代表作有《动物书》《吝人传》《修辞达意书》等在阿拔斯王朝后期（945—1258），诸侯割据，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小王朝。文风日趋追求词句的华丽与雕琢。期间最著名的诗人是穆太奈比（Abū at-Tayyib al-Mutanabbī915—965）、麦阿里（Abū al-‘alā’ al-Ma‘arrī 973—1057）和伊本·法里德（Ibn al-Fārid 1181—1234）等。穆太奈比被认为是阿拉伯古代语言妙天下之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麦阿里双目失明。其作品带有浓烈的哲理色彩。他被称之为“诗人中的哲人，哲人中的诗人”。 他崇尚理智，反对迷信和奴性，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伊本·法里德是苏菲派的代表诗人，被尊为“圣徒”。

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还有艾布·菲拉斯（Abū Firās al-Hamdānī 932—968）、谢里夫·赖迪（ash-Sharīf ar-Radī 970—1016）、白哈伍丁·祖海尔（al-Bahā'u ad-Dīn1186—1258） 等。

始于伍麦叶朝阿卜杜·哈米德（‘bdu al-Hamīd al-Kātib ？—750）的官府书牍体散文在阿拔斯朝得到一步发展。至阿拔斯朝后期，文章倾向雕凿堆砌、讲究对偶、追求文采之风越演越烈，文章已成为人们显示文才、卖弄文字的工具。麦阿里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散文大师。其散文作品同其诗一样，在艺术形式上讲究雕饰，复杂而艰深。其主要散文作品有《章节书》与《宽恕书》等。阿拔斯朝后期散文，还有一项突出成就，就是产生了《玛卡梅集》（Maqāmah）及其两位著名的作家赫迈扎尼（Badī‘ az-Zamān al-Hamadhānī 969—1007）与哈里里哈里里（al-Harīrī 1054-1122）。

与此同时，在西部，在相对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后伍麦叶王朝（756—1031）所在的安达卢西亚（al-Andalus，即相当于现在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地区），由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处于东西方枢纽的地理位置，又由于不同的民族、宗教及其文化的撞击、融汇，阿拉伯诗歌在此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安达卢西亚的诗人长于描状秀丽多彩的自然景物，也善于写男欢女爱、火炽热烈的情诗。诗风倾向明快、晓畅、婉丽、轻柔。安达卢西亚最著名的诗人是伊本·宰敦（Ibn Zaydūn 1003—1071）和穆阿台米德·本·阿巴德（al-Mu‘tamid bn ‘abbād 1040—1095）。

还应当提到的是，安达卢西亚的诗人除了袭用了阿拉伯诗歌原有的十六种格律外，还创造了“彩诗”和“俚谣”。

安达卢西亚的作家多半既是诗人，又是散文作家。 伊本·阿卜迪·拉比（Ibn ‘abdiRabbih 860—940）的《罕世璎珞》（al-‘agd al-farīd）共25卷，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伊本·哈兹姆（Ibn Hazm 994—1064）的《鹁鸽的项圈》（Tawg al-hamāmah）颂扬了坚贞不屈的精神恋爱，是一部最早论述“爱情艺术”的专著。伊本·图菲勒（Ibn Tufayl 约1100—1185）试图以其哲理故事《哈伊·本·耶格赞的故事》（GissahHayyībn Yagzān）反映他的哲学思想：人无须借助外力的帮助，仅通过冥思苦想、潜心苦修，亦可认识世界，认识真理，认识真主——上帝。故事结论虽是唯心的，但亦不无唯物辩证的成分。

始于1258年旭烈兀占领巴格达，止于1798年拿破仑侵占开罗的近古时期，又被称之为“衰替时期”。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特点是向文野两个极端发展。诗人多缺乏创新精神，只知一味地在形式上因袭、仿效古人。当时盛行“颂圣诗”（al-madā’ih an-nabawiyah），内容主要是歌颂先知穆罕默德，并向先知、圣贤祈求佑助。还有一种“修辞诗” （al-badī‘iyāt），要求每一行诗歌都是一种修辞格式，矫揉造作，难免以词害义。这一时期诗歌的另一走向是向民间、通俗发展。诗人多为来自民间的商贾、匠人。他们的诗歌内容多半贴近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最著名的诗人是蒲绥里（alBūsīrī 1212—1296）和沙布·翟里夫（ash-Shābb az-Zarīf 1263—1289）。其他著名诗人还有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ī 1290—1348）、赛斐尤丁·希里（Safīyu ad-Dīn al-Hillī 1278—1349）、伊本·努巴台·米苏里（Ibn Nubātah al-Misrī 1287—1366）等。至于民间诗人则可以艾布·侯赛因·杰扎尔（Abū Husayin al-Jazzār 1204—1281）为代表。他是一个屠户。其诗浅白如话，诙谐、幽默。

这一时期的散文继承了阿拔斯朝后期崇尚雕饰、骈偶的文风。文章内容显得浅薄、贫乏、无聊，缺乏真情实感，也缺少创新精神和想象力。文人们往往卖弄文字，对词语文字的重视远胜过对思想内容本身的重视，以至于有时不惜以词害义。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很多文人、学者致力于编纂词典、类书，编写各种有关历史、地理、语文、宗教、民俗等著作；到后期，则多为对前人留下的诗作、经典古籍进行诠释、评注和缩写、补充。但生于北非的两位作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ūtah 1313—1374）和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 1332—1406 ）及其作品却另当别论。前者的代表作是《旅游列国奇观录》（Tuhfah an-nuzzār fī gharā’ib al-amsār wa ‘ajā’ib al-asfār），又称《伊本·白图泰游记》（RihlahIbn Batūtah）；后者的代表作是《阿拉伯、波斯、柏柏尔人及其同代当局的历史殷鉴及原委》（Kitāb al-‘ibar wa Diwān al-mubtada’ wa al-khabar fī ayyām al-‘arab wa al-‘ajam wa al-barbar wa man ‘āsarahum min dhawī as-sultān al-akbar）。他们不去卖弄文字技巧哗众取宠，而以作品内容本身取胜。因此，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学术、认识价值，且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与此同时，另一类文学则由阿拔斯后期开始走向民间，在马木鲁克朝进一步繁荣、发展。如影戏、民间故事、民间传奇等。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安塔拉传奇》和《一千零一夜》。

《安塔拉传奇》是一部散韵集合的长篇民间传奇故事，在阿拉伯地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流传程度甚至胜过《一千零一夜》。它系根据伊斯兰教创立前（即贾希利叶时期）的著名《悬诗》诗人之一安塔拉生平衍变而成，以战争与爱情为经纬，编织出一篇篇美丽动人的故事。被西方的某些东方学者称作《阿拉伯的伊利亚特》。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卷帙浩繁、优美动人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被高尔基誉为是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它好似用离奇突兀的情节、神奇瑰异的想象绣织出的一幅宏伟辉煌、绚丽多彩的画卷。它实际上是古代中近东各国、阿拉伯地区的民间说唱艺人与文人学士历经几世纪共同创作的结果。这些故事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中古时期阿拉伯的社会风貌、价值观念，表达了他们美好的愿望。

阿拉伯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

如前所述，源远流长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古时期曾以其辉煌的成就彪炳于世，在世界文化史上起了承前启后、融贯东西的作用，为欧洲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而古代的阿拉伯文学群星璀璨，佳作如林，既是这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疑是世界文学史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学，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对世界文学也都有很大影响。

在诗歌方面，产生于9世纪，兴盛于11—12世纪安达卢西亚的“彩诗”和“俚谣”后来发展成为西班牙的民歌体裁“维良西科”（Villancico）。此外，学者们多认为，11世纪晚期至13世纪晚期活跃在西班牙、法国南方及意大利北方的罗旺斯游吟诗人（Troubadour）是受安达卢西亚出现的“彩诗” “俚谣”的影响，而与阿拉伯诗歌有渊源关系。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希尔指出的：“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兰西之所以能够出现一个吟游诗人的时代，主要是因为有了这些俗曲和民歌（即“彩诗”“俚谣”—引者）；那些游吟诗中对妇女和爱情的理想化不过是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抒情诗题材的翻版而已”。^[1]此外，学者们还提到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意大利大诗人但丁和彼特拉克曾受阿拉伯文化和文学影响的情况。如德国女学者吉格雷德·洪克博士在《阿拉伯的太阳照亮了西方》一书中就说说：“意大利的诗人但丁、彼特拉克确实是受了阿拉伯诗歌的影响。彼特拉克是无意的，但丁则是因为他个人关注阿拉伯诗歌、苏菲主义和安达卢西亚的哲学和伊本·鲁世德的结果。我们在彼特拉克的诗中会发现阿拉伯的间接影响，与此同时，却会在但丁诗歌中发现伊本·阿拉比及其著作十分明显的影响。”^[2]

一些西方的东方学学者和阿拉伯学者，特别是西班牙的研究员阿辛·帕拉修斯（Asin Palacios）还曾指出，但丁的代表作《神曲》曾深受阿拉伯的《穆罕默德神秘的夜行与登宵故事》及麦阿里的《宽恕书》的影响。

在散文方面，阿拉伯文学作品对西方文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卡里莱和笛木乃》和《一千零一夜》。

《卡里莱和笛木乃》一书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所说：“在阿拉伯文学史上，是一本重要的作品。但是它的重要意义还不仅仅限于这一点，它在世界文学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亚洲到欧洲，又从欧洲到非洲，不管是热带、寒带，不管当地是什么种族，说的是什么语言，它到处都留下了痕迹。这些寓言和童话，一方面在民间流行；另一方面，又进入欧洲的许多杰作里去，像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法国拉芳丹的《寓言》、德国格林的《童话》、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等等。”^[3]“除了《圣经》以外，这部书要算译成全世界语言最多的了。”^[4]

《一千零一夜》被高尔基誉为是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它的许多故事通过安达卢西亚、西西里岛，通过十字军东侵和其他接触与交流的途径，传到了西方，而对西方的文化、文学乃至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仿照了《一千零一夜》的框架式故事结构和某些内容。乔叟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也是出自同一机杼。两部作品体现的人文主义也是受了《一千零一夜》的影响。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曾在阿尔及利亚生活过几年，他的小说《堂吉诃德》充满了阿拉伯式的幽默、笑话，还嵌有不少阿拉伯的成语、格言，从而可以说明该书所受的阿拉伯影响成分。英国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斯威夫特的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德国莱辛的诗剧《智者纳旦》，直至美国朗费罗的叙事诗集《路畔旅舍的故事》等名著，都在取材、写法和风格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千零一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近现代和当代的西方著名作家、诗人，如伏尔泰、司汤达、大仲马、歌德、普希金、托尔斯泰、狄更斯、安徒生、爱伦·坡、卡夫卡、莫拉维亚、杜伦马特、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没有哪一个没读过这部神奇美妙的故事集，被其吸引，受其影响的。从西欧的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的兴起，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出现，《一千零一夜》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可谓大矣！

还有，中世纪法国的韵文小故事（Fableau）和欧洲的骑士传奇与阿拉伯文学亦有渊源关系；阿拉伯的“玛卡梅”体故事影响并引起西班亚“流浪汉小说”（Picaresca）的产生。

阿拉伯阿拔斯朝著名作家赫迈扎尼（Badī‘ az-Zamān al-Hamadhānī 969—1007）和哈里里（al-Harīrī 1054—1122）曾创造出“玛卡梅”（al-Maqāmah）韵文故事这一文体。主人公为萍踪浪迹、游历四方、足智多谋、文才过人的乞丐。书的内容多为叙述人讲述主人公依靠文才和计谋骗取钱财谋生的故事。故事情节轻松、幽默，文字典雅、骈俪。哈里里的《玛卡梅集》“在700多年内，被认为是文学宝库中仅次于《古兰经》的著作。”^[5]12世纪末与13世纪初，哈里里的《玛卡梅集》两次被译成希伯来语，后又被译成拉丁文、德文、英文等西方文字，从而在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中流传开来，受到西方的东方学者广泛重视。学者们一般认为兴起于16、17世纪的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Picaresca）是受阿拉伯“玛卡梅”的影响产生的。

中古时期阿拉伯文学对西欧骑士文学兴起的影响，是又一例。

西欧的骑士文学繁荣于12-13世纪，以法国为最盛。11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十字军东侵使从东方回来的骑士把东方文化带到了当时还处于野蛮状态的西欧国家。在骑士社会全盛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优雅的文学，这种文学把贵族的精神气质和对爱情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这就是骑士文学。学者们告诉我们：“中世纪是妇女的牢狱。她们的地位远不如希腊时代的女性，更不用说罗马社会了。男性是优越的，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性别，女人不过是丈夫的附属品，是他的财产。”^[6]由此可见，西欧中世纪反映骑士精神的骑士文学很难从希腊、罗马文学中去寻找渊源，也很难说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相反，最早把柏拉图式的爱情和为情人不惜牺牲一切的骑士精神贯彻实践于现实生活中的是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人。这一点见诸中古时期的阿拉伯诗歌、传奇故事和有关的论著中。如黑奴出身的《悬诗》诗人、阿拉伯骑士之父——安塔拉就被认为是阿拉伯古代最完美的英雄骑士和诗人。在《一千零一夜》中，有关骑士及其情人的传奇故事也是该书一大重要内容。此外在伍麦叶王朝时期（661－750）还广为流传一批贞情诗人与恋人的纯真的爱情故事及诗歌。这类贞情诗人的爱情故事及有关的诗歌自然也传到了当时阿拉伯在欧洲的领地安达卢西亚。

中世纪的阿拉伯人不仅有反映他们现实生活的英雄传奇、贞情诗，而且还有有关这类爱情的理论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斯法哈尼·扎希里（Muhammad bn Dāwūd al-Isfahānī az-Zahirī 898－909）的《花》（az-Zahrah）和安达卢西亚著名学者、作家伊本·哈兹姆（Ibn Hazm 994－1064）的《鹁鸽的项圈》（Tawqal-Hamāmah）。他们将贞情诗诗人们的言行、诗歌、轶闻编纂在一起，并加上自己的诗歌和评论。而在欧洲，直至11世纪，妇女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没有受到关注。将情场与战场一体化的骑士精神是在这以后产生的。开山祖师当推安德烈勒夏普兰（Andre la Chapelain），他约在1185年间发表了用拉丁文写的三卷论文《纯真爱情的艺术》（Art Honeste Amadnde）。这一论著奠定了骑士文学的理论基础。这种对爱情的新见解则源自西方与东方的接触，是向阿拉伯人学习的结果。其途径是通过十字东征和安达卢西亚。“十字军东侵对西欧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东方故事、爱情诗歌、东方史诗以及华丽的风格被吸收到欧洲文学中来。”^[7]

中世纪的欧洲文学受阿拉伯文学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当时阿拉伯语在西半球，汉语在东半球，就像当今的英语一样，是最通行的国际语言。例如在当时被认为是连通阿拉伯与西方的桥梁的安达卢西亚，所有的西班牙人便不能不用阿拉伯语，它成了知识阶层的语言。阿拉伯文学成了西班牙人的思想、精神食粮。一个生活在9世纪（伊历3世纪末、4世纪初）名叫阿尔法鲁的科尔多瓦基督教主教就曾感叹道：“真遗憾！聪明的年轻一代基督教徒却只懂阿拉伯文学、阿拉伯语言。他们如饥似渴地去读阿拉伯书籍，不惜用高价收集阿拉伯的书籍作为自己的藏书。他们大肆赞扬阿拉伯珍贵的典籍，同时对基督教徒的典籍却不屑一顾，说它们根本不值得一读。基督教徒忘记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如今用这种语言给朋友写信的人连千分之一都没有。而阿拉伯人的语言却有多少人讲的那么漂亮，那么流利！也许有许多人用这种语言作起诗来优美、恰切得竟会超过阿拉伯诗人本身！”^[8]

阿拉伯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一直未间断。正如埃及学者阿巴斯·阿卡德（‘abbās Mahmūd al-‘aqqād 1889—1964）先生所说：“从17世纪至今，阿拉伯文学——或者整个伊斯兰文学——与近现代欧洲文学的关系一直未断。我们找不到哪个欧洲的文豪其诗文中没有伊斯兰的英雄和伊斯兰逸事。这就足以概括地说明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在那些文豪中有英国的莎士比亚、艾迪生、拜伦、骚塞、雪莱，有德国的歌德、赫尔德、莱辛和海涅，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雨果，而法国的拉封丹则声称他的寓言诗就是仿效了欧洲人通过穆斯林而知道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一书。”^[9]

被誉为“阿拉伯文学之柱”的埃及盲文豪塔哈·侯赛因（Tāhā Husayin 1889—1973）说得好：“如果我们说欧美西方尽管他们现在很优越，但他们的一切优越、一切科学都要归功于中世纪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去的那些丰富、持久的文化根底，那我们绝不是在过甚其词，也不是在吹牛胡说。我们应该毫不客气地要求欧洲人——我已经多次要求过他们——向东方还债而不要赖账，要让他们感到阿拉伯东方对他们是有恩的，对此他们应当称赞、感谢，而不应妄自尊大、胡作非为，更不应对那些向他们施过恩、让他们懂得何为恩惠、何为文明的人以怨报德！”^[10]

阿拉伯近现代文学与西方

自1258年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灭亡于蒙古旭烈兀之手后，由于异族的统治及其他原因，近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学一直处于衰滞状态。

1798年，法国拿破仑入侵埃及为阿拉伯近现代历史揭开了序幕。

西方的侵入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客观上引起了近现代已占上风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已处于下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再次撞击。面对西方的挑战，阿拉伯一些有胆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复兴。走在这场复兴运动前列的是埃及和黎巴嫩。

法军侵埃（1798—1801）的同时，拿破仑还带去了一批学者。他们在埃及成立学会，对埃及各方面进行研究；并在埃及建立实验室、图书馆、印刷厂等，使埃及人民首次接触到西方文明，注意到西方科学的进步。1805年，阿尔巴尼亚籍军官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ī）利用人民的力量夺取政权，成为埃及的总督（1805—1849）后，力图把埃及变成一个独立的强国。他竭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一方面向西方派了大量留学生，另一方面也创办了一些军事、技术学校，聘请了不少西方学者在埃及执教讲学，从而为埃及接触与传播西方文化打通了渠道。伊斯梅尔（Ismā‘īl Bāshā 1863—1879在位）上台后，进一步向西方开放；同时许多在黎巴嫩、叙利亚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纷纷逃至埃及定居，从而使埃及在近现代的复兴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

黎巴嫩接触西方文化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先后曾一度使黎巴嫩取得半独立于奥斯曼政府地位的法赫鲁丁二世（Fakhr ad-DīnⅡ1572—1635）和巴希尔二世（BashīrⅡ1768—1850）两位埃米尔曾提倡、鼓励与西方接触，更多地接受西方教育、西方文明的影响，企图以此促进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而西方则利用这一地区很多居民是基督教徒这一特点，通过教会，积极进行文化渗透。早自16世纪末，西方人就在罗马、巴黎等欧洲大城市建有专为东方人，特别是为黎巴嫩人培养教士的学校。

阿拉伯许多有识之士曾指出，当时正处于长期停滞、落后的阿拉伯世界，“它本身不具有赖以复兴的条件，必须借助外来的火光照亮思想，并把它提高到世界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像在欧洲的黑暗时期东方曾把它照亮一样，东方在自己的衰沉时期也要借助欧洲，以建造自己的复兴基础。东西方交流所产生的火光将在阿拉伯世界大放光明，将照亮通向思想、文化、文学广泛进步的智慧之路……东西方交流是复兴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前提。它在黎巴嫩和埃及表现得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为突出，更有影响，更普遍有效。”^[11]

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文学都是沿着传承—借鉴—创新这条轨迹向前发展的。近现代阿拉伯文化、文学的复兴也不例外。运动的先声是始于19世纪初的翻译运动。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莎士比亚、莫里哀、拉辛的一些剧本，大仲马的《三剑客》、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小说都陆续被译成阿拉伯文。其间，埃及作家穆斯塔法．曼法鲁蒂（Mustafā al-Manfalūtī 1876—1924）等人还另辟蹊径：虽不懂外文，却请别人初译，自己再用优美、典雅的阿拉伯文改写了许多西方名著，颇似我国的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1852—1924）。

随着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西方的文学形式和各种流派被引进了阿拉伯。

谈起西方文学对阿拉伯文学的影响，还应看到这样一些事实：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已基本完成了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瓜分。他们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使阿拉伯各国或地区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埃及、苏丹、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也门和海湾地区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属于法国势力范围的殖民地是马格里布（西北非）地区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西亚的黎巴嫩、叙利亚是其委任统治地；利比亚则是意大利侵占的殖民地。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乃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取得独立。既然当时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其主要表现为对新的文学形式和文学流派的引进。不过在殖民主义时期，主要是接受了西方传统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影响。后殖民主义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主要是受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

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在古代阿拉伯文学中一直处于中心位置。阿拉伯现代诗歌的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

始于19世纪末的复兴派，亦称传统派、新古典主义派。这一流派的主要特点是：在表现形式上严格地遵循古典诗歌的格律，讲究词语典雅——语言美，音韵和谐——音乐美。而在内容上，则极力反映时代脉搏、政治风云、社会情态和民间疾苦。其先驱是埃及的巴鲁迪（Mahmūd Sāmī al-Bārūdī 1838—1904）、黎巴嫩的纳绥夫·雅齐吉（Nāsīf al-Yā zijī 1800—1871）等；代表诗人有埃及的“诗王”绍基（AhmadShawgī 1868—1932）、“尼罗河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欣（Hāfiz Ibrāhīm 1871—1932），伊拉克的鲁萨菲（Ma‘rūf ar-Rusāfī 1875—1945）、宰哈维（Jamīl Sidqī az-Zahāwī 1863—1936）、贾瓦希里（Muhammad Mahdī al-Jawāhirī 1900—1998），黎巴嫩的穆特朗（Khalīl al Mutrān 1872—1949），叙利亚的白戴维·杰拜勒（Badawī al-Jabal 1900—1981）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风云、社会情态、思想意识的变化，随着阿拉伯诗人大量接触西方特别是英法浪漫派诗人的作品并深受其影响，一些诗人认为新古典派诗人所遵循的诗歌传统模式，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所用语言、表现形式，对创作都是一种束缚。他们强调创作自由，强调诗歌创作的主观性。他们由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把精神生活看作是同鄙俗的物质实践活动相对抗的唯一崇高价值，因而主张在反映客观现实方面应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描述对外界和大自然景物的内心反应和感受；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认为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歌是想象和激情的语言。在表现形式上，他们也尝试打破传统格律，加以创新，颇似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诗。于是，在阿拉伯诗坛出现了浪漫主义——创新派。早在20世纪初叶，在黎巴嫩籍旅居埃及被称之为“两国诗人”的穆特朗作品中，浪漫主义倾向已初露端倪；此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在埃及出现的“笛旺诗社”和“阿波罗诗社”，以及在北美（“笔会”）、南美（“安达卢西亚社”）产生的“旅美派”，更使浪漫主义在阿拉伯现代诗坛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代表诗人有埃及的阿卡德（‘abbās Mahmūd al-‘aqqād 1889—1964）、易卜拉欣·纳吉（Ibrāhīm Nājī 1898—1953）、阿里·迈哈穆德·塔哈（‘alī Mahmūd Tāhā 1902—1949），突尼斯的沙比（Abū al-Qāsim ash-Shābī 1909—1934），叙利亚的欧麦尔·艾布·雷沙（‘umar Abū Rīshah 1910—1990），黎巴嫩本土的伊勒亚斯·艾布·舍伯凯（Ilyās Abū Shabakah 1903—1947），旅美的纪伯伦（Jubrān Khalīl Jubrān 1883—1931）、艾布·马迪（'īliyā AbūMādī 1889—1957）、赖希德·赛里姆·胡利（Rashīd Salīm al-Khūrī 1887—1954），苏丹的提加尼·尤素福·白希尔（at-Tijānī Yūsuf Bashīr 1912 — 1937）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形势起了很大变化，阿拉伯世界、亚非拉美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阿拉伯人民经历了种种重大的变革和考验。这一切使诗人无法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去咬文嚼字、雕词凿句，或吟风弄月，自我陶醉。年轻一代诗人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而对民族、历史、社会负有一种使命感，去投入战斗，干预生活。同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又受西方现当代诗潮的影响，希望进一步打破旧体诗格律传统的束缚，以便更充分、更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现实，表现新的意境。于是，在浪漫——创新派和古典“彩诗”的基础上，在20世纪40年代末，首先在伊拉克，新诗——“自由体诗”便应运而生。这种诗歌，不再以联句为单位，讲究格式规整；而是每行长短不一，参差不齐，讲究音步，韵律宽松，富于变化，节奏明快。内容以反映现实为主，自由，奔放，富有战斗性，内涵丰富而深邃，具有强烈的个性。但随着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和国内政治、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所发展，有所变化。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阿拉伯一些国家当局对思想意识的控制和1967年对以战争失败，使一些有左倾思想的诗人更趋向于用象征、隐晦、朦胧乃至荒诞的手法，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曲折地反映现实。新诗——“自由体诗”代表诗人有伊拉克的娜齐克·梅拉伊卡（Nāzik al-Malā’ikah 1923—）、沙基尔·赛亚卜（Badar Shākir as-Sayyāb 1926—1964）、白雅帖（‘abd al-wahāb al-Bayātī 1926—1999），埃及的阿卜杜·萨布尔（Salāh‘bd as-Sabūr 1931—1981）、艾哈迈德·希贾齐（Ahmad ‘abd al-Mu‘tī Hij āzī 1935—），叙利亚的尼扎尔·格巴尼（ Nizār Qabānī 1923—1998），黎巴嫩的艾杜尼斯（Adūnīs 1930—）、尤素福·哈勒（Yūsuf al-Hāl 1916—1987），也门的阿卜杜·阿齐兹·麦卡里赫（‘abd ‘azīz al-Maqālih 1939—）等。

阿拉伯古代文学史上，叙事文学虽然也是其辉煌的篇章。但现代形式的新小说却是20世纪初从西方文学引进的。最初是前面所说的翻译小说，然后是历史小说，其中成绩最突出的是旅居埃及的黎巴嫩籍作家杰尔吉·宰丹（Jarjī Zaydānī 1861—1914），他受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影响，善写历史小说。他自30岁至死，几乎一年写一部，共写有22部历史小说，内容多讲述相爱的男女主人公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种种遭遇，既有史实，又有故事，通俗有趣，风靡一时。但若从文学角度看，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情节安排，都显得有些浅薄。叙利亚的迈阿鲁夫·爱纳乌特（Ma‘rūf al-Arnā’ūt 1892—1948）企图用小说的形式写成一部伊斯兰史诗式的巨著，通过已写或拟写的七八十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为阿拉伯人民的祖先歌功颂德，唤醒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意识，振奋精神，进行斗争。但他的历史小说多为事件的堆砌，没有一条情节主线贯穿于其中，显得庞杂。

还有些作家试图利用阿拉伯民族传统模式创作小说（颇似我国近代的章回体小说）。其中具有相当影响的是埃及的穆罕默德·穆维利希（Muhammad al-Muwaylihī 1868—1930）和他的代表作《伊萨·本·希沙姆叙事录》（1906）。这部作品在内容上是反映了本民族传统的和西方当代的两种文明、两种道德价值观念在相互撞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差异和矛盾；在艺术形式上则是将西方小说形式同阿拉伯古典的“玛卡梅”形式嫁接起来，是一次大胆而不太成功的尝试。

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被先后引进阿拉伯现代文学。黎巴嫩旅美派主帅纪伯伦的《折断的翅膀》（1911）、埃及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Muhammad Husayn Haykal1888—1956）的《宰娜布》（1912），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模式的中长篇小说。前者旅居美国，后者是留学法国的博士，两部作品都是在国外创作出来的，作品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自然的，也是明显的。不过比起诗歌，小说在现代阿拉伯早期的文坛还是处于边缘的另类。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在最初发表《宰娜布》时不敢署真名，或羞于用真名，而以“埃及一农夫”的笔名发表，便是证明。

现代阿拉伯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受西方英、法等宗主国文学各种流派的影响，有些作家直接用英文、法文等外文创作，甚至获奖；另一方面，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推动了阿拉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阿拉伯各国共产党相继成立，许多左翼作家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加入了共产党，在创作中深受苏俄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如在1951年成立的“叙利亚作家协会”，针对“为艺术而艺术”，就明确提出“艺术为人民，为人生，为社会服务”的口号。

如果说现代阿拉伯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是借鉴西方文学，深受其影响的话，那么在内容方面，独立前，是以反殖民侵略、反封建礼教，争取民族解放、独立，要求民主、科学为主旋律。独立后，上述题材仍是许多作家在创作中关注的主题，此外，20余个阿拉伯国家，政体不同，经济状况不同，甚至所奉的宗教教派信仰也不尽相同，在斗争、建设的道路上有不同的经历，面临不同的问题。因此，后殖民主义时期的阿拉伯文学，无论在艺术形式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呈现出多元多彩、五光十色、百花齐放的局面。

埃及著名文学家、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Najīb Mahfūz1911—2006的创作道路较集中地地体现了阿拉伯现代小说发展的历程。在20世纪在30年代至40年代初，他写了大量短篇小说，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腐朽、丑恶现象的。其中很多是作家日后创作的中长篇小说或其中某些情节的雏形。曾任埃及文化部长的著名文艺批评家艾哈迈德·海卡尔（AhmadHaykal）曾对这些小说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事实上，由于这些抨击帕夏、贝克和王公大臣的小说，纳吉布·马哈福兹被认为是对当时旧时代的腐败表示愤怒谴责的革命文学先驱之一；同时，由于他在小说中体现了阶级社会的弊端，表明了对穷人和劳动人民的同情，及对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抨击，他被认为是在埃及文学中最早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铺路的人之一。”他的中长篇小说发轫之作是三部以法老时代的埃及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命运的戏弄》（1939）、《拉杜嬖姒》（1943）、《忒拜之战》（1944）。这一阶段被认为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阶段。作家实际上是用春秋笔法借古讽今地对当时英国殖民主义和土耳其王室这些外来的侵略者及其统治进行抨击，并表达了人民追求自由、独立、民主、幸福的理想。此后，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学创作阶段：现实主义社会小说的阶段。他先后发表了《新开罗》（1945）、《汗·哈里里市场》（1947）、《梅达格胡同》（1947）、《始与终》（1949）和著名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1956-1957）等。这些小说主要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开罗中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作家往往通过一个街区、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悲惨遭遇，表现当时整整一代人的悲剧；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及其制造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1959年发表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标志着作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家本人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新现实主义”阶段，以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并说明两者的区别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是生活：要描述生活，说明生活的进程，从中找出其方向和可能包含的使命：故事从头到尾都要倚赖生活、活生生的人及其详尽的活动场景。至于新现实主义，其写作的动机则是某些思想和感受，面向现实，使其成为表达这些思想和感受的手段。我完全是用一种现实的外表形式表达内容的。”在这一阶段中，作家借鉴了许多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如内心独白、联想、意识流、时空交错、怪诞的卡夫卡式的故事、复调多声部的叙事形式等。《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是一部现代寓言小说，也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小说以象征主义的手法，以一个街区的故事，寓意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以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为代表的先知时代直至此后的科学时代，人类为追求幸福、实现理想而坚持不断的努力；表现出在此过程中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知识与愚昧的斗争。作者借书中人之口，指出象征创世主的老祖宗杰巴拉维早就与世隔绝，不管他的子孙——人间事了；又写出象征科学的阿拉法特闯进了杰巴拉维——创世主隐居的所在，造成了这位老祖宗的死亡。这一切无疑激怒了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于是《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在埃及成为禁书，1969年才得以在黎巴嫩贝鲁特出版。这一阶段其他主要作品还有《盗贼与狗》（1961）、《鹌鹑与秋天》（1963）、《道路》（1964）、《乞丐》（1965）、《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镜子》（1971）、《雨中的爱情》（1973）、《卡尔纳克咖啡馆》（1974）、《我们街区的故事》《深夜》《尊敬的先生》（1975）、《平民史诗》（1977）、《爱的时代》（1980）、《千夜之夜》（1982）、《王座前》、《伊本·法图玛游记》（1983）《生活在真理之中》（1985）、《日夜谈》（1986）等等。纳吉布·马哈福兹具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是一个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是一位思想家，社会批评家。他追求公正、合理、幸福美好的社会，尽情地揭露、批判、鞭挞人世间一切暴虐、不义、邪恶、黑暗的势力。但由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他往往利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自己的种种见解。作家在其著名的三部曲中，曾借年轻的女革命者苏珊之口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写文章，清楚、明白、直截了当，因此是危险的，至于小说则有数不清的花招，这是一门富有策略的艺术。”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了解这位作家每部作品深层中的政治内涵和哲理寓意的钥匙。在艺术手法方面，由于作家博览群书、学贯东西，并随时代前进，具有变革创新意识，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他既继承发扬了埃及、阿拉伯民族古典文学传统的各种表现手法，也借鉴了西方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包括诸如表现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流、荒诞派，乃至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各种表现手法。正如作家自己所说：“通过这些作品，我可以说，自己是烩诸家技巧于一鼎的。我不出于一个作家的门下，也不只用一种技巧。”借鉴、继承、创新，贯穿于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作家晚年为创作民族化的小说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正是这样，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本民族传统文学融会在一起，共同孕育的产物。因此，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最能体现现当代文学的风采。

当代的阿拉伯作家一方面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另一方面，也在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挖掘、探索，以开辟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阿拉伯文学的现状。

2009 6 30

[1] [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册，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0页。

[2] [德]格·洪克：《阿拉伯的太阳照亮了西方》（阿译本），贝鲁特世代出版社，1993年，第534页。

[3] [阿拉伯]伊本穆加发：《卡里莱和笛木乃》“前言”，林兴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4] 语出《卡里莱和笛木乃》德文译者佛尔夫，见温德尼兹：《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金克木译，载《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2期。

[5] 语出《卡里莱和笛木乃》德文译者佛尔夫，见温德尼兹：《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金克木译，载《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2期。³⁰[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77—478页。

[6] [美]L. H·詹达，K. E·哈梅尔：《人类性文化史》，张铭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第39 页。

[7] 杨周翰等：《欧洲文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3页。

[8] 转引自[德]吉·洪克：《阿拉伯太阳照亮西方》（阿译本），贝鲁特世代出版社，1993年，第529页。

[9] [埃]阿卡德：《阿拉伯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埃及知识出版社，1946年，第67页。

[10] 转引自[埃]萨米赫·凯里姆：《塔哈·侯赛因语录》，开罗知识出版社，1979年，第7页。

[11] ［黎巴嫩］汉纳·法胡里：《阿拉伯文学史》，郅溥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37─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