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伯·威廉斯》与高德汶的社会与政治哲学
高德汶的政治与社会理论著作《政治正义探讨》(1793)在世纪之交的英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两代浪漫主义诗人均一度视其为导师。除了政治哲学，高德汶还著有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多为迫于生计而作、匿名发表的儿童文学。[1]就文学及政治价值而言，学术界最为关注的是他早年发表的小说《凯利伯·威廉斯》(1794），此作是对其理论著作的一种文学性阐释。[2]但受小说形式自身的局限，《凯利伯·威廉斯》终究无法实现作者文以载道的愿望；不仅如此，小说情节安排与人物刻画中的一些缺陷还反映并且放大了高德汶理论思想本身存在的问题。
《凯利伯·威廉斯》在整体上较为成功地体现了高德汶的社会与政治思想。高德汶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笃信自由与理性，认为人生来善良，并可不断完善，是社会与文明制约了人的健康发展。这部小说最为精彩之处是其起伏跌宕的情节生动展现了文化与社会机构对于人的压制、对于思想的腐蚀和对心灵的扭曲。《凯利伯·威廉斯》以内容情节而言，主要包括三部分：福克兰早年同泰瑞尔的关系、凯利伯因对此事私行调查而与福克兰结下的矛盾，以及凯利伯受福克兰和司法机构追捕的经历。小说各部分或多或少呼应了《政治正义探讨》中有关“社会使人变坏”的论述。[3]比如，在《凯利伯·威廉斯》里，社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人们来自社会的观念、偏见或习俗如何导致非正义行为[4]，其中尤以费尔南多·福克兰为甚。福克兰出下层贵族，自小饱读诗书，深受骑士思想与等级观念等封建意识形态影响，爱护荣誉与名声甚于生命。与之相邻的庄园主泰瑞尔粗俗不堪又专横暴戾。乡绅黎民对于福克兰的修养赞誉有加，这令泰瑞尔心生忌恨，而长期寄养于泰瑞尔篱下的孤女表妹爱弥丽偏又深为福克兰所吸引。泰瑞尔为此恼羞成怒，先试图强迫表妹嫁与丑陋粗鄙的格莱姆，后又向其索取巨额“抚养费”，爱弥丽最终被其折磨致死。泰瑞尔因此为众乡绅排挤，并遭福克兰当面谴责。此人素来霸道，自然难吞其辱，乘福克兰不备，当众将其击倒。当晚，泰瑞尔离奇死于事发地附近。小说后来交代，泰瑞尔实为福克兰所杀，但法庭将与泰瑞尔有仇的霍金斯父子定罪处死。福克兰与泰瑞尔因爱弥丽反目成仇并导致悲剧，主要乃骑士思想影响而致，而爱弥丽本人错将骑士式的保护与殷勤当作男女爱情，也终成骑士精神的间接受害者。[5]福克兰后来同凯利伯·威廉斯关系恶化，事关名誉，同样是传统意识形态作祟。凯利伯是福克兰的秘书，出于好奇暗自调查泰瑞尔命案真相，获罪于主人[6]，屡遭其迫害。二人周旋数年，福克兰心力交瘁，历日无多，却仍自视为“自身名誉的守卫者”[7]，逼迫凯利伯签字声明他（福克兰）当年并未谋杀泰瑞尔。福克兰之所谓名誉早已不副其实，而他仍视其甚于生命，足见受旧式意识形态毒害之深。传统观念之害不仅在于控制思想、削弱判断力，还使人变得自私自利。在福克兰前后所陷的两次危机中，他均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捍卫所谓名誉。当年霍金斯父子因泰瑞尔命案误判而死，福克兰终未挺身澄清冤情承担责任，可见即便骑士精神也无法战胜自私之心。在《政治正义探讨》中，高德汶言之凿凿地将整个人类社会称作“一个由最为狭隘的利己主义组成的系统”。[8]从《凯利伯·威廉斯》的情节来看，此话似乎并非言过其实。
小说对社会机构所作的批评同样基本令人信服。高德汶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异见人士，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阻碍、束缚个人自由发展的契约关系，如协定、誓言、婚姻、骑士精神甚至家庭感情。[9]在他看来，任何人与人结成的组织或团体都会导致各式暴政，使人们互相摧毁，苟延残喘。[10]在这一点上《凯利伯·威廉斯》将矛头主要针对司法机构。凯利伯先被福克兰私囚于家中，后虽成功逃脱却遭其诬告偷窃财物，被迫返回应诉。在福克兰同母异父兄长福瑞斯特法官的主持下，法庭宣判凯利伯被判有罪入狱。他所入监狱状况之恶劣，令前去探望的家丁马托斯难以相信自己身处英国。[11]凯利伯受尽折磨，不堪其苦，几番越狱，终得逃脱，但又落入劫匪之穴，险送性命——当然，小说的情节显示，与这些伏莽草寇相比，政府官员才是真正的盗贼。逃离魔窟回到社会后，凯利伯发现福克兰的势力几乎无处不在，无论自己藏身何处，均难逃其控制，四处被人追杀。最为骇人之处是，福克兰似有操纵社会舆论的法力，凯利伯所到之处，毁谤与诬蔑如影相随，他既无法摆脱，又百喙莫辩。为谮言所慑，人们避之如洪水猛兽，凯利伯求职谋生无门，甚至找不到栖身之所，几近绝路。他在数年逃亡中发现，整个社会其实已为贵族与乡绅所控制，制度与社会机构不仅未能保障司法公正，反倒为害人利己者提供庇护，社会于他实际上俨然已成一座监狱。[12]
至此，作家高德汶似乎完成了政治哲学家高德汶对于社会之恶的批评与揭露，但实际上此书将作者置于一个尴尬境地：无论凯利伯所受之迫害如何残酷或以何种方式进行，其实施主体总是具体之人，在批评与揭露社会与文明之恶的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批评势能，最终会指向社会权力机构的代表人物，落实到恶行的具体实施者。许多哥特小说正是通过哥特式恶棍之行展现封建时代的黑暗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而《凯利伯·威廉斯》也是在叙述凯利伯的悲惨遭遇中将其雇主福克兰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封建暴君。对于高德汶而言，这种写法所涉风险显而易见：个体人物如果过于“抢镜”，小说的表现效果往往与他试图证明社会与文明乃罪恶之源的本意背道而驰。由于写实小说很难通过情节直接反映启蒙思想中人性本善这一思想，作者无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将情节展现的种种恶行与乱象诿过于社会而使个人为恶者全身而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作者不仅在理论上自相矛盾，还会陷入更为棘手的政治困境，因为小说人物一旦承担过多社会之恶，便是一个现成的泄愤目标，甚至有鼓动暴力革命情绪之嫌。高德汶虽为左派人物，对社会与传统的批评不遗余力，但他反对暴力革命。高德汶笃信理性，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不仅算不上激进分子，甚至还略显保守。在《政治正义探讨》中，高德汶认为真正的社会“革命”是思想与精神之改变，而这需要通过公开的讨论与争论来实现，而不是诉诸暴力。[13]在1796版的《政治正义探讨》中高德汶甚至认为暴力革命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与自由互相冲突。[14]《凯利伯·威廉斯》中段主要情节，即叙述主人公所受迫害这一部分，与此目标恰好南辕北辙。简言之，高德汶制造出福克兰这一恶棍人物以表现社会与传统之恶，但最终无法将此恶剥离福克兰本人。在无法改变既有主要情节的情况下，他只能转而通过额外内容尽力控制或抵消福克兰生性凶恶的负面形象。
高德汶的主要补救措施是在小说靠前部分增加能够反映福克兰起初品质善良的情节。小说的第一部分，据高德汶透露，其实是他最后构思的内容[15]，亡羊补牢的色彩明显。作者在这部分安排仆人柯林斯讲述福克兰早年经历，反映其主人原先是个充满理性与仁爱的社会贤达，而本非为非作歹的元恶大憝。据柯林斯回忆，福克兰早年意大利之行中曾被牵入当地名流的家庭纠纷，面对马尔维西伯爵的嫉恨与挑衅，福克兰表现出极大的宽厚与忍让，为避免冲突，主动放弃决斗，还安排当事男女双方重归于好。福克兰虽然接受出身、荣誉等旧观念，但在与泰瑞尔理论时，却强调平等与理智：
泰瑞尔先生，用理性想想。你让我离开本地，我也可以让你离开。我来这里，不是见一个主人，而是见一个平等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有时必须忍让，有时可以作为。任何人都不能把这个世界当作己有。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一切，面对不可避免的情况，要以理智去适应。[16]
在这里，福克兰与那个无所不用其极迫害凯利伯的乡霸恶绅判若两人，此时他几乎是高德汶所倡理性之楷模。后来他因霍金斯父子被逐出租地而再度与泰瑞尔交涉，言语之中，他虽然认可社会等级，但也对下层百姓展现出难得的同情与关怀：
确实，泰瑞尔先生，世上有等级之分。我相信等级是个好东西，对于人类和平相处很有必要。但是，无论它有多么必要，我们必须承认这给社会的下层带来一定的苦难……我们很富有，泰瑞尔先生，我们必须尽力减轻这些不幸之人的负担。[17]
福克兰早年的言行基本符合高德汶在《政治正义》中倡导的无私精神，后来他犯下命案谋杀泰瑞尔固然于法不容，但此举也算为爱弥丽报了一箭之仇，大致符合所谓的“文学正义”。随后才是较具争议的霍金斯父子冤案。一方面，福克兰明知其无辜却终未出来澄清，反映其自私与怯懦之甚；但另一方面，福克兰若为霍金斯父子洗清罪名无异于自投罗网，其沉默乃求生本能使然。另外，福克兰在霍金斯父子一案中的选择也符合高德汶本人的功利主义倾向。[18]福克兰后来变得越发专横凶残，按照小说的逻辑，显然全因个人阅历增加、社会影响日深使然。并且，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作者似乎通过情节暗示，即便在上述具体事件中，福克兰其实只在被动应对事件而从未主动寻找麻烦，因而算不上真正的邪恶之人。[19]高德汶的另一个补救措施是在小说之末着重渲染气氛，以消解读者因阅读中段的迫害情节而对福克兰个人累积的负面情绪。小说交代，经过十来年的互相折磨，凯利伯与福克兰再次见面，而令他难以置信的是，他昔日的迫害者已形销骨立，与早先颐指气使的架势判若天壤。在重见福克兰前一刻凯利伯仍矢志复仇，见此情景他竟心生同情，不能自已。面对几乎与鬼为邻的福克兰，凯利伯不仅将过去十来年所历磨难抛之脑后，竟认定自己错怪了昔日主人，自感“走到这可恨的一步，肯定是论证过程出现了严重问题”。[20]不仅过往憎恨荡然无存，凯利伯还因揭露福克兰而自认罪孽深重：多年来他一直认为福克兰对自己追杀不懈，而其实他一再隐忍；自己在为人追杀以及身陷囹圄期间，福克兰还一再试图将他救出监狱并洗清罪名，如此等等，宏论滔滔，长达三页有余。凯利伯最后当众夸奖福克兰品格高尚，动情之处，声泪并下。福克兰也深为所动，当场投入凯利伯怀中，场面令人不胜郗嘘。高德汶在小说之末安排这场戏剧性的感性表白广遭批评界诟病，但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其一，凯利伯作为受害者，由其出面澄清部分误解并表达同情与崇拜之心，能够有效制造福克兰原本性温质良、品行端正的印象。其二，小说刻意强调福克兰目前的身心状态以及主仆二人令人感动的和解过程，又将福克兰从一手遮天的恶员外变成其情可悯的受害者。既然主仆二人均为受害者，加害于他们的自然是社会；是习俗、传统、机构和意识形态使二人多年对立，互相加害。
凯利伯多年为福克兰迫害，本以为通过法律武器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二人之间的这个问题，孰料最终发现二人几年来通过法律较量只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显然是个错误。凯利伯最后的感性独白对于他此前的长篇叙述起到某种纠错作用，把迫害责任由福克兰转嫁给社会，同时也借此表达法律等国家机构于人无益反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即便读者认为福克兰确实有所过错，其恶行所激发的愤怒情绪也被小说最后的感性气氛大大冲淡，甚至完全消散。高德汶显然无法通过主要情节说服读者相信社会需要改良而非冤冤相报的暴力革命，他只能转而运用催泪之术软化其立场，疏解他们被中段情节激发的不满情绪。
在技术层面，高德汶采用的是浪漫主义时期常见的偷梁换柱式结尾法。这个时期的小说家如奥斯丁和拉德克利夫夫人等在小说末尾通常无法解决故事中的主要矛盾，她们转而将矛盾悄然移出小说前景，用其他抢眼情节（奥斯丁常用幸福美感）填充空间，让读者淡忘此前困扰小说主人公的问题，从而在形式上给小说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21]哥特小说作者如此安排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新旧两个社会之间难作取舍，将主要反面人物移出小说结局是避免政治表态的一种权宜之计。高德汶在文后诉诸感情，同样为转移读者视线。也因如此，福克兰与哥特小说中的恶棍一样，是兼具受害者与施害者特征的双面人物。[22]
※ ※ ※
但是，高德汶的感性煽情笔法未必能使自己完美“脱身”。感性文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虽然因中产阶级势力壮大而占据主导地位，但从来不无争议，并且也与作者本人倡导理性的立场相悖。感性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易感性(sensibility)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流行的品味与情绪倾向。在世纪末的英国文化语境中，一个具有感性特质的人，对于自然或艺术之美异常敏感，又能够体察与同情他人之疾苦，但也时常会因感知力过分敏感或想象力过于丰富而作出错误的判断。18世纪末的英国社会受法国革命影响，在政治与文化上呈两极分化之势，易感性几乎处于左右两派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充满争议。[23]这种情绪倾向一度因英国国内有人同情法国革命而被贴上左派标签，但政论家和美学理论家埃德蒙·伯克等保守人士同样利用感性手段为其政治立场服务。在其《法国革命之反思》一书中，伯克以详尽的细节与煽情的笔法，绘声绘色地描写美丽纤弱的法国王后玛丽·安东瓦内特惨遭革命暴徒“羞辱”的情形，疾声慨叹“骑士时代之逝”。[24]对于一个历经感伤时代不久的英国社会而言，这种描写有何效果不难想见。所以，在高德汶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等左派人士看来，易感风尚是保守派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文化工具。高德汶在《政治正义》中一再强调，拥有理性能够使个人自我完善，理性能够催发善良与公正，而唯此二者才是社会政治正义的保障。高德汶夫妇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作激进理性主义者。[25]
《凯利伯·威廉斯》在思想上并未偏离这一基本路线，其主要情节尽展社会失去理性的严重后果。有学者指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均为某种冲动所役：福克兰护名如命，泰瑞尔心胸狭窄，而凯利伯则好奇过逾。[26]主人公凯利伯所经历的磨难固然由权贵迫害而致，但显然也与他难以抑制的好奇心有关。如果不是他当初多管闲事，其后一系列灾祸均可避免。福克兰本人的一些举动同样令人费解。杀人一事已过去多年，当年法庭也公开判其无罪，孰料凯利伯一日试图撬箱找物，为福克兰发现，这个主人竟将过往杀人旧事和盘托出。且不说一个箱子里是否藏得下什么杀人证据，即便遗有一二，凯利伯此时尚未打开箱子，福克兰就主动交代实情，似乎不合常理。[27]福克兰在二人其后较量中的表现同样匪夷所思。凯利伯越狱出逃后，多番试图揭露福克兰的罪行，但以福克兰左右舆论与司法的能力，凯利伯所言所写无人相信，实不足惧，更遑论通过司法程序将其定罪。然而，福克兰这个能骑善剑、呼风唤雨的权贵人物，一个不惮以死相逼且曾经犯下命案的人，竟在与一芥仆人周旋数年后，形容枯槁，弱不胜衣，其心理素质如此不堪一击，令人难以置信。福克兰的对手显然并非凯利伯，左右其行为的是被害臆想，是过度的敏感、想象与焦虑。这些非理性情绪成为福克兰传统意识形态的放大器：他对名声与荣誉的过分爱护，在过敏神经的作用下，变成一种受害妄想，使他无法相信任何保证，最终与凯利伯反目为仇。试想，如果不是他在供认谋杀后对凯利伯恶言相向，凯利伯不至于惶惶不可终日而夤夜出逃。凯利伯原想一走了之，本无揭发福克兰谋杀事件之意。他最终将其告上法庭，与他对谋杀案件本身的态度无关，而只为终止福克兰对自己的迫害与追杀。多年马拉松式的较量，使二人长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福克兰所受影响尤深。如果说非理性的好奇几乎为凯利伯引来杀身之祸，过度的焦虑与想象又最终使施害者与受害者交换了位置。小说交代，福克兰的过敏神经并非自此而始，早在凯利伯为福克兰雇佣之前，他已多年深为负罪感所压迫。有学者甚至据此认为，《凯利伯·威廉斯》之核心不在展现或分析社会不公，而是一个关于病态妄想的故事。[28]
作者试图通过福克兰、泰瑞尔和凯利伯三人的经历表明，一个不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无从奢谈公平与正义。在具体情节安排中，高德汶千方百计将非理性与社会之害尤其是社会对人的腐蚀与迫害联系起来。比如，在小说里，控制人物的非理性情绪最终都转化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控制或压迫关系。福克兰在向凯利伯主动交代早年命案后即强行要求与之达成某种保密协议。凯利伯后来逃出监狱后与福克兰多年你追我逃，期间两度见面，而福克兰每有机会仍试图迫其签订某种封口协议。在高德汶的政治哲学中，协议与婚姻、私有财产和政府机构一样，均属社会在人与人之间强行建立的相互依赖关系，都代表对人自然发展的限制甚至禁锢。福克兰将谋杀事件和盘托出一方面可能出于内心不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希望以此“知识”约束凯利伯，甚至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么看，凯利伯私自进行的调查还是某种“堕落”，而他后来所受的磨难也多少带点宗教色彩。[29]与此同时，凯利伯调查福克兰的历史之事，虽然并非为实际利益所驱动，但他很可能借此知识对主人获得某种精神控制，一种非理性的权欲。在非理性情绪与欲望的驱使下，双方长达十年的较量，实际上成为一种控制与反控制、依赖与反依赖的斗争，而这种关系本身就为笃信卢梭思想的高德汶所竭力反对。
不难想见，小说情节对于感性倾向的批评使作者在小说结尾部分落入自我抵牾的窘境。诚然，高德汶对于理性与感性的态度既不是黑白分明，也非一成不变。在启蒙旗帜下高唱理性颂歌的高德汶，对于感性表现出逐渐的、有限的认可态度。《政治正义探讨》几易其稿，其总趋势是在理论上摆脱对于理性的简单依赖，而承认个人的感情与感受的正面作用。这也是高德汶与卢梭的另一相近之处。[30]然而，一部作品中前后出现两种对立倾向，其效果自然难免互相抵消，使小说失去明确立场，其思想价值也大打折扣。此外，文学作品诉诸眼泪来“解决”情节矛盾，本身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小说对于社会纵有立场，也会因此失去普遍意义。这对于一个有志于文以载道的政治与社会理论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凯利伯·威廉斯》主要是一部社会批评之作，但从中不难窥见高德汶对于理想社会的设想与看法。高德汶在《政治正义探讨》中倡导一种基于理性、无政府状态的理想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正义能否实现根本上有赖个人的意志与品质，即所谓“普遍的无私”。高德汶认为只要每个人以理性为指导，其行为必然会是符合道德的。但理性能否赋予人们以美德，其实只是一种假设；高德汶的乌托邦思想在现实中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广遭质疑与批评后，他公开承认，此书所提之政治哲学失之天真，而当初写作时对于何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并非胸有成竹。[31]在《凯利伯·威廉斯》里，高德汶除了依赖贵族与乡绅的“优秀品质”来抵消社会不公外，也似乎别无良策。而从小说情节看，即便权贵人物果然个个操尚弥高，仰赖他们实现社会正义其实也勉为其难。正如西方有学者指出，凯利伯崇拜福克兰的一个重要动机是福克兰本身所代表着的、他所羡慕的某种凌驾于法律的力量[32]，其好奇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羡慕症[33]，但这个曾经看似一手遮天的人物最终身心交瘁，反被他所追杀的逃犯折磨致死，可见建立理想社会寄望于这种“力量”无异于缘木求鱼。[34]实际上，由于乌托邦想象与写实文学之间存在明显的“兼容性”问题，高德汶很难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通过小说情节正面展示其理想人物或理想社会。以《凯利伯·威廉斯》而言，高德汶若不能成功恢复福克兰的正面形象，其所谓理想将缺乏任何说服力。为此高德汶一方面用催泪之术降低福克兰的可憎感，另一方面通过情节干预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在小说末尾以“机器降神”之法令凯利伯所陷的迫害困局自动消失：凯利伯免于一死获得释放全因福克兰主动放弃之故，而放弃的原因，竟是他心中不堪承受之焦虑。小说情节的表层逻辑虽已理顺，但故事结局的偶然性与低可信度使小说难以成为支撑作者政治观点的有效着力点。
尽管如此，《凯利伯·威廉斯》的价值不容忽视。出版之初，英国社会对此书的反应呈两极分化之态，这以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论并不出人意料，但小说在商业上仍然获得巨大成功。今天有人将《凯利伯·威廉斯》视作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但这部小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社会及其机构的犀利批评；这种批评连同《社会正义探讨》一起对年轻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与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高德汶的追随者雪莱等人在福克兰这一品德本优的“社会之恶受害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心理素质”更强的浪漫主义主人公。这些人物仍为以往某种罪孽所困扰，但终能无视规范、挑战社会。诗人们或许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于这些能力超群、放荡不羁的英雄式人物，但雪莱之妻，高德汶19岁的女儿玛丽·雪莱对于这一问题似乎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她用弗兰肯斯坦在北极冰雪中充满苦闷与悔恨的临终遗言结束了这种超人救世的梦想。[35]
[1] 法国革命转变成白色恐怖以及拿破仑崛起后,英国知识界开始趋于保守,知识分子中不少原先倾向偏左的人开始放弃既有立场,高德汶的个人命运也经历了由众星捧月到门可罗雀的悲凉变化。高德汶晚景凄苦,主要靠写作儿童文学维持生计。
[2] 高德汶本人也认为这两本书出于同一种精神,见David McCracken,“Introduction,”CalebWilliams,by William Godw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x.
[3] 这主要体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影响。卢梭对于自然状态的正面评价以及对于社会与文明的批评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4] Kenneth W.Graham,The Politics of Narrative:Ideology and Social Change in WilliamGodwin’s CalebWilliams(New York:AMS Press,1990)165.
[5] Graham 20.
[6] 学者Graham指出,对于一个因罪孽、秘密、怀疑和偏见而变得无比复杂的社会而言,好奇这种性格本身就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而对于一个拒绝变化的社会,调查就是叛逆(154)。
[7] William Godwin,CalebWilliams,ed.David McCrake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282.凡涉小说原文均指此版。
[8] William Godwin,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s andHappiness,2 vols.(London:G.G.and J.Robinson,1793)802.
[9] Graham 3-4.
[10] 见小说第1页前言部分。在这一点上,高德汶显然受卢梭影响。卢梭认为,人脱离了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后,才有了虚荣心、竞争和骄傲,而这些不良情绪与关系是造成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
[11] 托马斯称,他曾相信当局所言,以为虐待犯人的事情法国才有(见小说第202页)。当时英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
[12] 凯利伯逃出政府办的监狱后发现,其实他逃不出社会这座监狱。这一点有点类似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的情形。女主人公的父亲因欠债而多年身陷囹圄,好容易终被释放却因难抵诱惑而终究难逃其魔爪。
[13] Godwin,PoliticalJustice,1793 ed.,202-203.
[14] William Godwin,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s andHappiness,vol.1(Philadelphia:Bioren and Madan,1796)218.
[15] 见小说第337页.
[16] 见小说第30页。凡涉小说原文,均系本书作者译自英文原作。
[17] 见小说第76-77页。
[18] 高德汶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类似。他在其《政治正义探讨》中引用一个著名的火灾救人的例子说明,当社会在两个或两种人之间作出选择时,应该向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好处的一方倾斜。
[19] Graham 158.
[20] 见小说第320页。
[21] 奥斯丁无法在社会现有秩序与女性经济权利之间作出选择,充斥于小说末尾的幸福美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障眼法。
[22] Rudolf F.Storch,“Metaphors of Private Guilt and Social Rebellion in Godwin’s CalebWilliams,”ELH 34.2(1967):194.
[23] Robert Miles,AnnRadcliffe:TheGreatEnchantress(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32;Rictor Norton,MistressofUdolpho:TheLifeofAnnRadcliffe(New York and 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170.
[24]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ed.H.D.Mahoney(New York:MacMillan,1955)86.
[25] Harold Bloom,“Introduction,”MaryShelley’sFrankenstein,ed.Harold Bloom(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07)7.
[26] Robert Kiely,TheRomanticNovelinEnglan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87.
[27] Storch 197.
[28] Storch 189.
[29] 正如Graham指出,他与福克兰关系也变成亚当和一个暴君式上帝之间的关系,见119页。
[30] 卢梭与启蒙运动的主流人物不同,对于感性倾向并不采取敌视态度。
[31] William Godwin,UncollectedWritings(1785-1822),ed.Jack W.Marken and Burton Ralph Pollin(Gainesville,Fla.,Scholars’Facsimiles&Reprints,1968)300.
[32] Kiely 91.
[33] Gary Handwerk,“Of Caleb’s Guilt and Godwin’s Truth:Ideology and Ethics in CalebWilliams,”ELH 60.4(1993):953.
[34] 当然,也有人说,这一结局反映了社会摧毁了一个本可大有作为的人(McCracken xx).
[35] 玛丽·雪莱的小说在立场上非常独特,一方面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对其父母的极端理性思想的某种批评。详见另一章节。