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忱的北大情结，博大的华夏情怀
——深切缅怀汤一介先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如水流日夜，情怀若火过春秋。寒来暑往，当秋风再起时，汤一介先生离开我们已两年了。汤一介研究会为了表达对汤先生的哀思，计划编辑出版一本纪念汤先生的文集，发来约稿函，约写一篇纪念文章。多日来思绪万千，感慨良多，一时不知从何写起好。在我和汤先生的多年交往接触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是他的深厚赤忱的北大情结，一个是他的博大无私的民族情怀。
他的北大情结与他的家世和他的经历紧密相连。汤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1937年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后历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汤一介先生随父母住在燕南园58号，与冯友兰先生所住的57号毗邻。汤用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其著作《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然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必读的经典著作。汤一介先生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和熏陶，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浓厚的兴趣和相当深入的思考；194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后留校任教，从此一生与燕园、与哲学、与国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没有听过汤先生的课，但他的夫人乐黛云老师给我们讲过课。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担任中文系副主任时，曾经为研究生招生的事情去过乐老师家，当然也就认识汤先生了。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住在朗润园，我住未名湖北岸的全斋，常常在未名湖边碰到他们结伴散步。正如汤先生在《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一文中深情描述的那样：“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每次见到时，我都赶忙下自行车问候，乐老师总是爽朗大笑，说话声音很高，那一串串欢声笑语在未名湖上空荡漾开去，仿佛在水面也激起了层层涟漪；而汤先生总是轻轻颔首，默默微笑，语言很少，声音很轻，儒雅而又温和，亲切更有气度。1998年我受命担任北大社科部部长，负责文科老师们的科研工作，包括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结项，科研成果的统计和评奖，科研机构的设立和管理，等等。我和汤先生、乐老师的交往就渐渐多了起来，我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带着社科部成员、有时候陪着学校领导，登汤先生的门，或者节日问候，或者请教问题、商量工作，或者约请出席某一个会议等。特别是在汤先生酝酿策划、筹备《儒藏》工程，以及工程进展中遇到的若干问题（诸如经费问题、人员问题、出版问题、校外专家的合作问题等）的日子里，我更曾经多次陪同学校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登门看望汤先生，了解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关注《儒藏》工程，是我这个文科科研管理的负责人职责所在，因此我总是尽己所能，竭尽绵力，做一些实事，为汤先生分担重担之万一。
若干年前，汤一介先生一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有《佛藏》《道藏》，而没有《儒藏》。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把佛教经典及其注疏等文献编辑为《佛藏》，也多次把道教经典文献编辑为《道藏》，而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历来号称“儒”“释”“道”三分天下，而始终没有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辑为一个体系，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的日益广泛深入的需求，以及我们华夏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需求。有鉴于此，汤先生不顾年逾古稀的高龄，主动请缨，利用他的学术威望、人格魅力和学术见识、组织能力，决定在北大的统一领导之下，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联合全国高校和有关学术机构，包括中国周边一些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的科研力量，开展“《儒藏》工程”建设。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汤先生坚持认为，这项工程必须由北京大学牵头，非我北大莫属，除我北大不能；必须全力以赴做好，为我北大争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是汤先生的祖父汤霖对他父亲汤用彤说的话，后来父亲汤用彤也同样用这句话教育过汤一介先生。事关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使命，事关民族文化复兴的百年大计，汤先生不逃责，勇挑重担，不避难，迎难而上，掌起大舵，扬起风帆，开启了中国文化史上一次伟大的远航！
2002年11月8日，冒着初冬的寒风，在静园一院一楼会议室召开了关于“《儒藏》工程”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吴志攀、李玉、陈来、李中华、张玉范、丰子义、我和社科部耿琴、王周谊等。会议就《儒藏》工程的意义、设想、班子（当时拟成立“编纂指导委员会”“编纂执行委员会”“编纂办公室”）、经费、总体规划（当时计划从2004年起开始编纂，争取2012年完成）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很快，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筹备小组”拿出了《编纂方案（草案）》，汤先生任工程首席专家、总编纂。从2003年正式开始，一直到汤先生2014年9月去世，首尾共计十二年。十二个春秋交替，十二次寒来暑往，汤先生披肝沥胆，呕心沥血，2014年终于出版问世了《儒藏》“精华编”100册（最终出齐的精华编预计共339册）。煌煌100册，其中含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日本、越南）文献，这是《儒藏》最大的特点；其字里行间、册册卷卷，都凝聚着汤先生对母校北京大学的挚爱深情，对弘扬华夏民族灿烂文化而鞠躬尽瘁的博大情怀！可以说，这个宏大的工程，是汤一介先生顽强地以生命的力量来推动的——汤一介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这一高耸入云的伟大的文化丰碑上！
我和汤先生另外一个方面的交往，就是我担任学报主编以后。2004年北大领导让我以社科部部长的身份，兼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我担任主编后，首先将原来由郭老题写的刊名《北京大学学报》，换成集蔡元培先生手迹，意在传承老校长缔造的北大精神和学术传统，将北大学报办出北大气象来。当时学报界有一股所谓“开门办刊”的风气，说是不要把学报办成自己学校的自留地，其意就是要求少发自己学校老师的稿子。我则反其意而行之——我说开门办刊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的观点是：学术质量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国内国外、校内校外，只要是好论文，一律优先刊用。北大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北大学报不发北大老师的文章，岂不是脑子进水了吗？没有北大老师论文的北大学报，如何能体现出北大学术水平呢？！我让编辑部同仁首先开发北大优质资源，把北大一流教授的一流文章争取到北大学报上来发表。我自己率先示范，登门或者打电话、发邮件给我们北大文科院系高水平的老师，恳求他们赐稿，其中就包括汤先生和乐老师。那几年，差不多每一年他们夫妇都将自己写的好文章，首先给我们学报发表。2005年，我们北大学报创刊50周年，在“创刊50周年专号”上，发表了汤一介先生的《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一文，汤先生指出：“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做出贡献，必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的基础上，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前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界，使‘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特殊的名词概念也不必套用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可以采用音译加注释的办法，这样才能真正保持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特点。”2008年第2期北大学报上，我们发表了汤一介先生的《论“情景合一”》一文，汤先生认为：“‘情景合一’实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密切关联。‘情景合一’要求人们以其思想感情再现天地造化之功，如庄子所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人们的思想情感如欲再现天地造化之功，必以‘天’与‘人’为一体而可能。”2009年第4期北大学报上，我们发表了汤一介先生的《“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一文，汤先生认为：“‘孝’的本质属性是‘仁爱’”；“‘仁爱’对于人类社会是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孝’的核心理念‘亲亲’（爱自己的亲人）作为家庭伦理，也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这一‘孝’的过程的社会意义应为我们所重视。”汤先生将儒家“孝”的理念，论述和扩展到当今建设“和谐家庭”乃至“和谐社会”上，显得十分自然、和谐而又非常深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10年第4期，我们以“本刊特稿”的特殊栏目，在首篇发表了汤先生的《儒家与经典诠释》一文；2012年第3期，我们又以“本刊特稿”的形式，在首篇发表了汤先生的《论儒家的“礼法合治”》一文。特别难忘的是，2013年底到2014年初，汤先生已经生病住院，但还是为我们撰写了《略论儒家的“以人为本，道行天下”》一文，我们再一次以“本刊特稿”的形式，在2014年的第1期首篇上发表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的9月9号，汤先生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统编第六期的稿子，悲痛中我们决定，在手头正在编辑的这一年最后一期学报上，调整一下、腾出一些篇幅，特例开设《深切缅怀汤一介先生》的专栏。在学报上开设一个特殊栏目，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是很难的；但我们认为：以汤先生道德文章，人格魅力，学术成就，特别是对我们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我们华夏民族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完全有资格承受这个栏目——受之无愧！学报出版后，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对的，得到了领导和读者们的广泛认可和称赞。
我亲自为这个栏目撰写了按语，现敬录如下，作为本文的收结。
主编敬语：汤一介先生今年9月9日不幸逝世，我们十分悲痛！多年来，汤先生为我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撰写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今年，我们北大学报第一期在首栏“本刊特稿”中，发表了汤先生题为《略论儒家的“以人为本，道行天下”》一文，这也许是汤先生在世时正式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在论文的结尾处，汤先生满怀感情地写道：“也许人类社会不过是一场悲喜剧，在某些历史枝节问题上可能以喜剧的形式出现，但人类最后在宇宙中消失的时候，它将可能以大悲剧的形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活着时，作为儒者则必须抱有理想。……对于理想，我们也许常常抱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态度。我想，张载的《西铭》头两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说得对，人必须有理想，把‘人’看作‘人’，‘以人为本’这是真正儒者可贵的精神；《西铭》最后两句‘存，吾顺世；没，吾宁也’，说得也很对。人的一生必须对社会尽伦尽职，追求‘道行天下’，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可以问心无愧于天地神明。”——汤先生正是这样一位问心无愧于天地神明的我们可敬的好亲人，正是这样一位问心无愧于天地神明的我们北大的好老师，正是这样一位问心无愧于天地神明的我们中华的好儿女！
深切缅怀汤一介先生！
2016年7月16日初稿、8月28号改定于北大燕园东南角最高楼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