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怎么了？

一、大学校长的蜕变

中国教育问题重重，当下几乎被国人万炮齐轰。大学因此也成为众矢之的，而大学校长则是首当其冲。因为，人们总是想起当年的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人，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就没有这样一些给大学以精神的校长呢？

其实，现在的大学校长也是有苦难言。他们虽是堂堂一校之长、法人代表，但是在自己的校园内究竟能有多少作为，是说不清楚的。

首先，每个大学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与校长是什么关系？没有人明确知道，不像校长与副校长、校长与处长，那种关系是十分明确的。中国大学法规定，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此可见，校长不是大学的最高长官，但负最高责任。大学的最高领导是党委，党委书记是党委的召集人和党委会议的主持人，对于党委会议具有首席长官的地位。有些书记常常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了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际上成了大学的第一把手。然而，书记却不具有法律上的责任人地位。于是在中国大学就出现一个滑稽的现象：书记排名一般在校长之前，但对于大学却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校长不是第一把手，却要对大学全权负责。校长在这个法律框架下，与书记的关系就比较暧昧，无法较真。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校长心里没底。校长与书记之间的权限和义务常常是由个人的能力或性格来决定，而非由法律或法规来确定。有些大学里是校长领导书记，有些大学是书记领导校长，有些大学或而校长领导书记，或而书记领导校长。这是中国大学特有的风景。

其次，中国大学是教育部的下属机构，大学里的基本事务都必须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指令执行。比如，每个大学每年的经费，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名额，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的比例）的编制，博士后的人数，等等，都是教育部的计划安排，铁板钉钉，大学不能越雷池一步。国家实施“985”计划之后，有大量的教育经费转变成教育部的项目基金，让各个大学去竞争，其实是让大家去搞“公关”。所谓评委专家，也是教育部指定的，最高权力实质上在教育部手中。甚至学术和教学评奖，也是教育部分配名额给各个大学。大学的校长实际上只是教育部这个“磨”上的一头“驴”，睁着眼是这样走，闭上眼睛也是这样走。因此，中国大学里的一些“怪事”其实一点也不怪。教育部的领导，不用说部长、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就是一个处长、副处长来到一所大学，也是颐指气使、八面威风，大学校长们能奈他们几何！

此外，中国的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党、政、军各个部门一应俱全，除了教学科研的行政机构例如教务处、科研处、学生处等以外，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武装部等，安全保卫、道路交通、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居民委员会等亦有常设机构。学校每个人员的生、老、病、死也依赖学校，还有附小、附中、医院，加上校办产业、公司宾馆等。所有这些部门每天的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其工作量可想而知，大学校长无不对此感到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至于每年的大学招生、毕业生就业，教师的职称评定，干部的考核升迁，都是学校的核心工作，校长们不仅要在媒体登台亮相，激情演讲，比试魅力，还要像居委会的老太太，春风化雨，做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例如征地造“大楼”，引进人才，制定规划，等等，无不让人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大学校长的境况是何等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人愿意当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学者肯定不愿蹚这个浑水。他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只会用于科学和学术研究，而不会消磨在这些繁琐的事务上。至于用大学校长的头衔来谋求学术界和科学界的虚名（例如“院士”等），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科学家。

当下中国的大学校长，实质上已经蜕变为一个“官”。一个在仕途上有追求的人，可以由此而获得副部级、司局级的官位，因而可以获得相关的利益，而其他的理想、抱负则无从谈起。而一个官员来做大学校长，却会获得很多官场之外的好处，例如“教授”“博导”等专家学者的名头。当然，不能否认，在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确实有人在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才干和年华。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现象，大学里“蔡元培们”已经不见踪影。

对于中国大学校长的清醒认识，可以让我们对于很多事件释怀。比如，为什么很少见到大学校长们对于教育的真知灼见？虽然作为一校之长的大学校长实际上无所作为，但为什么人们趋之若鹜，梦寐以求？为什么唱唱流行歌曲却成为著名大学校长的一种政绩？

如果我们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没有危机意识，不下决心进行根本的制度性改革，培养尖端人才只是梦想，强国之梦更是个肥皂泡泡！

2009年6月18日于燕南园。

二、大学里的“大楼”

汶川特大地震给我们心灵最深的创痛，是因校舍倒塌造成大批花季少年失去生命。据最新统计，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死亡和失踪的中小学生达5335人。人们由此直面了中国教育触目惊心的内伤，并发出了最强烈的责问。少数在巨震中没有倒塌的学校，负责基建的人们受到英雄般的礼赞。然而，这个现象并不表明，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校园基建中的腐败。平心而论，校舍的倒塌除了腐败，还有教育经费不足等其他原因，而这些正是中国教育更深层次的问题。震后正在重建的校舍，也许绝大部分建筑质量都得到可靠的保证，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的教育问题就永远消失了。因为，教育毕竟不是造房子。校舍基建中的腐败，仅仅是中国教育问题的冰山一角，九牛之一毛矣！

汶川地震的中心地带没有大学，因此，我们无法想象大学校舍倒塌的现象。我们的大学似乎逃过了一劫。其实我想，即使这种特大地震发生在大学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屹立在中国大学校园之内的高楼广厦虽然不能毫发无伤，但也不会像汶川的中小学校舍那样不堪一击。说实在话，我们的大学现在恐怕只剩下这些“大楼”了。

梅贻琦说的“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现在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可是，在当下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大师何处寻？活跃在坊间和媒体上的几个“大师”，除了在这种交互利用的运作中彼此获取各自的利益，实在乏善可陈。随着“五四”一代学者的逝去，我们不无无奈地说，真正的大师几乎与我们的大学绝缘了。大师没有了，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除了“大楼”还有什么？于是，颇识时务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把造房子当作了安慰自己的主要辉煌政绩。办学规模，基建面积，硬件设备……这些是教育成果最容易数字化的东西，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通货。中国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与造“大楼”成了同义词。

不过，我们不能否认当代中国大学校园基本建设的成就和贡献。没有“大楼”，也不能成其为大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大学里的楼堂馆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一砖一瓦、一石一木，绝大多数都凝结着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的血和汗。为了教育，为了孩子，为了祖国的明天，国家和人民为大学里的“大楼”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比起当年土墙茅顶的西南联大，今天中国大学的校园，不用说“985”“211”之类大学，甚至地市一级的专科学校，也可说是鸟枪换炮、天上人间。当然，论到校园里的精神、思想和学术创造，我们又会尴尬无比、无地自容：昆明荒郊野外的那几幢草房，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神仙居、凤凰巢，那里大师云集，才俊辈出。而今天我们大学的琼楼玉宇之中，人们依然忙忙碌碌，在做些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校园里没有了大师，只能再说说“大楼”。用人民血汗、国家财富建造的“大楼”是些什么样的建筑呢？观察一下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新建的“大楼”，我们也会心潮难平，无限感伤。

首先是豪华。矗立在中国大学校园中的最新建筑，豪华是基本特征。从外表看来，它们的堂皇明丽几乎与域外的大银行、大酒店甚至总统府一类无异。始作俑者也是北大、清华这些从国家和企业募集到大把银子的大学。北大前几年在校园内建造了一座相当于六星级的大酒店。以我的一孔之见，这大概是全世界大学校园中最豪华的酒店。我不知道建造这个酒店的理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与大学有关系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住这样的酒店。大概王公贵族、国家首脑、亿万富翁们是经常光顾这里的常客，可他们与大学有什么关系呢？清华的南校门排列着庄严气派的楼宇，简直就像一条金融街。还有的大学校园中的摩天大楼，仅每年维持的费用就高达2000多万人民币！这些“大楼”的豪华外表，无非向世人招摇两点：暴富和俗陋——它们正是天生的一对。

其次是丑陋。作为反差，在我们大学校园里，还经常见到一些极其丑陋的“大楼”。就像行走在一个刚刚摆脱贫困的小镇一样，我们看到暴发户与破落户比肩而立，玻璃、马赛克的小楼与路边臭气熏天的茅厕同为街景。在我们著名的学府中，风景如画的湖光塔影旁边，一定造一座火柴盒的水泥物件与之交相辉映；图书馆必须盖成庙宇的风貌，以显得古朴庄重；高高的西洋主体建筑上，覆盖着中国古代的大屋顶，宛如一个穿着西装的汉子顶着一片瓜皮小帽，那模样让人在感到鄙俗之余，还留下一点滑稽；好端端的大块墙面反贴着洁白的瓷砖，着实让人们联想起大街上的公厕……还有些坐落在不伦不类之处的雕塑，其形之丑，其状之怪，无与伦比，不堪入目，过往人们无不为之侧目、愤怒，而校方却置若罔闻，或者堵你一句：不爱看就别看！

当然，更多的是平庸。绝大多数的校园建筑，或与政府机关一致，或与企业商厦雷同，或与居民小区无异。有的简直就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总而言之，这些建筑什么都像，就是不像大学。建筑质量不佳也是普遍现象，经常几年之内就要加固、重建，校园常年成为建筑工地。

中国的大学校园，原来有非常美丽的景致。例如北大（燕京大学）、清华、厦大、武大，风景之美，令人心醉。如今，外地来京旅游的人们，常常带着孩子来北大、清华校园游览。他们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建筑，感慨万千。基本上是新不如旧，今不如古。校园的景观，没有整体的协调，只能成为分割开来孤立的景点。北大除了未名湖周边是国家文物保护区，校园已经满目疮痍，而且永远也难以恢复了。

说来很有意思，中国的政府官员，尤其是一方大员，一般都喜欢造房子，搞基建。当今大学之风与此颇为一致。有人说，造楼就有人发财致富。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在投入巨额资金之下，为什么我们的大学连“大楼”都造不美呢？大学的官员们频频出国考察，如同探亲。国外的大学校园，至少发达国家的大学校园，建筑的风格是统一的，整体是和谐、协调的，因此都很美，像斯坦福、伯克利等。为什么我们大学的官员们对此熟视无睹？他们的视觉为何没有感受？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

实际上，上述情形表明我们的大学缺少一个关键的东西：灵魂。

中国大学的所有问题实质上都指向一个核心的问题：它们在根本上还不是现代大学。一个缺乏现代大学观念和管理机制的大学，就会背离学术创造、思想和科学创新的根本原则，如同一个不念真经的和尚，偏离了正道，走向了荒诞甚至邪恶。因此，大学里的那些“大楼”，其紊乱、怪诞的形态，恰恰显示出中国教育千疮百孔的斑斑内伤。

今天，正值汶川特大地震周年之祭，我们在为消逝在垮塌校舍下面的年轻生命哀悼之时，也深深感受着中国教育的刻骨铭心之殇。

2009年5月7日于燕南园。

三、一个“二模”故事及其反思

四月，中国内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们，就进入了高考的冲刺阶段。首先是“一模”，然后是“二模”，接下来就是高考了。“一模”“二模”对于高考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说，在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在高考前就要填写报考志愿，唯一的依据就是这两次模拟考试。对于考生如此重要的模拟考试，试题应该是比较严格、科学，而更重要的，它又是一次“仿真高考”。因此，有些事情说起来就特别令人意味深长。

2009年我的孩子参加北京市高考。那年海淀区“二模”的语文试卷第Ⅱ卷第四大题是通常的“阅读理解”题。试卷注明：“本大题共3小题，共10分。阅读下面文章，完成14—16题。”所选文章是关于长城审美的一段文字，引自杨辛、甘霖著的《美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篇文字原是杨辛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的一部分，题为《关于长城的美学思考》，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也被收入《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杨先生在他们的《美学原理》再版时，将其补入书中，该页书下就有脚注，说明文字的出处。因此，我是这段文字的作者之一，是毫无疑问的。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吊诡。

孩子说了考试及试题，我把这个情况简单与孩子说了，并把刊发原文的那期《北京大学学报》给她看了，之后孩子突然灵机一动，说让我来做做这道题。我欣然应命。试题其实不难，还好，3个小题我对了两个，只错了一个。错的原因是：“不符合文意。”虽然是作为文章作者之一，我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也不一定就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关于这段文意，我们可以和读者一起讨论。

试卷16小题：下列描写长城的诗句与文中所介绍的长城特点不相符的一项是（3分）

A．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明末清初·顾炎武《八达岭长城古诗咏》）

B．岭坂风回树郁盘，长城如带雾中看。（清·丁澎《度岭见长城》）

C．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清·康有为《登万里长城》）

D．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唐·李益《登长城》）

我选择的是A，而标准答案是D。由于原文太长，不能全部录入，我只能简单说一下我选择的理由。原文共5个自然段，第1、2两段是概括长城的审美总特点，认为长城是真正的“大地艺术”。第3自然段是说东部长城，第4自然段是说西部长城，第5自然段简单描述了四季长城的景观特征。总之，原文没有任何地方描写居庸关长城。因此，我选择A.

标准答案选择D的理由是，李益诗所表达的愁云惨淡的凄凉景象，与原文意不符。然而，我们可以录入原文的一小段文字，让读者鉴别一下：

西部的长城大多坐落于戈壁大漠之中。由于缺少砖石材料，这里的长城基本上都用黄土夹以柳条夯筑而成。这种土夯的城墙却与沙漠和戈壁的色调融为一体。西出敦煌80公里的戈壁之中，留有玉门关遗址。还有距敦煌西70公里的阳关遗址，仅残存一座烽火台。可是，在四周无垠的戈壁之中，这两座颗粒似的建筑，不但没有因它们体积的微小而为大漠的苍茫所淹没，反而突兀地矗立在滚滚黄尘和砂石之上，宛如铁骨凌空。它们在沙漠戈壁的广袤无垠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展示出一种纪念碑式的历史永恒感。

一个稍具文学欣赏能力的人应该会作出很明确的判断，这段文字所体现的思想、情感不仅具有伤今吊古的情怀，而且还展示了对于一种苍凉之美的鉴赏趣味，这些与李益的诗意是非常接近的。相反，顾炎武诗中描写的居庸关，在整段文字中没有丝毫提及，选择A可以说是别无选择。因此，很多考生几乎都在这一题上失手丢分。

关于这个题答案的对和错，我的意见大概如此。也谨于此求教于大方之家。

此外，题中把“明末清初·顾炎武”与“清·康有为”并列，大概不妥，因为康有为死于1927年，大清帝国已经灭亡16年了。

然而，我所想的还不仅仅是一道题的对与错的问题。

毋庸置疑，“二模”试卷的出题人至少是海淀区中学语文教学的骨干，因此我毫不怀疑他们对于文学的鉴赏能力和水平。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选择题呢？这里面有一个出题者的思路——思维方式的问题。在这道题中，他们设置了一个陷阱：把按照正常的思维去选择的答案故意设计为错。而他们设计的正确答案则几乎是毫无理由，只有进行反正常思维方式的思考才有可能选择。实质上，他们就是试图引导考生摆脱正常的思维，而去反常地选择、思考。这样的出题思维因此至少会有下列结果：

第一，任何考生都对于答案的正确与错误毫无把握；

第二，答案实质上与知识无关，可能只是与一种“技术”，即只能应付高考的考试技巧有关。

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稍作推论。首先，一个深谙考试技巧的考生对于这样的题型会如鱼得水，也许他们的知识水准非常一般。其次，一个爱好文学并有着广泛阅读的考生，可能会一头雾水，输得很惨。于是，他们会对这种考试不服气、厌恶，甚至深恶痛绝。可见，这样的考试试题也有获益者，就是那些掌握考试技巧的学生，而摧残的则是那些真正爱好文学而没有深谙这种考试技巧的人。然而，归根结底，那些所谓获益者，即那些“会考试”的学生，也是更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在整个中学阶段大概只学会了考试技巧，此外什么都没有，本质上是一个被考试技巧阉割的受教育者。

中学教育的这个导向，现在已经在大学产生了严重后果。因为，到大学以后，尤其是那些“高考”以高分进入“985”“211”大学的学生，仍然延续着他们在中学的学习惯性，继续把学习的兴奋点放在考试上。而对于大学学习和进入真正的学术、科学研究，他们不仅不得法，也缺少热情和兴趣。这种灾难性的现象仍然不可遏止地在蔓延，以至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在他的博文中对学生大声疾呼：“不要吊死在分数一棵树上！”

从一张“二模”试卷说到这么严重的教育问题，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也许我是杞人忧天。然而，中国教育所呈现的灾难性现状，“高考”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人们至今仍然漫不经心，将来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

四、填写高考志愿的误区

填写志愿是高考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因为，同样的分数，可以上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甚至由此会决定一些人将来的职业选择，影响他们终生的生活方式。但是，一些家长和老师只知道教孩子怎样学习、考试，而对于如何填写高考志愿，却所知甚少。从某种角度说，这恰恰是本末倒置。根据我的观察，现在的高考志愿填写中存在一些重大的误区。我这里谈的不是填写志愿的技巧问题，例如哪个分数段挑选什么样的大学、专业有多少成功率，而是选择志愿观念上的一些根本问题。

首先，很多考生、家长对于中国的大学以及大学里的院、系、专业没有真正的了解，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加以猜测，或者是盲从大多数人的说法。例如，人们知道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大学哪些院、系、专业是最好的，哪些是次好的，哪些甚至是不太好的。从这些年报考的情况看，最热门的院、系、专业，恰恰并不是北京大学最好的专业。例如，根据《教育部学位中心一级学科排名（2007—2009）》，北京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在全国排名与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并列第8，经济学排名第2，法学排名第3，计算机排名与上海交通大学并列第6，传播学排名与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并列第7，艺术学排名第9。相反，数学、哲学、历史、地理都是全国第一，却被大量考生忽略。（当然，这个评估也不绝对正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学生在入学后才知道自己“大门”走对了，“小门”却走错了。就是说，虽然入了好大学，但专业却选错了。也有些考生却因祸得福，虽然考分不高，却进了北大最好的院、系、专业。这种无序的状况其实反映了一种不公平、不合理，让很多优秀考生痛失良机。

其次，很多家长和考生对于大学很多专业所学的内容也不甚了解，导致走入报考的误区。最常见的现象是把经济学与赚钱等同起来。大量考生特别是高分的考生之所以踊跃报考经济学专业，是因为他们或家长以为学了经济学将来就好赚钱、赚大钱。于是经济学成了现在最热门的学科之一。其实这是对于经济学的无知。我们知道，马克思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资本论》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可是，马克思终生贫困。他与燕妮生了9个孩子，只有3个女儿长大成人，其余6个都夭折了，主要原因就是贫困。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规律，与经商发财基本无关。即使是一些商业管理的学科，所学的也是关于公司或企业运行模式的基本分析和研究。还有些具体的专业例如财会、证券、金融等，是培养一些专业人才，实际相当于工程师、医生、建筑师一类，与企业家之流相距甚远。相反，我们知道，比尔·盖茨是学计算机的，哈默是学医学的，洛克菲勒只在商学院上过4个月的财会培训班，中国的李嘉诚、霍英东等人，在创业之日可能连经济学、工商管理之类的名目都闻所未闻。当下在中国企业界排名前列的著名企业家，大概学经济学、工商管理出身的也是屈指可数。由此可见，冲着发大财的理想去攻读经济学、工商管理、金融等专业，希望有多大，失望可能就会有多大。

这些现象，从表面来看是人们填写“高考”志愿时，只重视毕业以后的就业，而忽视人生一辈子的兴趣、志向，其实涉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大学是什么？孩子进大学究竟应该学什么？

可以说，现在中国相当多的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学”本身的性质也不甚了了。我们知道，大学的英文是university，不是big school或big college.university为什么翻译为“大学”？“大学”不是“大”的“学校”。大学在中国古代也叫“太学”。《中庸》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含义很清楚，大学的宗旨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德行，即让学生完善一种君子人格，学习具体的知识则为辅。西方叫uniGversity，中国人把它翻译为“大学”，表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对于“大学”理解的一种共识。今天中国的大学虽然不能完全与古代的太学相同，但是，也不能完全消解中国古代太学的功能和作用。可以肯定，全世界的大学都不是技术培训班，不是技术专科学校。因此，如果只从就业的角度选择专业，实质上进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即可，学一门手艺、技术，可以终身受用。据说，现在年薪十万招聘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应聘者有几十上百人之多，而年薪40万招聘一个高级技工却无人应聘。由此证明身怀一种高明的手艺，有一技之长，完全可以比一般白领生活得好。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上大学完全是为了就业，这个成本也实在不合算。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如果把这些钱集中起来，完全可以进行投资经营。当然，现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与工作就业不无关系。但是，从现实生活也可以看出，本科阶段所学的专业，一般说与将来工作的性质关系不甚密切。学工科的可以从政，学数学的可以经商，学法律的可以教书，这些工作的性质与专业没有必然的联系。

填写志愿的误区有如此之多，很多人对此至今没有清醒的认识。由此造成的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很多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对于所在学科毫无兴趣，于是转学，或者自学，有些可能就荒废了。近日很火爆的《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在大学的经历就属于此类。有些天资很高的考生，盲目进入所谓热门专业，发现所学内容简单、无趣。而一些对于智力要求很高的专业，例如数学、力学、理论物理、哲学等，是对于智力极具挑战性的学科，却招不到好学生。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说，这种现象也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因此，如何填写“高考”志愿，绝不仅仅是关乎一个考生及其家长、老师的事情，也是涉及整个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